雍城，是中国东周时代的秦国国都，自秦德公元年（前677年）至秦献公二年（前383年）定都此地，建都长达294年。农历己亥年前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消息称，考古人员2018年对雍城遗址核心区的一组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证实该建筑年代为春秋中期，距今约2600年，废弃时间在春秋晚期，这是在新时期大遗址考古背景下，于雍城核心区东大型宫殿群内发现的一处高等级宫室建筑。

　　朝寝是秦都城格局中功能最重要元素，它与城内宗庙、大型作坊、聚落、城墙，城外陵墓、城郊礼制建筑，以及郊天场所构成雍城作为秦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基本要素，也是通过最新研究成果确认当时国君朝政起居的地方。2018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马家庄一号建筑与豆腐村三号建筑之间的一组建筑遗址进行发掘，发现该区域建筑保存较好，时代单一，未经后期建筑扰乱。根据该组建筑遗址内出土陶质建筑材料、所处位置和呈现“左祖右社”的布局关系推断，该组建筑遗址可能为春秋时期秦穆公所筑之宫殿群之一——朝寝建筑。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践，中国先秦时期都城核心建筑群的标志性建筑是“朝寝”和“宗庙”，在秦都雍城扩改建过程中二者有一个渐进的变化，即春秋早期秦“初居雍城大郑宫”时期，采用“寝庙合一”模式，随着都城的正式规划，到秦穆公时期则变成庙、寝分开且平行布局。再发展秦都咸阳时期为突出天子之威，将朝寝继续放在国都中心，而将宗庙置于南郊的情形，这种格局为后来“汉承秦制”，将庙迁到陵墓而直接变为“陵寝”提供了前置基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亚岐介绍，近年来雍城大遗址考古调查勘探发现，在马家庄宫区由内、外壕沟构成“内城”和“外城”。“内城”内以原发现并发掘的马家庄一号建筑为周边，新发现较有规律地分布着密集的大型建筑遗址，尤其宗庙以西的几座“宫室”建筑遗址，甚至包括高台建筑，再从它们与宗庙建筑遗址所呈现“左祖右社”的位置关系推断，可能为秦穆公时期所筑“朝宫”，即朝寝建筑。另外，过去一直认为与马家庄宗庙有一定关系的是三号“朝寝”建筑遗址，根据最新发现和认识判断，可能是原一号宗庙拆除之后新建的“宗庙”位置所在。

　　如何以文献为线索、以考古材料为依托，两者互证，以期对宏大的东周秦都雍城遗址的布局、规模、内涵，以及考古材料所显现秦国社会组织结构达到“透物见人”全面了解，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雍城城址区2018发掘区域位置示意图 图片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以都城为背景研究秦文化的重要参照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自秦襄公在西犬丘被封诸侯而立国，止始皇帝于咸阳建都，秦先后建“九都”，雍城为第六处，系八次迁徙过程中建置时间最长、功能设施最为完备的正式都城之一。雍城在长达294年的时间里，历时19位王公，一直作为秦国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中心。

　　秦人以包容和开放性的政治心态，横扫六合，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秦国辗转迁徙发展的过程，不断谋求着新的发展空间，从弱到强，从强到盛。初次担任雍城考古项目负责人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杨武站研究员认为，在秦国历史上，选择以雍城为都，使秦国发展进入快车道，逐渐步入帝国强盛之路，这期间秦在雍城的蓄势历程起到了奠基作用。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今的大量考古资料逐步解开这座城市所具备的完整布局与综合功能的神秘面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杨哲峰告诉记者，早在1933年，考古学家徐旭生、苏秉琦及石璋如等学者，就曾在凤翔做雍城考古调查。新中国成立后，雍城的文物考古工作成果累累。1959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在雍城经过数次调查，发现了南古城秦汉遗址，开始筹备对南古城遗址的重点勘察和发掘工作。1976年，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组成后，通过调查发掘，基本弄清了雍城的位置、面积、布局，城内的三大宫殿区及城郊宫殿等建筑遗址，城南规模宏大的秦公陵园及小型墓区，为秦国早期历史和秦国考古的研究提供了大批资料。这些丰富的标识性考古材料与认识，使秦雍城城址区的格局开始显现出来。本世纪以来，对城址区全面调查取得了突破性认识，布局已基本清晰显现，性质明确的相关遗迹如城市道路、宫殿建筑、聚落、作坊、环境因素等，使城内各功能区的空间摆布展现出这座秦都城所具备的典型性特征。经过80余年的考古工作，秦雍城考古工作取得了广泛的发现和诸多重要认识，分布范围约51平方公里，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葬区和郊外秦汉行宫建筑遗址构成的雍城整个文化遗存布局轮廓正在随着考古工作深入开展而逐步清晰显现，目前全国东周时期各列国都城中保存最为完好，而且对其研究认识也相对上升到较高层面，成为以都城为背景研究秦文化的重要参照。

　　作为国都，秦国在这里筑起了规模巨大的城垣，兴建了诸多气宇轩昂的宫殿群，如马家庄朝宫与宗庙建筑，建造了宏伟的秦公陵园，以及遍布南郊的离宫别馆。田亚岐介绍，城址范围内发现了多处大型作坊遗址及市场遗址等，在城内发现大规模的聚落，这与郊外陵园与国人墓葬相比照，推断当时雍城已经具备大都市的功能。他认为，自秦献公将都从雍东迁之后，这里虽然失去了其曾经的政治中心地位，但由于秦国祭祀天地及五帝的畤和祭祖的宗庙仍一度保留，当时诸多重要祀典如秦始皇加冕典礼得以继续在雍城举行，因此其原有部分都城设施仍被修缮与利用。至西汉前期，雍城郊外的蕲年宫一带为西汉帝王举行郊祀活动的著名场所，所以雍城作为“圣都”或“圣城”的象征及其历史沿革一直到汉武帝，甚至到汉成帝时期。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以雍城遗址为中心的关中西部相继发现发掘出了一组规模宏大、保存良好的秦汉国家祭祀遗址群。

雍城遗址核心区的一组建筑遗址发掘区航拍图 图片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国家祭祀遗址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历史原动力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以雍城遗址为中心的关中西部相继发现发掘出了一组规模宏大、保存良好的秦汉国家祭祀遗址群，如位于雍城西北郊外的雍山上，首次发现总面积达470万平方米，由外围环沟、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血池村“畤”的遗存。该发现填补了秦雍城布局的空白。血池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马、牛、羊动物标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胡松梅介绍，科研人员已从常规性层面上完成了相关DNA、测年、性别、口齿年龄和毛色等标本的数据收集和检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员认为，《史记·封禅书》说雍畤祭祀用“驹”与“犊羔”，血池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用作祭品的马骨也确为幼年马。此外，通过对马骨进行的动物锶同位素、食性的检测分析，证明祭马来自四面八方，也证明了文献所记当时国家举行隆重祭祀活动时，由各地提供助祭物资的情景。宝鸡市考古研究院所长辛怡华研究员介绍，血池遗址是与古文献记载吻合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性质明确的国家大型“祭天台”。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得到学界广泛关注，荣获“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16-2017年田野考古一等奖”。

　　“雍城血池遗址是雍城郊外发现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较为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雍畤’遗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告诉记者，2017年凤翔血池秦汉遗址发现祭祀坑3200余座，是我国首次从考古学角度实证确认的时代最早、结构完整、性质明确的国家祭祀遗址。2018年，宝鸡陈仓区吴山遗址发现祭祀坑数百座，初步判断或与祭祀炎帝有关。同年在宝鸡陈仓区又发现下站祭祀遗址。2019年起，考古工作者计划对下站祭祀遗址和凤翔灵山南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以辨别其性质、年代及祭祀对象。至此秦汉时期国家祭祀遗址的全面面世呼之欲出。

　　“以雍城血池遗址为中心的秦汉祭天遗址群的保护展示将为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历史原动力。”孙周勇认为，这几处重要的秦汉时期祭祀遗存是近年来全国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成果。

　　作为雍城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项重大考古成果，血池遗址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也得到国内著名学者的很高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认为，血池遗址其祭祀者是东周时期秦国、秦王朝和西汉王朝的最高首领，祭祀对象是中国古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天，而祀与戎又是中国古代国家最为重大的两件事情，就该遗址的科学性、祭祀者与祭祀对象的历史重要性而言，都是以往所有祭祀遗存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我们可以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甚至可以从祭祀文化追溯到五千年中华文明不断裂的源头；著名秦汉考古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认为，血池遗址将成为秦汉时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物质载体和实物再现，对于深化秦汉礼制、秦汉政治、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遗址的发现也标志着雍城完整布局的出现，这一发现填补了既往在雍城遗址布局中唯缺郊外国家祭祀功能区文化遗存的空白；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段清波教授认为，凤翔雍山血池遗址可能是秦国多代国君和西汉皇帝亲临主祭的国家级大型祭祀场所明。敬天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意义，是排他性王权、帝权的象征，君权神授则是借此能够神话和权威化统治者地位。祭祀的礼仪蕴含着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和行为处事方式；陕西省文物局原局长赵荣博士认为，古人在选择这处祀点地望时，其中蕴含着当时的政治理念、哲学思想、地形地貌、传统规矩和勘與法则等内容，这往往被后世所借鉴，反映了我国古代祭天礼仪形式对文化发展传承过程中的制度影响。

　　雍城在东周时期不仅是秦国三百年的都城，鉴于战国晚期雍城在“都”的功能迁出之后，这里作为秦汉时期国家“祭天”场所的历史延续。雍城考古人员运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科技考古理论方法，不仅对其置都时期，而且对“圣都”和“圣城”延续时期的整个文化遗存面貌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现与解读，基本勾勒出雍城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布局沿革与时空演变过程。以血池遗址发掘为契机，今年还通过对血池周边相关遗址的延伸调查，确认沿雍山山梁向东每隔若干距离，在制高点均有烽火台。这一发现为进一步探索古文献关于祭祀场地与京城之间“通权火”提供了参考。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力研究员陈爱东介绍，权火即烽火，是古时祭祀时所举的燎火。当时皇帝一般是每三年亲自主持一次雍地的祭祀，其余时间则由太常负责。在祭祀的同时点燃“通权火”，一路传到都城，皇帝在都城郊外礼拜，以示圣意，完成仪式。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王颢副所长表示，我国古代的“国家祭祀”礼仪，是指受朝廷祠官直接管理的神祠祭祀。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诸国祭祀来源各异，秦始皇称帝，完成帝国统一的同时也确立了帝国的神祠祭祀。从先秦至近世，中国传统祭祀制度的发展演变中，秦汉无疑是其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而在秦汉国家祭祀中，雍畤又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雍城曾为秦国都城，也是秦人的祭祀中心。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秦人在雍城设立了四个重要祭祀场所，即雍四畤。秦始皇于咸阳称帝后，雍四畤仍旧是秦帝国国家祭祀场所，而且始终是级别最高的祭祀场所。而后，秦亡汉兴。在西汉初年，为了恢复社会经济，汉高祖刘邦并未将国家祭祀体系迁到都城长安附近，而是沿用了秦的祭祀设施和祭祀制度，从西汉初年到汉武帝时期，汉帝一直是在雍举行国家祭祀活动，这也是汉承秦制的一个体现。秦有四畤，汉有五畤（汉高祖刘邦在秦雍四畤的基础上增设了北畤）。作为国家祭祀场所，雍畤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血池祭祀遗址荣获中国考古学会2018田野考古一等奖

　　1月25日上午，宝鸡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称，宝鸡陈仓区吴山遗址发现祭祀坑数百座，初步判断为吴阳上畤，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游富祥认为该遗址或与祭祀炎帝有关。另外在下站遗址钻探发现“密畤”重要线索。

　　以雍城为中心的考古工作，大量考古资料展现出一幅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的变化场景，“透物见人”是中国考古界的崇高追求，雍城考古正在一步一步走近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