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大学现存的校园建筑中，大礼堂最年长。它经历了80多年的风雨，是学校发展变迁当之无愧的见证者。

其实这座礼堂是原东北大学修建的，门前有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勒石为证，人们都以为西北大学和东北大学两校之间有什么沿革关系，其实是东北大学曾经在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的校址上寄居。

据《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三十六载，在光绪三十年（1904），这里已是陕西中等农林学堂和陕西农业学堂的所在地。1912年陕西农业学堂并入西北大学，成为西北大学农科所在地（包括今西安习武园、儿童公园北部和西关外）。

同时，三秦公学借西门外农业学堂一部建校（后又将附属农事试验场划入，从城西北角到西南角几乎均有其校舍），1914年大部分并入西北大学。1915年西北大学停办后，于1916年改为陕西甲种农业学校，后复于1923年成为西北大学农艺科、畜牧科的一部分。1934年改为陕西省立西安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后改为陕西省农林职业学校），包括200亩农场（即将毕业的学生可各领半亩至一亩地实习栽培作物）、运动场、礼堂等。

1936年2月，寄居北平的东北大学工学院及其补习班41名教职员和263名学生迁入西安。在西安时期东北大学的校舍建筑工程是东北大学工学院建筑系学生们义务设计并监督施工的。参与人员名单中马俊德、刘鸿典、铁广涛、丁凤翎四人绘图，均为义务。林耀山主任主持建筑鸠工，孙继杰负责监工、设计与督造，校舍于1936年8月竣工。

值得一提的是，在参与设计的学生中有三位同学是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教授招收的首届毕业生。校舍修建总经费10万元皆由张学良校长筹得，以1万元购地、1万元修理旧房、8万元建筑新舍。这些建筑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部竣工。

兴建大礼堂时在墙基内嵌砌了一块纪念碑，刻有张学良校长的题词，“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自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被胡宗南所部占据，成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团长蒋中正，副团长陈诚、蒋鼎文、胡宗南，教育长葛武棨，政治部主任汪震，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在此任教官，毛泽东和史沫特莱的翻译吴莉莉被迫离开延安后也在此工作，并与西北大学兼任教授张颜田结婚。

据第五期学员和留团区队指导员薛玉回忆，“期间，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于右任、驻英大使顾维钧、驻德大使陈天放、驻美大使胡适均都曾到此给军官训话。”

后来大礼堂的纪念碑被士官挖下来当饭桌使用，胡宗南听说还有人背诵张学良那段朗朗上口的题词，一怒之下，将纪念碑砸碎。

历经磨难的东北大学只在此待了两年零一个月，便再次南迁。东北大学在西北大学旧址上留下了不少建筑，还扩大了几百亩地盘。1937年11月，西北大学京源的前身之一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体育系迁驻此处，校门左悬东北大学校牌。

这时的大礼堂，除了作为大课的教室外，还曾组织过多次的大型演讲和报告会。如水利大师李仪祉曾在此做过《抗战力量》的演讲；张伯声教授也在此做过《西北地质》的演讲；李俨院士在此做过《隧道工程》的演讲。西安临大第一次常委会、开学典礼、南迁动员会均在此举行。丁玲、田汉、贺绿汀、梁漱冥均曾到此。

西安解放后，贺龙将军在此做过时政报告。新中国成立后，大礼堂仍默默继续着自己的使命。经历半个世纪风雨沧桑的礼堂见证了西北大学发展大计的制定和通过，感受着无数青年学子的青春热情和活力。

在这里，表彰过优秀先进，也产生过校园歌星。在这里，鲁迅夫人许广平、儿子海婴到此参加鲁迅学术会议；数学家华罗庚在此讲过数学；李泽厚讲过美学；李德伦指挥过交响乐；崔健唱过《一无所有》......

直到现在，西北大学有什么重要会议、活动，最理想的地点还是大礼堂。

1993年，发现礼堂的原碑拓片保存在刻碑工人白廷锡的亲戚胡建章老先生家，学校遂在礼堂西侧重建此碑。1993年11月，西北大学时任校长郝克刚访台时，将新碑拓片转送给93岁高龄的张学良将军。

2020年10月，陕西省文物局全面组织开展革命文物排查工作,经过专家组对西北大学太白校区礼堂的实地勘察后确定西北大学礼堂为陕西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半圆形的屋顶、高而狭的窗户，门头是四根圆柱支撑着一个向外伸出的风雨亭。大礼堂周身没有绚丽的色彩、繁杂的线条、精美的雕花，它古朴、凝重、苍凉。西大人始终精心保留着大礼堂原貌，唯一的改动是解放后在礼堂的正门墙上镶嵌了一颗红星。

随着对西北大学太白校区内校园建筑文化的不断挖掘，并以此次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公布为契机，西大人将充分发挥西北大学礼堂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作用，续写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新篇章。

参考资料：

1.《图说西北大学百十年历史》姚远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修订版；

2.西大校友总会公众号文章——《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大学礼堂的故事》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