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纪要 | “祭天与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
2018年12月29日至30日，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祭天与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望报告厅召开。
一、主办方致辞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 段清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首先代表学院欢迎与会代表的光临，随即谈到举办此次会议的缘由。他认为祭天不是帝王们的“个人秀”，天的概念深深固化在每个人心中，它是中国文明的核心要素。宇宙观与社会治理观、核心文化价值观一起构成文明，而宇宙观正是不同时代人们对天、地、人相互关系的认知体系。宇宙观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祭，祭天又是三者中最重要的一环。但天的内涵与外延、古人对天的认知体系以及祭天礼仪在古代文明中的价值至今难以张本继末，因此他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与诸位学者一起探微索隐，透过相关物质遗存的现象，解读其内在规律，同时也希望以祭祀天、地、人祖为主题，探讨中国文明的学术会议能够持久的举行下去。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 孙周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在致辞中表示祭天是古代国家由最高首领主宰的最为重大的礼仪活动之一，在古代国家的祭祀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百神祭祀，天为至上”，统治者通过与天的交流印证君权神授，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也期冀满足国强民丰的诉求。从上古时代到明清以降，祭天礼仪的程序虽有所改变，但具体文化内涵一脉相承。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了多处与祭祀礼仪相关的遗址，因此也极为重视对古代精神、思想和礼仪方面考古遗存的相关研究，他也希望能通过此次会议，为研究我国古代的祭祀礼仪及相关问题打造一个学术平台，推动相关课题的开展。
《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社长 闫德亮
《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社长闫德亮简述了《中原文化研究》的办刊理念，他强调该期刊的办刊宗旨在于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原文化资源，探索中华文明的深层内涵及发展规律，这与此次学术活动的目的相当契合，为此，《中原文化研究》愿意与诸位学者构建良好的互动机制，为相关研究搭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学术平台。
二、与会代表报告
1
《从祭祀（天）遗存的规范化看红山文化崇拜礼仪的制度化》
郭大顺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红山文化的祭坛，多为圜丘和露天的砌石建筑，牛河梁祭坛还为三环式，这类具祭天功能的祭坛与祭祖的庙宇形成组合，且为北庙南坛的布局。这种祭祀（天）建筑从中心到一般遗址多层次的规范化，表明祭祀活动已形成从上至下共同遵守的制度，红山文化的祭祀礼仪已经制度化。其建筑类型、结构、布局、组合、结构等又与后世祭祀礼仪性建筑有较多共同点，是礼制起源及其传承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重要特点和标志。
2
《良渚文化琮——神权中的天地宇宙观》
方向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琮是良渚玉器中的重器，其空间结构和平面维度，以及自始至终贯穿琮的神像，反映了当时对于宇宙观的系统认识，琮的基本结构由上下不同尺寸的圆形层面（射面）和中心贯通（射孔）、四角利用整体展开法表现的节面、同样承载神像通道的四直槽组成，琮既有以直槽、折角等多个为中心的观看视角，也有以图像布列的二方连续形成动态的旋转效果。良渚琮的构架和阐释，与古代中国对于宇宙观的系统性认知有极大的契合度，是新石器时代开创性的总结和创造。
3
《天人合一新解——略说作为赋灵者的人与考古学》
曹兵武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古典文献中对天人合一观有很多表述，考古学在天人关系方面也有许多新的发现，学术界中也给予了天人合一观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思想上，盘古化生成人的神话传说和周的天德说中所含有的巫术与燎祭等传统已将祭天文化符号化，深入到社会、文化和政治系统之中；中国独有的中医理论则从物质概念即生物角度解释了天人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赋灵者的自身不仅应对自己负责，也应对他人负责，对地球负责，对宇宙间的万事万物负责，这是和宇宙乃至生命的存在进化具有内在关系的一个演进过程。
4
《唐长安城圜丘的天文学意义》
曲安京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唐长安城圜丘是唐代皇帝冬至祭天的一个礼制建筑，由于其建筑结构在一些重要的数据上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出入很大，因此，它应该不是按照隋代辛彦之设计的圆丘方案建造的。唐长安城圜丘的主体结构，具有重要的天文意义，它的四层圆所构成的天文模型，代表了以北天极为中心的可见星空在地面上的投影。其中内侧的三个同心圆，是以三圆三方的模型构造出来的，依次代表了夏至日、春秋分日、冬至日太阳轨道，最外层圆，代表了恒隐圈。在汉代以后的大型历史遗存中，这应该是首次出现的北大秦简中所描述的三圆三方的宇宙模型。
5
《秦人的天道观与功利主义》
王学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天”是中外一切原始先民普遍崇拜的神。殷人“畏天”，实“怕天”惩罚。周人引为对人的教化。秦人则重在天对“人”的护祐作用，所以初为诸侯的襄公在立国不久就作“西畤”，祭祀自己的宗祖神——白帝少皞。入关后，秦人为取天下大计着想，祭天实是敬的四方神，除自己的宗祖白帝之外，青帝、黄帝、炎帝都成了祭祀的对象。但在随后的时间里，秦人使祭天与祭祖分开进行。从秦部族到秦帝国，中下层社会在主政者的推动之下，除了信仰天神之外，却是多神崇拜的。
6
《秦祭祀文明研究》
徐卫民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祭祀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国家的出现，宗教和祭祀愈益受到重视，作为古代政治中心的都城必然成为宗庙祭祀建筑的集中地。
秦文化继承周文化而来，虽然秦人是以法家作为主导思想的，但对祭祀礼仪也是不马虎的，秦人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商周以来的礼制传统和祭祀文化，包括周人祭祀天帝和宗庙社稷的做法，同时又有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祭祀文化的特点。秦祭祀文化中“畤文化”的创立与发展给汉王朝的影响极大。秦的祭祀是按照五行观念，依据“五德终始”的原则而营建的，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7
《秦人的神权建构初探》
张卫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与天的沟通本是商周王室的专有权利，诸侯一般不能越过天子而直接与天沟通。但是也有例外，文献表明秦人认为通过其祖先可与上帝交流，在周王仍然为天子的局面下，秦人只好建构自己的天帝系统，才能保证或解释与天的直接沟通。秦人建构的这一天帝系统脱胎于周的天帝模式，但与此前西周的帝系统有很大的差别，具有秦人自身以及时的特色；同时与其它国家相比，在实践上也付出的更多。为了适应大一统需要，始皇时期在此前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秦的神权体系，特别是梳理了皇帝与天帝的关系、确立了始皇帝个人之与天帝的地位。
8
《汉魏洛阳城的祭祀礼制建筑遗址》
钱国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汉魏洛阳城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都城遗址，其城市建筑历史与形制布局变化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极为重要，多为后世都城建设所遵循。汉魏洛阳城许多重要的礼制观念、典章制度、都城形制、埋葬习俗和宗教信仰等等，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不同程度变化。尤其典型的是与中国古代传统的祭天等礼仪制度相关的礼制建筑。例如已经考古发掘的南郊灵台、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就是各自分立又有相互联系的单体建筑，是一种有别于其他城址所发现的同类礼制建筑的作法，代表着礼制建筑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变化阶段。
9
《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武则天明堂政治探索》
韩建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唐睿宗垂拱四年，武则天力排众议在洛阳城宫城核心区建造明堂，命名为“万象神宫”，从都城空间上表明了武则天的政治情怀，证圣元年正月，天堂的火灾蔓延到明堂，由此，明堂被焚毁，重建后，武则天将其改名为“通天宫”。明堂名称的变化其实是完成两次转换：一是从李唐王朝向武周政权的转换；二是武则天身份的转换。武则天明堂，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完成了武则天禅唐建周的政治理想，也完成了洛阳作为大周首都的神圣的权威性，提升了洛阳的政治地位。明堂，作为国家祭祀的礼制建筑，完善了洛阳的首都礼仪空间。
10
《国祭圣山——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的发掘》
赵俊杰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长白山神庙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也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也是近年来东北地区辽金时期乃至全国历史时期考古工作中少见的高等级遗址。其选址经过精心考量，占有区域内最为高敞的地利，主体建筑轴线的南向延长线正对长白山主峰。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的发掘，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它不仅是金代历史与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边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对了解当时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研究金王朝关于东北边疆的经略以及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探索中华文化多样性、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11
《血池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田亚岐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血池遗址是继礼县鸾亭山“西畤”相关遗迹后，首次在雍城郊外发现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畤”遗存。它以实际文化内涵印证了雍城这座从秦国迁都之后，历经秦代至西汉武帝时期，它仍继续作为秦皇汉武时期 “圣都”，以举行国家最高祭天礼仪活动之功能区的存在，填充了既往整个雍城遗址唯缺郊外以畤祭天遗存的空白，进一步明确了雍城遗址各功能区的空间分布。根据血池遗址所处的位置、地表建筑材料，尤其注意到疑似构成“畤”的坛、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的总体布局特征，初步判断血池遗址应该就是汉代“北畤”所在地。
12
《秦汉雍畤考》
杨曙明 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秦汉时代，在雍城三畤原建造了众多祭祀神灵的畤，三畤塬为古代帝王最早建造“畤”祭祀神灵的地方，是古代帝王建“畤”祭祀神灵最多、最集中的地方。秦三畤塬则特指鄜畤、上畤、下畤组合，其地望西起汧河东岸，南依渭水北岸，东临岐山，北靠千山。经考古发掘及研究，鄜畤在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蕲年宫建筑群内，吴阳上畤和下畤在凤翔灵山，北畤在凤翔县城以北的玄武山。
13
《天坛建筑与祭天文化传承》
林冬生 北京市天坛公园管理处
北京天坛是中国古代祭天文明的末代代表建筑，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它的建造是具象反映古人对天的认识、处理手法的集大成，其蕴涵的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多种天人学说不断辩论、融合的结果。在此宇宙观下形成的和谐、敬天、尊祖、重农、崇尚自然等观念，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时期、不同阶层，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地影响，并在明清时期积淀成天坛文化的坚实内核。
14
《从赵孟頫书<投龙简记>碑看元代皇室祭祀礼仪》
冯军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投龙简记》碑记录了元仁宗派人祭祀济水和王屋山的过程。这次祭祀是仁宗登基之后对济水神和王屋山神佑护的感恩之举，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采用投沉黄金龙和玉符简的祭祀礼仪在古代皇家祭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碑中所言“奉玉符简、黄金龙各二”。推测其意，应以镌刻有祈福文字的玉符简为主，黄金龙犹如来往于人世与神灵世界的灵物，起到传送玉符简的功用。此简名为投龙简，本是道教斋醮仪式中的一个环节，至唐代与皇家祭祀结合，成为后代皇家祭祀山水神灵的最高礼仪。
15
《<山海经·大荒西经>灵山考》
史党社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灵山，是巫咸等群巫上下天地的阶梯。对于其所在，原来学者多认为即今重庆之巫山。由《巫咸文》的出土地以及新发现的陕西凤翔血池秦汉祭天遗址可知，《大荒西经》中的灵山，就是今凤翔西北的灵山；鄜畤、吴阳上、下畤、黑帝畤，有可能都在灵山山地或其附近，从春秋-西汉，一直是个祭祀中心。对于灵山的宗教意义，包括秦统一后祭祀系统中的东西关系，以及秦祭祀的历史阶段性，也由此可得更深刻的认识。
16
《2018年度吴山祭祀遗址发掘收获》
游富祥 中国国家博物馆
吴山祭祀遗址位于新街镇庙川村北山梁之上，该遗址祭祀坑出土遗物种类与凤翔血池祭祀遗址基本一致，但年代较血池略早，这将秦汉国家祭天遗址的发现时间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另外相较血池而言，吴山祭祀遗址车马坑还出土一件特殊的器物——铁锸，铁锸是属于农具，普遍出现在祭祀坑中，表明铁锸已经不仅仅是农具，而是与玉器、车马同属祭品，针对特别祭祀对象的，这对我们判断吴山祭祀遗址的性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7
《试论神权的统一——从祭祖到祭天》
武家璧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上古“民神不杂”，红山文化牛河梁“坛庙冢”与东山嘴社祭遗址均远离居址，积石冢群是巫师墓地，“女神庙”七室即宗庙的“七庙”。最早出现的古城把宗庙、社稷、宫殿和民居聚集一起，开启了“民神杂糅”的时代。尧都陶寺观象台始将祭天神权统一，舜帝规定以黄帝配天祭祖。商人的“上帝”是自然神，周代始将“天神”置于最高神，天子垄断了祭天神权。
18
《天帝概论》
易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中原地区属于农耕民族的汉代祭天仪轨大体继承了秦文化传统，形成了灿烂辉煌的祭天文化，与此同时，属于游牧民族的匈奴祭天也大放异彩。匈奴时代，对天的崇拜就已经进入了高级阶段，此后的突厥、契丹、蒙古继承了匈奴的祭天传统，而满洲清朝更是将祭天推向了最后高潮。祭天、天山、天子、对天发誓、天谴以及语言学上的联系表明游牧与农耕民族对天有着类似的崇拜现象。满洲入主中原之后，集游牧与农耕民祭天习俗之大成，重建了天坛，将祭天习俗推向了高潮，为二者认同的共同文化基础。
19
《祭天与祭祖之统合——郑玄谶纬学之祭礼论考》
何大海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因谶纬具天象征验义，多言郊祀之事，是则谶纬学天论体系之六天说，成为郑玄谶纬学祭礼体系建构之核心理论依据。故郑玄以六天说为根砥，分祭天为郊祭与圜丘祭两种模式，试图弥合诸经纬矛盾，统合经义，重新建构祭天礼。此说虽有王肃等后儒反对，但继承者犹多。以此为基础，郑玄建构以《孝经》为基础的周公郊祀礼，以感生帝后稷配祀苍帝灵威仰，以受命王周文王泛配五帝，建立一整套感生受命之郊祀礼，实现祭天与祭祖的统合。
20
《牙璋、北极与早期的天地观》
徐凤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牙璋这种从龙山文化晚期经二里头时代一直流传到商代的独特玉器可能是天文观测的器物，利用其不等长的两个尖角观测北极星的高度。牙璋广泛的出土地点符合在广大范围观测北极星高度的需要，其出现和突然消失的时间符合北极星的变化。天文观测不仅用于建立时间系统，也用于建立空间系统。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各地最重要的建筑和宗教场所都有意指向特定方向，多数是四正方向，也有四维方向，祭天要在特定方位举行，这反映了古人对地上的方向与“天”或“宇宙”之关系的认识。
21
《玉礼器与天学渊源》
程献忠 安庆市市中医医院
中国上古祭祀文化渊源甚早，自远古（八千年以上）以来，玉器一直是礼仪的重要载体，所谓的“礼藏于玉”即此。如此遥远的上古时代，从东北到海岱与江浙乃至于江淮一带的广大地区，都呈现出相似的玉礼器系统，因此可以说上古时代这些拥有玉礼器的广大地区应当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玉礼仪意识。要解读各种玉礼器的天学渊源以及古人祭祀天地的心理内因，必须要了解渊源甚早的古人宇宙观。
22
《济水历代祭祀考》
安磊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济水是我国古代“四渎”之一。济水作为我国封建王朝山水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历代朝廷的重视，绵延千载而不衰。尤其是自隋唐以来，济源作为济水祭祀的核心地区，其承载的文化、政治功能也更加丰富。其中经历了多民族不断的朝代变换，但对于包括济水在内的名山大川的祭祀和规制的沿革赓续，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民族文化认同的稳定与趋同。通过历代祭祀记载及现存碑刻资料可以看出，历代王朝对济水祭祀高度重视，把济水的祭祀列为国家祭祀的重要内容。
23
《从十月郊雍到冬至祭天：帝国郊祀时间秩序的生成史》
刘鸣 西安市社会科学院
汉初承秦制，以春、秋、冬三季祭祀雍诸畤，汉文帝改在夏四月郊雍应该是受《尚书》、《春秋》等古典文献的影响，宣帝五凤二年（前56年），改用三月祠雍五畤，是遵照《月令》类文献行事。汉武帝在冬至日祭祀泰一是因为痴迷于升仙而仿效黄帝。太初改历后，正月成为岁首，取得了崇高的地位，天汉二年郊泰畤改在正月而后定例，是儒家特重“五始”观念的产物。王莽制作元始仪，在正月合祭天地，而以两至分别祭祀天地，是以汉家故事和儒家经典为依据，表现出儒生和方士主张的渗透与调合。
24
《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中的宇宙模型》
陈镱文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根据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中的记述，重构了陈起的三方三圆的宇宙模型。陈起模型是一个与《周髀算经》七衡图不同的盖天说的宇宙模型。这个模型采用了不等间距的同心圆结构，较之七衡图更为简洁、漂亮、合理，在中国古代的天文文献中是一个新的发现。
25
《新疆青河县三海子遗址的天文观测特征与祭天功能》
郭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黎耕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三道海子墓葬及鹿石遗址群”位于新疆青河县东北部查干郭勒乡阿尔泰山分水岭处，西与蒙古国接壤，是一处规模庞大的祭祀建筑群。经过测量发现，三个遗址石堆的轮辐朝向基本呈45度角分布，表明石堆在建设前经过了周密的天文观测选址工作。这一遗址可能是早期游牧社会统治集团夏季举行祭祀活动的礼仪中心，是游牧部族首领控制上天、与诸神沟通的场所，对于研究游牧化和大型礼仪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价值。
26
《揭秘中华先祖第一祭祀灵牌之谜》
王忠义 陕西省白鹿原文化研究院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殷商到春秋战国之际，虽然人本、民本思想虽已形成强大的思想潮流，但神权之余威依然笼罩社会，春秋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大事，几乎都要祭神问天。古人祭祀的对象是神灵，祭祀神灵所献出的礼品由于不同时期而有所区分，祭祀的场所由流动的地点变为固定的场所，由此，祭祀形成了一套专门的礼仪规范和发展过程。
27
《虔敬朕祀——秦祭祀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
张煜珧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秦人祭祀始于襄公，文公徙都千渭之会后又作鄜畤等祭祀设施，随着都城迁移在雍城周边形成了以雍四畤为中心的祭祀文化体系，包括上帝、先祖、山川、社稷，及伏腊五大类祭祀，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秦国都城迁徙到栎阳、咸阳后，雍地的祭祀中心地位一直未动摇。秦始皇统一六国，雍地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相关礼仪经整合、增益而推行于全国。西汉王朝建立后，不仅继承秦代的政治制度，也沿袭秦的祭祀礼仪并略有增益，进一步形成了以郊雍为特色的西汉国家祭祀礼仪景观。
28
《天井岸礼制建筑遗址与择中理念》
段清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由天井坑、五帝台构成的嵯峨山下的西汉晚期国家级礼制建筑，是王莽前后帝国治理体系、郊祀制度、南向与中轴对称等理念确立的标志，天井坑地平式日晷是北大简三圆三方宇宙观的体现，是中国文明择中、居中、整合五帝太一之祭等理念的象征；自天井坑向南穿过汉长安城直至子午谷，全长74公里，是西汉晚期形成的具有巨大文化意义上超长轴线。
29
《三原天井岸村天井的成因探讨》
杨钟堂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从遗址区地质地貌、水文、岩土特征调查以及少量考古钻探结果分析入手，结合新构造活动、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古气候演化等资料综合分析研究，对三原天井岸村的天井古遗存的形成进行了探讨，认为该天井是在受新构造作用影响自然形成黄土陷穴并经历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后被发现，并按照人的意愿经过进一步开挖修整而成为都城近郊的一处祭天场所。其形成应为天然+人为模式，属多成因。
30
《天井坑与汉长安的“象天法地”规划》
徐斌 故宫博物院
古人在都城规划中，通过“象天法地”手法，将代表空间的都城与代表时间的历法统一起来，这种天地对应、时空一体的思维模式与当时社会主流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目的是将都城的运转纳入天的运行之中，强化君权天赋的权威性。但是，汉长安的“象天法地”规划，并非汉武帝时期的创制，就关中地区而言，在秦昭襄王、秦始皇、汉高祖时期，都存在不同模式的“象天法地”规划实践。汉长安的“象天法地”规划，继承和发展了秦咸阳的“象天法地”思想和模式，对后世都城规划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31
《三原天井岸汉代礼制建筑遗址2018年考古发掘概况》
薛程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天井岸汉代礼制建筑遗址位于陕西三原县嵯峨乡天齐原，由天井坑和五处夯土台组成。2018年6-12月，对该遗址东、西夯土台进行了联合考古发掘。东夯土台破坏严重，西夯土台柱础、廊房、踩踏面等遗迹现象清楚。东夯土台周围分布内外双重壕沟，西夯土台周围分布正方形壕沟。东、西夯土台出土大量汉代瓦当、筒瓦、板瓦、“回”纹砖、素面砖等建筑遗物。此次发掘对研究汉代祭祀制度、汉文明内涵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32
《中国古代祭天资料汇编》
何家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天活动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统治者将和上天沟通的特权作为统治力量的象征，以借用神权来巩固王权。鉴于此，在探究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过程中，忽视祭天及相关活动的作用是不完整，不全面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秦汉文明”团队在段清波教授的指导下，对古代文献中有关祭天的内容进行了收集征引以及整理汇编。全书分为“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两部分，考古资料主要以中国境内经过考古发掘并公开发表的与祭天活动相关的遗址资料为主；历史文献资料以古代史书中著录的封禅、南郊祭天等祭天活动和祭天礼制为主，以期形成一本有关祭天资料的汇编，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三、实地考察
30日下午，与会代表共赴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汉代礼制建筑遗址进行实地考察。
实地考察
自颛顼“绝地天通”开始，“敬天”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神圣意义，是排他性王权、帝权的象征，“君权神授”，藉此能够神圣化和权威化统治者的地位，祭天便成为特权般的祭祀。自上古时期到明清以降，祭天的礼仪过程、祭祀建筑以及祭祀对象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为统治者的实际需求服务。除祭天外，祭地、祭祖也是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中国从很早开始就把天地祭祀和祖先祭祀视作各种祭祀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汉代以来，随着儒学在各王朝不断受到重视，这些礼仪也逐渐被实际的运用起来，进而逐渐总结成为具有法律效应的礼制。祭祀礼仪的理念、方式、方法都影响着当时宇宙观、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每时每刻，是文明的核心构成要素。基于此，我们举办此次专题学术会议，期冀为解读中华文明提供一个新的学术视角，推动相关研究的持续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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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文化遗产学院
编辑/ 李美晨
责编/ 段清波 同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