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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园与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

2017-12-13 14:29| 发布者: IICC| 查看: 579| 评论: 0|原作者: 辛德勇|来自: 辛德勇自述

摘要: 各位同學、各位朋友,大家好。新的學期,剛剛開始不久。對於很多同學來說,放假,回家過年,實際上也就是新的一年的開始。新年,意味着新的生長。今天,大家來到這裏,聽我講的這個題目,實際上還和考古新發現聯繫在一起,這就是江西南昌附近發現的西漢海昏侯劉賀的墓葬。提起海昏侯劉賀,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讀過我寫的《海昏侯劉賀》這本小書。實際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的老師讓我來和大家講點兒什麼,也是因爲我寫過這本書,所以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新的学期,刚刚开始不久。对于很多同学来说,放假,回家过年,实际上也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新年,意味着新的生长。今天,大家来到这里,听我讲的这个题目,实际上还和考古新发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江西南昌附近发现的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墓葬。

提起海昏侯刘贺,可能有些朋友已经读过我写的《海昏侯刘贺》这本小书。实际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老师让我来和大家讲点儿什么,也是因为我写过这本书,所以,叫我以刘贺为主题,谈谈相关的史事。

我想,书里面讲过的问题,在我们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著名高等学府里,再谈已经没有太大意义,而我写这本书的旨意、原委,以及对篇章结构的安排,还有很多人关心的我对“二重证据法”的看法等项事宜,我另外又以“《海昏侯刘贺》书里书外的事儿”为题,做过一次讲座,做了详细的说明。同时,“《海昏侯刘贺》书里书外的事儿”这篇讲稿,也在我的新浪微博上公布过。因为许多人听过、看过,在这里再讲,就不合适了。

所以,我选了现在这个题目,脱离刘贺本人,也离开海昏侯墓出土的具体文物,只是由他的墓园,引颈向西北眺望,眺望京师长安,和大家讲讲我对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的看法。

  

一、西汉长安的宫城

在中国古代都城的构成要素当中,居于核心地位、同时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宫城,也就是帝王居止和朝会理政的场所。我今天在这里所说的“长安城平面布局形态”,具体的内涵,虽然很多,但在这里,实际上只是突出重点,简单谈一下“宫城”在整个都城平面形态中所处的位置。

很多人对历史感兴趣,许多学习历史的同学,和许多关心历史问题的年轻朋友,往往更加关注那些比较抽象的一般性说法,譬如中国古代都城居于一朝疆土的东、南、西、北哪一方位之类的宏观大论、都城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以及不同社会人群的活动“空间”之类的时尚“意识”,等等。

在各位还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兴致,这种关怀,都是很正常的,是认识历史的历程中一个必经的阶段,可以说是对历史学的兴趣使然。但要是长此以往,一直没有变化,没有让自己走入更加具体的历史场景,那么,对于我来说,仅仅这些,就不是我心目中历史学所应有的状态,不是历史学所应有的内容,更不是我心仪的历史学研究。

在我看来,历史学的魅力,在于具体的细节。我们要关注细节。在这些具体的细节之中,不仅有形形色色的“魔鬼”,“上帝”也无所不在。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在看似纷乱的史事中,厘清真相,揭示每一件史事真实的样貌,看穿隐藏在这些事实背后的规律性、本质性特征。真切的历史事实及其背后潜藏的规律性、本质性特征,就是我在学术研究中追慕的“上帝”。

就所谓“宫城”而言,在历史时期,也是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今天的北京“故宫”,是明清两朝在京师建置的宫城。明,老早就不存在了;清,也已经被推翻了。所以,纔称之为“故宫”。明清宫城在都城平面布局形态上的总体特征,是宫城大致位于整个都城的中心。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布局形式,可以说基本上是确立于北宋都城开封。

明北京城平面布局示意图

(侯仁之图)[1]

北宋开封城平面布局示意图

(刘敦桢图)[2]

  

由这种设立于国都中心的宫城,再向前追溯,隋代的大兴城和唐代的长安城,宫城都位于都城的北侧南北轴线中央的位置上。这体现了另外一种观念。

隋大兴城平面布局示意图

(自制)[3]

 

再向前,情况就越来越复杂。在这里,我们不妨姑且逃过中间的环节,将其置而不论,直接推溯至西汉时期的长安,则可以看到愈加不同的景象。

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示意图

(据刘庆柱图改定)[4]

  

在这幅“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示意图”上,未央宫、长乐宫、明光宫、桂宫、北宫这些皇室专用的宫殿区域,占据了城垣内的绝大部分面积。所以,杨宽先生把这整个被城垣圈起来的区域,都称之为“宫城”,或是具有宫城性质的内城。城垣之内、上述诸宫以外的其他区域,住的还有很多达官贵人,从而使得普通庶民住宅所占的面积,愈加尠少。这样一来,西南的宫城或是宫城性质的内城,就与东垣和北垣之外的庶民居住区,在空间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关于这一点,问题稍微有些复杂。其复杂性之一,就是另有一些学者,并不赞同杨宽先生上述看法,认为长安城没有外郭区域,庶民同样全部居住在城垣之内。持这一看法的学者,以长期从事汉长安城考古发掘工作的刘庆柱先生最有代表性。

然而,即使暂不考虑外郭区域存在与否,单纯看城垣之内上述各个宫区之内最主要的宫殿区域——未央宫,看未央宫所处的位置,同样能体现西汉时人看重西南这一方位的观念。未央宫是西汉时期皇帝居止的主要宫室;未央宫中的前殿,也是汉帝朝会臣民的正殿。未央宫建置在城垣之内的西南一隅,这与前面讲述的唐、宋、明、清诸朝都大不相同。

  

二、海昏侯墓园

那么,西汉长安城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平面布局形态呢?

在历史文献中,对这种把帝王之居和朝会之所安置在都城西南一隅的布局形式,没有直接的记载。稍微清晰一些的记述,是有文献显示,从很早起,就有一种以西方为尊的居处观念。反映这一观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王充在《论衡·四讳篇》中论述当时“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时所讲的如下一段话:

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无二上,卑有百下也。[5]

  其实“西益宅”吉利与否,本是民间流传已久的一种普遍观念。《淮南子·人间训》记述春秋时鲁哀公欲西益其宅,当时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说法[6],并不是特指君王的宫室。所以,王充在这里所说的“长老”,也不是仅仅局限于君王。与王充同属东汉的学者应劭,在所撰《风俗通议》中谈论同样问题时,更明确讲到是“俗说西者为上”,可见这显然是一种民间广泛通行的习俗。

但是若要进一步探究这种以西为尊、以西为上观念的形成原因,则应当与对日升方向的尊崇具有直接关系。这也就是对太阳的尊崇。这是因为太阳最有标志性地体现着天的存在和天的形态。

不过,太阳再亮,到晚上也看不到。夜晚时分,体现天穹的是星辰,而群星当中最为引人注目、也最令古人感到神异的星辰便是北极,——随着地球的自转,一晚上,漫天星斗都在不停地转动,只有北极一动不动。

我理解,西汉朝廷把长安城中最重要的宫殿群——未央宫安置在城垣的西南隅内,体现的是一种敬天的观念:居西,等于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以体现在白昼礼敬日轮;居南,等于朝向北极所在的方位,以体现在黑夜崇敬极星。

可是,西汉长安城是经历很长一个时期逐渐发展形成的,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规划。在这种情况下,未央宫位于城垣西南隅内,就有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平面布局形态,未必出自某种特定的观念。

一个朝代,国都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同样的都城。要想判定这一问题,只能尽可能找到相关的旁证。

中国的考古学家,经常引述一句古语,来阐释他们专门去挖掘死者墓葬的道理,这就是古人一向“事死如事生”。这句话出自《礼记·中庸》,下边,原来还有一句对应的话,叫“事亡如事存”。所以不好随便说成或是写作“视死如视生”,像胡兰子一样视死如归似的。翻译成大家容易懂的大白话,就是古代各个时期的人们,对待往生的死者,就像对待身边的活人一样,活人怎么活,就要给逝者做出同样的安排。

依据古人这一行为方式,考古学家就可以通过从葬的物品及其存放形式,解析出墓葬的时代、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对我们认识过去了的时代,特别是认识那些时代里一些缺乏明确文献记载的事项,提供了极为关键的证据。其关键性和重要性在于,这些古墓葬所提供的信息,没有经过后代的干扰和变易,真切如初。

关于这一点,我先讲一个与我本人有关的事例。这是一个更简单的事例,只是通过随葬的器物铭文,来判断一些来路不明的古器物铭文是否可靠。

最近海上某著名古文字研究专家,在报纸上刊发文章,谈对传世文物、文献真伪的辨别问题,说在“真伪判别过程当中,研究者对当时物质形态各方面的综合认识水平如何,在出土文物、文献与自身固有认识、研究结论之间产生偏差,甚或出土文物、文献提供的信息全面越出自身知识和研究界限时,研究者持有何种态度和取向,都直接关系到立论的客观性与可信性”。这里谈的显然是普遍的学术规则问题。为此,这位专家精心选择我写过的《雒阳武库钟铭文辨伪》一文,作为典型事例,出以示众,指出像我这样辨伪,便是未能“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而固持“先入之见”,面对像古文字这么艰深古奥而我辛某人“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没有多考虑像这位先生这样的“专家的意见”,并且“多查阅相关数据”,就“轻率发表意见”,“以浮言代替严肃论证”,从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和干扰”。

这着实让我受宠若惊。在学术界混迹这么多年,也胡乱写过不少东西,这些东西,大多无人理睬,无声无臭。作为十足的外行,写了这么一篇不起眼的小文章,竟然惊动一个学科领域的大专家,把我提溜出来游街,骤然之间,爆得大名,实在是修也修不来的福分。

不过,在另一方面,尽管这位古文字权威如此不以为然,固陋愚钝如我,到今天为止,却还是未能领悟这位权威的高见,也还想以“民科”的身份,在与自己研究相关的领域和问题上,尝试着继续做一些对古代器物铭文的考辨分析工作。

面对在这位权威的威严气势,我之所以还敢壮起鼠胆,要以身犯难,就是考古数据给我的支撑。我认为洛阳武库钟铭文是伪刻,最重要的依据,是考古发现的西汉铭文,没有一件,其制作时间(不是器物上标识的其他时间),是带有“元封”年号的,而制作时间带有“元封”年号的器物,包括这件“洛阳武库钟”在内,都是所谓“传世文物”。

考古发掘的物品和所谓“传世文物”,在二者之间,是有一条红线的。对于我来说,这条红线,是一个大道理,也是硬道理。况且对那位古文字权威的其他具体论证,我也期期不敢苟同。今天无法在这里详细讲述,加上我身体很不好,现在也顾不上重说旧日的观点。不过,换个时间和地点,若是有人愿意听并且也愿意提供相应的条件,我会详详细细地一一道来。

现在回到主题。对于西汉都城长安的平面布局形态这一问题来说,也可以藉助考古学家对当时墓园的发掘和勘查,对比分析,以准确地切入并合理把握其内在缘由。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江西的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对这个墓园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从而完整地揭示了墓园的范围和结构。这一工作,意义重大。这是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完整展现的唯一一座西汉列侯墓园。

察看“海昏侯墓园平面示意图”,可以看到,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墓室,即位于这个墓园的西南隅,与未央宫在长安城中所处的位置,一模一样。

2016年春,当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展览的时候,我在展厅里一看到海昏侯墓园的平面图,就注意到,可以通过其平面布局形态,印证西汉长安未央宫乃至整座城市的布局都是具有清晰的空间观念的,这就是杨宽先生早就谈到的对西南方位的尊崇。因为情绪有些激动,还站在这幅示意图的前面,拍下一张照片。看起来很憨傻,但神态很真诚,内心还很兴奋。


敝人在首都博物馆“南昌汉代

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

的海昏侯墓园示意图前

  

接下来,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首都博物馆为这次展览合编的图录——《五色炫曜》这本书里,也刊载了这张墓园图。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派遣到海昏侯墓发掘现场的专家组组长信立祥先生在北京大学做报告,具体讲述海昏侯墓的发现与价值,也演示了同样的墓园结构图。但这些都不是很严谨的学术表述,我也不敢将其视作考古发掘者对海昏侯墓园形态的正式表述。

海昏侯墓园平面示意图[7]

直到去年9月,海昏侯墓的发掘人员在当年《考古》第7期上刊出了正式的简报,不仅附印有同样的墓园平面图,还有具体的文字记述[8],对海昏侯的墓园做了正式、明晰的表述之后,我纔在自己的微博上连续公布了两篇短札,指出海昏侯墓园整体布局形态与西汉长安城平面构成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指出,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变迁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海昏侯墓园的完整勘探和揭示,对合理认识这一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海昏侯墓发掘的杨军先生,另外还绘制了一幅海昏侯墓园的示意性草图。看这幅草图,对墓园的各项设置的空降方位关系,或许能够获取更为清晰的印象。

杨军绘制海昏侯墓园

示意草图[9]

看这幅海昏侯墓园平面图,我想,应该注意如下几点:

1)如前所述,墓园中的M1,亦即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墓室,位于墓园西南隅内,这与未央宫在长安城中的位置,是完全一致的。进一步看,也与西汉长安城城垣之内的区域在包括郭区在内的整个大长安城中所处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相对于海昏侯一世刘贺的墓室,墓园中其他祔葬的墓室,显然居于从属的地位。这种空间配置形式,一定是按照某种通行的观念,预先设定,而不会是随意衍生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刘贺的两个儿子刘充国和刘奉亲,紧随其后,相继丧生,故父子三人,或有可能同时安葬于这一墓园。在加下来的考古发掘中若是能够证明这一点,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2)墓园中的M2,是刘贺夫人的墓室。刘贺的墓室居西,夫人的墓室在东,这与西汉长安城中帝宫未央宫居西、皇太后宫长乐宫在东的布局形式,实质上也有相通之处。汉人即分别以“西宫”和“东宫”,来指称帝宫未央宫和皇太后宫长乐宫[10]。虽然西汉皇后居处宫殿与皇帝居处宫殿的方位关系,在文献中没有清楚记载,不过我们看戾太子起兵反叛时,在派人进入未央宫向卫皇后禀报之后,乃“发长乐宫卫”[11]。时武帝母王太后故世已久,并无太后居处长乐宫中,这显示出“东宫”长乐宫在没有太后入主的情况下,本来归属于皇后,因而在皇后变身为太后之后,自然就常处此宫了。

3)到目前为止,主持海昏侯墓发掘的考古工作者,仅发现墓园的东门和北门,而在南面和西面,还没有发现门址的痕迹。同时,在北门和东门,都发现有阙的遗迹。这与未央宫从兴建时起就仅设有东阙和北阙的情况[12],也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由此可见,完整揭示的海昏侯墓园,对西汉长安城乃至这个中国古代都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其学术价值并不比墓室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低,我们应当予以充分关注。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因为像海昏侯墓这样完整的墓园,在目前探查、发掘的西汉列侯墓葬中还是独一无二的,其是否具有普遍性、亦即能不能反映西汉时期最为通行的空间观念,还需要结合其他同一时代的帝王陵园来做进一步的考察。

  

三、西汉帝王的陵园

在所享用的礼制等级上,西汉皇帝陵园的布局形态,显然要比像海昏侯墓园这样的列侯葬地,与帝都长安城,具有更强的可比性。稍居其次的,则是诸侯王的陵园。

那么,我为什么在这里要首先强调指出海昏侯墓园与长安城在平面布局形态上的共通性呢?这并不是因为海昏侯墓的发现,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引发了社会公众的极大兴趣,讲海昏侯墓园,更容易吸引的大家的目光。

我特别关注海昏侯墓园的布局形式,也很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看法,是因为西汉皇帝和诸侯王的陵园,情况比海昏侯墓要显得复杂一些,不像海昏侯墓园这样一目了然。例如,刘庆柱先生在讨论西汉长安城的“择中”问题时,认为未央宫前殿居于宫城的轴线位置上,而这条贯穿宫城的南北轴线,也就是长安城的轴线,这两条轴线是完全重合的;与此相应,在西汉诸帝的陵园之内,“皇帝和皇后陵墓封土,一般各自分别位于其陵园中央”[13]。至少单纯就刘庆柱先生这一表述而言,带给人们的印象,在西汉皇帝的陵园之中,墓室和它的上面覆盖的封土,是居于中央的位置。这与我们在海昏侯墓园中见到的刘贺墓室,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在这里先以海昏侯墓园的布局形式作为基础,由此透视西汉的帝陵,纔会更加容易地看透这些陵园的构成形式。

首先,皇后陵墓通常都设在皇帝陵墓的东侧,这同皇后之宫未央宫在帝宫长乐宫的东侧,是相互对应的,或者说从中可以看到长安城中未央宫与长乐宫的投影[14]。汉代皇后陵园亦称“东园”,当即缘自于此[15]。同时,西汉帝陵陵园的正门,都是东门,主墓道也是位于东侧[16]。这也与长安城未央宫仅东门和北门筑有门阙的情况具有关联。

若是单纯看皇帝陵墓四周由墙垣环绕的陵园区域,那么,西汉时期的皇帝陵园,大多都像刘庆柱先生所讲的那样,是陵墓封土居中。然而,西汉一朝的帝陵,一个完整的陵区,并不仅局限于皇帝陵墓封土四周墙垣所圈堵的陵园这一范围,通常在这一区域的东侧和北侧,特别是陵园东面的司马道两侧,还有很大一片陪葬的区域[17]。这些陪葬墓与皇帝陵墓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实际上相当于杨宽先生所说长安城垣之外的东郭与北郭区域。

其实若就双重陵园的外垣而言,有些皇帝陵墓的封土,并不居于这一大陵园的南北中轴在线。如景帝阳陵,是略偏向西侧,焦南峰先生已经注意到这种分布形式与汉长安城未央宫居于长安城西部偏南的相似性,并认为这显现出长安城布局形态的直接影响[18]。又如元帝渭陵,更是明显偏向西南,这和未央宫在长安城中的方位,更为贴近。

近年考古工作者通过对西汉帝陵的深入勘探发现,一些具有双重陵园的帝陵,如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和哀帝义陵,在外面一重陵园围墙的东北角内、也就是里面一重陵园以外的东北部,和海昏侯墓园一样,都有一批祔葬墓[19]。这实质上相当于汉长安未央宫之外、外郭城之内的其他普通居住区。

汉武帝茂陵陵区图[20]

汉武帝茂陵陵园图[21]

汉景帝阳陵陵区图[22]

汉景帝阳陵陵园图[23]

汉哀帝义陵陵园图[24]

至于介于皇帝陵园和列侯墓园之间的诸侯王陵园,因保存完整的墓园遗址目前还很罕见,情况不是十分清楚。但从现今所知保存较为完整的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园来看,王后墓在江都王墓的东侧,与皇帝、皇后陵墓的相对位置关系相同;陪葬墓位于其陵园外侧的东部,与西汉帝陵陪葬墓的方位、区域完全一致。同时,在陵园区域的北部,还有一批祔葬墓,这也和皇帝陵园外垣之内东北部区域的祔葬墓位置大体相当[25]。焦南峰先生曾以“同制京师”为题,梳理了这座诸侯王的陵园与皇帝陵园的相似性[26]。其他如保存情况相对较好的河南永城保安山梁孝王陵园,在主墓东侧的陵园墙垣之内,另有祔葬或从葬的坟墓[27],情形也与大云山江都王陵园相近(惟其王后墓在梁孝王墓北侧,或因地形而有所变通)。

江苏盱眙大云山汉江都王

陵园图[28]

这样,若是以一种通贯的眼光,来把皇帝陵园的整体平面布局形式与海昏侯墓园相对比,就会清晰看出西南这一区域的尊崇地位;再由此来审视西汉都城长安,则更有理由认定,对西南这一区域的尊崇,是生人居地和死者葬地选址时一以贯之的观念[29]

  [1]侯仁之《北京旧城平面设计的改造》,原载《文物》1973年第5期,此据作者文集《北京城的生命印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页219

  [2]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第六章《宋、辽、金时期的建筑》,页179

  [3]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页200

  [4]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原载《考古》1996年第10期,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页502

  [5]汉王充《论衡·四讳》,据刘盼遂《论衡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7)卷二三,页466

  [6]《淮南子·人间训》,据何宁《淮南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一八,页12911292

  [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编《五色炫曜》(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页5

  [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刊《考古》2016年第7期,页4562

  [9]杨军《西汉列侯墓园之翘楚》,刊池红主编《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专辑》(南昌,江西画报社,2016),页141

  [10]《汉书》卷五二《灌夫传》,页2387;又卷六八《霍光传》,页2948。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卷五,页8283

  [11]《汉书》卷六三《戾太子据传》,页2743

  [12]《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卷八《高祖本纪》,页485

  [13]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509510

  [14]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刊《考古》2007年第11期,页7880

  [15]《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并唐颜师古注,页3970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七章第二节《西汉帝陵及陵园遗址》,页310313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七章第五节《西汉帝陵陪葬墓及其陪葬坑》,页324328

  [18]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刊《考古》2007年第11期,页7980

  [19]焦南峰《西汉帝陵“夫人”葬制初探》,刊《考古》2014年第1期,页7881

  [20]焦南峰《“同制京师”——大云山西汉王陵形制初识》,刊《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页76

  [21]焦南峰《西汉帝陵“夫人”葬制初探》,刊《考古》2014年第1期,页79

  [22]焦南峰《“同制京师”——大云山西汉王陵形制初识》,刊《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页75

  [23]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刊《考古》2007年第11期,页80

  [24]焦南峰《西汉帝陵“夫人”葬制初探》,刊《考古》2014年第1期,页80

  [25]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刊《考古》2012年第7期,页5359

  [26]焦南峰《“同制京师”——大云山西汉王陵形制初识》,刊《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页7480

  [2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二章第一节《陵园概况》,页1618

  [28]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刊《考古》2012年第7期,页54

  [29]案焦南峰先生在主要以汉景帝阳陵为例探讨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时,将陵园东侧集中分布的陪葬诸侯王和列侯等墓,与西汉诸侯王和列侯的封国多在长安城以东地区联系起来,认为二者之间在方位上存在着对应的关系,似未能中其肯綮。焦说见《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刊《考古》2007年第11期,页8087

  [30]《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六三《昌邑王髆传》,页2765

  [31]见《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卷八《渭水》,页12b

  [32]《汉书》卷九《元帝纪》唐颜师古注,页294

  [33]辛德勇《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收入敝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119

  [34]《汉书》卷九《元帝纪》,页293

  [35]《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页459

  [36]《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并唐颜师古注,页2223

  [37]汉魏间失名撰《三辅黄图》(北京,中华书局2005,何清谷《三辅黄图教释》本)卷一“都城十二门”条,页76

  [38]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影印清光绪十八年长沙思贤讲舍原刻本)卷一九,页290

  [39]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城门的发掘》,分别原载于《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1958年第4期,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11,页18

  [40]《汉书》卷六三《戾太子据传》并唐颜师古注引曹魏苏林语,页27472748

  [41]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290

  [42]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原载《文博》1984年创刊号,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18

  [43]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原载《考古》1989年第4期,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61

  [44]《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37

  [45]《汉书》卷六六《蔡义传》,页2898

  [46]刘庆柱《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原载《考古》1992年第7期,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409

  [47]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61

  [48]宋宋敏求《长安志》(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四年合阳书堂刻本)卷五,页中104a104b

  [49]宋宋敏求《长安志》卷首赵彦若《长安志序》,页上61b

  [50]清王昶《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卷一一八唐柳玭《万寿寺记》,页1a

  [51]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15316

  [52]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288

  [53]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17,页362363

  [54]《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页2748

  [55]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16317

  [56]刘庆柱《汉长安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前文原载《考古》1987年第10期,此并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25,页410411

  [5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桥工作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刊《考古》2014年第7期,页3447

  [58]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287。《汉书》卷六三《戾太子据传》,页2747。《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唐张守节《正义》引唐李泰等撰《括地志》,页2403

  [5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桥工作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刊《考古》2014年第7期,页37

  [60]《史记》卷一一《孝景本纪》,页563

  [61]辛德勇《〈水经·渭水注〉若干问题疏证》,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三辑(1988年),收入敝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56262

  [62]见《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残宋本《水经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卷一九《渭水》,页8b——10a,页23a;《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卷八《渭水》,页12b13a,页19a

  [63]汉魏间失名撰《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条,页73,页83,页85,页87,页88

  [64]《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90;又卷九《元帝纪》唐颜师古注述曹魏如淳引录《三辅黄图》,页294

  [65]《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页2881

  [66]陈直《三辅黄图校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卷一“都城十二门”条,页25

  [67]《汉书》卷一〇《成帝纪》,页301

  [68]宋程大昌《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九“龙楼驰道”条,页185186

  [69]见《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书》本《水经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卷一九《渭水》,页12b。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渭水》,页288

  [70]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周苏平、王子今《汉长安城西北区陶俑作坊遗址》,原载《文博》1985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长安城23~27号窑址发掘简报》,原载《考古》1994年第11期;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原载《考古学研究——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1993)。上述诸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11,页32,页83,页417

  [71]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上编第十章第2节《内城性质的长安》,页117

  [72]宋王应麟《玉海》(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影印元刻本)卷一六九《宫室·门阙》“汉长安十二门”条,页3201

  [73]见中国书店影印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水经注》(北京,中国书店,2012)卷一九《渭水》,页9a

  [7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宋刻本)卷一八二《居处部·门》,页887

  [75]清孙星衍、庄逵吉《三辅黄图新校正》(清嘉庆十九年刊《平津馆丛书》本)卷首孙星衍自序,页1a2b

  [76]《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一一《刘玄传》唐李贤注,页475

  [77]清杨守敬《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卷一九,页15891590

  [78]汉魏间失名撰《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条引《庙记》,页79

  [79]宋程大昌《雍录》卷二“汉长安城图”条,图四。

  [80]《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一一《天文志》上,页305

  [81]清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一九,页1589

  [82]《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页546

  [83]辛德勇《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据敝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121122,页129,页132

  [84]《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页25192520

  [85]汉魏间失名撰《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条,页79

  [86]清孙星衍、庄逵吉《三辅黄图新校正》,页5a

  [87]《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唐司马贞《索隐》,页576

  [88]《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唐颜师古注,页28812882

  [89]《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页2881

  [90]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289

  [91]辛德勇《〈水经·渭水注〉若干问题疏证》,据敝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62

  [92]《汉书》卷六三《戾太子据传》,页27462748

  [93]《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50

  [9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门》,页887

  [95]宋王益之《西汉年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排印《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一七,页258

  [96]《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刘宋裴骃《集解》引如淳语,页2403。《汉书》卷一〇《成帝纪》唐颜师古注引如淳语,页307

  [97]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门》,页887

  [98]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卷二五,页534

  [99]汉魏间失名撰《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条,页88

  [100]案杨宽先生将“其水”的“水”字解作“泬水”,但我在上下文中看不到这样理解有什么合理的依据。杨说见《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16,页364

  [101]清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一九附熊会贞案语,页1588

  [102]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门》,页887

  [103]案“东”字据殿本(《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书》本)、赵一清《水经注释》本增。

  [104]案“秦离宫”原作“奉离宫”,据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改。

  [105]案“逢萠”,《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页2759)及明嘉靖黄省曾刻本等作“逢萌”。又“挂冠”原作“桂冠”,据《永乐大典》本、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改。

  [106]案“无疆亭”原作“无强亭”,据《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门》(页887)引《水经注》改。

  [107]案“旧出好瓜”原作“旧山好瓜”,据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改。

  [108]岸“此门”原作“北门”,据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改。

  [109]案“永青门”,《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门》(页887)引《水经注》作“永春门”。

  [110]案殿本在“光礼门显乐亭”下增有“北对武库”四字,未知所据。

  [111]案“诚正亭”原作“城正亭”,据赵一清《水经注释》本改。

  [112]案“故光华门”,原作“故光毕门”,据殿本、赵一清《水经注释》本改。又明嘉靖黄省曾刻本等无“故”字,或是。

  [113]案“第二门”原作“第二”,据殿本增。

  [114]案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六三《居处部·门》(页1129)引《汉宫殿名》记有一“元成门”,未详所指,不知是否与此西出南头第三门有关,姑书此备考。

  [115]案“朔都门”,原据《永乐大典》本作“霸都门”,据《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门》(页887)引《水经注》改。

  [116]案“又有通门、亥门也”,《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门》(页887)引《水经注》作“又有通亥门也”。

  [117]案“一曰”二字据明万历刻朱谋㙔《水经注笺》本、赵一清《水经注释》本增。

  [118]案“城曰厨门”,殿本、赵一清《水经注释》本作“名曰厨门”。

  [119]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16317,页365367

  [120]案《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居处部·市》(页924)引《宫阙记》文作“夹横桥大道。南又有当市观”,较杨宽所引,多一“又”字。

  [121]刘庆柱《汉长安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25326

  [122]汉魏间失名撰《三辅黄图》卷二“长安九市”条,页93

  [123]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16317,页365367

  [124]宋程大昌《雍录》卷二“横门”条,页23

  [125]汉魏间失名撰《三辅黄图》卷二“长安九市”条,页93

  [12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居处部·市》,页924

  [127]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16317,页365367

  [128]刘庆柱《汉长安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25326

  [129]《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1179

  [130]唐孔颖达等《周易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影印二十年南昌府学刊《十三经注疏》本)卷一,页12

  [131]宋程大昌《雍录》卷二“汉长安城图”条,图四。

  [132]《汉书》卷二《惠帝纪》,页91

  [133]《汉书》卷四九《晁错传》,页2302

  [134]《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11791180

  [135]《汉书》卷九一《货殖传》,页3694

  [136]《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页2883;又卷六七《云敞传》,页2927;卷七一《隽不疑传》,页3036

  [137]《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页2881

  [138]《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页28802881

  [139]《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36

  [140]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九《水部·桥》,页182。案文中“因北陵营殿”句,据唐徐坚《初学记》卷六《地部·渭水》(页135)引文补。

  [141]《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539

  [14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326327

  [143]《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99。汉魏间失名撰《三辅黄图》卷二“建章宫”条,页12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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