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2年11月3日晚，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博物馆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考古文博系列讲座”《众城之邦——屈家岭文化的聚落与社会》主题讲座如期展开。本次讲座邀请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前研究室副主任、湖北工作队负责人彭小军老师主讲，由历史学院王涛副 ...

　　2022年11月3日晚，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博物馆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考古文博系列讲座”《众城之邦——屈家岭文化的聚落与社会》主题讲座如期展开。本次讲座邀请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前研究室副主任、湖北工作队负责人彭小军老师主讲，由历史学院王涛副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彭老师简单介绍了屈家岭文化，包括其发现历史、内涵和形成发展过程。屈家岭文化最初发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我国著名女考古学家王劲先生在配合石龙过江水利工程调查的时候发现。王先生在工程范围内的一些遗址里发现了不同于仰韶文化风格的陶器，并报告给国家文物主管部门。中科院考古所当即派王伯洪、张云鹏等先生赴鄂考察，于第二年春开始组织发掘，考古资料的出土让考古人员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新的文化，1959年正式命名为屈家岭文化。此后张云鹏先生根据发掘成果将遗址分期，八九十年代对于分期又有了新的讨论，认为典型的屈家岭文化是以双腹器为代表。目前，一般认为屈家岭文化由油子岭文化演变而来，由以黑陶为主演变为灰陶为主，双腹器成为典型器物。关于屈家岭文化的来源，有学者认为其发展可能受到了大汶口文化或是仰韶晚期文化的影响。彭老师指出关于屈家岭文化的年代问题虽然有多种说法，但大致认为典型屈家岭遗存年代为距今5100年到距今4500年之间，与东边良渚文化，北边仰韶文化晚期，海岱地区大汶口中期、东北小河沿文化、西北马家窑文化共存。

　　本次讲座主要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前屈家岭时代”长江中游的文化面貌。

　　彭老师首先介绍了长江中游的地貌概况，将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序列作了梳理，由于地貌的开放性，各文化之间交流往来较为密切。老师展示了距今8500年、距今7500年、距今6500年、距今5700年、距今5300年和距今5000年前后的长江中游文化格局图，对各时期的文化和类型进行了简单介绍。屈家岭文化的诞生从文化格局上体现在经历油子岭文化向周围的推进和发展，最终在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强势的考古学文化，统一了长江中游地区。而屈家岭文化城址众多的特点，也在“前屈家岭时代”经过了长期的准备，例如在彭头山文化的八十垱遗址中发现的壕沟和土围遗迹，可能为早期城墙的准备。另有谭家岭、走马岭、龙嘴、城头山等诸多城址的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城头山遗址呈规整圆形，其中出土了水稻田、墓葬、祭祀遗存，已存在功能分区。除了城址之外，当时还出现有“壕堰”聚落，面积较大，无城墙但有壕沟。此外在屈家岭文化本身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小陶窑，或与快轮生产陶器有关系。快轮的生产模式形成产业革命，例如体现在大溪文化晚期的葬仪中，随葬陶器数量大为增加。总而言之，当时已经有了造城的技术，制陶技术产业革命带来快速发展，但没有没形成统一网络的信仰祭祀活动。

　　第二部分：屈家岭文化古城网络的形成。

　　彭老师指出，目前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二十多座史前城址，大多形成于屈家岭文化时期，以河流地势为界可以分为三大城址圈，分为汉江东西和长江以南三大区域；按照城址面积可以分为四个层级。三城之间常成三角分立局势，城址之间相距均约20~30公里左右，或为古代人类一天之内通过各种方式能到达的最远距离。当然，还有许多新的城址尚未发现，对研究古城网络或许会带来新的认识。彭老师对江汉平原史前城址进行了梳理，发现大多城始建年代在屈家岭文化时期，经历了几个大的建城浪潮，包括油子岭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早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其中的屈家岭晚期，即距今4800年左右，建城浪潮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全国范围来看，距今五千年前后，主要城址还是聚集在长江中游地区。

　　从形制来分类，屈家岭文化的城址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圆形城”，例如城头山、陶家湖城址；二是“弧角近方形城”，包括鸡叫城、鸡鸣城、青河城、石家河等，似乎是从圆形向方形过渡阶段，但在年代上表现并非完全充分；三是“方形城”，典型代表为叶家庙、门板湾等屈家岭文化城址。此外按城垣分，大部分城址为单城，特殊的双重城垣城址包括七星墩和走马岭，或为该区域的特征。从地貌类型看，可分为岗地型城址和平原型城址，分别以城河和鸡叫城为代表，可能与长江南北不同的地势有关。从早期聚落来看，很多城址是在早期聚落基础上修建起来，也有新建的城址，可以概括为扩老城、建新城两种历程。从建造技术来看，长江中游的城址以堆筑为主，从外壕沟取土筑墙，城墙内有沟渠排水。模式可能为分单元作业。

　　关于城内的社群结构，目前的资料显示至少有两类形式。汉东地区，从考古工作上来看是由一个个小遗址组成的遗址群，每个遗址相当于完整的生死场所，构成了独立的聚落，当然也承担大聚落群的一些功能，不同的聚落可能属于不同的社群，彭老师称之为“离散形”社群。在汉水西部和洞庭湖的一些城址，如城河遗址，有明确整体规划，包含中心区、手工业作坊区和城外墓地、城垣和水系结构，可称之为“聚集形”社群，并对中心区的大型院落居址和小型房屋进行简单介绍。另外，还介绍了城头山遗址、鸡叫城中发现的大型木构建筑等。可以发现主要有三种建筑形式，分别为红烧土建筑房屋、木构建筑房屋、土坯建筑房屋。

　　第三部分：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址的生业状况。

　　关于农业模式，主要分为平原模式和山地模式，前者主要发现较多水稻遗存，后者发现以粟类遗存为主，表现出适应不同的地貌结构种植不同的农作物。从石器生产来说，在青龙泉、红花套、屈家岭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石料毛坯，或为专业化生产石器的聚落，距山地近，资源得天独厚。屈家岭文化玉器发现较少，推测大多可能为传世品。关于陶器本身，发现有制陶中心，出现先进烧制技术，例如两窑室共用一火膛且出现一定坡度。陶器成型技术中，大多数小聚落中的小陶器是泥条盘筑，而大聚落中多为快轮制陶，可能存在技术上的差异。彩陶纹样丰富，以红褐彩为主，另出现有黑釉陶。髹漆工艺较为发达，同时采集的孔雀石表明为后来长江中游冶铜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准备；大量彩陶纺轮表示纺织业比较发达。在对水的利用中，发现有船桨和黄山遗址的码头，还有堵水入城、引水入城、围河入城等用水模式。

　　第四部分：逝者空间的体现，即屈家岭文化的葬仪。

　　彭老师以目前发现屈家岭文化最完整的王家塝墓地为主要材料对屈家岭文化葬仪进行说明。整个墓地有几处大墓葬，在其周围围绕有许多小墓葬，可能是各个小家族埋葬在公共墓地。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墓为主，随葬品非常丰富，随葬大量陶器，以陶豆为主。此外发现有“偏洞”墓。葬具以独木棺为主，形制多样，另有少量板棺。大型墓多为同穴多室墓，发现随葬磨光黑陶、漆器、象牙、玉钺、猪下颌骨等，女性墓内随葬纺轮。中型墓多随葬小件器物，也存在合葬墓。次中型墓主要随葬陶器，会放置使用过的石钺，填土中很少发现器物，但棺外放置少量器物。小型墓葬基本都有随葬品。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有高柄豆、壶形鼎、双腹豆、陶杯。此外，在黄楝树发现有腰坑葬的葬俗，在腰坑之中发现有陶罐，罐下还放置有猪下颌骨。

　　第五部分：屈家岭文化的冲击波，即对周围文化的影响与交流。

　　屈家岭文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文化，北上中原，西入关东，跨越黄河到晋南盆地，其中主要传播方向是北方，影响了中原史前文化的大变革，其余方向以文化交流为主。彭老师讲述了屈家岭文化向北方传播的过程，首先在南阳盆地发现有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双腹器、双腹碗、圈足杯等；在青龙泉中发现一处房址出土器物的鼎、钵很多有仰韶文化因素，同时发现有屈家岭文化的陶杯、双腹豆，表明在屈家岭文化早期当地主要还是遵循土著文化，受屈家岭文化影响不太明显。屈家岭中期发现有典型屈家岭的陶杯、双腹碗、高领罐；晚期时发现更多。体现屈家岭文化从影响到参与再到占领该地区的过程。从聚落上看，屈家岭文化的北进也并非一帆风顺，可能经历过血风腥雨。此外，屈家岭文化与三峡地区、良渚地区都有交流。

　　第六部分：屈家岭文化之间的共同信仰和“城邦”之间的差异。

　　屈家岭文化目前发现十几座城址，城址之间有附属聚落，同时有外围聚落，共同构成区域社会。其中连接的纽带即为共同信仰，物质上表现为筒形器和四耳器，石钺的使用也较为广泛均匀，多发现于大遗址中，或与聚落等级有关。同时，城址之间也存在差异，物质体现在汉水东以扣碗、汉水西以扣豆为方式；葬俗上体现在汉水以东墓地以小型家族墓地为主，彭老师称之为“大分散小聚集”，汉水以西多为大型公共墓地，彭老师称之为“大聚集小分散”。

　　最后，彭老师点出了他的思考，认为屈家岭文化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每一个城址-附属聚落-外围聚落三层结构，构成了城市国家，城址之间有共同信仰体系，又表现出了差异，独立又联合，不同于良渚的地域国家模式和龙山以商品经济为纽带的“城邦”，构成了五千年前屈家岭文化独特的“城邦”世界。

　　交流结束后开启问答互动环节，与会师生就单个城址不同层级之间的联系体系、屈家岭文化与薛家岗文化的交流联系、城址墓葬等级区分的依据、城址之间交通网络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提问，彭老师对此作出详细的补充回答，与会师生均表示受益匪浅。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图文转自：“首师大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