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是陕北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晚期的人类活动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也是中国已发现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面积约425万平方米。该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又入选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二十一世纪重大考古发现”。

 

　　1976年，在黄土高原沉睡了4000多年的石峁遗址被首次发现。2011年至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和神木县文体局联合组建的石峁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发现了保存较好的石砌城墙，以及城门和疑似“马面”“墩台”“角楼”等城防建筑。

 

　　2012年，考古人员对城圈结构和城垣走向展开了复查，确认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并重点发掘了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及城内部分遗迹。2013年以来，考古人员继续对石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对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考古人员在对石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4000年前的房屋遗址和墓葬群，这为进一步研究石峁城址性质及人类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介绍，新发掘的地点在石峁城址内城韩家圪旦的一处山峁上，与石峁城址内皇城台隔沟相望。目前，考古人员先后清理出房址19座、墓葬24座，并出土了一批时代特征鲜明、地域特点明确的陶器和石骨器。房址距今大约4300年，是窑洞式居室，从出土遗物判断，这些房址当时除了居住之外，可能还是加工玉器的手工作坊。而同一地点出土的墓葬比房址晚200年左右，虽被严重盗掘，但仍出土了玉鸟、玉管等小件玉饰以及保存完好的殉人。其中一个墓穴中还发现了20多片鸵鸟蛋壳，为研究陕北的气候变化和石峁居民的对外交往提供了依据。

 

　　“早期这里是一片居址，以窑洞式房址为主，晚期变成一片墓地。从墓地的规模来看，规模比较大，墓葬数量比较多，墓葬形制非常一致，一般的墓葬都有壁龛，有殉人，应该是石峁城里面一处非常重要的贵族墓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队队长邵晶告诉记者。

 

　　邵晶表示，通过韩家圪旦的发掘，进一步验证了调查以及钻探的其他地点，应该同样存在非常多的房子和墓葬。从目前看，这些不同的地点应该有不同功能的划分。韩家圪旦的发掘为研究石峁遗址内部同一时期不同功能区的划分和不同时期功能区的变化，有非常大的学术意义。

 

 

　　孙周勇告诉记者，考古人员目前已完成对石峁遗址外城东门的考古发掘，共发现20余件玉器，年代被确定为龙山晚期至夏代之间。其中10余件是在遗址的东门附近被发现的，部分埋在墙体之内。“玉在东亚人的观念里有驱邪避鬼的作用，在城防建造过程中使用玉，为石峁城的居住者或统治者构建了精神屏障，还承担了防御外来敌人、抵抗自然灾害的功能。”他说。

 

　　优质玉料由于其稀有性，成为史前社会的顶级奢侈品。一般只在祭祀坑或高等级墓葬中才能见到。而石峁遗址出土过大量的玉器，仅1976年征集到的玉器就有127件，目前流散在海外的更是多达4000余件。

 

　　在石峁遗址，不仅墓葬中有玉器随葬，连建城都使用玉器。学者认为，石峁古城的规模和建城所需劳动力数量足以说明，这里不仅是当时河套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甚至有可能是整个北方最显赫的聚落中心和区域政权所在，统治者能够在一个较为广大的地域范围调动和运送玉石，保证玉器的生产和使用，石峁则很可能同时充当着史前期东玉西传与西玉东输的枢纽。石峁玉器群在今日的重现天日，对考察中华文明发生期的玉石资源来源与具体运输路线图，意义非同小可。

 

 

　　2012年，石峁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是该工程在西北地区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曾表示，陕西榆林一带龙山时期遗址数量丰富，而公元前2000年左右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前夜。石峁遗址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三重城墙，还发现墙体装饰的壁画和在城址修建过程用于祭祀或其他礼仪活动的玉器与头骨遗迹，显示出中国早期文明形成关键阶段的社会复杂化倾向，或许代表了阶级的形成。石峁城址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所对应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聚落形态演变、人地关系及遗址的功能。

 

　　 孙周勇认为，该遗址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认识，“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当时高度文明大都出现在中原地区，北方并未出现城市和大型部落聚集，但石峁遗址则表明当时在北方已经出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城邦。在当时建有如此大规模的聚落，类似于今天北京、西安、广州的格局，实属难得。” 他说。

 

　　考古结果表明，石峁遗址系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城址，形制完备、结构清晰、保存良好，被认为本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是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过渡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时期，石峁遗址的发现不仅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背景，亦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对进一步理解“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华早期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石峁遗址所在区域属于低山丘陵区，以黄土梁峁、剥蚀山丘、沙漠滩地为主，地貌沟壑纵横，支离破碎。目前，城墙、门址、马面、角楼等城防建筑依然清晰可辨，石砌房址、窑洞式房址、窑址、瓮棺葬、石棺葬等遗迹在田间断坎上均有迹可寻，陶片、骨块、骨器、磨制石器、细石叶、细石核等遗物在遗址中心区域俯拾皆是，甚至石雕人像、玉料、压制石镞、磨制石贝等也有发现。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石峁遗址的保护与当地经济建设和群众生产生活的矛盾日益尖锐，形势十分严峻。石峁遗址范围内的民营采石场对遗迹遗物和自然风貌造成严重损毁，重灾区内城城墙被切断。而遗址所在地也是神木县特色蔬菜的主要出产地，深翻细耕使作为基本农田的遗址区域内遗存遭到一定破坏。不仅如此，石峁遗址所在区域背山面水，是当地传统葬埋的“风水宝地”，近年来，还有不少新修墓园出现，不仅使遗址本体遭到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遗址考古与保护工作的开展。另外，陕北地区降雨集中，并多发暴雨，可能导致山体滑坡致使石墙垮塌。

 

　　面对这些自然与非自然因素的破坏，当地政府及考古人员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比如，设立保护界桩，明确遗址的保护范围，有力约束保护范围内的人为活动；整体起取，对墓葬、窑址、窖藏等重要遗迹进行整体搬迁，避免风吹、日晒、雨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原址建馆展示，对一些视觉效果比较好的遗迹，发掘后直接在其上面搭建保护场馆，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部环境，并对遗址本体进行加固处理后，对外开放。此外，石峁文管所也已成立，长期驻扎在遗址现场，对遗址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的保护，对发掘工作进行强有力的协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