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发展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历史上嬴秦先祖西迁至陇东，之后于西犬丘建立诸侯国，自春秋早期逐渐向关中折返，历经“九都八迁”，最终由秦始皇在咸阳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多元走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帝国，自此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新篇章。有学者指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及其划时代意义，不论做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秦帝国所设立的国家体制和法治为本的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之后又经“汉承秦制”的续延，遂成为中国文明的永久记忆。历史的功绩，除去被称作“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也得益于他的先祖们长久的苦心经营。如果说陇东地区拉开了秦国发展的历史序幕，那么后来秦人东出陇山，向关中挺进，尤其在经过反复选择定都雍城后才有了逐鹿中原的强国梦想，所以雍城是秦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秦雍城是目前全国多处东周列国都城中保存最好，也是考古工作对其了解最为清楚的一处大遗址。由于历史文献对雍城的记载较为简略，或先前某些考述方面还失之偏颇，上世纪20年代，人们对这处秦都知之甚少，而始于上世纪30年代与斗鸡台同期的考古人进驻雍城，才拉开了秦雍城考古工作的序幕。至今85年来，正是一代一代考古人秉持“以文献为依据，以考古为实证”的信念和鼎力传承，才逐渐揭开了这座历史古城的神秘面纱。

▲ 雍城城址区主要考古成果

▲雍城城市核心区布局示意图

留在古文献的遗墨

——秦都雍城的历史过往

德公居雍，饮马黄河 《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前677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从春秋至秦代，秦国历经“九都八迁”的东进过程，也正是迁徙雍城的缘故，才使其真正确立了 “让子孙饮马于河（黄河）”的中原梦，直接地影响到聚居于黄河西岸的姬姓梁国和芮国国君主动投奔到雍城朝见秦德公，并与之结盟，希望他们的国家未来能得到秦国的保护，这是秦国影响效力初次发挥了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秦人的士气，开启了秦国得天独厚、快速发展的新征程。

穆公称霸，开地千里 雍城初期，历经德公、宣公和成公，自秦穆公开始（在位时间前659—前621年），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不断调整政策，开始了疆土扩张的大业，期望以“德威并举，德抚力征”的方针，谋求秦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使得长期以来被戎狄袭扰的广大地区实现了统一，使秦国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称霸之举加速了民族融合，为战国末年整个中国从多元到一统局面的形成奠定基础。

宫室集聚，显现蓄势 随着秦国在雍城的发展，西戎使者在观赏雍城时发出“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则苦民矣”（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的感叹。雍城从初期的单一防御逐步发展成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综合大都市，体现了秦都的蓄势历程。

泛舟之役，大国胸襟 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穆公不计前嫌，救济晋国百姓，派了大量的船只运载了万斛粮食，从雍城（今凤翔孙家南头一带）出发，进入渭河东去，经黄河入汾河，直达山西新绛，出现了“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的景象，历史上被称作“泛舟之役”。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在内陆河道运输的重大事件。

百年沉浮，征战不已 从穆公之后到孝公革新变法之前，秦国经历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厉共公、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出子、献公等十五位国君。在此期间，秦国外有强敌，内有乖乱，国势走向停滞。康公时期，秦、晋相互攻伐。到了秦共公时期，本应缓解与晋国之间的对峙关系，但由于晋国赵穿进攻秦国的盟国崇国，于是秦共公派兵与晋国而战，夺取晋城。秦桓公二十四年（前581年）与晋厉公沿黄河结盟，后因秦国违背盟约，与翟族合谋攻伐晋国。二十六年（前579年），晋国率齐、鲁、宋、卫、郑、曹、邾、滕等诸侯国讨伐秦国，秦军战败。景公在位四十年，在内政外交上虽有不少建树，但此时秦国仍处于一个内外交困的时期。历经秦哀公、 秦惠公时期，秦国处于自穆公以来的衰微期。秦悼公为了加强防御，在雍城正式夯筑城墙。秦厉共公在位期间，秦国国力逐渐强大，并与强大的魏国抗衡，以兵伐西戎大荔，征伐义渠，俘虏其国王。秦躁公在位期间，西戎民族义渠向秦发起大规模的进攻，直至渭水南岸。秦怀公、灵公、简公时期，秦宫室斗争激烈，外部军事冲突频繁，秦在黄河一带修筑防御工事，围绕河西战略要地与强大的魏国展开了争夺战。秦简公按亩征收禾稼作为租税，承认土地私有化以增加国内经济实力。秦惠公时期，秦对蜀国发动进攻，攻占了南郑。

新都东迁，圣都犹在 公元前385年，献公在雍城初即位，他首先废除了人殉制度，宣布“止从死”，禁止杀人殉葬，这是对奴隶主特权的一种限制；其次，打破奴隶与平民、奴隶主分居“国”“野”的区别，统一编制户籍；推广春秋时期兴起的县制，加快了秦国封建化的进程。从献公时起，秦国开始允许工商业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为了便于东伐，献公在位时最重要的举措是，于即位的第二年（前383年），在国都雍城的东方修筑栎阳城（今陕西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官庄、新义、东西党家、南丁、花刘、汤家村一带）。总观献公时对外战争，从十一年（前374）到二十三年（前362），共有六次。十九年（前366）至二十三年，秦国几乎连年用兵，进攻目标以魏河西地为主。公元前362年，秦国趁着魏国与韩、赵联军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从后面袭击魏国，大败魏国，攻取了庞城（即繁庞，今陕西韩城县东南）。这几次胜利，虽然改变了秦国孱弱的形象，也提高了秦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但由于魏国过分强大，秦国相对落后弱小，至此也没有完全改变秦国积贫积弱的状况。献公取得的成就，为后来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作为咸阳，筑翼阙，秦徙都之”；《史记·商君列传》则明确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研读历史文献，战国晚期之后，随着秦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东迁（栎阳和咸阳），雍城逐渐失去原有都城的地位，但是作为特殊时期的影响力来讲，秦的先君宗庙、陵墓和郊祀场所仍然留在雍城，所以秦栎阳至秦王朝时期的雍城仍然享有“圣都”地位。

始皇加冕，亲理朝政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公元前238年，他22岁时，从秦都咸阳专程来到故都雍城举行了国君的成人加冕仪式，即通过祭天的形式来标志他开始“亲理朝政”，在他39岁时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王朝。秦始皇登基之后，他在咸阳往往通过“权火”方式对雍郊“天神”举行祭拜。

西汉雍郊，皇帝亲往 西汉时期，汉承秦制。由皇帝亲往的国家郊祀活动一直在雍城郊外举行，这里被称为“圣城”。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等文献记载，自秦以来，秦汉时期的郊祀祭天绵延五百多年，先后置鄜畤、密畤、吴阳上畤、下畤和北畤等。西汉初期，还顾不上对之前祭祀礼仪进行修订，只能延续旧章；汉武帝时期，雍畤祭祀鼎盛；汉成帝时期，随着对儒家祭祀礼仪的改革，之前的秦畤祭形式出现动荡；西汉晚期，王莽托古改制，废除秦畤祭礼仪，标志着雍城作为“圣城”历史地位的结束。

鼎力传承

——考古人驻足雍城八十五载

秦雍城是目前全国多处东周列国都城中保存最好，也是考古工作对其了解相对清楚的一处大遗址。由于历史文献对雍城的记载较为简略，或先前某些考述方面还失之偏颇，所以早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世人对这处秦都知之甚少，而始于上世纪30年代与斗鸡台同期的考古工作，才拉开了全面揭示和了解秦雍城的序幕。八十五年来，正是一代一代考古人鼎力传承，才逐渐揭开了这座历史古城的神秘面纱。

▲完整发掘的凤翔汧河西汉仓储建筑遗址中单元全景

秦雍城考古工作先后历经了工作启蒙、初期探索、全面辉煌及巩固转型等几个时期。

工作启蒙期 1934年至1937年，徐旭生、苏秉琦、石璋如等先生赴宝鸡参加渭水流域考古调查并发掘斗鸡台“瓦鬲墓”，平日驻扎于当时的府城凤翔。斗鸡台遗址发掘闲暇之际，他们安步当车，漫步于凤翔郊外的雍水河畔，以小规模的田野考古调查方式，留意并初次查找古文献中所提及的早期秦雍城。当时虽然没有具体的工作目标和相关专业记述，但他们无疑开启了秦雍城考古工作先河。

初期探索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加强和倡导对古文化遗产的保护。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关中地区沿渭河、泾河、汉水流域探寻古代重要历史古城及古人类聚落遗存的考古工作相继展开，秦都咸阳、雍城作为渭水流域的工作目标随之被纳入工作视线。国家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此时曾在凤翔做过多次考古调查；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凤翔发掘队正式成立，徐锡台研究员任领队，张正岭、赵学谦、吴梓林、郭长江、马建熙、吴镇烽、魏遂志、孙德润等前辈学人先后参加了雍城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在这一工作时段，其注视的目标是寻找“城”，由于当时秦文化考古工作刚刚起步，有关遗存的面貌和特征并不为人所了解，当发现一些城墙遗迹和建筑材料标本之后，自然把位于雍水河左岸的“南古城”当成是秦雍城的宫城所在。其实现在看来，“南古城”虽位于秦雍城遗址范围之内，但它不具备东周时期秦雍城的属性，可能系西汉时期雍县县邑或者同期官署建筑。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历经了艰难困苦的创业期，为嗣后秦雍城的大规模考古工作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秦公一号大墓墓室结构

全面辉煌期 自1974年开始，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上世纪60年代一度停滞的秦雍城考古工作在当时政治理论的争辩声浪中重启。那时考古学界希望通过考古新材料来证明一个时兴的理论观点，即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统治薄弱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思想及其杰出人物之所以能在秦国出现，主要原因是因为那里没有奴隶制，或是奴隶主统治薄弱。这样的时代背景却促成了后来秦雍城大规模考古工作得以延续，十几年的考古生涯与勤奋拼搏，铸就秦雍城考古工作最为鼎盛辉煌的时期。直至1986年，这一时期秦雍城的考古工作主要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韩伟先生领衔，参加人员有吴镇烽、尚志儒、李自智、王辉、张占民、吕智荣、焦南峰、马振智、刘莉、叶进、王保平、田亚岐等，以及陕西省文管会范培松、凤翔县雍城文管所（今凤翔县博物馆）曹明檀、赵丛苍（现西北大学教授）先生等。这一时期先后对雍城城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摸清了雍城的位置、规模；划分了城内的三大宫殿区及城郊宫殿等建筑遗址的相对区域分布；勘探出位于城南规模宏大的秦公陵园及雍水河沿岸的国人墓葬区；调查出郊外的部分宫殿建筑遗址区；发掘了秦公一号大墓和马家庄秦宗庙遗址等。这一时期在秦雍城遗址范围内获得的丰富标识性考古材料与认识，极大地推动了秦国早期历史的探索和研究。

▲秦公一号大墓时的发掘场景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随着秦公一号大墓发掘工作的结束，秦雍城考古工作进入相对停滞阶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田亚岐研究员带领雍城考古团队分别赴陇县、大荔、华县、澄城和湖北丹江口等地，先后完成了店子秦墓地、八鱼清代李氏家族墓地、东阳周秦墓地、良辅河汉魏墓地和方家沟明清墓地的考古发掘，而雍城除对传统考古资料进行部分整理外，仅开展一些具有学术针对性的小型发掘项目，如焦南峰研究员带队发掘的凤翔孙家南头“蕲年宫”遗址，尚志儒研究员带队调查勘探的雍城“四纵四横”街区道路项目等。

▲“蕲年宫”遗址

大遗址转型期 从2005年开始，至2018年末，随着秦雍城遗址被列入全国“百大遗址”以来，在国家对大遗址考古保护工作的强力支持下，雍城考古工作又进入到一个新的辉煌时期，一方面认真总结传承既往各个不同时期“宏观”工作所取得的重要收获和工作方法，另一方面则利用“微观”工作理念对秦雍城遗址的细部进行更为全面的掌握。这一时期秦雍城的考古工作主要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和凤翔县博物馆联合组队，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亚岐领队，参加人员由上述各单位的业务人员组成。此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也在雍城遗址开展田野教学实习，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开展联合考古项目的发掘与研究，西北大学长期以来将雍城作为以硕士研究生为主要培养对象的实习基地，还有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不定期派学生来雍城研学。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目标是通过全面考古调查和选点性发掘，确认秦雍城遗址的整体布局、功能区分布及文化内涵，先后开展了多项较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项目，如秦雍城城址区及其周边区域全面细致的考古调查勘探，雍城水网结构与水系的考古调查勘探，秦公一、六号陵园及“穆公坟”遗址考古调查与勘探，雍城道路系统的重新调查与勘探，秦公一号大墓一号祭祀坑发现与发掘，豆腐村战国制陶作坊遗址考古发掘，孙家南头春秋秦墓地与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考古发掘，雍城郊外以雍山血池为代表的秦汉国家祭祀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等。与此同时，在雍城遗址区域之内，文化内涵类同的基建考古也被纳入到大遗址考古之列。大遗址的考古工作成果也被同期开展的《秦雍城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写工作所采纳。可以说，这一阶段围绕着秦雍城保护、展示与研究“三位一体”的考古工作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成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大遗址保护与展示的重要支撑。在田野考古保护工作进展的同时，考古报告的编写及相关研究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如《秦雍城豆腐村战国制陶作坊遗址》和《凤翔孙家南头——周秦墓葬与西汉仓储建筑遗址》考古报告已经正式出版，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秦都雍城城址区考古调查、发掘与专题研究》、国家社科西部青年项目《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等考古报告也即将完成。

▲雍城豆腐村战国制陶作坊遗址发掘现场

▲秦公陵园祭祀坑全景

▲北京大学教学田野实习发掘现场

大地之书

——揭开黄土之下的强秦国度

在秦“九都”中，雍城是建置时间最长、功能最完备的一处正式都城。经过几代人持续不断的考古工作，已确认出该遗址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葬区、郊外离宫别馆区和“郊畤”国家祭祀区组成，遗址总面积约为51平方公里。

在长期坚持“以文献为线索，以考古为实证”的雍城大遗址考古理念下，对雍城的发现、认识到综合研究已经逐步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遗址布局与内涵的发现与认识 雍城城址从最初以水为界到后来夯土城墙及护城设施的出现，有较长的变化过程，通过长期工作，最终发现了城的四至，也因曾对城墙和对“穆公坟”的解剖而了解筑墙工艺和范围；从早年在城内姚家岗、马家庄和铁丰高王寺三大宫区的初期发现，到后来因瓦窑头宫区的新发现，对于城市内部格局的新认识，以此确认城址区为11平方公里；根据“陵随都移”的原则，位于雍城以南三畤塬上的秦公陵园可分南指挥陵区和三岔陵区两部分，总面积23平方公里；国人墓地的规模决定当时雍城广众的人口数量，从分布状况看，有的集中于秦公陵园，有的在城的周边，有的在城址以内，有的则在雍城的远郊地区，不同的区域代表不同的族属；郊外离宫别馆是雍城城外之城的象征，是举行郊见等重大礼仪活动的地方；雍城郊外的“畤”遗存是体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国家祭祀场所，由于秦王朝和西汉王朝对“畤祭”场所的沿用，也标志着雍城在三百年都城之后，作为秦汉“圣都”与“圣城”的功能区存在。以上文化遗存构成雍城遗址保护范围内的核心要素。

▲雍城在“九都八迁”迁徙过程中的位置

雍城择都环境的考察研究 秦人长久择都雍城有多方面因素，根据最新考古成果，水环境是其主要原因。考察发现，初期雍城分别以四周的雍水河、纸坊河、塔寺河，以及凤凰泉河环围。由于当时的河水丰沛，河谷纵深，自然河流便成为“以水御敌于城外”的主要城防设施。这种情形与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子山秦西犬丘城的防御体系同出一辙，这也是对文献所载“城堑河濒”的实景解读。到了战国时期，列国形势突变，攻伐谋略上升，秦国在原“以水御敌”基础上再构筑城墙，加上因筑墙取土所形成的沟壕，增加了多重防御屏障。鉴于水与城的密切关联，自然地理因素对雍城城市布局影响和制约非常明显。由于雍城西北高，东南低，加之从北部雍山一带的水流通过白起河及多条河流穿城而过，使当时的雍城成为“水”中之城，从而形成了当时城内布局“顺河而建，沿河而居”的情景。河流成为当时城内便捷的水上通道，河堤沿岸往往有临河道路，同时城内各条陆路之间又有纵横交错的相互连接。调查发现当时临河而建的聚落形成多个相对集中的片区，沿河而居则方便地利用了向河中自然排水的功能，同时通过地下引水管网将河水引向城中各个区间，用于诸如作坊生产、聚落生活以及农业灌溉等，在雍城郊外分别发现了两处用于调节水源的大型水利工程。

▲雍城城郊河网系统示意图

核心礼制建筑与城市格局 自上世纪以来在城址范围内关于大型礼制建筑遗址的重大发现，早期秦都城核心建筑群的标志性建筑是“朝寝”和“宗庙”，即马家庄1号建筑系目前发掘出与文献对应且保存最好的先秦礼制建筑——宗庙，之后又根据对应关系发现了可能为“朝寝”的另一处建筑，而新近考古发现它们之间并不同期。结合秦都雍城三百年扩改建过程，探寻二者的渐进发展规律，即从秦“初居雍城大郑宫”时期采用“寝庙合一”模式，到秦穆公时期变成庙、寝分开且平行布局，再到秦都咸阳时期将朝寝继续放在国都中心，而将宗庙置于南郊。近年来，雍城大遗址考古调查勘探发现，马家庄宫区由内、外壕沟构成“内城”和“外城”。“内城”以原发掘的马家庄一号建筑为周边，还包括新发现的大型建筑遗址，特别是宗庙以西的几座“宫室”建筑遗址。从这些建筑与宗庙建筑遗址呈现“左祖右社”的位置关系推断，它们可能为秦穆公时期所筑“朝宫”，即朝寝建筑。另外，最新研究发现，过去一直认为与马家庄宗庙有一定关系的三号“朝寝”建筑遗址，可能是原一号宗庙拆除之后新建的“宗庙”位置所在。

▲雍城遗址各功能区位置分布图

雍城三百年扩改建与聚落形态 利用大遗址考古新方法、新理念，持续开展“微观”细部全面的调查与发掘，获得了对整个城址区完整格局的了解，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较为清晰地标示出早、中、晚期城址从小逐步扩大的区域范围，以及每个时段的动态特征。即，第一期为春秋中期，系秦初居雍城的“体验期”。其城址范围在整个城址的东南角即今瓦窑头村一带，面积不足1平方千米。考察该区域城址布局与内涵，其选址处在“以水御敌”的显著地带，有西周时期“庙寝合一”为典型特征的多进院落大型礼制建筑，贵族与平民聚落以“和谐”分布在没有相互界隔的区间内，这一期当定在德公、宣公、成公这三位国君执政时期。第二期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即按照“城郭之制”正式规划营筑雍城到修筑城墙之前，即秦穆公至秦惠公执政时期。经过居雍的“体验期”之后，从安全防御、一定数量的秦人和“周余民”为主要社会人群构成，粮食生产能够满足所需，以及考虑到城市人口剧增，早先的城建规模已无法容纳的情况下而扩建新城。新城选址从第一期空间狭小的瓦窑头一带向西北开阔的马家庄一带挪移。新城仍然没有夯土城墙，是利用自然河道、人工沟壕合围的里外两重区间，其中里区间约3平方千米；外围区间是环围第一重区间的纯人工环壕，其涵盖范围约7平方千米，两者形成较为规则的“回”字形结构。从各区间的内涵看，宗庙遗址和多处大型建筑均置于里侧区间之内，当为秦公和贵族所居，而平民聚居则分布于外区间内，这两条壕恰似内城与外城之象征，符合文献关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情景。第三期为战国中晚期的大都雍城创建时期，即自悼公执政止于秦都主功能迁出雍城时期。伴随列国之间争雄步伐，为适应东方诸国纷纷修筑城墙的形势，秦国也开始应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悼公享国十五年……城雍”，即在雍城作为秦国都城近二百年后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城墙，在实际防御中又增加了一道坚固屏障。至此，城墙以内面积近11平方千米，其涵盖范围即现在所确定的雍城城址区。从布局内涵观察，不仅城内西侧和北侧新的拓展区出现专门服务于主城建设的作坊和贵族生活用途的凌阴，以及在城北和城东拓展区出现可能系楚国、吴国等贵族客居于雍城时期的建筑遗存。

▲雍城道路遗迹

陵寝制度的新思考 雍城南郊三畤塬上的雍城秦公陵园是目前所知最大的秦国国君陵寝之地，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布局规整，它与之前和后来的秦陵园形成了具有持久性、继承性、完整性、独特性的秦国陵园体系，其表现整个秦陵园从集中公墓制即所有墓葬均集中于规划的陵区之内，向独立陵园制及各陵园以兆沟相互隔开的发展过程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在大遗址考古工作中，在传统认识基础上进一步以“微观”方法对雍城秦公陵园进行细部调查与勘探工作，取得了重要考古新线索，如在一、六号陵园中兆沟外发现大型陪葬墓区。根据整个秦公陵园布局，必然与陵园有关系，而且根据调查结果，基本上呈现规律性分布，应与秦公陵园呈现组合关系，可能是秦公或大臣的族人。未来大规模“微观”性的考古工作还有可能因新材料的出现对雍城秦公陵园形成更多的新认识，诸如对大墓墓主身份的重新界定，是否“一公一陵”，秦公夫妇是否同茔异穴，是否呈现与宗庙对应的昭穆之制等。

▲雍城秦公六号陵园外侧中型墓车马坑

郊外祭天遗存的重大发现与意义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国家把对神灵的祭祀和通过战争赢得胜利作为头等大事。在祭祀的神灵当中，天神系群神之首，称作“至上神”。所以往往把由国家最高首领带领群臣举行的祭祀天神，以及同时兼顾其他诸神的最为隆盛庄严的祭礼一并称作祭天，通过人与天的“交流”，君王获得“君权神授”和“天子”的合法性，国家和黎民则得到“与天滋润，强国富民”的祈福。祭天活动常在郊野举行，称为“郊祀”，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传承周代祭天礼仪时，在关中雍城置都时期将祭天礼仪推向高潮，而且秦人将周人曾经“祭上帝，祭祖先”的传统礼仪上升到“祭天地与五帝”的新高度，又首创“畤祭”。雍城畤祭场所在雍城郊外，不仅场所多，且持续时间长。据文献记载，秦人在雍城郊外先后置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和吴阳下畤。后随秦都东迁，雍城的行政作用下降，而在祭祀方面的地位则上升。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由咸阳专程抵雍城举行祭天大典，表明他获得最高执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汉高祖刘邦“承秦制”，继续沿用秦人雍城畤祭的礼仪、祀官和设施，在秦雍四畤基础上增设北畤，形成完整的雍五畤祭祀系统，且以郊祀雍畤作为王朝最高祭礼。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祭畤盛景。汉武帝也是亲临雍郊祭祀次数最多的皇帝。汉成帝时期，执政集团上层就雍五畤存废有所争议，而雍五畤仍得以暂且保留。直到王莽时期，雍城作为沿革700多年的畤祭礼仪的神祀中心地位宣告终结。近年在雍城郊外雍山血池遗址首次发现了总面积达470万平方米，由外围环沟、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畤”的遗存，这是与古文献记载吻合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性质明确的国家大型“祭天台”。这一重大发现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标志着雍城完整布局的出现，填补了既往在雍城遗址布局中唯缺郊外国家祭祀功能区文化遗存的空白，以实物资料印证了古代祭天礼仪的存在，具有证史和补史的作用，对于恢复传统礼仪，强化相关科学研究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血池遗址夯土台发掘复原

▲血池遗址长条形祭祀坑发掘马骨现场

▲血池遗址出土的玉器

长歌漫行

——雍城考古远景规划与基地建设

秦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雍城则为秦文化发展过程的蓄势之地。探索我国古代国家的发展历程，离不开秦文化，要诠释中国古代从封国向帝国的转变，秦文化考古成果更成为至关重要的实物依据。当前，雍城考古工作务必再上新台阶，以传承和创新的信念，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文物保护展示服务 从2019年开始，随着秦雍城大遗址工作目标进入尾声，除继续完成秦公陵园的调查勘探外，考古工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服务于大遗址保护与展示行列，考古工作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杨武站研究员领队。这一时期在工作团队及合作模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重点围绕秦雍城文化主题公园建设、宝鸡周秦文化申遗、地方政府与法国开发署联合保护与展示项目，如对秦公陵园区的秦公一号大墓附属车马坑的发掘保护与展示、配合秦文化申遗的选点发掘、配合法国开发署水环境治理与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选点性发掘等。在考古工作进行的同时，逐步完成秦雍城遗址GIS地理信息系统。

▲雍城大遗址高空测绘

强化雍城考古基地建设 以原有的凤翔工作站为基础，进行全方位提升改造，形成具有现代化水准的工作平台，尤其是增加科技保护的设施。

组建更大的合作团队 未来的考古工作基地除提供团队常驻人员的保障之外，还要提供一定数量学生实习的条件，以及社会团体公众考古平台。

▲2019年度秦公一号大墓附属车马坑发掘现场

85年来，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勤奋工作，砥砺前行，秦雍城考古工作在文物保护和考古科研方面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服务社会、惠及公众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更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撰稿：

田亚岐、杨武站、辛怡华、王 颢

陈爱东、景宏伟、曹建宁、刘子豪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宝鸡先秦陵园博馆、 凤翔县博物馆

编辑：蔡 苧

审核：贾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