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中原论道 挥斥方遒——第一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考古新发现和新思考纪要
摘要: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张小筑 第一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以全新的研讨形式呈现，13位学者对相关地区的考古新发现进行学术汇报，随后各领域专家进行现场评议和讨论，在最大程度上交流前沿学术信息。 张王庄遗址新发现的学术意义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研究员介绍了舞阳张王庄遗址和西平谢老庄遗址的发掘收获。张王庄遗址经过2015、2016两年度的发掘，合计发掘面积约1200平方米。两年度发掘共发现仰 ...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张小筑
第一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以全新的研讨形式呈现，13位学者对相关地区的考古新发现进行学术汇报，随后各领域专家进行现场评议和讨论，在最大程度上交流前沿学术信息。
张王庄遗址新发现的学术意义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研究员介绍了舞阳张王庄遗址和西平谢老庄遗址的发掘收获。张王庄遗址经过2015、2016两年度的发掘，合计发掘面积约1200平方米。两年度发掘共发现仰韶文化房址36座、灰坑（窖穴）323座。房址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柱列式，另一种为半地穴式。此外，在遗址北部古河道上发现可能与稻田有关的圆形、椭圆形浅坑状遗迹。魏兴涛表示，张王庄遗址发掘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据出土陶器可知这批遗存属于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布局较清晰，是与半坡、姜寨大约同时而布局有别的新的仰韶文化聚落考古材料；第二，张王庄遗址是除贾湖遗址外豫中南部舞阳一带发掘的另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贾湖一类遗存去向、仰韶时期文化格局形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第三，发掘中进行了多种类、广泛取样，以开展多学科研究；第四，这里的稻田遗迹是中原或者北方地区的首次发现，对于探讨黄淮旱稻混作区稻田的形态结构等具有重要价值。随后他又简要介绍了西平谢老庄遗址，该遗址于2017年试掘约200平方米，目前发掘50个灰坑，初步判断是较深的水井，水井对研究定居聚落具有重要意义，可能是目前所见世界上最早的水井。谢老庄遗址发现的诸多遗迹丰富了贾湖一类遗存的文化内涵,进一步凸现了豫中南部在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文化发展高度。
主讲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研究员
五位嘉宾分别从年代、文化传承、农业及农业结构等问题入手进行交流与讨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认为在豫中地区偏南部的整个区域，距今9000到6000年，跨越近3000年的时间范围内，尽管有缺环但也算是一个较长的文化序列，应属于当时该地区最发达的核心区。随后他也提出“张王庄遗址属于仰韶早期的哪一段？”、“发现的粟与黍中究竟以哪类为主？”等相关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提出应从聚落形态、农业技术上厘清贾湖遗址、谢老庄遗址、张王庄遗址3000年跨度的发展脉络以及该地区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是否相互影响等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袁广阔教授表示可以借助张王庄遗址为序幕，展开相应的考古工作，尤其是周边的环壕、杆栏式建筑等。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张居中教授在点评中指出贾湖一、二、三期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就年代而言，谢老庄遗址是贾湖同类遗址，但和张王庄遗址跨度较大。谈到谢老庄遗址的水井遗迹时，张居中教授认为该遗迹是深窖的可能性更大。但学者均表示水井的发明、地下水资源的利用、古人的水管理模式对研究定居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庙底沟类型的再思考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殷宇鹏主要介绍了杨官寨遗址东部区域大量史前墓葬，这是国内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庙底沟文化成人墓地。墓地总面积约9万平方米，目前发掘面积约2900平方米，共发现该类墓葬300余座，并对其中135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墓地内墓葬分布得密集且没有发现任何打破关系，这说明当时在构筑墓葬时已有整体规划。墓葬绝大多数东西向，怀疑是参考太阳的角度设置的。墓葬形制绝大部分为偏洞式墓，还有半洞室墓和少量竖穴土坑墓。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头朝西。人骨保存完整，四肢摆放整齐，足部大多并拢，个别墓葬的人骨附近还发现有疑似包裹的织物，部分人骨发现有割体葬仪。本次发现的偏洞式墓葬属目前所知最早的同类遗存，将偏洞式墓的出现年代提前了400多年，为该类墓葬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乃至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此外，在2014年还发现一处大型水池遗迹，平面范围约300平方米，水池的西南部发现有多次修正痕迹的排水沟。
主讲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殷宇鹏
庙底沟时期的聚落形态以及墓葬形制长期以来困扰着考古学界。此次杨官寨遗址的重要发现为庙底沟文化的研究，乃至整个仰韶时期聚落与社会结构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线索。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张居中教授表示在泾河、渭河交汇地带，总面积超过８０万平方米的杨官寨遗址是仰韶最繁荣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心性的大水池对研究聚落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他对该遗址多学科综合手段研究的应用表示肯定，并对腹部寄生虫的进展程度表示关心。“做大型遗址考古工作时要有长期的坚持才会有重大的收获，聚落布局逐步清晰的杨官寨遗址就是一个范例。环壕外围围着一圈墓地，杨官寨遗址的此类布局和姜寨环壕聚落极其相似。”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戴向明研究员说。在谈及整齐有序的墓葬布局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表示大面积且没有打破关系、排列整齐的墓葬布局和裴李岗遗址墓葬一脉相承，这种强调祖先和礼制的内涵是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至于独具特色偏洞室墓的发现，韩建业教授表示除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去解读杨官寨遗址的偏洞室墓外，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即丧葬思想的角度去考虑该地偏洞室墓的来龙去脉及被中断的原因。根据汇报中所提及的第四层发现的黑垆土，他提出这反映了当时良好的地理气候环境，可从古气候环境的角度进行探索和解读。
郑洛地区的文化与社会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顾万发研究员概述了仰郑州地区韶时代中晚期的最新考古发现。其中包括秦王寨遗址、青台遗址、尚岗杨遗址、汪沟遗址、点军台遗址和双槐树遗址。目前探明的有一座仰韶时代城，一处100多万平米的大型聚落，一处过60万平方米的聚落，一处过30万平方米的聚落，还有20几万及其以下的聚落多处。值得一提的是秦王寨遗址发现了1700平方米的夯土基址和残存的环壕遗迹；青台遗址发现有4重环壕，其中内3层环壕君威仰韶时代中晚期，面积达32万平方米左右，分布有墓葬区、房基等遗迹现象，此外内壕G1外侧发现一处150平方米左右的特殊三层黄土台；汪沟遗址面积达到62万平方米，中心区域首次发现2万平方米的广场，全部为红烧土夯筑，夯层0.6米左右。顾万发研究员表示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问题一直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郑州地区密集的分层聚落及较为清晰的大型聚落布局内涵可以为这一时期的仰韶文化聚落考古问题提供崭新视野和认识；中心地域文化和年代标尺的建立对于周边地域的对应研究极为重要。
主讲人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顾万发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研究员表示在对诸多遗址开展考古工作的时首先要厘清遗址的年代问题，在遗址存在多重环壕时，也要将环壕的年代具体化，他强调年代是开展聚落研究的基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研究员提出在时间框架比较细的情况下对大型聚落遗址进行发掘，进一步关注聚落内部的分化、聚落群的分化等问题，才能更好地复原古代社会。“从近年来西山、点军台等遗址的考古发现来看，郑州地区在仰韶中期的发展水平非常高。尤其是一系列的环壕聚落和大河村三期的排房建筑。报告中几处遗址均提到了三重环壕，这些环壕的具体年代是什么，是否分早晚应该是需要下一步搞清楚的。”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靳松安教授说。
辽西地区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特性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熊增珑副研究员回顾了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考古发现。经过三年的发掘，发掘面积近16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78座，祭坛1座、祭祀坑29座，建筑1处，是红山文化单体冢发掘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碳十四测年，墓地距今5300到5000年，使用时间约300年，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墓地。墓地积土为冢，在土冢上进行埋葬和祭祀活动。墓地土冢可分为上下两层，反映出营建和使用时间上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变化，据此可将墓地分为早、晚两期。值得一提的是，在墓葬中出土玉龙、玉璧与石钺的器物组合且钺装有兽首形柄端饰。还出土陶人像、石人像共计14件，玉器143件。除此之外，还首次在红山文化积石冢上发现了柱洞成排分布的建筑址。半拉山墓地是有别于牛河梁、田家沟等遗址的一处重要的红山文化活动区域。无论从遗址、墓地、单体墓葬的规模，还是从随葬品的种类、等级来看都明显低于牛河梁，表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出现了显著的等级分化，加深了我们对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布的认识。
主讲人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熊增珑副研究员
从上世纪80年代发现牛河梁遗址至今，红山文化的研究逐步趋于平淡。近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半拉山遗址揭示出的墓地再一次唤起了大家对红山文化的关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赵宾福教授对半拉山墓地的发现提出了三点思考。首先是半拉山墓地和牛河梁遗址的关系，是两个祭祀中心？还是一个祭祀中心的两个发展阶段？其次，期待已久的红山文化玉器终于再次出现，玉璧、玉龙埋藏在一起的现象是不是神权与王权的结合？最后，是女神男神祭祀顺序的问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栾丰实教授认为目前牛河梁遗址仍是等级最高的，谈到半拉山与牛河梁的关系时栾丰实说“我认为他们之间应该是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别。牛河梁第三、五、六号地点中，第五地点是最高等级，第三地点是最低等级。现在看来半拉山和牛河梁比较的话，它至多相当于牛河梁的第二等级。可能是相对的一个小社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可能是牛河梁下属的第二等级的一个中心。”除此之外，他还强调基石冢建筑遗迹对理解祭祀冢的功能、性质、用途非常重要，要充分利用发现的新材料，使红山文化研究走向新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指出，从新出土的玉器和石人像来看，其风格内涵上存在一定差异，或许存在一种比较松散的宗教信仰但并未形成以牛河梁为中心。随后他谈到以钺为代表的君权及柄端饰背后的认知系统，以及大量出现的人像是神还是祖先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地研究。最后，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吉平研究员则对柄端饰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认为这是类似权杖头一类放置于顶端的器物。
大汶口和龙山的社会变革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芬副教授汇报了2016-2017年章丘焦家遗址考古新发现。两年内合计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共发现大汶口文化房址116座，墓葬215座，窑址1处，沟7条，以及各时期灰坑974处，在发掘区南部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墙和壕沟的线索。勘探结果显示，壕沟东西435-455米，南北330-360米，除去壕沟及内侧夯土层，大汶口城址的面积约为6.3万平方米，应属大汶口中期晚段到晚期早段。从变迁的角度来，分为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三大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可以分为3期。值得一提的是还发现葬穴外有一圈棺柱。种种迹象表明，焦家遗址是距今5000年前后鲁北地区的一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随着工作的持续推进，焦家遗址是深入开展鲁北地区史前聚落结构和变迁研究的理想案例，对探讨中国东部地区古代社会的文明化进程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东博士汇报了日照尧王城遗址2012至2016年的考古发掘和收获。尧王城遗址目前发现了内城以及向东扩的外城，以及更外围外壕的三层环绕聚落布局。该城的主要工作是集中在内城区域展开的。通过勘探和发掘表明内城北城墙的东西宽度为310米，南北长度为500米。这包括了城及壕的范围，整体内城的面积是15万平方米左右。在贴近内城破角位置发现有一些柱洞，还有一些小型墓葬，都是大汶口晚期的，综合判断我们认为大汶口城墙使用年代应该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内层发现大量居住区，居住区内的圆形方形台基可能是举行公共活动的地方也可能用于祭祀。尧王城城址的发现确立了鲁东南地区史前城址的一种新模式，为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城址考古增添了新的内容。尧王城的遗址发掘基本上解决了布局问题，揭示了从大汶口晚期到龙山中期的历史脉络。尧王城聚落规模大，不仅发现有城垣和环壕，也发现有中等规模墓葬，对探讨鲁东南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主讲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芬副教授
主讲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东博士
点评嘉宾（从左至右）：栾丰实、孙波、林留根、张东
谈起焦家遗址的考古发现，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林留根研究员认为，这是黄河下游地区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个大型城址。墓葬中出现了完整的棺椁制度。从而找到了棺椁制度对后续龙山文化的源头。“这两个遗址从规模来说都是颠覆性”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波研究员说，过去的认识是海岱地区是相互独立的社会体、政治体，对于像尧王城这种超级聚落发现后，我们可以重新考虑跨区域之间的联系，社会之间的联系、文化之间的联系或者政治之间的联系。
良渚的社会结构与性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研究员从新认识和新方法上介绍了良渚考古近年来的收获。以空间格局研究作为突破口，以地理信息系统（GIS）方法制作数字高程模型（DEM），成功找到良渚古城的外郭，面积8平方公里，并以此作为寻找古城结构的基本方法。与此相关的课题研究以资源与环境、水利与工程两大主题展开。地质考古方面，以整个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古环境、古城垫石、石器来源的研究等正有序展开，玉器来源研究获得重要线索。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方面也有成功实践，工程考古方面，对草裹泥、垫石等工艺做了全新分析。
主讲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研究员
良渚古城的范围最起码是在100平方公里左右进行设计规划的城市，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以往5000年左右人的能力和社会进程的一个认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研究员提到目前良渚遗址正在大力度推进申遗工作，申遗范围包括良渚古城遗址和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从考古和遗址保护的角度来说这都难得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表示随着良渚遗址考古发掘的进行，相关数据也在不断更新，所以要在不断获取的新资料的基础上研究良渚。他还强调要更加细化对年代学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使得良渚的研究更加深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认为可以从资源控制和技术控制角度出发来解读良渚的社会结构和性质，比如不变的神徽体系和发生变化的细刻纹，或许其中存在着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技术控制。此外，良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良渚中晚期，象征女性标识的璜不再体现，格局被打破背后的良渚发生了什么变化？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进行深入探讨。莫角山遗址和良渚古城在发掘初期都遭到过质疑，甚至是被否定。中央民族大学杨楠教授将如今良渚考古取得的瞩目成就归功于考古人认真细致的田野工作、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大胆猜想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精神。
石家河社会及其与周边的关系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华平研究员介绍了石家河遗址群的新发现。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城垣内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其年代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推测属于油子岭文化晚期，是同时期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石家河南部三房湾遗址的发掘面积约为250平方米，遗址揭示的陶窑、黄土堆积、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以及数以万计的红陶杯残件，具有典型的制陶作坊特征，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这一发现丰富了石家河古城功能分区的内容。印信台遗址揭示的人工堆筑的大型台基、沿台基边缘分布的瓮棺类遗存、台基之间填埋大量的排列有序、相互套接的套缸堆积等显示，这里是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进行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也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此外，还新发现了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谭家岭5座瓮棺出土的240余件精美玉器是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玉器的又一次集中发现，新见的神人头像、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等，不仅类型丰富、形态优美、造型生动，而且技术精湛，其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对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的发掘与收获做了概述。发掘和勘探显示，城垣完整分布于遗址的西、南两侧，北部“分段”设筑城垣，其余部分和遗址东部则利用自然岗地设置。多处解剖地点确认城垣启建于屈家岭文化晚期，沿用至石家河文化早期，且为平地堆建。遗址外侧有完备的壕沟环绕，宽19～61米，深2.3～6米。与外壕沟呼应，城垣东南、西北以及北部中段均设立有水门设施，外部水资源从西北、北部两处水门进入城内，又分别从西、东两水道汇集于东南水门，进而借助人工通沟排至城外的自然河流。屈家岭文化时期应是遗址的鼎盛阶段，中部台地建造有大型排房及“广场”建筑，周边则分布中小型房屋，遗留了属于“奠基”活动的扣豆、扣碗、瓮棺、立缸等遗存。石家河文化早期，城河先民开始收缩至城垣内坡、东部台地等少量地点进行生产生活。城河城址并非孤立存在，仅在周边8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存在6处同时期的遗址，足见其具有鲜明的点-面社会结构。
主讲人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华平研究员
主讲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
文明化总进程视野中的河套地区
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吉平研究员介绍了内蒙古岔河口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概况。2016年9至12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总计揭露面积达2450平方米。在遗址外围环壕发现门址四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有一门址，同时发现遗址外围有巨大环形壕沟环绕，环壕北到南345米，东到西336米，壕沟内清理出大型土塑动物造型。岔河口环壕聚落遗址是南流黄河中段最重要的史前聚落遗存，是截止目前发现的距今6000—5500年前规格和等级最讲究的一处仰韶中期的“中心聚落”，岔河口遗址的勘探与发掘，是迄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好，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遗址。它的发现与研究，对揭示本地区史前编年及时空框架的构建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其巨大的、封闭的圆形环壕，尤其是环壕内底部的土塑大型动物造型的发现，为探索黄河中游北方史前文明的起源及文明程度具有标识性的意义。
主讲人 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吉平研究员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研究员认为环壕的功能一般是防御或防洪。但岔河口环壕中间具有复杂的系统，它可能已经失去了防御的功能，其具体功能值得进一步商榷。“岔河口遗址重新发掘，无论从发掘理念还是技术手段上来说我们看到了中国考古学近20年的学科变化，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半湿润半干旱地区分界线，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业民族反复拉锯的地区，岔河口就处在这个位置上。河套地区可能受气侯影响，南方人往北方走，北方人也要往南下，最后汇聚在这个地方”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晓毅研究员说。
石峁遗址新发现和新思考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副研究员回顾了陕西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发掘的主要收获。2016-2017年度发掘区域主要为皇城台门址和东护墙北段（门址以北）。皇城台门址由广场、外瓮城、墩台、内瓮城等组成。皇城台四围由错落交叠的多级石砌护墙包裹，自下而上阶阶内收。现已发掘东护墙北段自上而下的第二、三阶石墙。皇城台的修建年代可能要早至公元前2300年前后，其最晚使用年代为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废弃年代约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两座门址均以内外瓮城和南北墩台为主要组成部分，表明外城东门址的设计建造理念当承袭于皇城台门址，而广场类设施则可能是皇城台在整个石峁城址内特殊地位的表现。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弃置堆积的大量兽骨中发现了完整的骨针制作链，这一发现预示着皇城台顶上偏东北可能存在骨器作坊，皇城台或许已经具有早期“宫城”的意义。
主讲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副研究员
石峁的横空出世成为学术界瞩目的焦点。“石峁的发现扭转了此前陶寺是天下老大的看法，两者成为黄河中上游地区两辆并驾齐驱的马车。陶寺的出现和石峁有密切关系，它们在中期的时候相互提携、来往密切。诸如瓮城、宫城等陶寺都是从石峁那里学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研究员说。具体到皇城台的发现，何驽表示它从整体上将石峁聚落形态的完整图景展现出来，厘清了大致轮廓，特别是皇城台和东门之间的皇城台大道，激活了整个石峁城址的聚落形态。皇城台的堆积主要分为使用期间的堆积和去功能化以后的废弃堆积，最后他强调在探索政治动荡、社会变化时应充分考虑到皇城台的功能转换。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国硕教授认为从目前新石器时代城址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原地区相比周边地区无论在年代、规模还是内容上都是落后的。皇城台的发掘为研究先秦城市尤其是早期防御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像马面一类的防御设施在陶寺和石峁都有发现，可能起源于晋陕高原地区。此外石峁皇城台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城墙建造方法。
华南与长江流域的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付永旭介绍了贵州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该遗址由A、B、C三个洞穴组成，从2012年起连续五年的发掘主要集中在A、B两洞，整体面积约一千平方米，累计发掘一百平方米。目前已发现灰坑7座、用火遗迹10余处、墓葬7座、活动面两处等。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其中，各类型打制石制品近10万件，骨器约100件，陶片100余片，其中A洞文化堆积最丰厚。根据文物遗物地层关系初步可以确定牛坡洞遗址包括第一到第五期文化遗存。牛坡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年代序列，为进一步推动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中发现的完整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首次在贵州区域内以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识别出细石器制品，为探索我国西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出现与分布，讨论贵州史前人类的生存模式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对探讨整个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址、贵州史前史、云贵高原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史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体质、古代环境及其变迁和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主讲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付永旭
贵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先世研究员对构建旧石器晚期到春秋战国的年代序列这一说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最早的测年数据在距今约一万二千年左右，仅仅只能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并未包含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贵州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非常丰富，但是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远比旧石器时代的少，这与其他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宋先世研究员认为这与当地的地理环境与生活习惯有关，应该结合当地具体情况从洞穴遗址入手寻找新石器时代遗存。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广明研究员结合江西万年仙人洞的发掘经历对洞穴遗址的发掘理念和发掘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岩研究员建议考古队在贵州靠近广西和广东也就是贵州东部地区继续寻找线索和材料。
川西史前的传播与交流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苇副研究员介绍了川西地区近年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收获。近年来该地区开展了多次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如大渡河上游的孔龙村、刘家寨、坪上遗址；大渡河中游汉源河谷地带的大地头、姜家屋基遗址；安宁河流域凉山州境内大厂、新庄、陈家烧房遗址，攀枝花境内何家坝、庙门前、下湾遗址等。通过调查与发掘，出土了十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为研究四川西部山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文化谱系及文化交流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除了构建年代系列外，还期望进一步认识高山地区或者高原地区聚落结构。总体来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川西地区因地理位置不同，文化面貌也呈现较多差异，但就文化交流而言，仍是以“由北向南的文化传播”方式占主导地位。
主讲人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苇副研究员
此前对川西地区文化序列、文化面貌的认识很不全面，但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工作这个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李珍研究员认为报告中一些遗址的文化因素跟华南地区甚至越南地区相似，比如凹刃器，在华南地区包括广西、湖南南部、福建南部的大区域里都存在这种器物。从数量上来看四川出土较多，其早期元素可以从四川一代来寻找。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洪海教授强调，在文化交流上，走什么样的通道受到环境、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不全面掌握信息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也只是片面的。
采取新模式的第一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在大会设定的“区域互动与文明化进程”的主题下，学者围绕各个地区文明化进程、区域互动以及整个中国区域内发生的社会变化和趋势等展开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既体现了考古学文化问题仍被广泛关注，也体现了学科在古代社会复原研究上倾注的热情和努力。
张王庄遗址新发现的学术意义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研究员介绍了舞阳张王庄遗址和西平谢老庄遗址的发掘收获。张王庄遗址经过2015、2016两年度的发掘，合计发掘面积约1200平方米。两年度发掘共发现仰韶文化房址36座、灰坑（窖穴）323座。房址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柱列式，另一种为半地穴式。此外，在遗址北部古河道上发现可能与稻田有关的圆形、椭圆形浅坑状遗迹。魏兴涛表示，张王庄遗址发掘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据出土陶器可知这批遗存属于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布局较清晰，是与半坡、姜寨大约同时而布局有别的新的仰韶文化聚落考古材料；第二，张王庄遗址是除贾湖遗址外豫中南部舞阳一带发掘的另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贾湖一类遗存去向、仰韶时期文化格局形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第三，发掘中进行了多种类、广泛取样，以开展多学科研究；第四，这里的稻田遗迹是中原或者北方地区的首次发现，对于探讨黄淮旱稻混作区稻田的形态结构等具有重要价值。随后他又简要介绍了西平谢老庄遗址，该遗址于2017年试掘约200平方米，目前发掘50个灰坑，初步判断是较深的水井，水井对研究定居聚落具有重要意义，可能是目前所见世界上最早的水井。谢老庄遗址发现的诸多遗迹丰富了贾湖一类遗存的文化内涵,进一步凸现了豫中南部在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文化发展高度。
主讲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研究员
点评嘉宾（从左至右）：张居中、吴小红、袁广阔、张弛、魏兴涛（插图）
庙底沟类型的再思考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殷宇鹏主要介绍了杨官寨遗址东部区域大量史前墓葬，这是国内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庙底沟文化成人墓地。墓地总面积约9万平方米，目前发掘面积约2900平方米，共发现该类墓葬300余座，并对其中135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墓地内墓葬分布得密集且没有发现任何打破关系，这说明当时在构筑墓葬时已有整体规划。墓葬绝大多数东西向，怀疑是参考太阳的角度设置的。墓葬形制绝大部分为偏洞式墓，还有半洞室墓和少量竖穴土坑墓。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头朝西。人骨保存完整，四肢摆放整齐，足部大多并拢，个别墓葬的人骨附近还发现有疑似包裹的织物，部分人骨发现有割体葬仪。本次发现的偏洞式墓葬属目前所知最早的同类遗存，将偏洞式墓的出现年代提前了400多年，为该类墓葬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乃至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此外，在2014年还发现一处大型水池遗迹，平面范围约300平方米，水池的西南部发现有多次修正痕迹的排水沟。
主讲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殷宇鹏
点评嘉宾（从左至右）：王炜林、张居中、戴向明、韩建业、殷宇鹏（插图）
庙底沟时期的聚落形态以及墓葬形制长期以来困扰着考古学界。此次杨官寨遗址的重要发现为庙底沟文化的研究，乃至整个仰韶时期聚落与社会结构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线索。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张居中教授表示在泾河、渭河交汇地带，总面积超过８０万平方米的杨官寨遗址是仰韶最繁荣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心性的大水池对研究聚落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他对该遗址多学科综合手段研究的应用表示肯定，并对腹部寄生虫的进展程度表示关心。“做大型遗址考古工作时要有长期的坚持才会有重大的收获，聚落布局逐步清晰的杨官寨遗址就是一个范例。环壕外围围着一圈墓地，杨官寨遗址的此类布局和姜寨环壕聚落极其相似。”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戴向明研究员说。在谈及整齐有序的墓葬布局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表示大面积且没有打破关系、排列整齐的墓葬布局和裴李岗遗址墓葬一脉相承，这种强调祖先和礼制的内涵是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至于独具特色偏洞室墓的发现，韩建业教授表示除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去解读杨官寨遗址的偏洞室墓外，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即丧葬思想的角度去考虑该地偏洞室墓的来龙去脉及被中断的原因。根据汇报中所提及的第四层发现的黑垆土，他提出这反映了当时良好的地理气候环境，可从古气候环境的角度进行探索和解读。
郑洛地区的文化与社会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顾万发研究员概述了仰郑州地区韶时代中晚期的最新考古发现。其中包括秦王寨遗址、青台遗址、尚岗杨遗址、汪沟遗址、点军台遗址和双槐树遗址。目前探明的有一座仰韶时代城，一处100多万平米的大型聚落，一处过60万平方米的聚落，一处过30万平方米的聚落，还有20几万及其以下的聚落多处。值得一提的是秦王寨遗址发现了1700平方米的夯土基址和残存的环壕遗迹；青台遗址发现有4重环壕，其中内3层环壕君威仰韶时代中晚期，面积达32万平方米左右，分布有墓葬区、房基等遗迹现象，此外内壕G1外侧发现一处150平方米左右的特殊三层黄土台；汪沟遗址面积达到62万平方米，中心区域首次发现2万平方米的广场，全部为红烧土夯筑，夯层0.6米左右。顾万发研究员表示仰韶文化晚期的聚落问题一直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郑州地区密集的分层聚落及较为清晰的大型聚落布局内涵可以为这一时期的仰韶文化聚落考古问题提供崭新视野和认识；中心地域文化和年代标尺的建立对于周边地域的对应研究极为重要。
主讲人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顾万发研究员
点评嘉宾（从左至右）：袁广阔、魏兴涛、赵春青、靳松安、顾万发
辽西地区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特性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熊增珑副研究员回顾了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考古发现。经过三年的发掘，发掘面积近16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78座，祭坛1座、祭祀坑29座，建筑1处，是红山文化单体冢发掘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碳十四测年，墓地距今5300到5000年，使用时间约300年，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墓地。墓地积土为冢，在土冢上进行埋葬和祭祀活动。墓地土冢可分为上下两层，反映出营建和使用时间上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变化，据此可将墓地分为早、晚两期。值得一提的是，在墓葬中出土玉龙、玉璧与石钺的器物组合且钺装有兽首形柄端饰。还出土陶人像、石人像共计14件，玉器143件。除此之外，还首次在红山文化积石冢上发现了柱洞成排分布的建筑址。半拉山墓地是有别于牛河梁、田家沟等遗址的一处重要的红山文化活动区域。无论从遗址、墓地、单体墓葬的规模，还是从随葬品的种类、等级来看都明显低于牛河梁，表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出现了显著的等级分化，加深了我们对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布的认识。
主讲人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熊增珑副研究员
点评嘉宾（从左至右）：赵宾福、吉平、栾丰实、韩建业、熊增珑
大汶口和龙山的社会变革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芬副教授汇报了2016-2017年章丘焦家遗址考古新发现。两年内合计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共发现大汶口文化房址116座，墓葬215座，窑址1处，沟7条，以及各时期灰坑974处，在发掘区南部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墙和壕沟的线索。勘探结果显示，壕沟东西435-455米，南北330-360米，除去壕沟及内侧夯土层，大汶口城址的面积约为6.3万平方米，应属大汶口中期晚段到晚期早段。从变迁的角度来，分为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三大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可以分为3期。值得一提的是还发现葬穴外有一圈棺柱。种种迹象表明，焦家遗址是距今5000年前后鲁北地区的一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随着工作的持续推进，焦家遗址是深入开展鲁北地区史前聚落结构和变迁研究的理想案例，对探讨中国东部地区古代社会的文明化进程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东博士汇报了日照尧王城遗址2012至2016年的考古发掘和收获。尧王城遗址目前发现了内城以及向东扩的外城，以及更外围外壕的三层环绕聚落布局。该城的主要工作是集中在内城区域展开的。通过勘探和发掘表明内城北城墙的东西宽度为310米，南北长度为500米。这包括了城及壕的范围，整体内城的面积是15万平方米左右。在贴近内城破角位置发现有一些柱洞，还有一些小型墓葬，都是大汶口晚期的，综合判断我们认为大汶口城墙使用年代应该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内层发现大量居住区，居住区内的圆形方形台基可能是举行公共活动的地方也可能用于祭祀。尧王城城址的发现确立了鲁东南地区史前城址的一种新模式，为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城址考古增添了新的内容。尧王城的遗址发掘基本上解决了布局问题，揭示了从大汶口晚期到龙山中期的历史脉络。尧王城聚落规模大，不仅发现有城垣和环壕，也发现有中等规模墓葬，对探讨鲁东南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主讲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芬副教授
主讲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东博士
点评嘉宾（从左至右）：栾丰实、孙波、林留根、张东
谈起焦家遗址的考古发现，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林留根研究员认为，这是黄河下游地区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个大型城址。墓葬中出现了完整的棺椁制度。从而找到了棺椁制度对后续龙山文化的源头。“这两个遗址从规模来说都是颠覆性”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波研究员说，过去的认识是海岱地区是相互独立的社会体、政治体，对于像尧王城这种超级聚落发现后，我们可以重新考虑跨区域之间的联系，社会之间的联系、文化之间的联系或者政治之间的联系。
良渚的社会结构与性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研究员从新认识和新方法上介绍了良渚考古近年来的收获。以空间格局研究作为突破口，以地理信息系统（GIS）方法制作数字高程模型（DEM），成功找到良渚古城的外郭，面积8平方公里，并以此作为寻找古城结构的基本方法。与此相关的课题研究以资源与环境、水利与工程两大主题展开。地质考古方面，以整个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古环境、古城垫石、石器来源的研究等正有序展开，玉器来源研究获得重要线索。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方面也有成功实践，工程考古方面，对草裹泥、垫石等工艺做了全新分析。
主讲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研究员
点评嘉宾（从左至右）：刘斌、张弛、杨楠、方向明
良渚古城的范围最起码是在100平方公里左右进行设计规划的城市，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以往5000年左右人的能力和社会进程的一个认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研究员提到目前良渚遗址正在大力度推进申遗工作，申遗范围包括良渚古城遗址和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从考古和遗址保护的角度来说这都难得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表示随着良渚遗址考古发掘的进行，相关数据也在不断更新，所以要在不断获取的新资料的基础上研究良渚。他还强调要更加细化对年代学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使得良渚的研究更加深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认为可以从资源控制和技术控制角度出发来解读良渚的社会结构和性质，比如不变的神徽体系和发生变化的细刻纹，或许其中存在着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技术控制。此外，良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良渚中晚期，象征女性标识的璜不再体现，格局被打破背后的良渚发生了什么变化？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进行深入探讨。莫角山遗址和良渚古城在发掘初期都遭到过质疑，甚至是被否定。中央民族大学杨楠教授将如今良渚考古取得的瞩目成就归功于考古人认真细致的田野工作、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大胆猜想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精神。
石家河社会及其与周边的关系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华平研究员介绍了石家河遗址群的新发现。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城垣内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其年代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推测属于油子岭文化晚期，是同时期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石家河南部三房湾遗址的发掘面积约为250平方米，遗址揭示的陶窑、黄土堆积、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以及数以万计的红陶杯残件，具有典型的制陶作坊特征，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这一发现丰富了石家河古城功能分区的内容。印信台遗址揭示的人工堆筑的大型台基、沿台基边缘分布的瓮棺类遗存、台基之间填埋大量的排列有序、相互套接的套缸堆积等显示，这里是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进行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也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此外，还新发现了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谭家岭5座瓮棺出土的240余件精美玉器是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玉器的又一次集中发现，新见的神人头像、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等，不仅类型丰富、形态优美、造型生动，而且技术精湛，其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对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的发掘与收获做了概述。发掘和勘探显示，城垣完整分布于遗址的西、南两侧，北部“分段”设筑城垣，其余部分和遗址东部则利用自然岗地设置。多处解剖地点确认城垣启建于屈家岭文化晚期，沿用至石家河文化早期，且为平地堆建。遗址外侧有完备的壕沟环绕，宽19～61米，深2.3～6米。与外壕沟呼应，城垣东南、西北以及北部中段均设立有水门设施，外部水资源从西北、北部两处水门进入城内，又分别从西、东两水道汇集于东南水门，进而借助人工通沟排至城外的自然河流。屈家岭文化时期应是遗址的鼎盛阶段，中部台地建造有大型排房及“广场”建筑，周边则分布中小型房屋，遗留了属于“奠基”活动的扣豆、扣碗、瓮棺、立缸等遗存。石家河文化早期，城河先民开始收缩至城垣内坡、东部台地等少量地点进行生产生活。城河城址并非孤立存在，仅在周边8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存在6处同时期的遗址，足见其具有鲜明的点-面社会结构。
主讲人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华平研究员
主讲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
点评嘉宾（从左至右）：张弛、吴卫红、靳松安、孟华平、彭小军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靳松安教授认为在江汉平原区域，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从屈家岭到石家河阶段的文化发展是非常强势的。它的文化内涵复杂，发掘相对更困难。谈到它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及关系时，靳松安表示，屈家岭文化的兴起年代较早，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庙底沟期和西王村期的第三和第四期之间，随后开始向豫西南和鄂西北扩张，为屈家岭文化向中原地区进一步渗透建立了稳固基础。豫中、豫西、豫北和晋南不少仰韶晚期和龙山早期阶段遗存中都能看到屈家岭文化因素，到了石家河阶段它对中原地区的影响持续不断，到了后石家河阶段王湾三期文化向南扩张。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屈家岭晚期到石家河早期阶段，中原地区豫西晋南庙底沟二期、豫中大河村五期、豫北孟庄一期，豫东大汶口尉迟寺类型、豫南屈家岭五支文化，为后来王湾三期文化的崛起注入了新活力。文明化总进程视野中的河套地区
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吉平研究员介绍了内蒙古岔河口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概况。2016年9至12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总计揭露面积达2450平方米。在遗址外围环壕发现门址四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有一门址，同时发现遗址外围有巨大环形壕沟环绕，环壕北到南345米，东到西336米，壕沟内清理出大型土塑动物造型。岔河口环壕聚落遗址是南流黄河中段最重要的史前聚落遗存，是截止目前发现的距今6000—5500年前规格和等级最讲究的一处仰韶中期的“中心聚落”，岔河口遗址的勘探与发掘，是迄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好，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遗址。它的发现与研究，对揭示本地区史前编年及时空框架的构建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其巨大的、封闭的圆形环壕，尤其是环壕内底部的土塑大型动物造型的发现，为探索黄河中游北方史前文明的起源及文明程度具有标识性的意义。
主讲人 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吉平研究员
点评嘉宾（从左至右）：陈洪海、王炜林、孙周勇、王晓毅、吉平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研究员认为环壕的功能一般是防御或防洪。但岔河口环壕中间具有复杂的系统，它可能已经失去了防御的功能，其具体功能值得进一步商榷。“岔河口遗址重新发掘，无论从发掘理念还是技术手段上来说我们看到了中国考古学近20年的学科变化，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半湿润半干旱地区分界线，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业民族反复拉锯的地区，岔河口就处在这个位置上。河套地区可能受气侯影响，南方人往北方走，北方人也要往南下，最后汇聚在这个地方”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晓毅研究员说。
石峁遗址新发现和新思考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副研究员回顾了陕西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发掘的主要收获。2016-2017年度发掘区域主要为皇城台门址和东护墙北段（门址以北）。皇城台门址由广场、外瓮城、墩台、内瓮城等组成。皇城台四围由错落交叠的多级石砌护墙包裹，自下而上阶阶内收。现已发掘东护墙北段自上而下的第二、三阶石墙。皇城台的修建年代可能要早至公元前2300年前后，其最晚使用年代为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废弃年代约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两座门址均以内外瓮城和南北墩台为主要组成部分，表明外城东门址的设计建造理念当承袭于皇城台门址，而广场类设施则可能是皇城台在整个石峁城址内特殊地位的表现。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弃置堆积的大量兽骨中发现了完整的骨针制作链，这一发现预示着皇城台顶上偏东北可能存在骨器作坊，皇城台或许已经具有早期“宫城”的意义。
主讲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副研究员
点评嘉宾（从左至右）：王辉、孙周勇、吉平、张国硕、何驽、邵晶
石峁的横空出世成为学术界瞩目的焦点。“石峁的发现扭转了此前陶寺是天下老大的看法，两者成为黄河中上游地区两辆并驾齐驱的马车。陶寺的出现和石峁有密切关系，它们在中期的时候相互提携、来往密切。诸如瓮城、宫城等陶寺都是从石峁那里学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研究员说。具体到皇城台的发现，何驽表示它从整体上将石峁聚落形态的完整图景展现出来，厘清了大致轮廓，特别是皇城台和东门之间的皇城台大道，激活了整个石峁城址的聚落形态。皇城台的堆积主要分为使用期间的堆积和去功能化以后的废弃堆积，最后他强调在探索政治动荡、社会变化时应充分考虑到皇城台的功能转换。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国硕教授认为从目前新石器时代城址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原地区相比周边地区无论在年代、规模还是内容上都是落后的。皇城台的发掘为研究先秦城市尤其是早期防御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像马面一类的防御设施在陶寺和石峁都有发现，可能起源于晋陕高原地区。此外石峁皇城台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城墙建造方法。
华南与长江流域的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付永旭介绍了贵州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该遗址由A、B、C三个洞穴组成，从2012年起连续五年的发掘主要集中在A、B两洞，整体面积约一千平方米，累计发掘一百平方米。目前已发现灰坑7座、用火遗迹10余处、墓葬7座、活动面两处等。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其中，各类型打制石制品近10万件，骨器约100件，陶片100余片，其中A洞文化堆积最丰厚。根据文物遗物地层关系初步可以确定牛坡洞遗址包括第一到第五期文化遗存。牛坡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年代序列，为进一步推动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中发现的完整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首次在贵州区域内以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识别出细石器制品，为探索我国西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出现与分布，讨论贵州史前人类的生存模式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对探讨整个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址、贵州史前史、云贵高原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史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体质、古代环境及其变迁和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主讲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付永旭
点评嘉宾（从左至右）：李岩、宋先世、周广明、李珍、付永旭
贵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先世研究员对构建旧石器晚期到春秋战国的年代序列这一说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最早的测年数据在距今约一万二千年左右，仅仅只能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并未包含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贵州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非常丰富，但是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远比旧石器时代的少，这与其他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宋先世研究员认为这与当地的地理环境与生活习惯有关，应该结合当地具体情况从洞穴遗址入手寻找新石器时代遗存。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广明研究员结合江西万年仙人洞的发掘经历对洞穴遗址的发掘理念和发掘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岩研究员建议考古队在贵州靠近广西和广东也就是贵州东部地区继续寻找线索和材料。
川西史前的传播与交流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苇副研究员介绍了川西地区近年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收获。近年来该地区开展了多次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如大渡河上游的孔龙村、刘家寨、坪上遗址；大渡河中游汉源河谷地带的大地头、姜家屋基遗址；安宁河流域凉山州境内大厂、新庄、陈家烧房遗址，攀枝花境内何家坝、庙门前、下湾遗址等。通过调查与发掘，出土了十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为研究四川西部山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文化谱系及文化交流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除了构建年代系列外，还期望进一步认识高山地区或者高原地区聚落结构。总体来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川西地区因地理位置不同，文化面貌也呈现较多差异，但就文化交流而言，仍是以“由北向南的文化传播”方式占主导地位。
主讲人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苇副研究员
点评嘉宾（从左至右）：王辉、宋先世、李珍、陈洪海、付永旭
此前对川西地区文化序列、文化面貌的认识很不全面，但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工作这个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李珍研究员认为报告中一些遗址的文化因素跟华南地区甚至越南地区相似，比如凹刃器，在华南地区包括广西、湖南南部、福建南部的大区域里都存在这种器物。从数量上来看四川出土较多，其早期元素可以从四川一代来寻找。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洪海教授强调，在文化交流上，走什么样的通道受到环境、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不全面掌握信息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也只是片面的。
采取新模式的第一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在大会设定的“区域互动与文明化进程”的主题下，学者围绕各个地区文明化进程、区域互动以及整个中国区域内发生的社会变化和趋势等展开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既体现了考古学文化问题仍被广泛关注，也体现了学科在古代社会复原研究上倾注的热情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