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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园与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之二)

2017-12-13 16:16| 发布者: IICC| 查看: 460| 评论: 0|原作者: 辛德勇 |来自: 辛德勇自述

摘要: 四、回看长安城的平面 布局形态 在全面、准确地把握西汉帝君王侯墓地布局的方位观念之后,现在我们再转过头来,重新回看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形态。 在杨宽和刘庆柱两位先生对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的讨论过程中,在城垣的东侧和北侧是否存在郭区,是双方一项重大分歧:杨宽先生主张有,刘庆柱先生说没有。 旁观这两位先生的讨论,我觉得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可以说互有对错正误。我觉得,刘庆柱先生的立足点更偏倾于考古发现的遗迹,对相关 ...


四、回看长安城的平面

布局形态

在全面、准确地把握西汉帝君王侯墓地布局的方位观念之后,现在我们再转过头来,重新回看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形态。

在杨宽和刘庆柱两位先生对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的讨论过程中,在城垣的东侧和北侧是否存在郭区,是双方一项重大分歧:杨宽先生主张有,刘庆柱先生说没有。

旁观这两位先生的讨论,我觉得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可以说互有对错正误。我觉得,刘庆柱先生的立足点更偏倾于考古发现的遗迹,对相关建置审视得细致;杨宽先生的立足点,更偏倾于历史文献的记载,考察的眼光,更为开阔,纵向的视野能够贯穿上下,横向的视野能够旁通阴阳。从总体上来说,我更认同杨宽先生的看法。

我说杨宽先生在研究这一问题能够“旁通阴阳两界”,是指他能够通贯考察西汉帝王陵墓和京师城区的布局形式,在二者之间,找寻决定其空间配置形态的共同观念。

单纯就历史文献的记载而言,有一条重要记载,与刘贺有关,这就是刘贺从昌邑国出发进京当皇帝时所经过的长安城“东郭门”。《汉书·昌邑王髆传》原文如下:

 

贺到霸上,大鸿胪郊迎,驺奉乘舆车。王使仆寿成御,郎中令遂参乘。旦至广眀东都门,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30]

 

郦道元《水经注》,复具体指明,此“东都门”亦即“东郭门”,是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宣平面外侧设置的郭门[31],《汉书·元帝纪》唐颜师古注转述曹魏如淳注引录的古本《三辅黄图》,也说“长安城东面北头门号宣平门,其外郭曰东都门也”[32]

过去我在研究汉长安城对外交通道路时,曾具体论证过,宣平门及其外郭的东郭门,直接连接着长安城通往函谷关的大道,在长安城东面的三座城门中,交通地位最为重要,而长安城东出函谷关外经由宣平门南侧清明门和霸门(霸城门)的记载,则甚为罕见[33]

《汉书•昌邑王髆传》这一记载,清清楚楚,确切无疑地表明,在长安城的东面,存在一个城垣之外的郭区,无论如何,也是没有办法否定的。

长安城在宣平门外的这片郭区,范围到底有多大,史籍中没有清楚的记载。不过,也能大致做一推测。《汉书·元帝纪》记载,建昭元年八月,“有白蛾羣飞蔽日,从东都门至枳道”[34]。这个“枳道”,《史记·高祖本纪》写作“轵道”,就是汉高祖刘邦在秦末攻入关中时秦王子婴素车白马降身待罪的地方[35],亦即所谓“枳道亭”(轵道亭)。曹魏人苏林在注释《汉书》时,说这个枳道亭“在长安城东十三里”[36],而今本《三辅黄图》记云“东都门至外郭亭十三里”[37],显示出这个枳道亭又称“外郭亭”。由此看来,宣平门东侧的郭区,最多也不会超出宣平门东十三里这个距离,而且从《汉书·元帝纪》记载白蛾蔽日羣飞从东都门直到枳道亭的情况来看,距离枳道亭,还应该有较长一段距离。在东都门外、枳道亭内,另有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的墓冢,据《水经·渭水注》记载,“在城东八里,饮马桥南四里”,而唐朝人司马贞着《史记索隐》,引述西晋张华的《博物志》,说夏侯婴的墓冢是在“东都门外”[38],由此可以进一步落实,外郭的东都门距离宣平门最远也不会超过八里。——这也就是汉长安城东郭向东延伸的最大范围。

王仲殊先生在发掘汉长安城东面的霸门(霸城门)和宣平门时,曾注意到这两座城门南北“两侧的墙各向外折出,略如后世的瓮城”,并推测说:“文献记载中屡次提到宣平门门外有郭,可能就是即此而言的。”[39]但如前所述,刘贺西入长安城时,先经过“广眀东都门”,这个在“东都门”前面冠加的“广明”一词,是一个苑名,戾太子之子、汉宣帝之父,即所谓“史皇孙”刘进以及他的妃子王夫人,安葬于此地[40]。《水经·渭水注》记述其具体位置,是在广明苑的南侧,系由汉宣帝迁葬,并命名其墓园为“悼园”,而这个“悼园”,乃东邻夏侯婴冢[41]。综合考虑上述广明苑、东都门、夏侯婴冢、悼园这几处地点可知:东都门在广明苑,广明苑南侧是悼园,悼园东邻夏侯婴冢,夏侯婴冢在东都门外,距长安城东垣八里,故东都门应在夏侯婴冢西北不远的地方。

关于汉长安城的东郭,有迹象表明,似乎不仅在宣平门外存在郭区,在宣平门南面的清明门和霸门(霸城门)的外面,也有和“东郭门”一样的郭门。

过去杨宽先生在论述长安城的外郭问题时曾谈道:“十二座城门外十里左右都设有亭,称为外郭亭。王莽曾经把十二座城门及其外郭亭更改名称。”[42]又云:“西汉长安城每个城门外一定距离设有‘外郭亭’用于邮传和防卫。”[43]这一说法,显然存在误解,即把设置于城门的“亭”这一机构(实质上这应该是指王莽改制之前汉武帝所设城门校尉下辖的“十二城门候”[44],例如宣帝时丞相蔡义,微时即曾出任“覆盎城门候”[45]),理解成为城门之外的“外郭亭”。对此,刘庆柱先生已经做出批驳,并质疑说:“不知其根据是什么?”[46]杨宽先生这一说法固属错谬,而且也没有直接的依据,但这本来就出自他的推测,仔细阅读其论述的过程,是不难理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杨宽先生另外又明确讲道:“据记载,……向东出三座城门外,也都有外郭。”[47]对此,刘庆柱先生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而杨宽先生也没有清楚说明,依据的“记载”究竟是什么。杨宽先生这一行文方式,不能不影响读者对这一重要情况的理解和接受。

尽管杨宽先生行文疏略,没有注明史料依据,但这也不难查找,稍一翻检,就可以在北宋宋敏求编着的《长安志》中,看到相应的记载:

 

东出北头三门:

第一门名曰宣平门,外郭门曰东都门。

第二门名曰清平门,外郭门曰东平门。

第三门名曰霸城门,外郭门青门。[48]

 

宋氏撰《长安志》,论考据固未尝多予措意,上下文间实时有抵牾,然而若就采录文献而言,则如同时人赵彦若所云:“穷传记诸子钞类之语,绝编断简,靡不总萃,隐括而究极之。”[49]所以,自应有所依据,未可以其身处北宋而轻忽之。

检《金石萃编》载唐人柳玭在昭宗景福元年撰写的《万寿寺记》,知宋敏求的说法或即本自此文:

 

汉长安城……东有三门,一宣平门,外郭东都门;一淸明门,外郭东平门;一覇城门,外郭靑门。[50]

 

唐人所见汉魏以来文献尚伙,自非向壁虚造,而由前述东都门的实际情况,可以推知,所谓“东平门”和“青门”,同样应当是离开清明门和霸门(霸城门)并向外延展一段距离的郭门。尽管这两个郭门的具体名称,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但这一记载,不仅能够进一步明确认定汉长安城东郭区域的存在,而且还表明这一郭区的范围相当广阔,包括城东很大一片区域。其实,就连杨宽先生本人,在谈到长安城东部的郭区时,也是重点强调它设在“东墙北部”[51],对东墙中部和南部的郭区,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

情况比较复杂的是长安城垣之外北侧的区域,是否同样存在这样的郭区,文献记载对肯定一派的支撑似乎不够强硬。尽管《水经·渭水注》载述汉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一门横门“外郭有都门”[52],过去杨宽先生即主要依据这一记载,推测长安城存在北郭[53],但对这一记载,不同的专家,也有不同解读,加之《水经·渭水注》关于汉长安城诸门的记载,有很严重的舛讹,这也影响到对横门之外这一“外郭”的认识。

另外,《水经•渭水注》又记载说,在汉宣帝迁葬史皇孙及其妃子王夫人于东都门附近的悼园之前,史皇孙等本来是“葬于郭北”。这一记载,在《汉书》中也可以得到左证,乃谓在“广明郭北”[54]。这个“郭”,应当就是指广明苑处长安城东郭区域的北部。

除了横门外侧有郭门之外,杨宽先生还认为,长安城的“东市”,是在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三门门外(也就是我依据刘庆柱先生旧图改绘的这幅“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示意图”上的“杜门”,杨宽和刘庆柱先生都把这个门的正式名称认定为“洛门”,或称“洛城门”)。由此可以推定,在这座城门以北,同样是商贸兴盛的外郭区域[55]。然而,这一看法,在史料上同样存在一些纠葛,涉及长安城北面一些城门的名称问题,对此同样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说[56]

对于这一问题,我想近年发现的汉代渭桥遗址,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考古工作者近年发掘到多处渭河古桥遗址,具体建造年代,尚未全部认定,应属前后不同时期,但汉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二门至第三门之外,至少各自有一座桥梁遗迹,应属西汉时期[57],结合文献中横门外自有桥梁相通的记载[58],基本可以认为,西汉长安城北面的三座城门,北趋渭水,各自都应有一座桥梁,跨河往来。

汉长安城北面中间一门

之外的汉代

渭桥遗迹[59]

 

《史记·孝景本纪》记云:“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60]这里所说兴建阳陵与渭桥,应当是紧密关联的两件事情,即为兴建阳陵工程的需要而同时架设一座渭桥。从相对方位关系来看,新发现的这两座渭河上的汉代桥梁,其中有一座,或为此时所建。但总的来说,在渭河水面如此密集地架设桥梁,恐怕已不是出自长途交通的需要,更像是渭河南北两处城区之间密切联系的需求,其中也包括杨宽先生谈到过的长安城北郭区域兴盛的商业交易活动。不然的话,对这样在很短距离之内密集兴建的跨渭桥梁,是很难做出解释的。

按照这样的理解,西汉长安城的北部,不仅设有郭区,而且郭区的面积还很大,已经跨越渭水,延展到渭河北岸。假若此说不误,渭河北岸这片居民区,显然应与秦咸阳城旧有的城区具有前后继承关系。不过,这仍然只是一种推测,要想更好地说明长安城北郭区域的存在,仍然无法回避相关门名到底指的是哪一座城门的问题。

下面,就花费一些笔墨和时间,仔细审辨一下汉长安城诸门的名称,以从根本上弄清长安城是否存在所谓“北郭”区域。

 

五、长安城诸门名称

关于西汉长安城四面十二门的名称,历史文献的记载,不够十分清楚。杨宽先生和刘庆柱先生对长安城郭区是否存在的讨论,都牵涉到这一问题;更确切地说,实质上都是以此作为基础的。

记载长安城诸门名称的典籍,以《水经注》最为全面,但在现行《水经注》的文本当中,这一段记述,存在很多舛讹,有待厘清。我在读研究生时,曾对相关问题,做过一些考订,得出的看法,与现在的通行说法(如刘庆柱等),颇有不同[61]。现在结合长安城东郭、北郭问题,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同时又得以利用当年无法看到的宋刻残本等《水经注》早期版本,从而得出一些新的看法,认识有所深化,也有所改变。在此,对这一问题,一并予以说明。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

残宋本《水经注》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传世版本中年代相对最早的残宋本《水经注》,在《渭水注》中,其相关文字如下(残宋本缺损处,补以源出宋本的《永乐大典》本,用〖〗标记。又文中●号,表示原本此处羼入大段错简,今以●号省之):

 

渭水又径〖长〗安城北。〖汉惠帝〗元年筑,六年成。即咸阳也,奉离宫,无城,故〖城之。王莽〗更名常安。十二门。

东出北头第一门,本〖名宣平门。王〗莽更名春王门正月亭。亦曰东城门。其〖郭门亦曰东都门〗,即逄萠桂冠处也。

第二门本名〖淸明门,一曰凯〗门。王莽更曰宣德门布恩亭。内〖有藉田仓,亦〗曰藉田门。

第三门本名霸门。王莽更〖名仁寿门〗无强亭。民见门色靑,又名靑城门。或曰靑〖绮门〗,亦曰靑门。门外旧山好瓜。昔广陵人邵平,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北门。瓜美,故世谓之东陵瓜。是以阮籍《咏怀诗》曰:“昔闻东陵瓜,近在靑门外。连畛拒阡陌,子母相钩带。”指谓此门也。

南出东头第一门,本名覆盎门。王莽更名永青门长茂亭。其南有下杜城。应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门。又曰端门。北对长乐宫。

第二门本名安门,亦曰鼎路门。王莽更曰光礼门显乐亭。

即西安亭,北对未央宫。本名平门,王莽更名信平门城正亭。

西出南头第一门本名章门。王莽更名万秋门亿年亭。亦曰故光毕门也。又曰便门。

第二本名直门。王莽更名直道门端路亭。故龙楼门也。张晏曰:“门楼有铜龙。”《三辅黄图》曰:“长安西出第二门即此门也。”

第三门本名西城门,亦曰雍门。王莽更名章义门着谊亭。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门。又曰〖光门。亦〗曰突门。

北出西头第一门本名横门。王莽〖更名霸都门〗左幽亭。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门。其外〖郭有都门,有棘门。徐〖广曰:“棘门在渭北。”孟康曰:“在〖长安北,秦时宫门也。”如〗淳曰:“《三辅黄图》曰‘棘门在〖横门外’。”按《汉书》,徐厉〗军于此,备匈奴。又有通门、亥门〖也。

其地二门本名〗洛门。又曰朝门。王莽更名建子〖门广世亭。一〗曰高门。苏林曰:“高门,长安城北门也。”●厨门,其内有长安厨官在东,故城曰厨门也。如淳曰:“今名广门也。”

第三门本名杜门,亦曰利城门。王莽更名进和门临水亭。其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门。又曰洛门也。[62]

 

上文中“厨门”之前,本羼入很长一大段错简,最突出地反映出传世《水经注》文本这段文字的舛乱程度。

尽管如此,因后世流传的《水经注》版本,无不由此宋刻本衍生,例如年代较早的明《永乐大典》写本、明嘉靖黄省曾刻本等,都是如此,所以这个文本还是较多地保存了郦道元原书固有的面目,是我们确定西汉长安城十二门名最基本的史料依据。

下面我们先来勘定一下《水经·渭水注》这段内容。

(一)从命名通例看“西城门”不是西出南头第三门的本名

审视上述汉长安城诸门名称,可见除西出南头第三门“本名西城门外”,其余各门的“本名”都不带“城”字。不过,其它各门,似乎也都可以再插入一个“城”字。如霸门、章门、直门、洛门,《三辅黄图》即分别书作霸城门、章城门、直城门、洛城门、厨城门[63]。又如宣平门,《汉书·王莽传》和古本《三辅黄图》,也都称作“宣平城门”[64];覆盎门,《汉书》亦作“覆盎城门”[65]。陈直先生说他曾藏有“章门观监”封泥[66],可证《水经注》以“章门”为其门本名自符合史实,而诸门本名应均无“城”字,门名中所有的“城”,或属俗称,或为后人增附。

循此通例,所谓“西城门”,也不应该是这座城门的“本名”。盖长安城西侧既辟有三座城门,何以此门竟能独以“西城门”为“正名”?这是很不合乎情理的,实应与东出北头第一门宣平门被称作“东城门”一样,并不是城门的“本名”。

在长安城西出三门中,以此南头第三门,对普通民众的出入往来,作用最大。这是因为西出南头第一门和第二门,前者正对未央宫,对普通民众,自然毫无用处;后者通往未央宫北侧的大道,而这条大道,也不是寻常百姓所得随意通行。

一者在这条大道之南,有未央宫,其北则有桂宫、北宫以及达官贵人居住的“北阙甲第”,一般庶民,轻易不会来此;二者这条大道的南侧,侧临未央宫重要宫门之一——建有高阙的北门,皇帝西出上林苑以及长安城西其他亭台楼观游玩,恐怕主要要经由此门,故朝廷对行人通过,设有一些特殊的限制。《汉书·成帝纪》载汉成帝在登基之前为太子时,“初居桂宫,上尝召急,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67]。龙楼门应是桂宫的南门,上引《水经注》将其记作直门亦即直城门的别称,实误,南宋人程大昌早有考辨[68]。所谓“驰道”,则为汉长安城内城门所通各条大街上中间一条车道,专供天子御用,但假若城中每一条大街除皇帝之外他人都不得横绝驰道,非回绕至城门之外不可,则无异于断绝城内各大街区之间的人员往来,实属不可思议。故平时禁绝横跨者,疑仅未央宫北阙和东阙所面临的两条大街纔会有此禁令。这样一来,寻常百姓,势必更难经由直门西出东入。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长安城西出三门当中,实应只有南头第三门、也就是最北头的这座城门出入最为频繁。在前面的第四节中,我已经谈到,在长安城东面的三座城门中,最北头的宣平门,其交通地位最为重要,故《水经注》记其独有“东城门”之名。同理,“西城门”也应该是这样的俗称,《水经注》记述这一称谓为西出北头第三门的“本名”,应有讹误。由于“西城门”是一种俗称,一产生也就自然带有“城”字,与其他城门正名中后附的“城”字不同。核其实际,《水经注》的文字,在“第三门本名”与“西城门”之间当有脱文,原文似应书作“第三门本名某门,又曰西城门”,而在辗转写录过程中脱去中间数字,讹变成了今天所见的文本。

不过这座城门的本名到底叫什么,目前我还没有见到记载,只能暂付阙如,我在图中用“雍门”标示此门,不过是不得已的替代办法。

把握长安城诸门“正名”这一命名通例,对我们在下文理解《水经注》的文字错讹,会有很大帮助。

(二)“洛门”确属北出西头第二门的本名

下面再来看北出西头第二、第三这两座城门的名称。关于这两座城门的名称,在清代因首冠《御制题郦道元水经注六韵》而近乎钦定的殿本和以殿本为主撰就的王先谦合校本《水经注》中,对宋代以来的古本,改动甚大,径以第二门的本名为“厨门”[69];加之今本《三辅黄图》系以第二门为“厨城门”、第三门为“洛城门”,以致今考古学家多习焉不察,自王仲殊先生开启长安城发掘工作时起,即普遍依循今本《三辅黄图》的说法,认定长安城诸门的名称,俨然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定说[70]。影响所及,就连在对长安城布局形态的认识上与刘庆柱先生严重对立的杨宽先生,也同样承用其说[71]

就《水经注》自身的版本情况而言,在存世宋刻残本中,讲述北出西头第二门序次的文字,已经阙损不存,《永乐大典》书作“其地二门本名”,《玉海》引述《水经注》,作“北出西头第二门本名洛门”[72],出自残宋本的明嘉靖黄省曾本亦镌为“其第二门本名”,知“地”字应正作“第”,其具体的名称,一如残宋本和《大典》本,是“洛门”二字[73]。还有比传世宋刻本来源更早的宋版《太平御览》,摘要引述《水经注》这段文字,同样是“第二门洛门”[74]。可见,就《水经注》版本所提供文字内容而言,殿本的改动,是缺乏相应依据的。

宋刻本《太平御览》引

《水经注》文

 

《三辅黄图》一书,撰着于汉魏之间,年代虽然较早,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但其书在唐代初年以后即散佚失传,今本《三辅黄图》是在唐代中期前后依据诸书引述的佚文重编而成,初刻于南宋绍兴年间。北宋初年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北宋中期宋敏求的《长安志》,这两部书中引述的《黄图》,其文字“又胜于南宋时本”。至于南宋时期的程大昌《雍录》、王应麟《玉海》,其引述《三辅黄图》,已经颇有增益,极大地改变了古本《黄图》的面目[75]。因知吾辈当下所得阅览的今本《三辅黄图》,已远非古本旧貌,需要慎重对待。清人孙星衍等辑录《黄图》古本的佚文,在长安城十二门部分,多据《水经注》以删订《玉海》等书的引文,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好在我们在唐章怀太子李贤率人给《后汉书》所做的注释中,还可以看到古本《三辅黄图》对此“洛门”的记述:

 

《三辅黄图》曰:洛城门,王莽改曰建子门。其内有长安厨官,俗名之为厨城门。今长安故城北面之中门是也。[76]

 

由此可以认定,今本《三辅黄图》把洛门(洛城门)记作北出西头第三门,也就是长安城北面东头一门,这是出自后人妄作,绝不能用作复原长安城诸门名称的依据,而这座都城北出中间一门亦即《水经注》所说北出西头第二门的“本名”,无疑应如宋本《水经注》所记,是“洛门”。

需要说明的是,在宋本《水经注》中,已经可以看到长安城北面东头一门“又曰洛门也”这样的说法。但长安城十二城门,本不应有两门同名;尤其是其“本名”,更不可能相重;再加上这是两座东西相互毗邻的城门,可以说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依据常理就可以断定的。清末人杨守敬对待这两个“洛门”,却采取了一种和稀泥的办法,以为“门名随时变易,固不嫌其前后同名也”。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这两座城门是在前后不同的时代,先后被称作“杜门”,看起来好像相重,实际不重。杨氏并没有举述证据来支撑这一臆想,实际上也根本没有相应的证据。事实上,杨守敬继此之后,很快就在下文又否定了自己的说法,以为还是要二者择一。不过他因未能深入考辨而做出了错误的抉择[77]

不过,追本溯源,今本《三辅黄图》把“洛门”(洛城门)视作此门的正名,也不是毫无缘由,这就是我们在今本《三辅黄图》中可以看到,行年略晚于郦道元的杨衒之,在所撰《庙记》中,即把“洛门”视作北城墙上与南面的覆盎门相对的城门[78]

在厘定“洛门”究竟是哪一座城门名称的时候,在原则上,还需要注意如下两点:第一,除去后人所羼入内容之后的《水经注》,其有关长安城十二城门的表述,是一项系统的记载。第二,这样的记载,一定要有系统的数据作依据,而从《水经注》这段内容已经不止一次引述过《三辅黄图》,以及唐宋以前人述及此事都是以《三辅黄图》为基本依据这些情况来看,古本《三辅黄图》一定是郦道元依据的一项主要资料。昔宋人程大昌撰着《雍录》,所绘《汉长安城图》,自言“本《水经注》为之而参以它书”,盖以“《水经注》叙载方面名称,颇为周悉”[79],就是在披览当时所见今本《三辅黄图》等各项相关史籍之后得出的合理认识。

基于这样两个基本立足点,我们便不难看到,与《水经·渭水注》的系统性记载相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庙记》这一记述,并不可取,其间应存在讹误(其中也存在今本《黄图》纂集者误述的可能)。

在如上文所论,肯定了“洛门”为北面中间一门的“本名”之后,我们在《水经·渭水注》所述十二城门之末见到的“又曰洛门也”这句话,就只能是在传钞过程中衍生的内容,更有可能是无意间羼入了读书人误加的旁批。至于这个错误的旁批是不是因《庙记》而生,今已无从考定。

确定了“洛门”这一名称之后,还需要理解它的涵义。虽然我们并不能完全了解长安城每一座城门的涵义,但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这座洛门得名的缘由。《晋书·天文志》述云:

 

北落师门一星,在羽林西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藩落也;师,众也;师门,犹军门也。长安城北门曰北落门,以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有星守之,虏入塞中,兵起。[80]

 

这里所说“北落门”,应衍一“北”字,“落门”亦即“洛门”,《水经注》等典籍所记“洛门”,乃以“洛”通“落”。杨守敬尝据此以为洛门“又作落门”[81],实则未能判明二者之间的本末关系。

盖西汉初年很长一段时间内,承秦末破败之局,在与北方匈奴的争闘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守势。当时局势之严重,如汉文帝后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汉文帝在派兵在边地抗击的同时,复命“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军棘门,以备胡”。直待数月之后,匈奴兵退去,纔撤出守军,结束临战状态[82]。细柳、霸上和棘门三地,分别位于长安城西北的渭河北岸、长安城东的灞河东岸以及长安城北的渭河北岸[83],其中“棘门”一地,南对横门外的横桥,就是《水经·渭水注》引述《汉书》所说徐厉军于此以备匈奴者[84]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汉初对北边匈奴之患的忧虑和防备有多深切,从而明白将这座城门命名为“落门”(洛门)的缘由:即用以表明这座城门乃都城长安之藩落,时时防范突入塞中的北虏。

(三)“杜门”自是北出西头第三门的本名

确定“洛门”是长安城北面中间一门而不是东头一门的“本名”,同时还了解了其得名的缘由,就可以更好地判断长安城北出西头第三门、亦即北面东头一门的名称。

如《水经·渭水注》所示,这座城门“本名杜门”,这本来有非常清楚的记载,可是今本《三辅黄图》却记述说南出东头第一门覆盎门也“一号杜门”[85]。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前面在讨论“洛门”是哪一座城门的名称时遭遇过的问题:这两座城门会不会共享同一个名称?我想,如果不是与“洛门”一样的文字舛讹,就只能是出自后人错误的用法,实际上同样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今本《三辅黄图》纪事往往并不可信,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因而,本来不必特别在意今本《黄图》这一记载。两相权衡,径自依从《水经注》的说法就是了。昔孙星衍辑录古本《三辅黄图》,就是依据《水经注》削去了《玉海》引文中“一号杜门”四字[86]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覆盎门别称“杜门”,并不是仅仅见于今本《三辅黄图》。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西晋时人潘岳撰《关中记》述云:

 

明堂在长安城门外,杜门之西也。[87]

 

汉长安明堂的遗址,已被发掘,正位于南面中间一门安门以外、南面东头一门覆盎门之西,所以,《关中记》所说的“杜门”,指的显然是覆盎门。

对于这一问题,我想,与《水经·渭水注》的记载相比,这里也应该存在舛误。造成舛误的原因,应是覆盎门因南对下杜城而别称“下杜门”,潘岳原文或本书作“下杜门之西也”,后脱去“下”字而讹作“杜门”。唐初人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时,称“长安城南出东头第一门曰覆盎城门,一号杜门”[88],应同样是出于疏忽,把“下杜门”错讹成“杜门”,这也是今本《三辅黄图》误称覆盎门“一号杜门”的来源。

然而,覆盎门别称“杜门”,看起来似乎还有更为有力的证据。这就是据《汉书·戾太子传》记载,戾太子在长安城中反叛失败后,“南犇覆盎城门,得出”[89],而《水经注》记述此事,却谓“太子巫蛊事发,斫杜门东出”[90]。咋一看来,这是“杜门”即覆盎门的铁证,过去我在疏证《水经注》的文字时,就是这样看待这一问题[91]

不过仔细斟酌,却可以发现,情况并不这样简单。把《水经注》记述的“杜门”看作《汉书》记述的“覆盎门”,也就是“下杜门”,要有一个必备的前提:这就是这两部书载录的史事是完全相同的。换句话来说,也就是《水经注》中戾太子所斫的“杜门”和《汉书》中戾太子南犇的“覆盎门”,讲的是同一座城门。

首先,《汉书》说戾太子“南犇覆盎城门”,这就不可能是指北面的“杜门”,只能是南面的“下杜门”。

其次,如前文所述,《水经注》本来记载“杜门”是长安城北面东头一门的名称。在这一前提下,郦道元记云戾太子“斫杜门东出”,若是不考虑其他因素,对这个“杜门”最合理的解释,就应该是长安城北面东头一门。当然,《水经注》是一部大书,编录了很多文献,前后矛盾的地方有很多,不能这么简单地做出裁断。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面第四节中已经提到,在戾太子这次兵变中死亡的史皇孙以及乃妃王夫人本来是被“葬于郭北”,也就是长安城郭区的北部,这就接近《水经注》所说长安城北面东头的“杜门”了。

我们看当时的形势,戾太子兵败出逃于湖县,被杀时,皇孙二人随太子者“皆并遇害”,戾太子等即安葬于湖,而“卫后、史良娣葬长安城南。史皇孙、史皇孙妃王夫人及皇女孙葬广明” [92]。戾太子一家被害,葬地却散处各地,应该是各随便宜,就近下葬。随从戾太子一同逃奔至湖县两位皇孙,只能随太子埋葬于湖县。卫后系在长乐宫中被逼自杀,宫里不能埋人,故被草草瘗于城南[93]。史良娣被杀时情况不明,估计也是在宫中遇难,故同样被安葬在城南。

其余史皇孙和王夫人等之所以被“葬于郭北”,则大可捉摸。考虑到在戾太子三男一女中有二子随其一同逃到了湖县,剩下的一男即史皇孙,一女即与其葬在一处的“皇女孙”,不难推断,这全部三男一女以及史皇孙妃王夫人,应是与戾太子一同出离长安城,而史皇孙等途中遇害,戾太子率其余二子继续逃至湖县。

这样看来,戾太子所斫“杜门”也就更应该是北面东头一门。盖南犇覆盎门后,面对的是终南大山,由此折向东北方向的函谷关大道以去往湖县,绕道很远,不是仓促逃命的戾太子所应选择;比较而言,如前所述,宣平门本是长安城东出最常行走的城门,东出宣平门应最为便捷,但戾太子当时可能遇到了阻碍,固不得不就近转攻北邻的杜门,出城后再转趋东都门方向,而就在这一过程中,史皇孙等被杀,于是被汉廷就地掩埋于“广明郭北”。

按照这样的分析,《汉书》记戾太子“南犇覆盎城门”,就是一种错误的记载。致误的原因,很可能是所依据的原始资料,把“杜门”误作“下杜门”,再把“下杜门”这个别称转换成这座城门的“本名”,于是就讹变成了“覆盎城门”。不管怎样,像《史记》和《汉书》这样的史学经典,同样会有错误的记载。对具体的问题,只能实事求是,做具体的分析(当然,若是转换一个角度来看,也有可能是《水经注》把“斫下杜门”讹作“斫杜门”,不过我目前认为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小)。

总之,我认为并没有强硬的理由,一定要改变《水经注》的记载,“杜门”还应该是长安城北面东头一门的“本名”,而长安城南面东头一门只是别称“下杜门”,“杜门”与其无关。

“杜门”从表面上看,很容易被后人把它和“下杜门”弄混,可这两个名称本来的涵义却不存在什么关联。前面我们已经知道,“洛门”本是“落门”的一种异写,其寄寓的意愿,是将此门视作长安城的藩落。明白这一情况,也就有理由推测,“杜门”之“杜”应该是防堵的意思,“杜门”一名,意味着阻塞来自北方的攻击。

(四)“平门”是南出东头第三门的本名。

通看《水经·渭水注》关于长安城十二门的记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南出东头第二门和西出南头第一门之间,文字有很严重的错讹,甚至夺去了南出东头“第三门”这个关键辞语。不过循其通例,不难看出,“本名平门”这四个字,应当紧接在夺落的“第三门”一语之下。

检《太平御览》摘录的这段有关长安城门名的文字,在上文“王莽改曰光礼门显乐亭”之下,书作:

 

第三西安门,北对未央宫。本名平门。王莽更名信平门城正亭。[94]

 

两相比较,我推测,《水经注》原文应在“王莽改曰光礼门显乐亭”句下,以“即……”的形式,写有一段话,但具体的内容,已经夺落,仅残存一个“即”字。

接下来本应书作:“第三门本名平门,亦曰西安门。北对未央宫。王莽更名信平门城正亭。”南宋时人王益之撰《西汉年纪》,摘要引述《水经注》这段内容,文曰:

 

第三门名平门,北对未央宫。[95]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证上述推测。不过,《太平御览》摘引的《水经注》,大概与今天所见残宋本属于同一系统,其前后文句,已经被错置成“第三西安门,北对未央宫。本名平门。王莽更名信平门城正亭。”这与残宋本《水经注》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只是今存残宋本《水经注》又把“西安门”误书作“西安亭”,增添了新的错谬。

(五)“光门”和“突门”都是北出西头第一门横门的别称

综合残宋本和《永乐大典》本,现在我们在西出南头第三门、亦即西面北头一门雍门下看到的“又曰光门,亦曰突门”这两句话,位置也应当做出调整。

我们看到,在其下文北出西头第一门横门之下,有文云“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门”,这里如淳所说“音光”二字,自然是针对“横门”之“横”而发,检核《史记》《汉书》旧注引述的如淳注语,正是书作“横音光”[96],《太平御览》引述的《水经注》,本来也是带有这个被注音的“横”字[97]。因此,“又曰光门”四字,必属横门之下无疑。

“亦曰突门”四字,从文气上看,与“又曰光门”紧密相承,似应同时由横门舛入雍门之下。杨衒之《庙记》记长安东、西两市事,尝述及这一“突门”,文曰:

 

长安市九所,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四里为一市,凡九市。致九州岛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98]

 

横桥南对横门[99],故“夹横桥大道”亦即夹峙横门至横桥间大道,因而“九州岛之人”所在的“突门”,就只能是指横门。由此可见,“又曰光门,亦曰突门”这两句话,俱应属横门下的内容,确实是同时被错置在了雍门之下。

(六)“函里”在雍门之外

《水经·渭水注》雍门项下,在“又曰光门,亦曰突门”的前面,“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门”这两句话,也存在很大问题。因为上文并没有提到某一水道的流路,“其水北入”云云没头没脑,文字一定存在讹误[100]

在下文杜门项下《水经注》有句云“其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门”,杨守敬弟子熊会贞援引此例,以为“‘水’与‘外’形近,则‘其水’盖‘其外’之误,‘北入’二字疑亦有误”[101]。今案此句《太平御览》引文作“其水北有函里”,无“入”字[102],而与《水经注》下文“(厨门)其内有长安厨官在东”句式相类,即云函里在雍门外大道的北侧,语义通豁,可释熊氏之疑。

 

(七)新定《水经注》长安十二门文字。

上面校订了《水经注》中涉及实质性内容的主要文字错讹,依据这些校订,可以把《水经注》有关长安城十二门的内容,重新予以厘定。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文字讹误,也需要加以改订。

下面,就以前文所做校订为主,再对其他文字讹误随文勘改,新定相关文字如下(除依前说改移和删除的文字之外,新增的文字,以〔〕标示,说明性文字,以【】标示):

 

渭水又〔东〕径长安城北[103]。汉惠帝元年筑,六年成。即咸阳也,秦离宫[104],无城,故城之。王莽更名常安。十二门。

东出北头第一门,本名宣平门。王莽更名春王门正月亭。亦曰东城门。其郭门亦曰东都门,即逢萌挂冠处也[105]

第二门本名淸明门,一曰凯门。王莽更曰宣德门布恩亭。内有藉田仓,亦曰藉田门。

第三门本名霸门。王莽更名仁寿门无疆亭[106]。民见门色靑,又名靑城门。或曰靑绮门,亦曰靑门。门外旧出好瓜[107]。昔广陵人邵平,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此门[108]。瓜美,故世谓之东陵瓜。是以阮籍《咏怀诗》曰:“昔闻东陵瓜,近在靑门外。连畛拒阡陌,子母相钩带。”指谓此门也。

南出东头第一门,本名覆盎门。王莽更名永青门长茂亭[109]。其南有下杜城。应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门。又曰端门。北对长乐宫。

第二门本名安门,亦曰鼎路门。王莽更曰光礼门显乐亭[110]。即【案此下有阙文】

〔第三门〕本名平门。王莽更名信平门诚正亭[111]。〔亦曰〕西安门,北对未央宫。

西出南头第一门本名章门。王莽更名万秋门亿年亭。亦曰故光华门也[112]。又曰便门。

第二门本名直门[113]。王莽更名直道门端路亭。故龙楼门也。张晏曰:“门楼有铜龙。”《三辅黄图》曰:“长安西出第二门即此门也。”

第三门本名【案此下有阙文】[114]。〔又曰〕西城门。亦曰雍门。王莽更名章义门着谊亭。其外北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门。

北出西头第一门本名横门。王莽更名朔都门左幽亭[115]。又曰光门。亦曰突门。如淳曰:“横音光。”故曰光门。其外郭有都门,有棘门。徐广曰:“棘门在渭北。”孟康曰:“在长安北,秦时宫门也。”如淳曰:“《三辅黄图》曰‘棘门在横门外’。”按《汉书》,徐厉军于此,备匈奴。又有通门、亥门也[116]

其第二门本名洛门。又曰朝门。王莽更名建子门广世亭。一曰高门。苏林曰:“高门,长安城北门也。”〔一曰〕厨门[117],其内有长安厨官在东,故城曰厨门也[118]。如淳曰:“今名广门也。”

第三门本名杜门,亦曰利城门。王莽更名进和门临水亭。其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门。

 

以上文字,或许还有一些细节,可以进一步斟酌,但对理解其实质性内容,已无大碍。

 

六、重论长安城

的北郭

在这样一一梳理清楚《水经注》对长安城诸门的记述之后,就可以再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础之上,重新分析,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长安城的北部是否存郭区这一问题。

在西汉长安城垣的北面,杨宽先生认为存在两处规模较大的市易场所,就设在以横门外侧郭门亦即所谓“都门”为标志的北郭之内。

其中第一处市场,在横门之外、渭河以南“横桥大道”的两侧,这就是西汉当时所谓“西市”。杨宽先生的史料依据,就是前面在讨论“突门”的位置时提到的《庙记》的记载,即谓长安市九所,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以致九州岛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云云。不过我在上文转引的是《太平寰宇记》引录的《庙记》,杨宽先生则主要依据的是今本《三辅黄图》的引文。与《太平寰宇记》的引文相比,在“夹横桥大道”句下,今本《三辅黄图》多征引有“市楼皆重屋”一句,尤证在横桥大道两侧所设市场之规模相当壮观。此外,杨宽先生还举述说,《太平御览》引述的《宫阙记》,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而对《庙记》的记载能够有所补充的是,《宫阙记》尚记云“夹横桥大道南有当市观”。杨宽先生解释说,这里谈到的“市楼”、“当市观”以及下文将会提及的“旗亭楼”,“都是指主管市区长官的官舍”[119]

刘庆柱先生不认同杨宽先生这一看法。一方面,他把《太平御览》引《宫阙记》所记“夹横桥大道南有当市观”这句话[120],做了如下的解读:

 

“当市观”即“市楼”。横桥大道南起横门,北至横桥。“横桥大道南”应指“大道”南端的横门以南。那样的话,“当市观”即在横门之内的长安城中了。

 

在刘先生看来,逻辑很简单,“当市观”既然是在长安城中,这个“当市观”所管理的“市”,当然不会设在城外。刘庆柱先生复依据今本《水经注》中舛乱的文字,把“突门”定为雍门的别称,再看《庙记》和《宫阙记》俱载其地有“长安市九所”以致九州岛之人汇聚于此门附近,于是得出结论:“‘长安市’在雍门附近,即应地处长安城西北部,‘长安市’的‘市楼’亦应在此。”结合一些考古遗迹,更具体地说:“以‘长安市’的‘市楼’和雍门大街以北的横门大街为界,其东为东市,其西为西市。”[121]

为更清楚地说明相关问题,不妨在此重新审视一下《三辅黄图》引述的《庙记》的内容:

 

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岛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122]

 

这里“致九州岛之人在突门”与“夹横桥大道”这两句话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即长安九市中的“九州岛之人”在突门以外的横桥大道两侧从事交易活动。前文已经论证,根据《庙记》这一记载,恰可认定,今本《水经注》雍门“亦曰突门”这句话,本来应属横门项下的内容,亦即“突门”本是横门的别称,故此长安九市即应位于横门之外的横桥大道两侧。只要尊重历史文献的记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与此相应,《宫阙记》所说“夹横桥大道南有当市观”,亦应解作在横桥大道南端靠近横门的地方,道路两侧都设有“当市观”。此无它,盖既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道西、道东就都需要设置管理的机构。“横桥大道”自然是指横门北至横桥之间的大道,要是像刘庆柱先生那样,把“横桥大道南”理解为这条大道南端的横门以南,那么,古人何不径云横门之南?这样的理解,是完全不合乎情理的。

这样看来,在这一问题上,杨宽先生坚持与横桥大道相联系的市应位于横门之外,这一看法,显然更为合理。

不过,杨宽先生回避了对“突门”问题的解释,论证明显不够透彻。另一方面,杨宽先生又把《庙记》等所记长安九市中“道西”的六市,定在横门以外横桥大道的东西两侧,并谓此即长安城的“西市”,同时他又把“道东”的三市,定在北面东头一门杜门外“杜门大道”的东侧,谓即长安城的“东市”[123],而“道西”、“道东”的区分,是以杜门外的“杜门大道”大道为基准,这种看法,我却不能赞同。因为《庙记》的记述,本来就一清二楚,“道西”、“道东”只能是就“横桥大道”而言,这本来容不得其他任何解释,古代的学者如宋人程大昌就是这样理解[124];况且在“横桥大道”与“杜门大道”之间,尚间隔有一条“洛门大道”,古人行文,何以至于能像这样含混不辨?按照正常的逻辑,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还是应该把这九市分别定在横桥大街的东西两侧。

杨宽先生指认的可以证实北郭存在的第二处市场,是在长安城北面东头一门杜门之外,举述的史料依据,是今本《三辅黄图》引述的《庙记》另有记载云:

 

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125]

 

《太平御览》引《宫阙记》亦云:

 

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又有当市观。[126]

 

杨宽先生以为文中旗亭楼和当市观所在的市,就设在杜门北出大道路边。他同时还指出《水经·渭水注》记云杜门“其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门”,这也反映出因此门附近设有市肆,门外纔成为旅馆集中的地方[127]

刘庆柱先生不同意杨宽先生的看法,把杜门指认为南面东头一门覆盎门。这样一来,杜门之外的市肆,也就随之南移到覆盎门外(至于作为让步的说法,刘庆柱先生云即使把杜门定在北面东头一门,所谓“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就应该“南”到“杜门大道”南端的终点杜门以南,这恐怕很不合理,“南”不过是指这条大道的南端而已)[128]。但覆盎门北对长乐宫,如杨宽先生所云,并非居民经常出入的通道,把市设在这里,谁会来做交易呢?实在匪夷所思。在上一节中我已经考订清楚,所谓“杜门”,指的就是长安城北面东头一门。这样一来,侧临杜门大道的市,就只能是在杜门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杜门别称“利城门”,这个“利”很可能就是缘自门外市肆交易获利丰厚,这也可以从侧面印证把“杜门”定在这里的合理性。

此外,王莽更名此门为“进和门临水亭”,这和他更改的所有门名以及新朝其他各项新举措一样,系“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129]。我读书不多,经书尤其生疏,没有花过一点儿功夫,不理解“临水”的涵义是什么以及这两个字如何与“进和”二字相关联。但胡思乱想,想到《易经》开篇之《文言》即有“利者义之和也”这么一句话[130],王莽会不会因这座城门之外繁盛的商业活动,从而援据《周易》此语作为典故,把城门的名称改为“进和门临利亭”,而现在我们所看到“临水”,不过是“临利”的形讹?“和”与“利”是两个同类的抽象名词,两两相对,在形式上也比以“和”与“水”相对要更协调一些。要是这样,就能进一步体现这座城门与门外市肆贸易的密切关系。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想,并没有史料依据,姑妄言之而已。“进和”、“临水”两名究竟出自何典,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教之。惟一与我这一猜想相关的线索,是程大昌所绘《汉长安城图》,在“杜门”和“利城门”的旁边,附注有“临利”二字[131]。“临利”这个门名,未见于其他文献记载,说不定就是“临水”这一亭名本来的写法。

至于长安城北横门和杜门之外这两处市场与所谓“西市”和“东市”的关系,现在还很难确定。不过,一定要谈一点看法的话,我比较倾向前者为西市,后者为东市。

长安的西市,是在汉惠帝六年,继城垣全面筑成之后动工修建的[132]。东市始设时间不详,但晁错在景帝时被腰斩于东市[133],这是其设置时间的下限。因西市和东市是相对为名,故或者修筑西市时已有东市在先,或者这两市是同时规划,兴建时即已拟定西、东之名。

不管怎样,西市和东市,是有汉一代长安最为重要的两处市场,王莽时诏令“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134],而其正式的称谓应该是“京司市师、畿司市师、中司市师”[135]。这尤为突出地反映出这两座市场远超出于其他诸市之上的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王莽诏令称东市为“京”、西市为“畿”,显示出东市的地位明显高于西市。假如按照上文的分析,证实杜门外的市确实是设在长安城北面东头一门的外面,同时认定这也就是所谓“东市”的话,这种东重西轻的状况,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这是因为我们只要看一下长安城各项设置的平面图,就能明白,整个长安城中,除了宫殿、官营手工作业作坊和所谓“北阙甲第”这类达观贵戚的宅邸之外,可供普通居民使用的较大片住宅区,就只剩下杜门以里东西两侧这一区域。这样,城里的大多数居民,自然更多地会就近前往杜门外大道两侧的市肆去进行交易。明白这里聚集人众较多,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汉一朝见于《汉书》记载的刑人于市的执法活动,都是发生在东市[136],并不只是在这里斩杀晁错一人而已。

若是把东市和西市分别指认为杜门大道和横桥大道两侧的市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稍加说明。这就是戾太子起兵反叛汉武帝的时候,曾“驱四市人凡数万众”以与丞相刘屈牦率领的朝廷军队作战,合战五日,兵败始出逃城外[137]。故或许有人会有疑问:东、西两市要是在城外的郭区,戾太子何以如此轻易地通过城门的禁卫将两市中人驱赶入城?

关于这个问题,在《汉书》的记载中,相关事项的前后时间顺序,并不十分清楚,需要仔细分析。我认为,在戾太子起兵之初,包括丞相刘屈牦、北军使者任安在内的很多朝廷官员,态度都很含糊。故当戾太子在诛杀江充之后“发兵入丞相府”时,刘屈牦竟丢下印绶,“挺身”而逃;任安则坐而观望,既接受太子令其发兵的节,同时又“闭军门不肯应太子”。因而,负责城门禁卫的兵卒,起初并没有闭锁城门以抗拒太子的叛军,戾太子也得以“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亦即出城调动军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纔在严厉督促刘屈牦统军镇压的同时,复令其“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138]。所以,戾太子驱赶四市之人从其作战,应该发生在刘屈牦指使人“坚闭城门”之前,城北郭区的市人入城并不存在什么障碍。

西市的地位虽然稍逊于东市,但仍是长安城中地位重要的大市。这是因为在整个长安城仅官方正式设有长、丞的市就有四处[139],戾太子所“驱四市人”,应当就是这四处市易场所,东市和西市不过是其中的两个,而横桥大道两侧所谓“九市”,应该是在同一个市内划分的九个不同的区域。

总之,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尊重历史文献的记载,那么,汉长安城存在北郭和东郭这两片郭区,是无可置疑的。至于雍门之外靠北侧的“函里”,似乎也应属长安城郭区的范围之内,不过这里更像是北郭区域向西南一侧的外溢,而不应该是在西面还另有一片独立成规模的郭区。

 

*         *        *       *          *

如上所述,在如何看待汉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的问题上,存在着以杨宽先生和刘庆柱先生分别代表的两派观点。南昌海昏侯墓园结构的完整揭示,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启示我们去认真审视西汉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形态,思考杨宽先生旧说的合理性。

杨宽和刘庆柱这两位先生的研究,都很有深度,各有各的贡献,但我认为,相对于刘庆柱先生对汉长安城具体建置遗址的透彻了解,杨宽先生论证这一问题的视野要更为开阔。我在前面的第四节中已经谈到,在横向的空间方面和纵向的时间方面,杨宽先生都更能通贯地审视这一问题。

横向的对比,我在上文已经做了较多论述,最后再对杨宽先生揭示的纵向贯通的脉络,做一简单说明。

所谓纵向的时间方面,是指追溯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的历史渊源,在动态的发展脉络中把握其本质性的特征。如上所述,西汉长安核心宫区未央宫以及城垣以内整个内城性质城区俱偏处于西南方位,而未央宫以外的其他内城区域以及外郭区域均处于或东或北的方向。如果我们姑且把它概括为“西南—东北”模式的话,那么,事实上杨宽先生正是通过总结春秋战国乃至西周时期以来主要国都(含天子之都与各诸侯的都城)的众多实例,纔敏锐地注意到这一“西南—东北”模式起源甚早,虽然具体的情况比较复杂,不一定所有的都邑在这一点上都规整如一,颇有一些不同的情况,但至少可以说,这种“西南—东北”模式不一定完全出自汉家独创,或许也具有一定历史渊源。

具体的细节,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杨宽先生的论著,我不在这里赘述。不过秦都咸阳的情况,稍微有些特殊,下面再简单做一点说明。

在前面的第二节中,我已经说明,按照我的推测,这种以西南为尊位的做法,体现的是一种人君礼敬天廷的观念,然而《艺文类聚》等书引古本《三辅黄图》,有句云:“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阳,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140]所谓紫宫,是以天极星亦即北极星为中心的一组星辰[141],因而这很容易给人以一种秦始皇自比上天的感觉,并不存在我所讲的“敬天”这一理念。

但我理解这是相对于其臣民所体现的一种姿态,盖皇帝身为天子,代表着上天的意志,自有资格令臣民敬之如天,汉长安城之所谓“斗城”一说,同样体现着这一方面的观念。但具体到天子与上天的关系,在咸阳城的总体规划上,仍然强烈体现着上述敬天的理念,即将皇宫配置在都城的西南隅,以示东致敬于日轮,北致敬于极星。很多人只注意秦始皇“因北陵营殿”,但所谓“紫宫”指的是“端门四达”的咸阳城,咸阳城在通过“横桥南渡”以后兴修的阿房宫,纔是嬴政准备用于君临函谷关内外普天之下土地的“朝宫”[142],而这座“朝宫”正位于跨渭南北之咸阳城的西南方位,这不仅与未央宫在长安城中所处的方位相同,若与汉武帝太初元年在未央宫西墙外侧修建的建章宫相比[143],做法和方位更加一致。

至于西汉以后相关观念的发展变化,几年前我曾以“从敬天到效天——浅谈隋唐长安城布局的新理念”为题公开演讲,简单地讲述过我的初步看法,但日后得便还会做出更为深入具体的论述。

 

2017216日草稿

2017324日晚讲演于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30]《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六三《昌邑王髆传》,页2765

[31]见《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卷八《渭水》,页12b

[32]《汉书》卷九《元帝纪》唐颜师古注,页294

[33]辛德勇《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收入敝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119

[34]《汉书》卷九《元帝纪》,页293

[35]《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页459

[36]《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并唐颜师古注,页2223

[37]汉魏间失名撰《三辅黄图》(北京,中华书局2005,何清谷《三辅黄图教释》本)卷一“都城十二门”条,页76

[38]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影印清光绪十八年长沙思贤讲舍原刻本)卷一九,页290

[39]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城门的发掘》,分别原载于《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1958年第4期,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11,页18

[40]《汉书》卷六三《戾太子据传》并唐颜师古注引曹魏苏林语,页27472748

[41]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290

[42]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原载《文博》1984年创刊号,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18

[43]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原载《考古》1989年第4期,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61

[44]《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37

[45]《汉书》卷六六《蔡义传》,页2898

[46]刘庆柱《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原载《考古》1992年第7期,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409

[47]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61

[48]宋宋敏求《长安志》(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四年合阳书堂刻本)卷五,页中104a104b

[49]宋宋敏求《长安志》卷首赵彦若《长安志序》,页上61b

[50]清王昶《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卷一一八唐柳玭《万寿寺记》,页1a

[51]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15316

[52]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288

[53]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17,页362363

[54]《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页2748

[55]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16317

[56]刘庆柱《汉长安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前文原载《考古》1987年第10期,此并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25,页410411

[5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桥工作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刊《考古》2014年第7期,页3447

[58]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287。《汉书》卷六三《戾太子据传》,页2747。《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唐张守节《正义》引唐李泰等撰《括地志》,页2403

[5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桥工作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刊《考古》2014年第7期,页37

[60]《史记》卷一一《孝景本纪》,页563

[61]辛德勇《〈水经·渭水注〉若干问题疏证》,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三辑(1988年),收入敝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56262

[62]见《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残宋本《水经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卷一九《渭水》,页8b——10a,页23a;《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卷八《渭水》,页12b13a,页19a

[63]汉魏间失名撰《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条,页73,页83,页85,页87,页88

[64]《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90;又卷九《元帝纪》唐颜师古注述曹魏如淳引录《三辅黄图》,页294

[65]《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页2881

[66]陈直《三辅黄图校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卷一“都城十二门”条,页25

[67]《汉书》卷一〇《成帝纪》,页301

[68]宋程大昌《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九“龙楼驰道”条,页185186

[69]见《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书》本《水经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卷一九《渭水》,页12b。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渭水》,页288

[70]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周苏平、王子今《汉长安城西北区陶俑作坊遗址》,原载《文博》1985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长安城23~27号窑址发掘简报》,原载《考古》1994年第11期;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原载《考古学研究——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1993)。上述诸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11,页32,页83,页417

[71]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上编第十章第2节《内城性质的长安》,页117

[72]宋王应麟《玉海》(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影印元刻本)卷一六九《宫室·门阙》“汉长安十二门”条,页3201

[73]见中国书店影印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水经注》(北京,中国书店,2012)卷一九《渭水》,页9a

[7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宋刻本)卷一八二《居处部·门》,页887

[75]清孙星衍、庄逵吉《三辅黄图新校正》(清嘉庆十九年刊《平津馆丛书》本)卷首孙星衍自序,页1a2b

[76]《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一一《刘玄传》唐李贤注,页475

[77]清杨守敬《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卷一九,页15891590

[78]汉魏间失名撰《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条引《庙记》,页79

[79]宋程大昌《雍录》卷二“汉长安城图”条,图四。

[80]《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一一《天文志》上,页305

[81]清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一九,页1589

[82]《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页546

[83]辛德勇《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据敝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121122,页129,页132

[84]《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页25192520

[85]汉魏间失名撰《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条,页79

[86]清孙星衍、庄逵吉《三辅黄图新校正》,页5a

[87]《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唐司马贞《索隐》,页576

[88]《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唐颜师古注,页28812882

[89]《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页2881

[90]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289

[91]辛德勇《〈水经•渭水注〉若干问题疏证》,据敝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62

[92]《汉书》卷六三《戾太子据传》,页27462748

[93]《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50

[9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门》,页887

[95]宋王益之《西汉年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排印《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一七,页258

[96]《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刘宋裴骃《集解》引如淳语,页2403。《汉书》卷一〇《成帝纪》唐颜师古注引如淳语,页307

[97]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门》,页887

[98]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卷二五,页534

[99]汉魏间失名撰《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条,页88

[100]案杨宽先生将“其水”的“水”字解作“泬水”,但我在上下文中看不到这样理解有什么合理的依据。杨说见《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16,页364

[101]清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一九附熊会贞案语,页1588

[102]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门》,页887

[103]案“东”字据殿本(《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书》本)、赵一清《水经注释》本增。

[104]案“秦离宫”原作“奉离宫”,据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改。

[105]案“逢萠”,《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页2759)及明嘉靖黄省曾刻本等作“逢萌”。又“挂冠”原作“桂冠”,据《永乐大典》本、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改。

[106]案“无疆亭”原作“无强亭”,据《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门》(页887)引《水经注》改。

[107]案“旧出好瓜”原作“旧山好瓜”,据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改。

[108]岸“此门”原作“北门”,据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改。

[109]案“永青门”,《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门》(页887)引《水经注》作“永春门”。

[110]案殿本在“光礼门显乐亭”下增有“北对武库”四字,未知所据。

[111]案“诚正亭”原作“城正亭”,据赵一清《水经注释》本改。

[112]案“故光华门”,原作“故光毕门”,据殿本、赵一清《水经注释》本改。又明嘉靖黄省曾刻本等无“故”字,或是。

[113]案“第二门”原作“第二”,据殿本增。

[114]案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六三《居处部·门》(页1129)引《汉宫殿名》记有一“元成门”,未详所指,不知是否与此西出南头第三门有关,姑书此备考。

[115]案“朔都门”,原据《永乐大典》本作“霸都门”,据《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门》(页887)引《水经注》改。

[116]案“又有通门、亥门也”,《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门》(页887)引《水经注》作“又有通亥门也”。

[117]案“一曰”二字据明万历刻朱谋㙔《水经注笺》本、赵一清《水经注释》本增。

[118]案“城曰厨门”,殿本、赵一清《水经注释》本作“名曰厨门”。

[119]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16317,页365367

[120]案《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居处部•市》(页924)引《宫阙记》文作“夹横桥大道。南又有当市观”,较杨宽所引,多一“又”字。

[121]刘庆柱《汉长安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25326

[122]汉魏间失名撰《三辅黄图》卷二“长安九市”条,页93

[123]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16317,页365367

[124]宋程大昌《雍录》卷二“横门”条,页23

[125]汉魏间失名撰《三辅黄图》卷二“长安九市”条,页93

[12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居处部•市》,页924

[127]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16317,页365367

[128]刘庆柱《汉长安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25326

[129]《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1179

[130]唐孔颖达等《周易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影印二十年南昌府学刊《十三经注疏》本)卷一,页12

[131]宋程大昌《雍录》卷二“汉长安城图”条,图四。

[132]《汉书》卷二《惠帝纪》,页91

[133]《汉书》卷四九《晁错传》,页2302

[134]《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11791180

[135]《汉书》卷九一《货殖传》,页3694

[136]《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页2883;又卷六七《云敞传》,页2927;卷七一《隽不疑传》,页3036

[137]《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页2881

[138]《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页28802881

[139]《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36

[140]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九《水部·桥》,页182。案文中“因北陵营殿”句,据唐徐坚《初学记》卷六《地部·渭水》(页135)引文补。

[141]《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539

[14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326327

[143]《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99。汉魏间失名撰《三辅黄图》卷二“建章宫”条,页12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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