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之圆

西汉帝陵选址设计与长安“斗城”

　　01

　　西汉十一陵，九座居于渭北咸阳塬，一在浐灞之交白鹿塬，一在长安东南鸿固塬。广袤巨大的塬上，帝陵据何选址定位？霸陵、杜陵独立于渭北九陵之外，又是否与渭北九陵构成了整体性的设计？

　　试以高祖长陵为基点，测得其距茂陵陵园西缘、杜陵陵园南缘、霸陵陵园东缘（以窦皇后陵东为准）均近31公里。不但如此，长陵与天井岸西汉祭祀遗址亦近31公里。31公里合西汉时75里，可以推想西汉十一陵的选址，乃是被圈定于一个以祖陵长陵为中心、半径75里、直径150里的圆形之中。

　　十一帝陵之外，西汉太上皇陵与长陵间东西向距离、云阳甘泉宫与长陵间东西向距离亦近31公里，从侧面说明了这个圆形基线的存在。而杜陵东南的许皇后少陵虽在150里圆形基线之外，其封土与长陵封土连线却正通过杜陵帝陵封土，巧妙地与规划中心长陵、所属杜陵帝陵联系起来。武帝钩弋夫人云陵在茂陵帝陵封土正北，且与茂陵相距近于150里，显示出与茂陵的特殊关联。

　　近年在凤栖塬发现的宣帝朝重臣张安世家族墓，竟也在此150里圆形基线上。史载张安世死后“天子赠印绶，送以轻车介士，谥曰敬侯，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因此选址于此或为“天子赐茔”的殊荣。

　　另外，一般认为文帝霸陵帝陵的方位在窦后陵西北白鹿塬头“凤凰嘴”，近年新说则为近窦后陵的江村大墓，此墓更接近径150里圆形基线，进一步证明其为文帝陵真址。

　　此150里圆形设计基线内，长陵为首而居中，葬高祖。文帝、武帝、宣帝三陵则正在基线之上，与西汉后期奉高祖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庙祀“万世不废”及东汉奉宣帝为中宗、予以特殊地位的历史记载，关联微妙。

02

　　150里代表的“十五”设计，不但见于宏观的帝陵定位，也见于微观的都城与宫室规模设计。

　　汉长安城东西总广约6.3公里，南北总深约6.8公里，均近15里。

　　长安内外，以未央宫、建章宫为帝王之宫。未央宫东西2250、南北2050m，合5.4里×4.9里；建章宫东西2130m×南北1240m，合东西5.1里×南北3里，设计规模均为5里，5里即1500步，仍为“十五”设计。《汉书·贾邹枚路传》载阿房宫“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三辅黄图》载秦林光宫“纵广各五里”，反映了秦汉时期一种通行的设计尺度标准。秦汉帝陵的规模设计亦度比宫室，秦始皇陵外陵园规模为东西974m×南北2173m，合东西2.3里×南北5.2里，乃是度比阿房。武帝茂陵外陵园规模为东西2080m×南北1390m，合1500步×1002步，亦是度比未央、建章诸宫“五里”规制，且恰合“南北千步”。

　　汉长安城及城内外已确认诸宫与礼制建筑、西汉帝陵的规模及其方位关系，绝大多数以150步为基本规划模数。且未央宫前殿为150步×300步、建章宫前殿广150步、长安外郭城几处转角段短垣均为150步或其倍，甚至天井岸遗址圆坑的直径亦为150步。

　　长安南郊，“王莽九庙”大围墙周长6200m，也恰为15里。

　　西汉帝陵可分为四个组群：长陵、安陵、阳陵为一组（早期）；茂陵、平陵为一组（中期）；渭陵、延陵、义陵、康陵为一组（晚期）；霸陵（含薄太后陵）、杜陵为一组（东南组群）。长陵至阳陵、延陵至义陵、茂陵至平陵、杜陵至薄太后陵，东西向尺度均近15里。

　　乃知西汉长安城及其近畿空间秩序，是以150里-15里-1500步（9000尺）-150步（900尺）形成一系列尺度设计规则。这种规则既适应当时的长度换算（如150步为半里），其中与之对应的“九”也正符合古代帝王崇信的“极数”，以此，西汉长安尺度设计规则的本原得以迫近。

　　03

　　关于“十五”，《周礼》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阳阴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无独有偶，《三辅黄图》载西汉长安南郊“观阴阳天文之变”的灵台高度，也是“十五仞”。西汉刘向撰《新序》所言“天与地相去万五千里”也从另一个视角透露了西汉人的“十五”观念；在西汉南越王墓主棺室出土的一件大玉璧，直径为33.4厘米，正合1尺5寸，这件出土于“帝王”陵墓的玉璧直径尺度，恐也反映了“十五”“天数”。而西汉帝陵整体空间居于径150里圆形基线中的规划，恐也是基于这一思想而来。

　　按《晋书·天文志》，计算“地中”位置二至二分时的影长为夏至1.5尺、春分与秋分5.52尺、冬至13.1尺（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19页）。参照此数，假定150里圆形基线之半径75里象征冬至晷影长度，则对应的二分、夏至分别为31.6里、8.6里。将其对应于西汉都城与陵墓，则半径8.6里圆形基线过惠帝安陵帝陵封土，半径31.6里圆形基线不但过渭陵帝陵封土，南部更与长安城霸城门-直城门大道相切，这一大道是西汉长安城唯一直线贯穿全城的大道，并可能一度是长安城的重要轴线。而未央宫、建章宫前殿，则均在以长陵为中心、直径70里圆形基线上。可见不但陵墓，长安亦在此环形规划体系之中，并在“十五”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化反映了其内在秩序。

　　此外，长陵至渭陵组群外缘（成帝延陵陵园西缘）与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外缘距离均近45里；至两处内缘（分别为哀帝义陵陵园东缘、汉长安城北城墙洛城门一线）的距离均近22.5里。乃知两组群内、外边界是以直径45里与90里的圆形基线定位。径 90里与径150恰成“三五”之比，相似的比例实例也见于建章宫（5里×3里）。《史记·天官书》曰“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又曰“为国者必贵三五”，这一数字组合在西汉备受推崇，遂成为长安都城与陵墓一体设计体系所据。

　　记述西汉长安人文地理的《三辅黄图》之“黄图”一名，应即古代盖天理论中的“黄图画”之意。此书撰写于约东汉末年，其时长安规划图籍或仍存世，作者因而以这一规划本原思想直作书名曰“黄图”。

　　04

　　《史记·天官书》与《汉书·天文志》有一段前后因袭的描述：“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汉书》作“四海”）。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北斗在四季指向不同的方位，象征着宇宙一年之内的时空变化，《鹖冠子·环流篇》曰“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成书于秦统一前夕的《吕氏春秋》中，又将这种时空变化与帝王的居处布政联系起来：“孟春，天子居青阳左个，仲春居青阳太庙，季春居青阳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庙，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太庙太室。孟秋，天子居总章左个，仲秋居总章太庙，季秋居总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庙，季冬居元堂右个”，现当代多位学者也均指出了“计时”对于帝王布政的重要性。

　　以这种思想为基础，长安的规划者甚至改变了河川流向，以适对宇宙运行的表现。最为显著的是与直径150里圆形基线正东部相交的渭河河段（今临潼境内）为一向南凸出的勺形，而其北近7公里处尚有原河道遗迹可辨。相似的实例见于已被发现曾为汉代人工改道且通过长安南北基线的清峪河及其北部浊峪河，也呈现出勺形，这种现象恐非巧合，很可能是拟象北斗而来，如能够进一步探索确证西方、南方河渠也存在模拟北斗的迹象，则西汉关中力图反映宇宙运转时间秩序的时空规划即可以更加明确地显现。

　　因此，汉长安城仿佛围绕长陵旋转运行，应当是汉长安“斗城”称谓的根本含义。

　　至此，我们才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张衡《西京赋》“思比象于紫微”与班固《西都赋》“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的营国设计方法，是如何具体而微地实践于长安都城、宫室、祠庙、陵墓的规划设计中。这是西汉人在大尺度空间规划中对于设计者概念中宇宙空间模式趋近“真义”的实践应用，从空间尺度上赋予都城空间以神圣色彩。凡此种种，赋予了关中中部这一巨大的“长安空间”极为独特的价值，是彰显一代营国思想特质、天文科学水平、地理测绘技术的“空间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