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1日下午及22日全天，新石器专业委员会在郑州黄河迎宾馆第二会议室举行了分组讨论。新石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赵辉教授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以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安徽大学历史系、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藏民族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日本爱媛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分别进行了38场讲演，约6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学生、公众聆听了讲演并参与讨论。大家欢聚一堂，共话学术，走廊、过道甚至门外都站满了听众。

 

　　讨论会先后由南京博物馆林留根研究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研究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华平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教授、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上海博物馆陈杰研究员主持。

 

　　讲演主题涵盖新石器时代社会的族群、年代、聚落、政治、文化、农业、经济、手工业、天文等多个方面，既有宏观、长时段的研究，包括早期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聚落考古和大型都邑聚落形态、考古学文化的甄别与命名、区域文化谱系构建、欧亚大陆史前文明交流、彩陶来源及制作工艺、农业起源及其发展等多个方面；又有具体甚至微观的个案分析，诸如大型城址的营建与利用、最早人工水利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史前仓储设施的结构与识别、单个生产工具的制作与使用、耕地资源的利用与管理、单个遗址葬俗与社会结构、陶器的生产与消费等内容；更有理论、技术上的长远思考，如考古学记录方法的系络分析、考古测量的方向性等问题。

 

　　研究形式既有最新田野资料公布与讨论，又有对以往资料的重新检视和分析。在研究手段上，传统方法与新兴技术相结合，涉及类型学比较、文化因素分析、淀粉粒观测、模拟实验、微痕观察等多个方面。研究区域横跨中国大陆、台湾以及中亚等多个地区。

 

　　赵辉先生在致辞中指出，新石器时代考古是中国考古学中最具活力、最具有贡献的部门之一。从学理上说，中国考古学是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开始，无论是安特生，还是李济先生，都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方向性的示范，就是重建中国古代史的方法。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示范以后，中国学术界才接受考古学。而且，新石器时代的考古个案，很多能够为中国考古学启发新的思想、方法、理论乃至技术。因此，赵辉教授期待通过这次新石器专委会的分组讨论，能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有所启发，能够提供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动态。同时，他也对在场的青年学者和学生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他们能够在不远的未来，推动中国新石器考古不断向前发展。
 

    
与会学者发言
 

　　史前城址作为当时政治与经济加速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社会迈入文明阶段的显著标志，很自然地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有效案例和关键“钥匙”。在本次讨论中多篇以城址为对象的聚落考古研究代表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前沿课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研究员以中心聚落历史进程中的演变特征为研究目标，从陶器形制、玉器工艺、聚落结构、稻作种植等角度，对澧县城头山和天门石家河遗址及所在区域进行了系统比较，详细阐释了两处区域中心聚落的动态变迁、政治控制、文化辐射等内容，认为中心聚落的演进存在着“连续与断裂”的模式。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研究员对良渚古城历年的工作情况进行了回顾，重点介绍了良渚城市结构、宫殿区、祭坛、权贵墓地、城垣、外郭、水利系统、稻田遗迹等遗存的发现情况，展示了考古工作观念从良渚遗址到良渚遗址群再到良渚古城、大良渚的转变过程，并对良渚下一步的工作规划进行了说明。同时，他认为从良渚古城及其水利系统的规模、布局来看，它并不亚于同时期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中的都邑性城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中合研究员介绍了山东尧王城遗址近年的发掘情况，重点对尧王城城垣、建筑基址、祭祀遗迹、器物坑、墓葬的发现进行了详细说明。同时，结合解剖性发掘、钻探和航拍影像的成果，他对尧王城的性质、年代、结构、范围进行了分析，尤其展示了城垣形制、门道、多重环壕等结构特征。此外，梁中合研究员以动态的视角，对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中期尧王城聚落的营建过程进行了解读，对鲁东南地区史前城址的发生和发展模式进行了阐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华平研究员在回顾以往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对石家河遗址近年的新发现进行了介绍，尤其对石家河古城东南部、谭家岭古城的城垣与环壕、印信台祭祀遗迹、谭家岭后石家河玉器的发现情况进行了说明。通过细致的田野工作，他对石家河古城的整体形制和布局进行了分析，并且动态考察了石家河聚落的营建和利用过程，为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先生以石卯遗址后阳湾、呼家洼、圆圪堵、韩家圪旦等地点的采集、出土的陶器资料为核心，将相关遗存分为三期。以此为支点，结合系统调查的成果，他对石卯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的阶段性建城过程进行了观察，并在田野发掘的基础上，他支出从石卯外城东城门到内城东城门，再到皇城台东城门，很可能存在着完备的道路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研究员在回顾中国史前城址田野发现的基础上，将史前城址分为石城、土城、水城三个类型，依次分布于北方地区、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南方地区，而且史前城址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具有不同的聚落等级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建议在发掘、研究大型城址时，应对文化谱系、聚落布局、附属设施进行逐步探索，并且开展必要的规划、保护工作。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马明志研究员通过对陕晋蒙地区的大量石城进行分析，并结合陶器形制的观察，认为龙山时代早、中期，石城聚落与双鋬陶鬲、三足瓮、三足盉、盆形斝、大口尊等器类的分布范围基本重合，并且石城分布的区域可以划分为多个内涵有别的文化亚区。然而，至龙山时代晚期至夏初，北方地区中段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整个陕晋蒙所在的北方地带中段地区形成正装双鋬鬲统治下的多支文化聚合的格局，以石峁为最高核心的层级化聚落格局展现出北方文明体系的崛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江涛副研究员通过对石卯和陶寺两大遗址的比较，认为二者建城都存在“顺其自然”的特点，都存在一个绝对的聚落布局核心，陶寺为宫城，石峁即皇城台。同时，他还注意到石峁城墙被石所包的土筑部分却是陶寺常见的板筑方法，并且二者在城墙瓮城、人祭、装饰以及个别器类形制、瓮棺葬、随葬下颌骨、鳄鱼骨板等方面存在诸多类似。最后，根据同时期遗址出土器物形制的分析，他指出陕北、吕梁山地、太原盆地及忻州盆地、临汾盆地或是陶寺、石卯之间的交流路线通道。

 

与会学者发言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课题，也是考古学研究长期攻坚的学术任务之一。相关考古学理论的提出与探讨，能够深化并推动此类重大前沿课题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以古国概念与当下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间的关联为主题，系统阐述了苏秉琦先生提出“古国”概念的初衷、背景和必要性，同时通过对比西方理论的产生背景和内涵演变，认为古国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探讨“历史上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史前基础”以及史前文明化进程中的一般规律，也有利于描述中国独特的文明化发展历程。并且，他认为在考古实践中，可借助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区域社会特征、等级差异的墓葬以及其他政治实体因素，来辨析古国的存在与否。同时，他提出，古国时代或从距今5500年前后的开始，而且“古国时代”概念的使用能够启发我们偏重于社会组织方面的研究，更依赖于古史的探索，而这两个方面恰恰有利于我们对考古资料的解读。此外，李新伟研究员还就古国、方国、邦国之间的差别，以及古国与西方酋帮、马克思经典理论中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

 

　　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化进程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兴涛研究员以中原地区的早期社会复杂化为主题，在系统分析中原地区尤其豫西晋南地区出土陶器、石器、墓葬资料以及聚落分布的基础上，详细阐释了裴李岗至庙底沟二期不同阶段的社会发展模式和聚落结构特征。他分析认为，豫西晋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化主要出现在仰韶文化中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龙山时代两大阶段，并且分别对应自发型、外来嵌入式两大发展模式。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郭明副研究员以牛河梁遗址出土材料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遗迹、遗物特征进行分析，着重探讨了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分层社会的形成过程与特征。她认为，以随葬品和墓葬特征所表示的社会分层的特征至牛河梁遗址第四期逐渐形成，社会分层现象渐趋明显并出现了制度化的倾向，“礼制”逐渐形成；同时，牛河梁遗址晚期虽然出现了多层级的划分，但应是以中间层级为社会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社会权力也没有表现出血缘继承的特征。

 

与会学者发言
 

　　作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基础课题，区域文化谱系的构建很自然成为本次讨论会备受关注的焦点。南京博物院林留根研究员对江苏顺山集、韩井、半城等遗址的出土材料进行分析，认为在距今8000年左右，淮河流域存在一种面貌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可命名为“顺山集文化”。同时，他将该文化分为三期，并对每一期文化的内涵、器物形制、聚落形态、经济方式、葬俗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说明，并将其与同时期其他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比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业沣博士以近年海南地区的田野工作为基础，详细介绍了新发现的英墩、莲子湾、桥山三种全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并根据器物形制演变和多组地层叠压关系，在海南东南沿海地区，首次建立起“英墩文化遗存”→“莲子湾文化遗存”→“桥山文化遗存”的基本年代。同时，结合田野出土丰富的文化及自然遗存，他对当时的环境地貌、经济方式、遗址分布规律进行了分析。此项填补了海南史前考古的诸多空白，为我们全面认识海南史前社会提供了重要资料。

 

　　考古遗存的重新检视以及考古学文化的辨析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主攻方向。河南师范大学鲍颖建副教授根据出土陶器、石器以及埋葬习俗、经济形态等方面的信息，对豫中颍洪河流域裴李岗文化遗存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裴李岗遗存和贾湖遗存应属于裴李岗文化的不同地方类型，并且二者是相互影响、渗透。同时，在对具体遗址出土陶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的基础上，他将该区域裴李岗文化分为三期六段。

 

　　河南大学李丽娜副教授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以大河村遗址三、四期为代表的分布在郑洛汴许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存，称为大河村文化比较符合考古实际。借此，通过对居址和墓葬的分析，尤其采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她对大河村文化的内涵及其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重点探讨，并对大河村文化在在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阐述。

 

　　安徽大学张爱冰教授在整理侯家寨遗址出土资料的基础上，对该遗址出土资料进行了重新分期，并对每一期文化遗存的性质进行了辨析和检视。同时，以候家寨遗存为基点，他对江淮中部考古学文化的序列、谱系和系统进行了梳理。

 

　　郑州大学靳松安教授在以往分期研究的基础上，将后岗二期文化分为两期3段，以及白营类型、孟庄类型和小神类型等三个类型。在此基础上，他对后岗二期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杏花村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进而认为后岗二期文化不断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因素丰富和发展自己，而龙山文化和杏花文化对后岗二期文化的影响，则可能催生了先商文化的形成。

 

与会学者发言
 

　　近年来，“史前丝绸之路”以及欧亚大陆早期文化交流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丛德新研究员在详细介绍了新疆阿敦乔鲁遗址的最新发现情况，并以此为支点，对以阿敦乔鲁为代表的石质建筑与地貌特征的空间关系进行了分析，阐述这些石质建筑的建造方法以及使用过程。在结合田野调查和查阅国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他对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其与中亚地区考古学文化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说明。

 

　　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教授在回顾“彩陶文化西来说”的提出和破灭的基础上，认为极端的彩陶文化西来说，或者极端的中国文化西来说，都缺乏考古依据，不能成立。通过对西亚、中亚以及中国境内的彩陶构图特征进行系统比较，同时结合家羊、家黄牛、小麦、尖顶冠形符号、舞蹈纹、陶偶等遗存的传播特征，他提出中西彩陶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并将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之间以彩陶为代表的文化交流之路为“彩陶之路”。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应加强新疆南部等地区的考古工作，是进步一解决中西彩陶文化交流问题的关键。

 

与会学者发言
 

　　陶器是最为丰富考古遗存之一，对其形制和制作工艺进行观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现象。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按从早到晚的先后顺序，对黄河中游史前陶器的形制、制作工艺及窑场的结构状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他认为，陶器生产经历了从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到独立作坊的出现、较大的家庭作坊群的出现、再到规模更大的“核心作坊”的出现这样一个过程，但家庭作坊始终是主要的生产背景；对于一般日用陶器，有证据显示各地区陶器主要是在当地生产和消费的，同时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小范围的流通；仰韶时期的彩陶或许存在规模较大的集中生产和较大的流通范围，而龙山时期贵族墓葬中的彩绘陶属于高等级物品，有可能是由贵族集团统一控制生产和分配的。

 

　　山东大学王芬副教授对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陶器的消费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对鼎、甗、鬶、杯等器物进行多学科综合观察，着重探讨不同器类的主要功能；在此基础上，借助残留物分析判定食物消费模式的时空差异。结果显示，从早期至晚期，两城镇遗址与食物消费相关的社会不平等有加剧的趋势。早期在祭祀坑和储藏坑中均分布有小米、植物和海洋食物类残留物，这表明在早期阶段食物资源分配更普遍、更广泛；而晚期粟黍等植物发现主要分布于晚期储藏坑中，高社会价值的水稻类和猪等动物的残留物晚在祭祀坑中发现，这表明晚期阶段是一种“差别性更强”的食物消费模式。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尹检顺研究员从考古发现、外观形制、器类组合、工艺纹饰、原料成分、烧成温度等角度，对洞庭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白陶遗存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将洞庭湖地区出土白陶分为“高庙类型”和“汤家岗类型”。同时，他分析认为，两种类型的白陶都是本地生产的，而且各自可能有独立的起源地，且主要通过长江、汉水、湘江、沅水等四条途径对外传播。此外，洞庭湖白陶并非实用器，而是与彩陶、玉器一样，是一类具有礼器性质的特殊用器。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赵亚锋先生以器类相似度统计和微量元素分析为视角，将三元宫、宋家台、划城岗、车轱山等普通遗址出土的大溪四期至屈家岭文化陶器样本，与城头山遗址（中心聚落）同时期陶器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几乎所有的普通聚落都与城头山发生关联，而且微量元素的结果显示，洞庭湖普通聚落与中心聚落之间存在陶器的实物交流现象。

 

与会学者发言
 

　　磨制石器是新石器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是了解史前先民生产活动的宝贵资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居中教授在区别对待墓葬随葬生产工具和居址日常使用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制定了通过遗址中居址和墓葬出土生产工具的组合分别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案。借助统计方法，以及不同遗址之间的比较，他认为贾湖聚落农业工具在墓葬和居址中的出现表现出不同步的现象；聚落各区各期的原始农业均呈逐步上升的发展趋势，但从生业形式仍然是以渔猎采集为主，农业、家畜饲养为辅的广谱性经济；同时，聚落内部正在逐步形成不同的功能分区同一聚落内部不同区的生业形式存在差别。

 

　　南京大学黄建秋教授以常州市新岗遗址出土的造型介于石凿和石锛之间的石器为研究对象，通过肉眼和显微观察，对该石器的制作、使用、改制以及功用等方面进行全面复原。借此研究，他提出研究改制石器的基本流程：观察和记录石器的各个面，立体显微镜观察制作、使用痕迹以及残留物、埋藏吸附物，根据使用痕迹判断石器使用方式，综合分析石器改制前的造型和使用方式以及改制后的使用方式。

 

　　西藏民族大学邸楠博士以陕西新街遗址出土的“两侧带缺口”的石刀为研究对象，运用实验考古和显微观察的方法，对这类工具的形制类别、石料来源、制作技术和用途功能进行了研究。在加工制作过程中，主要采用锤击和砸击（锐棱砸击）两种不同的方法。根据对标本的微痕分析和模拟实验，邸楠博士认为新街遗址出土的此类石器作为收割工具则可能是其最主要的使用功能。

 

　　日本爱媛大学槇林启介博士以《中国古代石镰的多元性》为演讲主题。在回顾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石镰桩柄角度的差异，他将中国古代石镰分为钝角镰和直角镰，同时认为史前收割工具包括钝角镰、直角镰和刀类。在梳理出土资料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史前石镰存在时空演变特征，钝角镰是裴李岗、磁山文化等旱作文化中的收割工具，直角镰是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稻作收割工具。石器时代末期，直角镰从长江下游扩散到黄河流域，长江中游出土的直角镰有可能从黄河中游传播过来的。由此，可以认为史前中国的石镰有这样的多元性。

 

与会学者发言
 

　　粮食种植、储藏和食用，以及土地资源的利用和管理，关系到新石器先民的基本生存，因此受到考古学者的集中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杨玉璋教授利用浮选法和淀粉粒分析方法，对淮河中游江苏泗洪顺山集、安徽蚌埠双墩、淮南小孙岗、阜阳宫庄及宿州杨堡遗址史前人类的植食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淮河中游地区在顺山集—双墩文化时期已经开始了对水稻的栽培利用，但这一阶段该地区的农业是一种与长江流域相同的稻作农业模式，且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采集仍是当时人类主要的植食资源获取方式；大汶口晚期-龙山文化时期，其农业模式由单一种植水稻转变为稻-旱混作，且农业生产发展到较高水平，成为该地区先民的主要经济形式。

 

　　中山大学郭立新教授在疏理已发现的稻田遗迹的基础上，从土地利用和田水管理两个维度进行类型观察，将稻田遗迹分为无灌溉—自然低湿洼地田阶段、小型坑井—小丘田阶段、池塘—大丘田阶段、大型沟渠—畦田阶段，并对这四个阶段所分别体现出来的技术特征，各自所受到的自然条件的制约，以及在此基础上稻作社会形成构建的边界条件进行了分析。

 

　　北京大学张弛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搜集相关资料，对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早期晚段至屈家岭文化时期，存在的地面式圆形粮仓类建筑进行了有效辨析和系统分析。他认为，这类仓储类遗存是居住单元的附属建筑，并且指出汉水中游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这类建筑存在的线索。

 

与会学者发言
 

　　对已有考古资料的分析和反思，是新石器考古学研究重要环节。北京联合大学黄可佳先生对陶寺天文观测遗迹进行了重新检视。通过对相关遗迹的观察和体量的计算，在结合其他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他从遗迹的区位及与城墙的遗迹组合关系、观测体的完整程度、基址构筑的方法、槽缝形成原因等方面，对陶寺天文观测遗迹的性质提出了质疑，并对其功用进行了有限推测。

 

　　南京师范大学徐峰教授从器类、形制、纹饰以及结构与内涵的角度，对早期玉文化和青铜文化之间的传承性和相似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先的若干玉文化中心虽然走向衰亡，但其文化精神并未消失，而是延续、传承到了青铜时代的文化中，这恰恰是中华文明传统具有“绵延性”的一个早期反映。

 

　　田野记录和系统测绘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山西大学霍东峰副教授在田野实践的基础上，对层位关系图与系络图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梳理和思考。通过对相关概念的阐述和分析，结合已有的田野操作规程，他指出在田野考古发掘记录中，发生了从层位关系图到系络图的变化，并且主要体现在单位区分的规范化、遗址堆积图示的形式化两个方面。同时，他建议在田野考古操作规程中可增加三级分类。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曹艳朋先生以田野考古中的方向问题为演讲主题，他首先介绍了磁北、真北和坐标北三种测量学方向的区别，指出传统考古测量采用的是磁北方向。然而，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磁北方向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比如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换，磁偏角也随之不同，另外还存在与地理测绘所通用的测量方法存在衔接难、误差大等问题，而高精度GPS在考古中应用下的标北方向则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因此，他建议在考古测量中采用三度带投影，坐标北与磁北之间可以通过角度差来进行换算。

 

与会学者发言
 

　　新石器先民的葬俗和习俗是考古学研究核心内容之一。台湾自然博物馆屈慧丽先生介绍了台湾安和遗址墓葬群的发掘情况。这些墓葬出土了48具人骨，碳十四测年为距今4800-4000年。在此基础上，她重点介绍了一座母子合葬墓，并对其中的拔牙习俗进行了说明。同时根据墓葬中陶器、鲨鱼牙齿的随葬情况，她对当时的生态环境以及生产生活方式进行了探讨。

 

　　西北民族大学赵光国先生以齐家文化出土的卜骨为研究对象，在现有考古资料和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卜骨出土地点、质料类别、制作过程、占卜主体等内容的解读，对齐家文化时期的占卜行为进行探讨与分析，认为齐家人在以农业为主，从事畜牧业的火田文化生活中，形成了占卜之风，并逐渐上升到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社会行为，是人们精神和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地关系探索是新石器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小虎博士通过对辉县凤头岗遗址的龙山到汉代的地貌环境变迁的考察，认为龙山文化之前，凤头岗遗址处于冲积平原的地貌环境；龙山晚期，出现了一次河流下切侵蚀堆积，留下了一套河流相的砂砾层和河漫滩的沉积物，出现了泛滥平原小地貌；大约在夏商时期，出现了一次河流的侵蚀活动，侵蚀切割了龙山晚期形成的泛滥平原，形成了一些破碎的河流阶地，与此同时，在低洼处开始出现了较长时期的湖沼堆积期；战国时期，人类开始活动于龙山晚期形成的地貌面上，留下了墓葬等遗迹，湖沼堆积一直延续到了汉代。通过综合分析，张小虎博士认为凤头岗遗址人类活动受地貌水文的影响较为显著，而通过凤头岗遗址地貌环境变迁的考察，则丰富了我们对于区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认识。

赵辉教授发言
 

　　正如赵辉教授所言，这次学术会议将会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有所启发，能够提供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动态”，也相信这次盛会将会极大推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

 

撰稿：彭小军　摄影：黄超　审稿：李新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