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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4000多年前的石头王国
摘要: 如果要问中国近些年的史前考古有什么重大发现，相信很多人会立刻想到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人们把这座兴盛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规模大于良渚与陶寺、面积约400万平方米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的城址称之为“石头上的王国”。它的横空出世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 2013年，石峁遗址在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与土耳其的“哥贝克力石阵”等共同获得“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十 ...
如果要问中国近些年的史前考古有什么重大发现，相信很多人会立刻想到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人们把这座兴盛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规模大于良渚与陶寺、面积约400万平方米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的城址称之为“石头上的王国”。它的横空出世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
2013年，石峁遗址在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与土耳其的“哥贝克力石阵”等共同获得“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十大发现”，引起世界关注。但从考古工作者初涉石峁遗址到它的文化意义初步被解读，经过了整整一个甲子。
今日黄沙地
昔日石头城
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期间，被叫作“石峁山遗址”的石峁遗址首次被考古工作者记录和关注。根据调查信息和采集标本，认为它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1976年，陕西省文管会对石峁遗址的考古调查特别是石峁玉器的征集引起世人高度关注和学界的浓厚兴趣，对遗址尽快开展考古工作的呼声越来越多；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开展石峁遗址的首次考古试掘工作，对探讨石峁遗址的内涵和性质起到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围绕石峁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正式开始。2012—2013年外城东门址、2014年内城韩家圪旦贵族墓地、2015年城外樊庄子“哨所”、2016—2017年皇城台门址和东护墙……一系列发掘和研究的有序展开，将石峁遗址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石峁城址距今约4300至3800年，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保存基本完好且大致可以闭合的三重石砌城垣构成，城外还有可相互通视的哨所类建筑。其中皇城台为一座底大顶小、四面包砌层阶状石墙的台城，高大巍峨，固若金汤，顶部面积8万余平方米，系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分布区；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范围达210万平方米；外城系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形成的封闭空间，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内、外城以石城垣为周界，绵延长达10公里，宽度2.5米左右，气势恢宏，构筑精良；皇城台、内城、外城依势布列；宫殿、居址、墓葬、城墙、城防设施等龙山遗迹星罗棋布。
石峁遗址以玉闻名，数量众多的象征早期王权的牙璋尤为引人瞩目，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石峁的强大“统治”能力。“藏玉于石”是石峁所见极为特殊的现象，这些玉器在城墙修建过程中被有意嵌入墙体或植埋墙根，与大量被埋藏于墙体下的少女头颅和镶嵌于城墙表面的石雕人面寓意相同，或许表达了石峁统治者寄予皇城台安稳永固的强烈愿望。
蜿蜒山脊的石砌城墙如明长城般尚可登临怀古、高大巍峨的城门墩台仿佛鹳雀楼般可发古人之思、气势恢宏的皇城台好似金字塔般肃穆庄严……谁会想到，如今的漫漫黄沙地，曾经林木茂密、水草丰美，孕育过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极致辉煌，滋养了秃尾河畔、黄河上游一个湮没4000多年的强大王国。
既是北方核心聚落
更是早期王国都城
当代考古工作者不仅有着复原古代社会的任务，还肩负着更为复杂和重要的使命——探讨区域考古学文化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贡献和影响。
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二里头文化、（后）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在其所在区域的古代文明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代表着当地古代文明的高级发展阶段，都可视为中华文明重要根脉。石峁遗址是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核心聚落，石峁城址是4000多年前我国北方地区的都邑性城址，石峁遗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北方地区极为“强势”的考古学文化，石峁遗址所代表的北方地区古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脉。
近年来，史前考古逐渐形成良渚遗址和石峁遗址分列南北热烈讨论的格局。从目前资料来看，良渚文化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式微的时候，石峁遗址尚在走向辉煌的路上。虽然，达到最繁荣阶段的绝对年代有先后，但两者都在“制度文明”方面给予中华文明重要的支撑和给养。
等级差别进而产生的阶级分化是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形成的重要内因。石峁古城正是沿着这样的轨迹逐步发展为我国北方地区4000年前早期国家的都城。目前资料表明，石峁城址内部不同区域及其与周边遗址的等级差别非常明显。
皇城台基本可以确定为整个石峁城的“核心区域”，除自身相对独立，被内、外两重城垣严密拱卫外，新近发现的大量遗物和特殊遗迹也是皇城台居民等级地位的充分体现。与内、外城其它居址出土遗物相比，皇城台日用陶器、骨器和玉器的数量和质量明显高得多；铜制品及铸铜石范、数以万计的骨器及制作骨器的相关遗物暗示出皇城台上可能存在的铜器和骨器制作作坊；制作精良、栩栩如生的10余件陶鹰、100余片被集中埋置的卜骨、镶嵌在石墙上至今仍眺望远方的石雕眼睛，这些遗物仿佛赋予了皇城台强大的精神甚或宗教信仰内涵……凡此种种，只为表达皇城台居民在石峁城内的最高等级地位。
虽未完全统计，但基本可以确定中国北方与石峁基本同时的石城遗址数以百计，仅从面积分析，以几万到十几万平方米的遗址数量最多，面积接近100万平方米的遗址数量急剧减少，而达到400万平方米的仅有石峁城址一座，它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
技术交流
和文化互动从未停止
石峁之北是长城，秦人、汉人、明人面北展望时，感慨大漠荒远，祈祷家国安宁，但4000年前的石峁人仿佛并无这些忧愁，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中心位置、朝北靠近欧亚草原地带的他们有着广阔的视野与胸怀。
放眼欧亚大陆，中国北方地区在大型城址建设中构筑瓮城、设置马面等现象与中亚、西亚地区的城建技术存在着某种交流和影响；就壁画制作和使用而言，以希腊青铜时代晚期壁画为代表，其使用起稿线的绘制方式与以石峁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壁画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石峁城墙建设中使用“纴木”的技术或许影响了公元前后欧洲铁器时代石砌城墙的构筑方式；科学检测分析及形制比较的结果，暗示着中国早期冶金技术的传播可能存在着由河西走廊经北方地区进入中原腹地这样一条自西向东的线路。石峁所在的中国北方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与欧亚大陆之间就产生了双向的、多重的、频繁的技术交流和文化互动，是桥接欧亚大陆与中国早期文明不容忽视的重要区域。
石峁，这座孤寂的石头城，在蒙陕近邻处的黄河西岸，沉睡了4000年，终于被考古学家们的脚步唤醒。但我们只能说，谜一样的石峁只露出了“冰山一角”。峁下那条日夜流淌的秃尾河仿佛知道所有的故事，封冻的它正在解冻，待到桃红柳绿、春花烂漫，新一年度的考古工作将再次启动，期待皇城台“宫殿”基址的发掘还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8年03月21日22版）
2013年，石峁遗址在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与土耳其的“哥贝克力石阵”等共同获得“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十大发现”，引起世界关注。但从考古工作者初涉石峁遗址到它的文化意义初步被解读，经过了整整一个甲子。
今日黄沙地
昔日石头城
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期间，被叫作“石峁山遗址”的石峁遗址首次被考古工作者记录和关注。根据调查信息和采集标本，认为它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1976年，陕西省文管会对石峁遗址的考古调查特别是石峁玉器的征集引起世人高度关注和学界的浓厚兴趣，对遗址尽快开展考古工作的呼声越来越多；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开展石峁遗址的首次考古试掘工作，对探讨石峁遗址的内涵和性质起到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围绕石峁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正式开始。2012—2013年外城东门址、2014年内城韩家圪旦贵族墓地、2015年城外樊庄子“哨所”、2016—2017年皇城台门址和东护墙……一系列发掘和研究的有序展开，将石峁遗址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石峁城址距今约4300至3800年，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保存基本完好且大致可以闭合的三重石砌城垣构成，城外还有可相互通视的哨所类建筑。其中皇城台为一座底大顶小、四面包砌层阶状石墙的台城，高大巍峨，固若金汤，顶部面积8万余平方米，系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分布区；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范围达210万平方米；外城系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形成的封闭空间，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内、外城以石城垣为周界，绵延长达10公里，宽度2.5米左右，气势恢宏，构筑精良；皇城台、内城、外城依势布列；宫殿、居址、墓葬、城墙、城防设施等龙山遗迹星罗棋布。
石峁遗址以玉闻名，数量众多的象征早期王权的牙璋尤为引人瞩目，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石峁的强大“统治”能力。“藏玉于石”是石峁所见极为特殊的现象，这些玉器在城墙修建过程中被有意嵌入墙体或植埋墙根，与大量被埋藏于墙体下的少女头颅和镶嵌于城墙表面的石雕人面寓意相同，或许表达了石峁统治者寄予皇城台安稳永固的强烈愿望。
蜿蜒山脊的石砌城墙如明长城般尚可登临怀古、高大巍峨的城门墩台仿佛鹳雀楼般可发古人之思、气势恢宏的皇城台好似金字塔般肃穆庄严……谁会想到，如今的漫漫黄沙地，曾经林木茂密、水草丰美，孕育过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极致辉煌，滋养了秃尾河畔、黄河上游一个湮没4000多年的强大王国。
既是北方核心聚落
更是早期王国都城
当代考古工作者不仅有着复原古代社会的任务，还肩负着更为复杂和重要的使命——探讨区域考古学文化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贡献和影响。
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二里头文化、（后）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在其所在区域的古代文明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代表着当地古代文明的高级发展阶段，都可视为中华文明重要根脉。石峁遗址是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核心聚落，石峁城址是4000多年前我国北方地区的都邑性城址，石峁遗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北方地区极为“强势”的考古学文化，石峁遗址所代表的北方地区古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脉。
近年来，史前考古逐渐形成良渚遗址和石峁遗址分列南北热烈讨论的格局。从目前资料来看，良渚文化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式微的时候，石峁遗址尚在走向辉煌的路上。虽然，达到最繁荣阶段的绝对年代有先后，但两者都在“制度文明”方面给予中华文明重要的支撑和给养。
等级差别进而产生的阶级分化是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形成的重要内因。石峁古城正是沿着这样的轨迹逐步发展为我国北方地区4000年前早期国家的都城。目前资料表明，石峁城址内部不同区域及其与周边遗址的等级差别非常明显。
皇城台基本可以确定为整个石峁城的“核心区域”，除自身相对独立，被内、外两重城垣严密拱卫外，新近发现的大量遗物和特殊遗迹也是皇城台居民等级地位的充分体现。与内、外城其它居址出土遗物相比，皇城台日用陶器、骨器和玉器的数量和质量明显高得多；铜制品及铸铜石范、数以万计的骨器及制作骨器的相关遗物暗示出皇城台上可能存在的铜器和骨器制作作坊；制作精良、栩栩如生的10余件陶鹰、100余片被集中埋置的卜骨、镶嵌在石墙上至今仍眺望远方的石雕眼睛，这些遗物仿佛赋予了皇城台强大的精神甚或宗教信仰内涵……凡此种种，只为表达皇城台居民在石峁城内的最高等级地位。
虽未完全统计，但基本可以确定中国北方与石峁基本同时的石城遗址数以百计，仅从面积分析，以几万到十几万平方米的遗址数量最多，面积接近100万平方米的遗址数量急剧减少，而达到400万平方米的仅有石峁城址一座，它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
技术交流
和文化互动从未停止
石峁之北是长城，秦人、汉人、明人面北展望时，感慨大漠荒远，祈祷家国安宁，但4000年前的石峁人仿佛并无这些忧愁，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中心位置、朝北靠近欧亚草原地带的他们有着广阔的视野与胸怀。
放眼欧亚大陆，中国北方地区在大型城址建设中构筑瓮城、设置马面等现象与中亚、西亚地区的城建技术存在着某种交流和影响；就壁画制作和使用而言，以希腊青铜时代晚期壁画为代表，其使用起稿线的绘制方式与以石峁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壁画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石峁城墙建设中使用“纴木”的技术或许影响了公元前后欧洲铁器时代石砌城墙的构筑方式；科学检测分析及形制比较的结果，暗示着中国早期冶金技术的传播可能存在着由河西走廊经北方地区进入中原腹地这样一条自西向东的线路。石峁所在的中国北方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与欧亚大陆之间就产生了双向的、多重的、频繁的技术交流和文化互动，是桥接欧亚大陆与中国早期文明不容忽视的重要区域。
石峁，这座孤寂的石头城，在蒙陕近邻处的黄河西岸，沉睡了4000年，终于被考古学家们的脚步唤醒。但我们只能说，谜一样的石峁只露出了“冰山一角”。峁下那条日夜流淌的秃尾河仿佛知道所有的故事，封冻的它正在解冻，待到桃红柳绿、春花烂漫，新一年度的考古工作将再次启动，期待皇城台“宫殿”基址的发掘还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8年03月21日2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