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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摘要:  12月19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等5项重点考古工作进展情况。  “考古中国”项目是“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提出的重大研究工程,通过对古文化遗址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提升考古在文物保护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目前,“考古中国”已经形成“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 ...

 12月19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等5项重点考古工作进展情况。

  “考古中国”项目是“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提出的重大研究工程,通过对古文化遗址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提升考古在文物保护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目前,“考古中国”已经形成“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4个重点项目,以及新疆、西藏阿里、南亚廊道等边疆地区考古工作方案。他表示,国家文物局将在2019年完成“考古中国”整体设计,以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推动相关领域研究,建立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和中华文明形成的年代框架,分析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的形成动因、构成要素和发展规律,以及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

  此次通报的5个项目,有的修正了学术认知,有的填补了考古空白,有的解开了历史谜团,都是“考古中国”启动以来取得重要进展的项目。

  湖北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

  发现长江中游最大的史前墓葬

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发现的“同穴二室”墓。资料图片

  城河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历经6年、5次考古勘探发掘,最终确定这是一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城址,发现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一般性居址、陶器生产区、中心“广场”设施、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

  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址北城垣外侧200米左右的王家塝,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墓地。考古队领队彭小军介绍,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已发现墓葬235座。在已发掘的112座墓葬中,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墓葬有7座,在每座或每两座大型墓葬周围,分布数量不等的中型、次中型、小型墓葬。其中的第202号、112号大墓,面积分别为17.3和22.4平方米,是目前已知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史前墓葬。

  从墓葬规模、葬具、随葬品等情况来看,早在距今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大、中型墓葬随葬了体量巨大的棺木、精美的石钺、漆器,以及大量磨光黑陶、猪下颌骨等遗物;小型墓葬规模较小,葬具的使用率低,仅随葬数件陶器。高等级大墓的发现,也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史前大型墓发现的空白。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找到“王的居所”

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上的石雕。资料图片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它始建于距今4300年左右,使用约500年后废弃,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接近天安门广场面积的100倍,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城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考古学家李伯谦称石峁遗址的发掘是“考古中国”项目中的典范。

  2012年迄今,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外城东门址、内城韩家圪旦高等级墓葬区、城外樊庄子“哨所”等,除了大量出土遗物外,还发现了“头骨祭坑”及“藏玉于石”的现象。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特别介绍,外城东门址所发现的内、外瓮城及马面等遗迹,是国内最早的同类城防设施。

  皇城台为一处四围包砌石砌护墙的高阜台地,位于内城中部偏西。皇城台台顶的一些大型建筑坐落在一处大型台基上。2018年,从这处大台基南护墙倒塌的墙体石块内,考古队出土了30余件石雕作品,有一些石雕还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这些石雕绝大多数是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单面雕刻,有符号、人面、神面、动物、神兽等,有一些画面长度近3米,以中心正脸的神面为中心,两侧对称雕出动物和侧脸人面,体现出成熟的艺术构思和精湛的雕刻技艺。

  孙周勇说,这些石雕可能来自其他更早的高等级建筑,系“旧物新用”,在修砌大台基时嵌入南护墙。“目前看来,这些石雕与4000多年前石峁先民砌筑石墙时放置玉器、起修建筑时以人头奠基的精神内涵相同,代表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赋予皇城台大台基精神力量。”

  考古发掘的种种迹象表明,皇城台是石峁城的最核心区域,已具备早期“宫城”性质,或可称为“王的居所”,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的早期宫城。

  山西闻喜酒务头墓地

  修正学界“晋南无晚商”的认识

酒务头遗址出土的器物。资料图片

  酒务头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这个项目是因被盗掘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

  经过考古发掘,确定这是一处商代晚期高等级墓地。共发现商代晚期墓葬12座、车马坑6座、灰坑5个。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共计500余件。其中最引人瞩目是,发现了5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这5座大墓均有大量殉牲,2号、4号、5号墓还有殉人,尤其是5号墓,殉人多达6个。此外,还发现了6座用于陪葬的车马坑。

  在此之前,运城盆地几乎没有发现较大的商代晚期遗存,学术界也因此认为,这一地带可能就没有商代晚期的遗存。酒务头墓地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修正了学界以往认为晋南地区缺少晚商阶段遗存的认识。

  陕西澄城刘家洼遗址

  发现芮国都城

刘家洼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资料图片

  刘家洼遗址位于陕西省澄城县王庄镇,由城址、居址和墓地组成。

  从地形、地势和出土的文物可以判定,城址区当属重要建筑所在;同时在其外城发现铸铜类手工作坊存在。由此推断,此城应是刘家洼遗址的高等级人群居住区。

  通过对115座墓葬的考古发掘,发现大多与两周时期周系墓葬的特征保持了明显的一致性。大墓和部分中型墓虽遭严重盗掘,但仍发掘清理出大量青铜器,以及金器、玉器、铁器、陶器和漆木器等珍贵文物。最惹眼的是,大中型墓中,多随葬有精美的漆木器,如钟磬架子、几案、豆等。

  考古领队种建荣介绍,在2号墓中,出土了7只鼎,显示了墓主人诸侯的身份。最关键的是,在墓的椁室东北角发现一只建鼓,鼓柱铜套上刻有铭文“芮公作器”,下面压着的1件铜戈上亦有“芮行人”的铭文。据此判断,墓主当为春秋早中期的一代芮国国君。

  3号大墓的独特之处在于,椁室四壁共有9个壁龛,每龛有1年轻女性殉葬。出土文物中有2件铸有“芮公”的铜鼎、5镈9钮的编钟、大量的车马器及1件罕见的木格漆绘墙围与1件漆器。这座墓中未发现任何兵器,由此推测墓主可能为2号墓主人芮公的夫人。

  考古发现的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是一处芮国后期的都城遗址及墓地。

  辽宁医巫闾山辽代帝陵

  破解尘封数百年历史谜团

辽宁琉璃寺遗址出土的石栏板。资料图片

  据《辽史》等文献记载,辽代有两座帝陵(显陵和乾陵)位于医巫闾山,但具体位置不详。前辈考古学家有过推测,却都无定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现了辽代乾陵的陪葬墓区和两处辽代建筑遗址。

  2014年起,考古队对位于辽宁省北镇市的新立辽代建筑遗址、琉璃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新立遗址,发现了一组较完整的辽代四合院式建筑基址。考古领队万雄飞介绍,出土遗物的瓦件绝大多数为绿色琉璃,“证明该四合院建筑为一座满铺绿琉璃瓦的高等级建筑。正殿周围还出土了大量铺地花斑石残块,这种高级石材一般仅用于皇家宫殿和陵寝建筑。”正殿之上还出土了一些玉册残块,有契丹小字和汉字两套。遗址东侧的坡地上出土了一件具有皇家气派的大型石螭首。通过与辽庆陵的比较,并结合史料综合分析,专家认为这里就是辽代乾陵的陵前祭殿。

  在琉璃寺遗址内,考古发现有两道接近平行的石筑护坡墙,把遗址分成阶梯式的前、中、后三进院落,在中、后部院落发现大型建筑基址。本次主要发掘了遗址中轴线上的两座建筑台基。发现两座台基均为单体建筑,其方向完全相同,两者一前一后,一上一下,呈前、后殿的布局。再结合其他出土文物等考古遗迹综合判断,考古学家认为琉璃寺遗址很可能就是辽显陵的陵寝建筑址。

  考古队还抢救性地发掘并确定了洪家街墓地是辽代大丞相耶律隆运(韩德让)的家族墓地,这是辽乾陵的重要陪葬墓地之一;小河北墓地是齐国王耶律隆裕的家族墓地,也是医巫闾山辽代帝陵的重要陪葬墓地之一。

(图文转自:《光明日报》2018年12月24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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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洼遗址

石峁遗址皇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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