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牛坡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原属平坝县）平寨村龟山组东约0.2公里一座名叫牛坡的山丘上，东北距贵阳市约40公里，北距马场镇5公里，西距猫跳河支流马场河约0.8公里。

 

 

 

 

　　2008年夏，平坝县文物管理所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首次发现该遗址。2011年 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坝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判断其为黔中地区发现的保存状况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遂报请国家文物局对其进行正式发掘。

 

 

 

　　遗址由A洞、B洞和C洞三个地点组成。2012~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遗址连续进行了5个年度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持续的调查和发掘，明确了遗址三个地点的文化面貌和遗址范围。A、B、C洞面积分别为500、420和120平方米，其中，大部分堆积分布在洞口外。目前，已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以A洞文化堆积最为丰厚，也最具代表性，堆积厚约6.7米，时代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

 

 

 

 

 

　　遗址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发现10余处用火遗迹、2处活动面、7座墓葬等。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骨器、陶器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大量与加工打制石器有关的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碎屑等，以及水、陆生动物遗骸和植物果核。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可划分为五期。

 

　　第一期，文化特征以硅质含量较高的石灰岩打制石制品为主，包括砍砸器、石核等。年代可能为距今15000年左右。

 

　　第二期，发现6座墓葬，共11个个体。出土遗物数量庞大，主要是以燧石为原料的细小打制石制品，包括石器、石核、石片、断块、废片、碎屑等。另外还有少量砾石石器、磨制骨器和典型细石器制品。年代为距今10200~8700年。

 

　　第三期，发现1座墓葬。开始出现磨制石器，细石器制品继续流行，其他遗物仍以大量的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年代为距今8000~5500年。

 

　　第四期，陶器开始出现，但数量较少，器类简单、破碎严重，饰有绳纹、凹弦纹、戳印纹等，仍有少量细小打制石制品存在。年代为距今5000~3000年。

 

　　第五期，出现方格纹陶器，数量极少，但烧制火候显著提高。年代可能已经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牛坡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为进一步推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中发现的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特征提供了重要线索。首次在贵州区域内的以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识别出细石器制品，为研究细石器工艺在西南地区的出现与传播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特别是复原出了完整陶器，为认识本地区文化面貌，以及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

 

　　半拉山属于塔子山南麓的一座小山，山势较低矮、平缓。山岭两侧是由大凌河支流十家子河冲积而成的平地。墓地南距朝阳市中心约13公里，北距召都巴镇约1公里，地理坐标（T0405北隔梁中部）北纬41°40′28.84″、东经120°23′34.15″，海拔278米。

 

 

　　墓地是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的，当时已被盗掘，近年来又连续被盗，破坏严重。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2014年至201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联合对半拉山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面积约1600平方米，清理墓葬78座、祭坛1座和祭祀坑29座，出土遗物仅玉器一项就达140余件。

 

 

　　墓地建在用黄土堆积而成的冢体之上。冢体为地上建筑，冢上仅见红山文化时期的堆积层，不见晚期文化堆积层，地层堆积关系相对较单一，但冢体堆积本身存在着较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

 

 

 

 

　　墓地冢体地层堆积结构情况，反映出该墓地在营建和使用时间上经历了两次较大变化，据此可将墓地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阶段地层为3B层堆积，遗迹包括墓葬和祭祀坑。晚期阶段地层为2A、2B、3A层堆积，遗迹包括墓葬和祭祀坑，以及界墙、积石堆积层、祭坛、建筑址和筒形器带。

 

 

 

　　冢体由黄土堆积的土冢、石砌的界墙及冢外部的积石堆积三部分组成。早期阶段冢体只见黄土堆积的下层土冢，在晚期阶段出现了石砌的界墙和起封盖作用的积石堆积。

 

 

　　墓地具有两项功能。第一是埋葬逝者的墓葬。墓葬有土坑墓、石棺墓和积石墓三种。在早期阶段，墓葬未见明显分区，不见积石墓；在晚期阶段，墓葬区主要位于墓地南部，在北部外围有零散墓葬分布。第二是举行祭祀活动。祭祀遗迹由坛祭和坑祭两种遗迹组成，分布于墓地北部。在早期阶段仅见坑祭遗迹；在晚期阶段出现了坛祭遗迹，祭坛四周围砌石墙，坛上分布大小不一的祭祀坑，并有一座建筑址和一层经人工夯打的大型活动面，紧靠坛墙外侧成排摆放泥质红陶彩绘筒形器、器座等。

 

 

 

 

 

 

　　陶器出土数量最多，泥质红陶筒形器残片占绝大多数，但未发现完整器。出土了零星夹砂黄褐陶片和黑褐陶片，纹饰有刻划之字纹、网格纹、附加堆纹等。石器以打制为主，少量采用磨制和压制。器形有斧、钺、锄、铲、环、镞、锤、夯锤等。玉器多出自墓葬内，零星出土于地层堆积中，出土数量多，保存较好，形制规整，制作精美，器形丰富，有龙、鸟形坠、斧、玉芯、璧、环、镯、坠饰、珠、兽首形柄端饰及玉料等。此外还出土了10余件陶质、石质人像，部分头像体量较大。结合之前其他地点的发现，说明以人像为祭品的传统是红山文化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构成红山文化的重要内容。

 

 

 

 

　　根据对该墓地出土典型遗物的比较分析，推断其是一处性质较单一的红山文化晚期墓地。据M4出土人骨碳十四测年，其绝对年代为距今4510±30年，校正数据为距今5305～5045年。
 

　　该积石冢的发掘完整揭露出了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营建全过程。该积石冢层位关系明确，为研究积石冢的修建过程提供了完整的材料，弥补了以往红山文化积石冢发掘所欠缺的一些遗迹现象，为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营建过程树立了一个标杆；墓地布局、墓葬结构、出土遗物等对红山文化埋葬习俗以及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在探索中华文明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2015～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要对该遗址核心区域进行勘探并发掘其中的印信台、谭家岭、三房湾等遗址，取得重要进展。

 

 

 

 

 

　　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为认识石家河古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谭家岭古城城垣由较纯净黄土堆筑而成，城垣顶宽约10、厚约1.5米，环壕宽约30、深达9米，城垣呈不规则圆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据层位关系与遗物特征分析，谭家岭古城早于石家河古城，其年代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可能属于油子岭文化晚期，是同时期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

 

 

 

 

 

 

　　印信台祭祀遗址的发现，为研究石家河古城的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内容。印信台遗址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城壕的西侧，共揭露出5个人工黄土台基、6组套缸遗迹等祭祀遗存。其中，黄土台基均为长方形，最大的台基东西长30、南北宽13米左右，全部由较为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台基边沿有大量瓮棺、扣碗、立缸等相关遗迹。在台基2与台基3之间的低洼地还发现两组由数十个红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遗迹，部分陶缸上新见一些刻划符号。其时代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是石家河古城鼎盛时期的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

 

 

　　本次发掘新发现了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丰富了中华文明进程研究的内涵。在谭家岭遗址东部除揭露出屈家岭文化晚期土坑墓和石家河文化早期大型房基外，新发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瓮棺5座，出土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玉蝉等240余件玉器。

 

 

 

 

　　这些玉器类型丰富、形态优美、造型生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多数玉器表面有精美的线刻图案、复杂的透雕和细如针尖的钻孔，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对石家河古城外围高岗、低地的系统勘探以及对三房湾遗址南部发掘所获资料，有助于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群的整体布局与结构。目前所见石家河古城南城垣西段缺口可能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即已存在。

 

 

 

　　2016年，石峁遗址皇城台发掘工作集中在门址处。皇城台三面临沟，仅北侧偏东有一窄梁通往外界，门址即扼守于此，沿山梁东北方向通往内城东门和外城东门。发掘揭露其主要组成部分自东（外）向西（内）依次为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目前，广场已完全揭露，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

 

 

　　广场由南、北基本平行的两道石墙及瓮城东墙一线围成，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63、东西宽约34米。广场地面用黄褐色沙土铺垫，夹杂较多碎石块和小陶片，局部有踩踏迹象，在中部发现一座石砌房址残迹。

 

 

　　瓮城位于广场内、南北墩台中间，是平面呈直角“U”形的一座石砌单体建筑，在其外侧墙根地面下发现两件完整玉钺，当系铺设瓮城外的广场地面时埋入。

 

 

　　南、北墩台位于广场中部，平面均呈长方形，石砌外墙包裹夯土内芯结构，二者分别与广场南墙和广场北墙相接，北墩台要大于南墩台。南墩台顶部的层位关系表明，其建筑年代可能要早至公元前2200至前2300年。

 

 

　　门道位于瓮城内，以南、北墩台为界，地面平铺砂岩石板，自广场向台顶呈斜坡状向上攀升，保存较好，大部分石板上有清晰的踩踏摩擦痕迹。

 

 

　　与外城东门址相比，两座城门结构相似，主体结构均包括了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这两处城门的建造设计理念当具备一定的承袭关系。不同的是，皇城台门址外有广场，而外城东门址外则无。

 

 

　　从目前皇城台门址附近出土的遗物及地层关系来看，其修建要早于外城东门址。

 

 

　　另外，还对皇城台西北角墙体进行了发掘，确认其周边台体是以层阶状石墙环绕。目前揭露了三阶石砌包墙，每阶石墙均由砂岩石块平砌而成，外壁齐整。三阶石墙自上而下逐级放大，形成台阶状结构。每阶间宽约1米，每阶上均有排列齐整的纴木孔洞，有平行分布的上下两排，部分孔洞还有纴木外露。揭露完整的第二阶高约4米，其下排纴木洞口外可见竖立的平整石板。

 

 

　　本年度发现的较为重要遗物有铜器、石范、玉器及骨针“制作链”相关遗物。石范均残，有“一范多器”和“一范一器”两类，器形可辨者有环首刀、直背刀、锥。铜刀仅存尾部，刀背很直；铜镞完整，双翼有銎；铜锥完整，器形细长。从皇城台顶部弃置于西北角包墙的大量兽骨中发现了完整的骨针“制作链”，包括骨料、磨制毛坯、钻孔毛坯、残次品、成品、砺石等遗物，在约30立方米土方内，仅骨针数量就超过了250枚，还有骨锥、骨铲、骨片（饰品）等器形，各类骨器总计逾300件。

 

 

　　从共存陶器来看，铜器年代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时期，是中国早期铜器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发现反映了河套地区在中国铜器起源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皇城台门址瓮城外玉器的发现再一次证实了石峁玉器的特有埋藏背景。骨针“制作链”相关遗物的发现，预示着皇城台顶部偏向西北某处可能存在着制骨手工业作坊，以骨针、骨锥、骨铲等为主要产品，尤以骨针产量最大，为探索皇城台顶部聚落结构和石峁城址内部功能区划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上述重要考古发现，石峁考古队将以皇城台的发掘为重点和突破口，加强对石峁遗址“透物见人”的研究，加强石峁遗址同其他相关遗址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比对分析作用。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尼勒克县科克浩特浩尔蒙古民族乡恰勒格尔村东草场中，地处喀什河北岸吉仁台峡谷谷口三级台地上。遗址东西长400、南北宽约200米，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2015～2016年，共发掘25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20座、墓葬8座，出土陶器、石器、铜器、铁器、骨器等各类遗物1000余件（组），其中以陶器和石器为大宗。在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发掘的遗迹主要有房址及房址内部的灶、灰坑、柱洞和墓葬。

 

 

　　房址按建筑规模可分为大、小两种。大型房址面积100~400平方米，分布相对独立，功能和性质应有所不同。房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建筑形制属于半地穴木框架式，营建方式为依山体坡度挖出簸箕状半地穴式房基，四壁垒石，石墙边再栽立长条石，内竖木柱构成墙体，在房址中央栽立两排木柱支撑屋顶，门朝南。墙外有一周回廊式石砌护墙，居址中部为长方形石砌火塘，布局严谨匀称。

 

 

 

　　如F6，位于遗址西部，地势最高，居高临下，坐北朝南，规模最大，南北长21、东西宽17.8米，房屋建筑面积374平方米，室内使用面积240平方米。小型房址面积20~60平方米，主要分布在遗址东部，在T12（发掘面积740平方米）中发现房址8座，分布相对集中，依山梁地形呈阶梯状错落分布。平面分为圆形和长方形，建筑形制有半地穴和地面起建两种。

 

　　房址中部一般都有一个圆形石灶。部分房屋保存较差，仅存居住面，柱洞痕迹不明确。房址内遗迹现象单一，主要有灰坑、灶址、居住面、踩踏面、灼烧面、卵石坑等。灶址一般位于房址中部。门道痕迹不明确。房址内出土遗物种类较少，主要有陶片、兽骨、石器等。从房址叠压关系看，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

 

 

 

　　在房址堆积层和灰坑等单个遗迹内发现了大量的煤块及焚烧过的煤渣和煤灰。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居民已将煤炭作为生活或生产燃料来使用了。

 

 

 

 

　　墓葬分布零散，规模较小，墓室开口于第2层下，其中3座墓葬明显打破遗址。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石棺）墓，葬式葬俗较统一，均为侧身屈肢。随葬遗物较少，有平底陶罐、带柄铜镜等。墓葬年代要略晚于遗址年代。

 

 

 

　　经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和美国Beta放射性实验室碳十四测定，遗址早期年代经树轮校正后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600 年。

 

 

 

　　吉仁台沟口遗址是目前伊犁地区发现面积最大、时代最早的青铜时代聚落遗址，文化内涵丰富，结合以往发掘的墓葬，使我们更深入认识了伊犁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具体面貌，为研究当时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演变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将大力推动新疆青铜时代聚落考古研究的深入开展。

 

　　遗址叠压、墓葬打破关系不仅为伊犁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类型的分期研究提供依据，同时为建立伊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文化编年、文化结构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遗址内发现的目前新疆乃至中国较早的铸铜陶范、风管、炼渣、炉灰等可以明确遗址存在铸铜活动，对中国冶金考古研究意义重大；遗址内发现的3件铁块年代较早，对研究冶铁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遗址内发现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煤的遗迹，将煤的开发利用的历史上推近千年。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墓葬位于洛阳市寇店镇西朱村南约650米，北距汉魏洛阳城阊阖门遗址20.4公里。墓葬地处万安山北麓的缓坡上，西侧距曹魏时期圜丘遗址约2.5公里。

 

 

　　2015年7月，西朱村村民迁坟过程中发现该墓，因存在被盗掘的隐患，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同时对墓葬周边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勘探，以期解决墓葬的陵墓园建筑和陪葬墓等相关问题。截至目前，勘探总面积140余万平方米，共发现两座大型墓葬（编号M1、M2），均无封土和陵墓园遗迹，目前M1发掘工作基本结束。

 

 

 

 

　　M1的地理坐标为东经112°38′11″、北纬34°32′41″，海拔271.41米。墓葬为带长斜坡墓道的明券墓，东西向，方向为274°，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组成。墓葬南北两侧和西侧共分布着39个柱础坑和3条排水沟，南北两侧的柱础坑排列规律，基本南北对称，距离墓圹1.2～2.5、间距1.6～2.7米。墓葬土圹东西全长52.1米，其中墓道上口东西长33.9、宽9～9.4米，坡度为18°。墓室土圹近长方形，东西长约18.2、南北宽15米。墓葬口部距墓底深约10.8米。墓道南北两侧壁留有七级水平生土台阶，台阶间距1.3～1.5米。墓室土圹部分残存6～7级水平或斜坡状台阶。甬道长2.3、宽1.6米。前室内壁南北长4.8、东西宽4.4米，拱券形顶，顶部大部分已坍塌，前室北侧壁残存砖墙高4.6米，前室券顶的复原高度与之大致相当。在前室砖壁上发现有残存的壁画，壁画保存状况较差。后室近方形，边长约3.6米，亦为拱券形顶。

 

 

　　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铁器、铜器、漆木器和玉石器等共约500余件。陶器有俑、鸡、狗、猪、灶、井、磨、房、四系罐、盘、勺、炉、灯等，另外出土了数件铁质帐构和8件石质帐座，以及石璧4件、石圭1件。墓葬出土了大量刻铭石牌，已修复约180件。石牌为平首斜肩六边形，长约8.3、宽4.6～4.9厘米，上部有一圆形穿孔，一面有阴刻隶书文字，内容丰富，包括衣衾、葬仪、器用、陈设、文房用具、梳妆用具及饰品、食物、戏具、杂具、车马等。石牌的尺寸及书写内容、格式与曹操高陵所出土的刻铭石牌相似。

 

 

 

　　M 2 的地理坐标为东经112°38′29″、北纬34°32′41″，海拔291.21米。墓葬东西向，方向为94°。墓圹总长59.2米，墓道位于墓室东侧，长39.6、宽9.4～10.2米，墓室土圹东西长19.6、南北宽13.8米。墓圹周边同样有柱础坑遗迹。

 

 

 

　　M1出土随葬品与洛阳正始八年墓、曹休墓出土部分器物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呈现出从东汉到西晋的过渡特征。墓葬规模宏大，出土的石圭、璧等礼器，非普通之物。墓葬出土的刻铭石牌，此前仅见于曹操高陵，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和等级指向。根据文献记载，曹魏明帝高平陵位于万安山地区，明元郭皇后葬于高平陵西。此次勘探发现的M2，所处位置地势高敞，其墓葬规模已达帝陵级别，与M1及曹魏圜丘东西一线，因此初步推测M2可能为曹魏高平陵，M1为高平陵的合葬墓或陪葬墓，但因M1被盗严重，未出土与墓主身份直接相关的证据，墓主身份暂不能确定。

 

 

 

　　此次发现，为曹魏时期陵区的选址和建制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曹魏时期的墓葬在全国范围内发现较少，这座墓葬虽被严重盗掘，但仍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遗物。特别是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刻铭石牌，为研究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和丧葬礼仪等提供了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