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乌考古队在调查拜松遗址时合影。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供图

2015年，萨扎干遗址I区超大型墓葬发掘现场。田有前摄

7月5日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遗址发掘现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红河古城第三佛寺遗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我们必须了解世界，才能了解我们自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建新这样说。

18年前，王建新和他的团队开始进行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他说，走向丝绸之路不是偶然，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学术研究的必然。他们希望以世界的眼光来了解中国的历史，洞悉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更重要的是掌握世界文明的第一手资料。

2018年5月13日，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经过充分讨论、深入交流丝绸之路考古新发现和学术心得，达成并发表了《国际丝绸之路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西安共识》，一致同意成立“丝绸之路考古联盟”。

多年前，陕西的考古队走上丝绸之路。今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在谋求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合作。学者的想法与沿线国家思路的不谋而合，源于人类对彼此沟通的渴望。

寻找 文明间的联系

2018年7月，丁岩带着他的考古团队再次来到哈萨克斯坦。这是继2017年他首次对拉哈特遗址考古调查与试掘后，第二次在这处遗址开展工作。作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丁岩长期关注秦汉时代的大型墓葬。西安南郊凤栖原西汉张安世家族墓地、神禾塬战国秦陵园都是他曾经进行过考古发掘的遗址。然而他却踏上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考古田野。

五年前，国家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五年后，站在丝绸之路的异国土地上，丁岩对主席的话多了一层考古意义上的理解。

伊塞克“金人”是哈萨克斯坦国宝级的出土物。1969年，“金人”出土时，身着的黄金装饰衣服保存完整，肉体已化，人骨尚在，因此被命名“金人”。它展示着草原游牧民族灿烂的文明，也暗示着丝绸之路上人类频繁的交往。

“金人”出土的地方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区以东50公里的伊塞克镇。丁岩和他的考古队工作的地方就在伊塞克镇的拉哈特遗址。

“这里很像西安。”站在伊塞克河旁的山坡上，俯瞰伊塞克镇，丁岩曾经暗自想到。除了密密麻麻的房屋楼舍，更为醒目的就是80多座有大型封土的古代墓葬。“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在远距长安3500公里的阿拉木图，丁岩感受到城市间的联系。这里也曾经是哈萨克斯坦的首都，有着和长安一样的历史文化地位。

作为一位考古学者，丁岩会努力为想象寻找考古证据。他探寻的起点，就是拉哈特遗址。他要弄清楚拉哈特遗址是否是一座古城遗址，并且尽可能地了解它的时代。

洛阳铲，应该是中国考古队独有的考古工具。丁岩和他的团队的工作就从这洛阳铲开始。他们采取大十字形布局的勘探模式，用洛阳铲一个一个探孔打过去。和他们进行联合考古的哈萨克斯坦考古人员对这样的勘探方式既好奇又疑惑，总会耸耸肩说：“这把铲子能行吗？”

事实很快回答了疑虑。中国考古队员依据探铲提供的信息，在拉哈特遗址一号高台南部的低洼地带设置了探沟。后来的发掘收获表明，该处文化堆积达4米多，地层复杂，遗物丰富，有陶、石、铁、铜、骨等多类，信息含量很大。“你们一把铲子比很多国家考古队的现代化工具都要准，中国的探铲厉害！”哈萨克斯坦的考古人员说。

丁岩和他的考古队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很多文明的秘密等待他们探寻。在伊塞克河谷的草原上，中哈两国考古专家一样满怀期待。

探寻 文化的交集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回纥首领奏请唐朝允许改“回纥”为“回鹘”，为使本族名称具有“回旋轻捷如鹘（一种勇猛灵活的大鸟）”的含义。

他们其中的一支由漠北西迁到葱岭以西建立喀喇汗王朝。《宋史·回鹘传》记载：“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喀喇汗王朝可汗称宋朝皇帝为“汉家阿舅大官家”（《宋史·于阗传》）。

1000多年后，来自陕西的考古队来到了喀喇汗王朝曾经的所在地——吉尔吉斯斯坦。他们所要探究的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城市——红河古城。2014年，红河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它被认为是阿拉伯-波斯或中国文献上提到的中世纪城市——新城。“新城”名称，出现在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杜环的《经行记》以及贾耽的《皇华四达记》等历史文献中。

“很多文化在这里交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吉尔吉斯斯坦考古队队长田有前这样说，“1940年前后，这里曾发现了粟特人城堡、喀喇汗时代的居住建筑、祆教纳骨罐和佛教壁画。”

文化的交集以及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让这座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镇的遗址对中国考古队充满了巨大的吸引力。

2018年6月至8月，给田有前和他的团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们带着最好的设备来到了这里。

红河古城遗址是吉尔吉斯斯坦楚河流域最大的中世纪遗址，其中心部分保存较好。遗址的宗教和民间建筑融合了突厥、印度、粟特和中国的文化特色，展现了祆教、景教、佛教的传播，是见证丝绸之路发展轨迹的重要遗存。残存的遗迹包括城墙、戍堡等建筑遗存，曾断续进行过多次发掘。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始对红河古城遗址区的一处佛寺遗址进行勘测研究。

这次联合考古，首次对整个红河古城遗址进行了比较精确的测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将中国考古学中常用的勘探技术第一次运用到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考古发掘中，在发掘中综合运用了多种手段，如勘探、RTK测量、全站仪测绘、无人机航拍、三维扫面技术等，对红河古城进行了全方位记录。对红河古城西侧佛寺遗址勘探最大的收获是搞清了佛寺遗址的围墙范围和周围的围墙遗迹。

“你们的测量结果是所有来这里的考古队的测量结果中最精准的，中国人的严谨与细致值得我们尊敬。”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部的官员这样说。

邵安定是从事文物保护多年的专家。顶着骄阳，这个文弱的女子耐心细致地指导现场文物的提取保护。考古队对小件铜器进行清理修复，然后编号、移交、入库。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在发掘结束后，考古队对发掘区进行了覆盖保护。“我们与德国、俄罗斯也进行过联合考古，发掘之后都没有进行有效的保护，文物取走，遗址就暴露在外，这是很大的遗憾。”吉方专家说。

中国人的真诚不仅感动着专家，也感染着当地人。7月28日下午，田有前刚到工地，就来了两个小孩。“我们要见中国的考古队队长。”两个小孩直诉来意。当田有前拍着身上的土来到孩子面前时，他感到心头微微一颤。在孩子的手心有一枚“开元通宝”。“这是在我家院子捡的。”孩子们说。

一枚小小的钱币，千年前来到千里之外，千年后又重回中国人手中。历史用无数的信息和证据，来证明这文化交流所带来的意义。（记者沙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