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参会代表合影▲2019年12月17日，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植物考古发现和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望报告厅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科技考古学研究中心、丝绸之路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联合举办。会议现场▲ 开幕式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唐丽雅主持。豆海锋副院长和赵志军

参会代表合影▲

2019年12月17日，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植物考古发现和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望报告厅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科技考古学研究中心、丝绸之路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联合举办。

会议现场▲

开幕式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唐丽雅主持。豆海锋副院长和赵志军研究员分别做开幕致辞。豆海锋副院长代表学院对参与此次会议的国内外学者表示热烈欢迎。文化遗产学院多年来一直秉持“三位一体”的理念，坚持多学科、跨领域合作。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的”第三极“，多年以来无数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对该地区进行考古学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此次会议既是成果的交流，又是对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探讨与展望。

而后，赵志军研究员在讲话中肯定了这是一场特殊的、有意义的学术活动。青藏高原的诸多新发现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周边地区的考古研究同样不容忽视。比如，东部的云贵川地区、北部的新疆和河西走廊地区、西部的中亚、南部的印度河流域等地，这些周边地区的研究与讨论对青藏高原的考古学研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豆海锋副院长、赵志军研究员作开幕致辞▲

一同出席开幕式的嘉宾还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李水城教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张建林研究员、胡松梅研究员和席琳副研究员，美国圣路易斯大学人类学系的刘歆益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吕红亮教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何伟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余翀博士，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李凡博士，以及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于春副教授、马志坤副教授和李悦博士等。

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立陶宛、捷克、印度、澳大利亚等国4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学术会议。

主题发言

1

青藏高原前吐蕃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于春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人类征服高原，是世界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话题。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吐蕃王朝建立之前，是人类在青藏高原扩大发展的重要时期。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和东部边缘地已经发现了距今6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高原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发现了距今4000到3000年前后的人类祭祀、生活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青铜制品和农作物表明高原是沟通东、西方的走廊。大约在距今3000年到2000年， 欧亚草原民族的因素进入了高原大部分地区。到了距今2000年前后西藏西部崛起了一个强大部落，成为丝绸之路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的农业发展，悉补野部落逐渐强大，并建立了高原上的第一个帝国。

2

移动的农业和保守的饮食：

跨欧亚大陆饮食交换与食物的社会价值

刘歆益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

在最近关于“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越来越了解“新石器时代新月沃地起源的农作物”从西南亚向东亚的传播。到了公元前 1500 年，新月沃地作物例如自由脱粒小麦(Triticum aestivum)和裸大麦(Hordeum vulgare ssp. vulgare)的地理分布，从大西洋延伸至太平洋，北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至印度洋。本文将研究重点从小麦、大麦东传的时间顺序和路线转移到思考小麦和大麦的种植适应于早在西方谷物到来之前数千年就已建立的现有中国农业/粮食种植系统的背景。我们将考虑跨欧亚粮食作物交换的环境和社会驱动因素，并强调农业生产的主要推动者即普通农业聚落所发挥的作用。

3

生物标志物和同位素方法在检测谷物烹饪上的应用

庄田慎矢 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陶器的有机残留物分析一直在为古老的饮食和烹饪习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早期对安纳托利亚和欧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驯养和奶制品的食用上，但最近进行的研究成功地追踪了植物的消费，尤其是淀粉类植物，例如谷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东亚地区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个地区的史前陶器不仅用来加工水生或陆生动物资源，还用来加工植物资源。本文简要概述了使用生物标记物来检测陶器中谷物或植物加工的过程，例如黍素、左旋葡聚糖、C18ω-（邻烷基苯基）链烷酸和植物甾醇，以阐明这种方法的用途和局限性， 并介绍了与生物标志法互补的化合物特异性同位素方法。

最后，在东亚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介绍该方法在中国西部和中亚史前时期应用的潜力，以便更好地了解两个不同文化区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大麦/小麦和粟的种植与烹饪传统。

A.

南亚与青藏高原考古

主持：庄田慎矢、李水城

总结：吕红亮、赵志军

1

气候变化和食物生产在中世纪北印度帕玛拉王国发展、适应和放弃过程中的作用

Anil K. Pokharia 印度勒克瑙Birbal Sahni古植物研究所

学术界对印度次大陆中世纪温暖期和小冰期的时间和空间影响情况尚无明确认识。在这里，我们通过位于拉贾斯坦邦南部 Mt.Abu 的山麓地带的Chandravati（ 24°26’17.8“ N， 72°44’32.2” E）城市考古遗址以及与它相连的Mandovari 湖的大植物遗存、花粉、植硅体和沉积物指标来提供局部地区生业和环境变化的证据 。对宏观和微观植物遗存的综合分析使人们能够评估粮食作物的多样性和社会经济对气候的适应情况。

2

新石器时代农业的证据

——西喜马拉雅山克什米尔山谷的牧民

Michael Spate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考古、哲学和历史研究学院

喜马拉雅山西部的克什米尔山谷是公元前2500-1000 年之间的许多新石器时代农业村庄的所在地。山谷中的农业的发展在此前被理解为采用了由距今 5000 年的全新世温湿条件驱动的西亚式冬季农业系统。最近的古环境研究以及对新石器年代的重新评估使这些理解变得复杂。本文将概述新的植物考古数据，包括直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初期的粟和环境研究，这些研究揭示了中高海拔地区牧民土地利用和改良系统的发展。这些数据有助于将克什米尔谷地置于早在公元前3000 年就出现在整个亚洲内陆山区的农牧业灵活网络中。

3

史前的高原丝绸之路

——来自曲贡遗址的植物遗存证据

高玉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青藏高原位于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是史前文化、技术与物种传播的关键地区。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的匮乏，使得青藏高原在史前食物全球化中的地位被低估。曲贡遗址(29°42'03.4"N, 91°07'42.1"E, 3700m a.s.l.)是高原腹地迄今经过正式发掘的、年代最早、文化堆积和遗存最为丰富的一处史前遗址，发现了灰坑、墓葬、祭祀遗迹和大量石器、陶器、骨器、青铜器等遗存。出土的动物骨骼经鉴定有野生的鹿类和驯化的牦牛(Bos grunniens)和绵羊(Ovis aries)等。但该遗址缺乏相关的植物考古研究。我们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取样和浮选，对出土的大植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并进行了 AMS14C 年代测定。结果显示，在距今 3400 年前，本地有粟、黍、小麦、大麦、裸大麦和荞麦。本地的粟作农业应当来自高原东缘，麦作农业可能来自南亚北部地区。研究表明，公元前二千纪后期东西方的农业通过不同的途径抵达高原腹地，这不仅繁荣了当地的史前文化，也为后世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4

西藏大麦主导型经济的起源：距今三千年的 Bangga 遗址的植物考古学证据

唐莉 德国耶拿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拥有低氧、寒冷、高阳光辐射、高度干旱的环境，以及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有限的资源，是人类定居地区中最具挑战性的景观之一。先前的研究表明，几千年前，古代的藏人在该地区发展了生产性农牧业经济。从历史上看，青藏高原的农业和烹饪传统都围绕着特定的大麦品种。单作农作物栽培制度在古代世界中很少见，我们对于独特的大麦经济体系发展的时间、地点、原因和方法知之甚少。先前的研究表明，大麦主导的经济大约在两千年前的西藏形成。然而，由于缺乏来自清晰考古背景的系统采样，这里的大多数植物考古学数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里提供了来自西藏自治区中部 Bangga 遗址（1045-410 B.C.）的新的考古植物学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来自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其他考古遗址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进行了对比。单作物种植制度的发展比以前公认的年代要早至少一千年，并最终在一个较大的地理区域内采用，导致海拔 3500 米以上的地区的粟的种植彻底消失。

5

跨喜马拉雅的大麦传播：以格布赛鲁为例

唐丽雅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欧亚大陆文化 交流与传播从史前时代就已经开始，其中农作物是重要的载体。大麦的东传是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历来的研究比较重视大麦在西亚地区的起源与驯化， 大麦在中亚、南亚和中国甘青地区的传播，而青藏高原西部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则被忽视，主要原因是受制于考古发现。近年来，青藏高原西部阿里地区 的格布赛鲁墓地随葬的陶罐中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大麦遗存，包括大麦籽粒和穗轴，经鉴定属于六棱裸大麦，即青稞，碳十四的树轮校正年代为 1505-1396 cal.a BC， 几乎是目前西藏内部年代最早的大麦遗存。这次发现不仅填补了阿里地区植物考古研究的空白，也为探讨象泉河谷地作为沟通喜马拉雅山南北的通道，大麦借此由印度河流域传入阿里地区提供了有利证据。喜马拉雅山脉不但没有阻隔南亚与阿里高原的交往，而且阿里高原还是沟通南亚、中亚以及中国新疆和内陆的重要十字路口。

6

青藏高原东北部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先民木材利用策略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刘峰文 云南大学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生态适应与影响是当今备受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环境变化不仅为古文明演变研究提供线索，也对探讨气候变化下的社会适应策略至关重要。近几十年，高寒生态脆弱区人地关系时空演化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古人群向青藏高原扩散并永久定居则是典型案例。考古研究显示，史前人类大规模定居青藏高原始于新石器-青铜时代，农业技术革新是其主要驱动力。然而， 该地区先民对木材资源的利用情况还不清楚，农牧活动是否对高原环境产生了影响还不明晰，是亟待开展的工作。

青藏高原东北部遗址数量众多，文化类型丰富，是研究过去人类适应与影响 高原环境的理想研究区。本研究通过对青藏高原东北部进行考古遗址调查与发掘， 采集木炭遗存并进行种属鉴定，结合碳十四年代测试，揭示该地区不同文化先民 的木材利用策略的时空差异。选取海拔相近的遗址进行木本植被重建，显示该地 区木本植被的演替过程与先民农牧活动间的关系。本研究为探讨人类活动对自然 环境造成影响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案例，为系统梳理史前人类对青藏高原不同海 拔空间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与过程，探讨对高原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长期影响， 更好管控人类活动，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提供有重要价值的参考。

B.

青铜时代的丝绸之路考古

主持：Anil Pokhara

总结：Robert N. Spengler III

1

丝路之路前与后——古代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蒋洪恩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吐鲁番位于中国西北，干燥气候使得许多植物残骸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在古代丝绸之路通车之前，当地文化属于苏贝希文化，古代人们管理着一种半田园半农的生活方式。他们只种植了很少的谷物，包括面包小麦，裸大麦和普通的小米， 并且他们仍然使用木钻技术来生火。大麻用作精神药物，但不用于生产谷物或纤维。只发现了一段葡萄藤，表明这里出现了园艺活动。

丝绸之路开通后，吐鲁番在东西方的交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3至 9 世纪， 古代吐鲁番地区的植物利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公墓中发现了各种谷物残留物，包括谷子，普通小米，小麦，裸大麦以及大麦。较大尺寸的大麻被用作谷物，而不是其他用途。出土了芝麻等油籽，同时发现了亚麻纤维和大麻纤维。此外，还发现了梨，苹果，大枣，核桃，杏，葡萄和甜瓜的果实。在发现的植物残骸中，有本地植物，如苹果和核桃，但也有来自中国内部的元素，例如大号的杏子和大麻种子，以及从西部的元素，例如亚麻。总之，丝绸之路的开通扩大了古代吐鲁番的植物多样性，也促进了中国古代吐鲁番社会的繁荣。

2

丝绸之路上的水果

Robert N. Spengler III 德国耶拿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早在公元前三千纪，人们就沿着内亚山区廊道运输物品，思想，技术和基因， 范围南至科佩特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北达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脉。驯化农作物的传播是这种跨欧亚交换的重要方面。到公元前一千纪晚期，这种有历史记载的交换依赖于既定的相互作用的载体。这些古老的贸易路线中有许多穿越了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山口，例如茶马古道。中亚商业中心，例如布哈拉，阿夫拉西亚布，佩肯德或梅尔夫，是该网络中的节点，它们被有灌溉的果园和葡萄园所包围。考古证据表明，许多山坡也进行了耕作。在查看来自多个地点的新的植物考古学数据时，我将讨论一些尚未被研究的农作物的传播，例如桃子，杏子，苹果，俄罗斯橄榄，核桃和甜瓜。植物考古学正在追踪植物在穿越旧大陆的漫长旅程中所遵循的道路。

3

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对作为主要食材的

小麦和大麦的接纳

黎海明 南京农业大学

小麦和大麦在史前欧亚大陆上扩散的历史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这些起源于西亚的农作物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被引入中国西北地区，而它们成为中国西北不同地区主要栽培植物的时间，学界对此还不太清楚。本文报道了青藏高原东北部河湟盆地李家坪遗址发掘的植物考古研究， 该遗址可追溯至公元前1700-1500 年，表明大麦是最重要的植物生计方式，其他利用的农作物还包括粟、黍和小麦。与西藏高原东北部（NETP）和附近河西走廊的早期青铜时代遗址的考古学分析相比，我们认为，该地区人类主要在公元前 2000-1700 年间从事粟黍的种植，并可能是由于温度下降和不同的水热条件使得 NETP 和河西走廊在公元前 1700-1500 年之间分别以大麦和小麦作为主食。

4

青铜时代西天山廊道植物考古视角下的东西方交流

—— 以吉仁台沟口遗址浮选结果为例

钟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新疆伊犁尼勒克县科蒙乡恰勒格尔村东，地处伊犁河支流喀什河中游沟口处。浮选样品来自于 2018 年遗址发掘青铜时代遗存，采样单位以房址，房址内灰坑和灶为主，还包括少量来自地层和墓葬的土样。浮选出土农作物遗存包括黍、粟、大麦、小麦四种，其中黍的发现数量最多，尤其是在F7 中大量集中出土，其他三种农作物虽然数量上不及黍，但出土概率上却反映了它们在生业结构上也占有一定的重要性。近 40 种非农作物植物遗存既包括可能的农田杂草（狗尾草，野燕麦等）；也包括了可供牛羊食用的饲草（各种豆科、蒿属等），以及大量藜科、蓼科、茜草科、紫草科等炭化植物种子。吉仁台沟口遗址的浮选结果展示了青铜时代天山廊道地区兼营畜牧种植经济聚落的农作物生产模式。在吉仁台沟口古代先民的生业结构中，似乎来自东方的黍粟类小米的重要程度要高于来自西亚的大小麦；而相对粗放，投入较低，且更为耐寒耐贫瘠的黍子和大麦，在遗址的地位也要分别高于粟和小麦，这种相对粗放的农业种植方式也与遗址成熟的畜牧经济相符合。同时，遗址发现的相对单一的大麦（裸大麦）和小麦（普通小麦）品种，以及西亚起源豆科作物的缺失，也与中亚地区同一时期的发现吻合，显示出西天山廊道地区在青铜时代作为东西方植物传播的关键性。

5

多样性与统一性：中国新疆天山农作物消费的新证据

田多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天山位于中亚东部边缘，自然环境样，适合多种生业方式。从公元前二千纪开始，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反映出了该地区的频繁的文化互动。基于天山东西两端的新的植物考古数据，我们研究了青铜时代到历史时期的农作物消费，结果表明大麦能够适应当地环境并适合当地的农牧生活规律。因此，裸大麦成为该地区最受欢迎的农作物之一，并在天山北坡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南部，多作物农业系统很受欢迎，这可能旨在降低风险并最大程度地利用绿洲。在变化的环境和社会制度下，该地区谷物作物的选择也具有时空变化。

讨论与交流▲

C.

植物考古理论与方法

以及中亚、西亚的植物考古研究

主持：蒋洪恩

总结：刘歆益

1

公元前三千纪粟作农业在亚洲内陆的传播:

由动物的稳定同位素和古 DNA 研究带来的新前景和新模式

Talyor Hermes 德国基尔大学

最近对哈萨克斯坦东南部青铜器时代早期达利遗址的动物骨骼遗存进行的古基因和稳定同位素研究表明，在公元前 2700 年前，牲畜以小米为冬季饲料。

到公元前 2200 年，在附近的拜尕兹遗址，小米的种植似乎已经显著加强。在那里，亚洲内陆最早的小米微体植物遗存在仪式性的环境中被发现。这个关于粟作农业扩散和强化的新的时间标志强有力地表明了游牧向亚洲内陆的传播和粟作农业向西的传播之间的一个整体联系，也许是从中国甘肃东部地区。虽然在亚洲内陆和中国西部的考古研究持续开展，并发现了其他公元前三千纪的遗址和近东驯化的牛，但是我们仍然缺乏关于动物管理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小米向中国以西传播的模型。本文通过栽培植物和流动放牧的协同策略，探讨牧民在向欧亚大陆西部推广小米栽培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2

同位素分析古代植物遗存技术在东亚大麦、小麦水源管理的 传播研究中的应用

Petra Vaiglova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

考古学分析领域的最新研究已证明了史前农作物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运动。中亚和东亚考古发现大麦和小麦的存在，为史前社会在这一大片土地上对这些作物的适应提供了证据。目前已经有人提出了可能的运动轨迹，以用于这些作物从其西南亚起源的传播方向。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调查了新疆到山东省各地聚落用于种植这些农作物的管理策略，其结果为探索农作物如何适应当地环境生态环境以及过去人们的饮食偏好提供了机会。农民是否为了增加产量而操纵了这些谷物的水供应呢？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做出了战略选择，以改善大麦和小麦的水状况， 以使其适应当地的环境条件。该方法的应用，证明了使用稳定同位素化学方法更好地了解史前古代农作物的运动和适应的潜力。

3

中国在驯化作物交互传播中可能存在的“山地效应”

Giedre Motuzaite Matuzeviciute 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历史研究所

8000 多年前，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物种开始从其驯化中心向欧亚大陆扩散， 成为新地区的主要食品。遍布中亚的山脉链条构成了地理上的障碍，减缓了这一扩散过程。由于生长期的变化、气候条件和紫外线强度等因素的影响，人与植物都需要采取特殊的高海拔适应性策略。因此，山区充当了地理过滤器，对传播到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植物物种及其品种以及发生传播的路径产生了影响。

因此，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几乎 90％的领土的海拔高于 1900 米）因此成为了研究作物和动物适应策略的关键区域，因为正是在这一领域中，聚落对动植物选择的过滤作用才是最独特的。了解这种适应方式是如何以及何时发生的， 可以极大地帮助理解我们更广泛的粮食全球化现象的模式。本讨论中的植物考古材料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高海拔地区。在研究中观察到的作物适应性特征为我们更广泛地解释中国邻近地区的古植物群落格局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4

平行的历史：研究生产策略在从冰岛到哈萨克斯坦的农牧社 会中的作用

Melissa Ritchey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

本文将过去关于维京时代（870 AD-1000 AD）冰岛的工作用作对比标准， 以探索青铜时代的哈萨克斯坦的谷物种植和动物放牧相结合的适应策略的作用。在这两个地区，畜牧业都是社会的支柱，而谷物生产似乎是次要的生产策略。早期的冰岛人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做出了适应性选择，从而在不断增加的环境限制下实现了持续的生产力。冰岛人民与数千年前占领中亚草原的人们之间可以有许多相似之处。本文中将回顾对冰岛维京人的适应性生产策略的考古学研究，并将讨论该框架如何指导中亚牧民生产策略的未来研究。将传统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与谷物的碳氮同位素分析相结合，能够获得对农牧业生产策略作为一种自适应技术的更全面的了解。采用什么技术（灌溉和施肥）来确保谷物在移动系统中的生产， 这些技术在不同的地点和时期是否有所不同？这是否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谷物运输中发挥作用？牲畜觅食的变化如何在古植物学上体现出来？这些适应性技术在地理上是否与冰岛一样变化？总体而言，人们如何适应和修改环境以确保成功生产？

5

俄罗斯东南乌拉尔地区 Uy 河谷多种资源畜牧研究的植物考古学方法

吴传仁 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

东南乌拉尔地区青铜时代社会的长期生业模式是定居式的农牧业经济，主要驯养牛、马和绵羊、山羊。新的证据表明，在没有农业的情况下，多种资源的畜牧业是该地区青铜时代社会的主要生业经济。在青铜时代的定居点出现之前，Uy 河谷的考古证据显示了悠久的渔猎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多资源式的畜牧通过结合不同的互补生计系统延续了这一传统。

6

黑海西北部 Usatovo 文化粘土材料上的黍子印痕研究

安婷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在过去的十年中，学术界讨论了跨欧亚大陆交流进入特定事件的一致性，讨论范围包括了公元前二千纪左右传播的“文化包裹”运动，以及在时空上更分散的传播过程。在欧亚大陆西部，很早就有粟和黍的公开记录，但是直接放射性碳测年法对欧洲在公元前五千纪之前的炭化粟黍记录提出了质疑。因此，早期粟黍证据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陶器印痕变得至关重要。本文将重新审视欧洲早期粟黍印痕的一个重要子部分，特别是在黑海西北部地区（乌克兰）的 Usatovo 的材料中发现的那些印痕，将其作为一个案例研究以评估此类证据的真实性。根据Usatovo 样品的扫描电子显微镜(SEM)检验结果，本文的结论是，尽管印痕的尺寸可能是合理的，但没有足够的证据将其可靠地鉴定为糜子。我们也将把注意力放在将来对印痕的有效探索中。

信息来源/ 文化遗产学院

整理、编辑/ 巨佳盈

责编/ 唐丽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