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0日，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田亚岐研究员应邀做了题为“从文献记载到考古实证——秦雍城遗址80年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孙波副院长主持，在济全体业务人员参加了本次讲座。

　　田亚岐研究员在雍城遗址从事考古工作数十年，在城市考古和早期秦文化研究方面有着丰硕的学术成果。报告首先以文献记载中秦国历史上“九都八迁”为线索，根据层次、结构与功能将“九都”分为“正式都城”、“特殊意义非完整功能都城”及“临时过渡邑”三类。指出雍城当属秦两座正式都城之一，在秦国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接下来田亚岐研究员对80年来的雍城考古工作历程进行了回顾，将其分为“启蒙期”、“探索期”、“拓展期”和“转型期”四个阶段。通过几辈考古工作者不懈的努力，雍城遗址的文化面貌逐渐清晰。根据现有研究成果，雍城的功能区可分为：城址区、秦公陵园区、国人墓葬区、郊外建筑区和秦汉郊祀区几大块。报告主要内容即围绕上述功能分区展开。

　　在“城址区”部分，田亚岐研究员首先对雍城水系考察与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认为雍城“城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堑河濒”以便防御；“水泽而利”生产生活；交通要道沿河分布；城内布局受水系影响和制约，呈“沿河而居，顺水而建”的特点。雍城西北部通过勘探发现了人造水利工程，进一步为雍城与水系的密切关系提供了佐证。其后，田亚岐研究员将置都300年的时间分为三期，其间城市建设经历了由小规模单一防御、以水围城、庙寝合一的“体验期”，到双环沟、城郭分化、拥有正式规划的“城郭结构期”，再到规模超过10平方公里，出现城墙与城外之城的成熟形态时期。文献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在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大型建筑的发掘、精美建筑构件的出土反映了高超的建造技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大型礼制性建筑格局也同样在发生变化，宗庙、朝寝的布局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后，田亚岐研究员对聚族而居背景下的雍城“国人”聚落形态进行了阐述，并将雍城与东方六国都城进行了比较，指出雍城形制格局既有借鉴因素，又体现出秦人的创新意识。

　　在“陵园区”部分，田亚岐研究员指出雍城秦陵区陵园布局呈现“承前启后”的特点，处于由一个共同陵园向独立陵园过度的阶段。秦公一号大墓规模宏大，出土遗物丰富，其柏木椁具应是考古发现最早的“黄肠题凑”，为秦人丧葬制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目前关于秦公陵园的布局和属性仍需通过进一步考古工作来加深认识，诸多问题如秦公与夫人异穴还是同穴合葬、公子墓的形制以及祔葬制度等也需进一步的研究。在雍城考古中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国人”墓葬，其分布形式多样，墓葬分期与城市扩改建分期相对应。

　　在“郊祀遗址”部分，田亚岐研究员将血池遗址的发现和确认过程向大家做了重点介绍。血池遗址中“畤”的场景首次得到确认，“坛场”的环境与规模符合文献中“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封土为坛，除地为场”及“为坛三垓”的描述，有着“证史”和“补史”的意义。遗址内坛场、祭祀坑、祭祀建筑、路网、环围设施齐备，其中，祭祀坑的发掘显示存在相当长时期内持续的祭祀活动。相关发现不仅对于再现秦汉“畤祭”仪式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完整呈现雍城大格局也是重要的补充。对于雍城何以成为秦汉“畤祭”中心，田亚岐研究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秦人借周王天子名义取得“看家护院”之“合法”性地位，以奠定自身在关中立足之地；其次，以之作为凝聚内部的精神支撑；再次，也是彰显“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与权威性的需要。田亚岐研究员还对雍城畤祭700年的历史进行了分期，分为秦人初置时期、秦始皇时期、西汉初期、西汉中期、西汉中晚期和西汉晚期六个阶段，清晰地呈现了祭祀由形成、更迭到圯废的历史脉络。血池遗址被评为2016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相关研究已经开展，出土玉器、金属明器及马骨的研究均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雍山道路系统与雍畤祭祀的关系探索、血池遗址周边区域相关祭祀考古调查也在进行中。讲座的最后，田亚岐研究员依据丰富翔实的材料，对于秦汉祭天的礼仪场景进行了科学而生动的复原，并对血池遗址的保护利用远景进行了展望。

　　讲座结束后的互动环节，在场业务人员纷纷就“雍城城墙建筑方式”、“血池遗址祭祀坑的分期”、“祭祀用马来源”等问题进行请教，田亚岐研究员做了认真解答，与大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并且表示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与山东等省区考古力量的合作，共同推进秦人起源与早期秦文化研究。在场听众对田亚岐研究员精彩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孙波副院长对本次讲座做了总结，号召大家学习田亚岐研究员数十年扎根雍城，潜心钻研的精神，提出在今后的工作中应更加注重树立课题意识，勉励大家在完成好田野工作的同时努力提高自身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