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实物材料研究古代人类生活的学科。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进程中，中国考古学是较早获得世界关注的学科，甲骨文、敦煌千佛洞、汉简的发现揭开了近代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序幕，其后的周口店遗址、殷墟发掘、中瑞西北科考进一步扩大了中国考古学的影响。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考古学立足本土实践，在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体 ...

　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实物材料研究古代人类生活的学科。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进程中，中国考古学是较早获得世界关注的学科，甲骨文、敦煌千佛洞、汉简的发现揭开了近代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序幕，其后的周口店遗址、殷墟发掘、中瑞西北科考进一步扩大了中国考古学的影响。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考古学立足本土实践，在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体系方面取得积极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建设获得长足发展。但是，有关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成就与问题，目前除了若干一般性讨论，以及从某个侧面进行的分析之外，尚缺乏理论层面的整体考察。这一情况，致使学科内外对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发展状况及内在逻辑缺乏深入认识。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运用“范式”与“范式变迁”的概念对近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及学科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就如何推进中国考古学范式变迁，加强中国考古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提出若干思考。 

　　一、范式与考古学研究的范式 

　　1964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其中提出后来广为流传的“范式”与“范式变迁”概念。库恩开创了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流派，与此前流行的逻辑主义(或称理性主义)强调把哲学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不同，库恩强调历史的视角，进而形成了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怎么去定义一个时期科学发展的动态？库恩采用“范式”与“范式变迁”的概念。库恩说:选择这个术语，是指某些普遍接受的科学实践范例——这些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仪器设备等在内——它们为特定统一的科学研究传统提供基础模型。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三版的说法，也是库恩最后的说法。我们知道，论者之前的说法有所不同，国内通常的引用是：“(范式指)科学共同体的一切共有信念，这种共有信念建立在某种公认的并成为传统的重大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一种把握研究对象的概念框架，一套理论和方法论信条，一个可供效仿的解题范例，它规定了一个时期中这门科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途径，同时也决定了共同体成员的某种形而上学的信念和价值观标准。”正是由于这个定义，库恩被认为是继波普尔之后，再一次重创科学真理性(神圣性)的研究者。因为波普尔只是说真理无法证实，而库恩则将其归为信念，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正是由于一系列的论争，库恩退回到上面所说的定义，这一定义看起来似乎更合理，但部分失去了原有的学术批判力。 

　　值得注意的是，库恩所说的范式是针对自然科学而言的，更准确地说是针对物理学而言的。我们一般把考古学视为人文科学，最多不过是将其视为跨越自然、社会、人文的边缘学科。过程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路易斯·宾福德希望将考古学发展成为如地质学一样的科学，虽然地质学的科学色彩远不像物理学那么浓厚。实际上，“范式”与“范式变迁”的概念是否适用于自然科学还有许多争议。这里借用它们，基于库恩最早对“范式”的定义并进行了引申。考古学研究领域很长时间并没有采用这一概念，在采用范式概念之前，考古学界在分析自身学术发展时，采用的是其他方式。如戈登·威利与吉米·萨波洛夫以年代为线索，把考古学的发展分成若干阶段，如分类—描述、分类—文化等。考古史家格林·丹尼尔除采用年代线索外，更添加了地区、分支学科及方法进步等其他视角。特里格的名著《考古学思想史》(曾被称为是考古学史上最有影响的18部著作之一)则采用了一种更加综合的视角，尽管他已提及文化历史考古、过程论、后过程论(或称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但是没有明确提出运用范式的概念。直到在晚近出版的《考古学理论手册》(Handbook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中，才明确将范式作为统领的划分标准。从中不难看出，考古学界对范式概念的接受经过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相比范式而言，发展阶段的说法非常模糊，缺乏理论深度：而所谓综合的视角存在同样的问题。范式的概念较好地把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结合在一起，是目前探讨考古学思想发展较为合宜的视角。实际上，除此之外，很难找到一个更完美的途径。 

　　《考古学理论手册》重点介绍了当代考古学中的八种代表性范式:文化历史、过程、后过程、生态、进化论、历史—古典、马克思主义以及能动性，其中文化历史、过程与后过程是最主要的三个范式。从时间上看，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过程考古学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其源头可追溯到30年代)，后过程考古学则出现于80年代。三个范式前后相继，此消彼长，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状况有所差别(如美国考古学研究中过程考古学独占鳌头)。需要注意的是，在考古学研究中，不同范式可以同时合理并存，因为不同范式各有其独特优势，如文化历史考古在构建史前史的时空框架上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过程考古学则以解释文化变迁以及在发展科学方法上见长，后过程考古学的优点在于它矫正了把考古学当作科学所带来的问题。另外，不同范式之间甚至有深浅大小之分：有的深入到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层次(如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前者强调科学，后者强调人文)：有的更像某个范式内的一个“子集”(科学哲学中称之为“范例”，如所谓进化的范式、生态的范式，它们更贴近过程考古学)。不同范式之间还可以交叉重叠，如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它与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都有交叉。因此，不同范式之间可能存在互补关系，尤其是那些“子集”范式，它们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解释考古材料，并行不悖。下文“三种考古学研究范式比较表”列举了文化历史考古学、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三种研究范式的主要内容，这也是后文讨论的基本框架。学界一般认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属于文化历史考古学范畴。通过下表关于三种主要考古学范式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认识是否合理，以及文化历史考古学与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范式之间的主要差异。 

　　这么说的话，我们是否泛化了范式呢？这要取决于范式是否可以定义特定的考古学研究形态。首先，范式要具有理论框架——概念纲领，引导且约束研究材料的获取、分析与组织，进而回答研究者所希望解决的问题。范式存在的前提是必须具有这样的概念纲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只能将其视为“前范式状态”。从另一方面看，一旦形成这样的概念纲领，并且在研究实践中看到它的引导与约束作用，则可以将其看作范式存在的事实证明之一。一旦范式出现变迁，其概念纲领必定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在考古学研究中，这个概念纲领经常是围绕考古学的关键概念“文化”展开的，不同范式中文化所指的内涵是不同的。其次，一个成熟的范式需要具有相应的起支撑作用的理论方法，如文化历史考古范式有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两个基础理论方法，支撑理论方法使概念纲领可以真正发挥作用。最后，范式还应包括相应的实践体系。在一定的范式主导下，学术群体有可以互相理解的话语体系，大家采用相同的概念、相似的理论方法，可以便利地进行沟通。更进一步说，实践体系中还可以包括学术出版、成果评估、资助申请等，占主流的范式显然具有更加有利的地位。概念纲领、支撑理论方法、实践体系三者共同构成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内涵。 

　　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古学研究范式是考古学学科发展的产物，而考古学发展总是处在一定的背景关联之中，因此，我们需要从背景关联之中来把握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及变迁。考古学研究发展的背景关联分为内部关联与外部关联两个层次。内部关联指的是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范式所包含的内容。外部关联指考古学与社会背景、时代思潮以及相关学科发展或科学基础之间的互动(如上表所列三种主要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外部关联便是如此)。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罗列的只是外部关联的主要方面，而不是所有方面：再者，它们是具有充分关联性的方面，否则我们很容易把一个时期存在的所有现象都与当时流行的考古学范式联系起来，比如将过程考古学范式的出现归因于20世纪60年代青年对社会的不满，而忽视更深层次的因素。由内、外关联中不同层次因素构成一种分层—关联的方法论框架，在这种框架中应用范式的视角来考察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其发展趋势以及内在发展脉络，同时兼具理论深度与足够宽阔的视野，而不至于陷入零碎的发现或事件罗列之中。需要说明的是，范式只是考察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视角之一，而不是唯一视角，它长于从理论上进行宏观的整体分析，而非微观的考古史实的分析，并不能取代考古学思想史的具体史实的个案研究。 

　　二、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形成 

　　从范式视角衡量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一方面需要考察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历时性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关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共时性差异。先来看中国考古学研究历时性发展方面的问题。中国不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发生地，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中国经历了超过百年的半殖民地时期，其后的学术发展也是一波三折，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有较为稳定与迅速的发展。审视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在范式形成之前便受到一些关键因素的约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科学方法与材料的不足。在近代中国，科学作为技术被普遍接受，但科学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论并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科学研究非常强调严格、系统的资料，近代考古学的形成立足于此。然而，这样的资料并不是中国考古学研究所能提供的。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宾福德到中国研究周口店遗址材料，他注意到不同研究机构中都有周口店材料的收藏。这是因为周口店遗址所属的研究机构几经更迭，资料管理出现问题，再加上部分材料在抗日战争时期丢失，于是他所能研究到的资料只能是不完整的了。面对这样的资料状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的统计技术无法发挥作用。国内学者自然也面临同样的困难。由于没有科学的认识论与材料积累，范式的形成也就没有扎实的基础。 

　　二是理论思考能力的问题，即不习惯抽象提炼、概念追问以及逻辑思考。这个问题涉及文化传统。因为西方科学传统的一个源头就是古希腊“理论化”的科学，中国人“就事论理”，西方人“就理论理”，传统思维方式不同。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影响至今还存在，甚至影响到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建构。 

　　三是知识资源的不足。由于西方在近现代史上的特殊地位，西方学者可以研究全世界的材料，研究者可以到世界各地进行实地研究，系统收集资料，而中国学者则没有这样的条件。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能够较好地结合人类学、生态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从中构建起抽象的概念或模型。以人类学为例，西方考古学的许多理论都渊源于此，如文化的概念、传播论的观点，还有后来深刻影响考古学理论发展的马林诺夫斯基的结构功能主义、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莱斯利·怀特的新进化论、朱利安·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等。狭义的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即从考古材料中获取人类行为信息，其基本途径有二：一是借助多学科的分析：二是利用中程理论如民族考古、实验考古等作为参考的框架。两者都需要借助大量相关学科知识资源，而这些都是中国考古学所缺乏的。 

　　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开始强调在中国考古学实践中规范应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夏鼐并不是最早提出要应用考古学文化概念的研究者，在他之前，通过翻译苏联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中国考古学已开始介绍考古学文化的概念。5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黄金时期，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带来新的考古发现，尤其是较大规模地揭露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工作，不仅带来丰富的出土物，还有大量遗迹(如房址、墓葬等)。经过分期排队的整理工作，从考古材料中可以区分出分布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物质遗存特征形态，于是，“考古学文化”作为文化历史考古核心概念开始有了考古材料的支持。 

　　我们知道，文化历史考古范式的源头是在西欧。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文化的概念逐渐形成，其标志性成果是柴尔德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欧洲文明的曙光》。在这本书中，柴尔德运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构建起欧洲史前史的时空框架。这个研究比此前蒙特留斯(旧译“蒙德留斯”)有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细致划分更进一步(蒙特留斯的划分比更早的汤姆森的“三代论”要更细致)，因为它不仅考虑到了时间，而且考虑到空间。不过最重要的是，考古学文化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代表考古学研究层次的提升，它把一系列具有时空意义的遗存特征组合成一个考古学文化，用以指代一个古代的人群。正是通过这样的中介概念，考古学进而能够研究古人，而不只是得到一份相对年代表。 

　　1949年以前，蒙特留斯的著作已被翻译为中文，器物类型学方法开始在中国考古学中得到应用。但此时中国考古学研究尚不能应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原因是这个时期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还十分有限，材料零碎分散，缺乏构建一个考古学文化所需要的材料基础。新中国成立前社会动荡，从1926年西阴村发掘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真正有效的考古工作时间不足十年。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人员也十分缺乏，真正受过考古学训练的研究人员寥寥无几。再者，当时三大重点工作是殷墟、周口店与中瑞西北考察，此外唯一称得上的发掘工作是城子崖的发掘，但是这样的工作太少了。 

　　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的专业教育正式开始，培养了一批后来堪称中国考古学支柱的考古学家。与此同时，田野考古工作系统展开，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开始得到应用。其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所耽搁。20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发表“区系类型”理论，标志着文化历史考古范式的正式形成。苏秉琦在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基础上细化出区系类型，进而建立起华夏文明渊源的文化历史框架。尽管中国考古学的工作比柴尔德类似的工作晚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以苏秉琦为首的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做了一项前人未做的工作，即真正把中国考古学研究提升到了范式的高度，中国考古学从此有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体系。 

　　从80年代至今，文化历史考古无疑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流范式，这是由此间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首先，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基础工程建设项目的开展，每年都有许多遗址需要发掘。这些发掘材料需要整理，而考古材料研究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时空框架，文化历史考古最适合解决这类问题。其次，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要全面完善史前时代的时空框架需要大量文化历史考古研究。目前，尽管发掘材料众多，但仍存在发掘报告长期不能完成并出版，整理研究跟不上的问题。再者，通过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可以了解史前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最后，在这个阶段，探索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文化历史考古也正可以胜任这样的任务。 

　　以上是从考古学科内部关联，即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的互动，来进行考察的。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形成还离不开学科外部关联，也就是社会背景、时代思潮与相关学科发展。在西方考古学中，文化历史考古范式的形成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通过“考古学文化”追溯本民族早期的历史，也是为了满足现实社会增强民族身份认同的需要，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即因应这种需要而诞生。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在20世纪开始的，这项工作至今还在进行之中，这也就是文化历史考古范式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仍占据主流的原因之一。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以碳十四为代表的新技术促进了西方考古学向过程考古学的转型，但中国考古学仍然以文化历史考古为主。 

　　从相关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考古学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在形成过程中得到人类学的理论支持，考古学文化概念中的“文化”就来自于人类学。在西方考古学向功能主义的转型过程中，具有功能主义特征的人类学、社会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相比而言，中国考古学受历史学影响更大，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超越古史传说，重建史前史。文化历史考古范式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个目的。而中国社会科学中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发展相对滞后，无法对考古学形成如历史学那样强大的影响。这也是文化历史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长期居于垄断地位的另一个原因。 

　　三、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多样性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反思、批评最多的就是文化历史考古，似乎中国考古学只有文化历史考古一般。中国考古学是否只有文化历史考古这一个范式呢？最早的范式就是文化历史考古？实际上，文化历史考古的范式可能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范式，但不是唯一范式，甚至不是最早的范式。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考古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对推进考古学等学科的实践和理论进步发挥了积极意义。我们知道，文化历史考古的大家柴尔德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也是过程考古学的思想来源之一。同样，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的后过程考古学与马克思主义也有许多关系。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考古学的三大主要范式都有交叉。马克思主义影响柴尔德的主要是功能主义研究，即通过古代遗存去研究过去社会的运作，而不是仅仅研究器物的年代、族属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过程考古学的影响主要是唯物主义，尤其是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后过程考古学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大，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能动性的强调以及对实践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构成了后过程考古学的主要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地区的考古学中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它是拉美国家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想武器。 

　　《考古学理论手册》把马克思主义列为西方考古学八个主要范式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分类显然并不适合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一种范式来对待的。对中国考古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三个方面指导中国考古学研究：其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考古学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考察史前史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基础。其二，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发展动力机制与原理，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其三，马克思主义还提供了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框架，即原始社会(其中还有母系、父系的划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阶段划分，成为中国考古学家重建古代社会的基本框架。 

　　中国考古学界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但是，从考古材料到马克思主义是有一段距离的，从石器工具并不能直接得出生产力，从房址空间关系也不可能直接得出生产关系，合葬墓、二次葬并不就等同于社会组织形态，如母系社会。换句话说，母系社会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基于民族志研究的概括，是一种理论建构，而不是从考古材料中归纳出来的。考古学者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直接用于考古材料的具体分析，而是需要先从考古材料中推导出古人行为与古代生活，也就是考古学的核心任务，“透物见人”。在这方面，考古学者能够利用的主要推理途径有两条: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所谓自下而上，即从考古材料中进行归纳，从特殊到一般，从考古材料到理论建构。具体来说，就是先进行古代社会复原研究，然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重建古代社会演化史。再就是自上而下，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原理到考古材料，即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出发，推导出可以经由考古材料检验的假说。后一途径采用的是假说—演绎的方法，也是更为明显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途径。相比而言，前一途径运用归纳法把考古材料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相结合，并不能构成充分推理。比如说，母系社会可能以合葬墓为特征，但不等于所有的合葬墓都能代表母系社会。因此，这里更强调假说—演绎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上的重要性。 

　　采用假说—演绎方法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郭沫若先生的《奴隶制时代》。虽然郭沫若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考古学家，但他采用考古学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起源，其理论基础便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矛盾论。他首先进行理论分析，提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应该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有关农民的考古证据很少，相对而言，有关地主的考古证据应该好找一些。封建社会起源之初，私田开始出现，地主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代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他们为获得最大程度的收获，最有意愿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就是铁器，标志应该就是铁制农具的出现。于是，郭氏提出一个假说：如果封建社会始于春秋晚期，那么铁制农具应该出现于这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考古新发现证明了他的预测。从逻辑上说，他的研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即从理论演绎出可以通过考古材料检验的假说。 

　　大多数中国考古学家没有沿用郭氏的方式，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后来者所研究的问题不如古史分期那样适合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演绎推理。这些考古学家多是专长于田野考古的研究者，他们更习惯从具体的考古材料出发，通过自下而上，也就是归纳的途径，最后上升到理论高度。然而，考古材料通常是零碎的，不是所有的人类行为都会留下物质遗存，不是所有的物质遗存都可能保存下来，其中能够被发现、发掘与研究的是十分有限的，这就导致考古学家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复原古代社会。由于材料与方法的限制，复原古代社会，尤其史前社会的任务非常艰巨。这也就导致采用归纳法结合马克思主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就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批判以器物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提出“见物还要见人”。试图越过古代社会复原阶段直接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结果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成历史本身，认为历史研究不过是填补材料而已，这就是我们后来批评的“以论代史”。苏秉琦说运动安静之后他自己倒是静不下来了，他开始思考学生批评中合理性的一面。考古学如何能够透物见人？如何重建上古史？他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问题，那就是华夏文明的起源，他在区系类型的基础上提出“满天星斗”的起源模式以及“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的演化道路。苏秉琦有关华夏文明起源过程的构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的，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化历史考古之间的互动。 

　　(二)功能主义考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发生新的转变，如果用一个词概括的话，“功能化或功能主义”是比较合适的。所谓功能主义考古就是从功能关系角度探讨古代社会的运作，而不是仅仅关注考古材料的时空特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的格拉汉姆·克拉克与柴尔德尝试使用古经济学方法。40年代末，北美的戈登·威利开创了聚落考古方法。这些学者所从事的，就是功能主义考古。中国考古学的相关研究如墓葬与社会等级分层、聚落形态与社会复杂性程度的增长，尤其是古代城市系统的运作(如良渚)等，都很好地体现了功能主义考古的特点。其中张忠培对良渚墓地的研究，从墓葬等级、物质文化特征表现等确定良渚社会可能处于神王阶段。严文明则通过典型的聚落考古，根据不同等级聚落的形成，来分析长江流域文明社会的发展进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团队对良渚的研究，完全摆脱以往以文化分期、文化因素分析为中心的研究，侧重研究良渚作为一个史前中心城市的运作方式，把不同类型的遗迹如水利系统、稻田、城址、墓地等放在良渚城市运作过程中来考虑。这些学者尽管也从事以考古学文化谱系为中心的研究，完全属于文化历史考古范畴，但他们的部分研究已转向功能主义考古。 

　　1989年，特里格在第一版的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中用了“功能主义考古”的概念，而在该书第二版时则将其改成“早期过程考古”。特里格的改变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功能主义考古与过程考古之间的确很难区分，尤其是在田野考古层面上。如果从范式视角看的话，两者的区分则要明显一些。过程考古学的核心概念是文化适应(而不再是考古学文化)，它所强调的文化是一种整体、系统的文化，而不是那种可以分割的、颗粒状的文化。过程考古学所谓的文化，是人身体之外适应环境的手段，而不是划分人群单位的规范。过程考古学由此形成“文化适应”、“文化生态”、“文化进化”、“文化系统”、“文化科学”(考古学的发展目标就是科学)等若干个理论支撑，若加上过程考古学后期发展出来的文化认知理论(认知考古学)，过程考古学共有六大基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说，功能主义考古代表了一种实践先于理论的研究趋势，它没有明确的理论导向。其中最有理论功底的是柴尔德，但80年代公开的他的遗书表明，他对当时考古学的研究能力感到失望。柴尔德还没有走进过程考古学的天地。从这个角度说，尽管存在相似性，但功能主义考古还不是过程考古，两者的差距在于概念纲领不同，进而导致支持理论、方法及实践效果上的迥异。 

　　需要注意的是，功能主义在中国考古学中出现的背景不同于欧美考古学，后者在发展的时候还没有过程考古，而中国考古学是与过程考古乃至后过程考古一起平行发展的。就像中国社会马赛克式的发展一样，中国考古学研究也呈现出镶嵌式的发展模式。尽管中国的功能主义考古没有全面上升到过程考古的层面，但是它已经部分采用了过程考古的主张，如旧石器考古研究中经常采用“文化适应”的说法，探讨远古人类的适应或生存模式：在讨论影响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因素时，研究者其实采用了“文化系统”的概念，比如像这样的表述：“文化系统中的不同变量都将影响到考古学文化的面貌。”这里所说的“考古学文化”更接近作为文化适应的文化，而不是文化历史考古划分人群标准的文化。总之，中国考古学研究者不知不觉地在进行“过程化”，不过这种变化是平缓、混杂的，与文化历史考古交织在一起。 

　　(三)古典—历史考古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考古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而中国考古学在本土的前身乃是传统的金石学。金石学从北宋时期兴起，到清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学术史的研究一般认为，金石学的目标是证经补史，而不注意获取科学的材料(因为它没有科学的田野发掘作为基础)，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但是，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金石学在文化传承上的重要意义，它让我们知道那些物质遗留的文化意义，所谓“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西方人看到鼎这种器物，充其量认识到它与礼仪制度相关，他们不会有“定鼎中原”、“鼎力相助”之类的文化联想。与此不同的是，我们则可以欣赏器物上的金文书法，体会中国的书法之美，可以感受那庄重的器型、古朴的色调……遗憾的是，我们在学习近代西方科学的时候，往往只是用科学来衡量文化，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我们的古典文化。 

　　除金石学之外，丰富、系统的文献资料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材料保证，中国历代学者前后相继，形成悠久的历史研究传统。正是在金石学与历史研究传统的双重影响之下，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由此形成一个范式，我们称之为“古典—历史考古的范式”。当然，我们需要回答，中国历史时期考古是否足以构成范式，也就是它是否有自身特殊的概念纲领。如上文所说，金石学揭示、传承物质材料的文化意义，在这里，物与历史、物与人是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关系。在文化这个核心概念上，它与文化历史考古(作为规范标准的文化)、过程考古(作为功能适应的文化)是明显不同的，而是强调作为意义阐释(物因为人的阐释而发生意义并影响到人)的文化。历史考古的研究对象是有文献辅助的实物材料，或者按后过程考古学的说法，是另一种文献——一种可以反复解读的东西。所以，就概念纲领而言，我们说中国考古学中还存在一个“古典—历史考古的范式”。 

　　经过这番梳理，我们知道中国考古学研究中除了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之外，还有功能主义考古(类似过程考古)，以及古典—历史考古。但是，后两者在中国考古学中都还没有发展到成熟范式的高度，也就是说，其核心概念的内涵已经具备，但缺乏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建构。功能主义考古与过程考古的区别并不是方法上的，它的许多方法与过程考古学是一致的，由于没有理论的建构，所以仍然是在实践层面上的操作，并没有超越文化历史考古的范畴。古典—历史考古同样如此，由于考古材料的背景关联更加清晰，复原过去已经不是困难的任务，深入的研究更加依赖理论的构建与从理论出发的阐释。 

　　相比而言，文化历史考古以考古学文化概念为中心，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发展出“区系类型”、“文化因素分析”等新的概念，形成了以地层学、类型学为支撑，以完整实践体系为基础的范式。为什么只有文化历史考古成功建立了范式呢？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还有一点需要强调，那就是思想基础的问题。无论是过程还是后过程考古学，都有其基础理论，如过程考古学的文化生态学、文化进化论、文化系统论等，后过程考古学的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等。相比而言，文化历史考古对于理论基础的要求不高，也容易操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考古学之所以以文化历史考古为主，也是发展水平的问题。 

　　四、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约束 

　　文化历史考古起源于新石器—原史考古领域。新石器—原史时期多墓葬遗存，尤其是在较晚阶段，随葬陶器丰富，有共存关系的遗存种类多样。考古学上，墓葬属于“封闭的单位”——未受扰动的遗存。19世纪初，汤姆森正是利用对墓葬材料的分析，进而提出影响深远的“三代论”。后来，也是以墓葬材料为基础，皮特里发展出纯粹的陶器类型学的分期排队方法。苏秉琦先生对斗鸡台、中州路等墓地的研究与之类似，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得到应用。20世纪50年代，随着我国基建活动的大规模开展，同时受到苏联考古学的影响，考古学界采用大面积揭露的方法发掘新石器时代聚落。于是，从墓葬分析中形成的方法扩展到聚落材料的研究之中，聚落遗存中有更复杂的层位关系，叠压打破关系可以明确指示时代早晚关系。墓葬与聚落材料的结合形成较为完整的遗存特征组合，也就是“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材料基础。随着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应用，再加上此前已得到应用的考古地层与类型学两个支撑理论，然后在田野考古工作中运用它们获取考古材料、分析材料，进而建立起史前时代的时空框架。理论、方法与实践的贯通，使得文化历史考古的范式得以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探讨考古学发展时需要考虑到，近代考古学的来源包括三个分支，除了上面所说的新石器—原史考古，还有旧石器—古人类考古，以及从艺术史兴起的古典—历史考古。旧石器—古人类考古诞生于有关人类古老性的研究，深受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艺术史诞生于对古希腊—罗马西方文明正统的追溯，其基石是对文化精神、文化品位(都属于文化意义)的认同。从中不难看出三个分支存在不同的理论渊源，同时由于面对的遗存不同(如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多石器与动物化石，古典考古中多艺术品)，适用的方法也多有不同。研究目标同样如此，旧石器考古以探索人类起源与进化为目的，古典—历史考古以文化传承为目的，而新石器—原史考古多与探索民族起源、文明起源的问题相关。正因为如此，当代考古学的范式中，过程考古学多用于旧石器考古研究，而后过程考古学更偏重于古典—历史考古。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在新石器—原史考古中成熟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对另外两个领域的考古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施加了强大的约束。就旧石器—古人类考古而言，虽然它非常接近自然科学研究，在中国学术体系中，它的最高机构也归属于中国科学院系统，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仍然以石制品为中心，基本理论方法是石器的技术类型学。比如有学者据此研究指出华北存在小石器与大石器工业，南方为砾石砍砸器工业，工业也被用来指代不同的人群，并随着人群的迁移交流而产生变化。这里所说的“工业”类似于新石器—原史考古中“考古学文化”的概念，的确在用工业概念之前，研究者使用就是“文化”的概念。而旧石器时代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必须保持高度流动的生计方式，不同季节、不同活动可能产生不同的物质遗存，早在1939年汤普森(Thompson)就注意到，澳洲土著不同季节的活动可能形成多样的物质遗存特征。20世纪60年代，宾福德与博尔德之间就曾围绕石器组合究竟代表不同活动还是不同人群的产物展开过争论。 

　　经过半个世纪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发现这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问题。旧石器时代无疑存在不同的人群(即便是黑猩猩也有群体)，不同群体一定会使用有所差异的石器(完全相同倒是例外)，也确实会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类型活动中使用不同的石器。也就是说，两种说法都有合理性，都无法在考古材料中获得充分的证明。然而，从学术史角度看，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旧石器考古的研究者为什么如此关注社会群体划分20世纪60年代，西方考古学开始发生范式变迁，过程考古学取代文化历史考古学成为主流范式，尤其是在旧石器考古领域中，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转变为古人的文化适应。 

　　旧石器考古并不是一个适合运用“考古学文化”概念的领域，其材料特征不足以构建如新石器—原史考古中那样明确的考古学文化单位。即便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叶工业，其跨越的时间从两万余年一直到历史时期，分布区域从东亚到北亚一直到北美的西北部，不可能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所谓砾石砍砸器工业持续时间上百万年，直至新石器时代还有使用，分布区域更加广泛，除了中国南方、东南亚之外，在西伯利亚也有发现。中国旧石器考古中经常运用“人群迁徙”、“文化传播”、“文化交流”一类的概念，以石器特征作为标志，追根溯源都立足于“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历史考古作为一个主流的范式对不适用于“考古学文化”概念的领域也产生了明显的渗透与约束。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古典—历史考古中。比如在汉唐考古中，根本不需要“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但是文化历史考古范式的约束仍旧普遍存在：一是类型学的分型定式的普遍化，不论是否需要，所有的报告中都会详细描述：二是以文化历史为中心的研究取代了古典—历史考古对于文化意义的关注。从金石学以来的历史考古，有非常强的文化传承的含义，研究者侧重器物本身的文化意义。相比而言，文化历史考古立足于近代田野考古学，强调考古材料的发现与整理。加之最早开始从事中国现代科学考古学研究的为外国研究者，以及早期的中国考古学家也都是经过西方大学训练的，在学习“科学”方法的过程，也把中国文化本身“客观化”与“外化”，而没有意识到研究古典—历史考古本身在传承中国文化传统方面的意义。 

　　文化历史考古学有点像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潜规则”，成果出版、项目申请、学术会议交流等都会牵涉其中，一个不符合这个话语体系的表达就可能自动被排除在外，因为考古学术圈不能理解它。文化历史考古不仅具备概念纲领、支持理论、有相应的方法与实践(考古材料)，还有与之相辅相成的学术体系(表达、评估、社交关系网络等)，因此很容易影响到其他两个考古学分支领域。当然，我们也需要肯定文化历史考古在建构系统的考古材料时空框架方面的重要作用，它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作为文化历史考古两大支撑理论方法的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对旧石器考古与古典—历史考古同样有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研究及历史时期边疆地区的考古研究也是适用的，但从当代中国考古学走向范式变迁的背景下看，相对于贡献，文化历史考古的制约性是主要的。 

　　五、走向中国考古学的范式变迁 

　　(一)他山之石：英美考古学的范式变迁 

　　1948年，美国考古学家瓦尔特·泰勒的《考古学研究》出版，一石掀起千层浪，他对文化历史考古的尖刻批评使得自己几乎无法在考古学界立足。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意识到文化历史考古在解释考古材料上存在不足，无法回答文化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生变迁等问题。1962年路易斯·宾福德发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明确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纲领，他重新定义了文化。按照这个定义，文化不再是区分社会群体的标准，而是人身体之外的适应环境的手段。与此同时，他的概念纲领得到诸如文化生态学、文化进化论等一系列支撑理论的支持。其实，30至50年代，格拉汉姆·克拉克的生态考古、柴尔德的古经济学方法以及戈登·威利的聚落考古等已在实践层面上为过程考古学奠定了基础。于是，经过差不多三十年的过渡，英美考古学完成了从文化历史考古向过程考古学的范式变迁。 

　　英美考古学的这次范式变迁背后存在重要的外部关联条件，包括社会背景、思想基础与相关学科发展三个方面。过程考古学的崛起社会背景，是第三次技术浪潮的出现、美国全球文化优势的建立等。过程考古学的思想基础，包括亨普尔的科学哲学、系统论等。相关学科发展除了文化生态学之外，还有相关科学技术发展，其中碳十四测年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影响最大。从泰勒的失败到宾福德的成功，充分说明仅仅在考古学内部对研究现状表示不满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系列外部条件，为学科的范式变迁提供切实的理论与方法支撑。 

　　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英美考古学的范式变迁路径并不一定是普适的，因为英美考古学有很鲜明的人类学背景。人类学本身是一种“他者”的研究，也就是研究者从被研究社会之外进行研究。因此，研究者更倾向于采用科学的方法，强调跨文化的比较，而容易忽视历史、文化背景的重要性。不过，考古学研究古人与古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他者”的研究，因为我们并不能直接观察和参与古代社会生活。但从考古学研究的自身逻辑发展来说，我们了解“什么时代”(when)、“什么地方”(where)、“是什么”(what)之后，自然需要回答“如何”(how)、“为什么”(why)，解释文化如何发生变化以及变化机制问题。在回答物质遗存的功能意义之后，进一步深入的话，自然也就转到物质的文化意义。前者是过程考古，后者是后过程考古。这种发展逻辑是与考古推理的难度相关的，即从技术到社会，再到意识形态领域，霍克斯称之为“推理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必定要走类似的发展道路。 

　　英美考古学的范式变迁中存在若干需要注意的趋势。首先，文化历史考古学之后，英美考古学走入科学与人文两个方向，即自然科学导向的过程考古学与人文科学导向的后过程考古学(参见上表)。科学与人文是当代知识体系两大主题，既相辅相成，也矛盾对立，在批判与竞争之中，这两个方向相互推动。刻意去抬高或贬低某个方向，并没有什么意义。英美考古学的实践表明，在两大方向之间存在众多的交叉与相互渗透，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用科学或人文来贴标签可能失之过于简单化。科学导向的考古学研究注意考古材料获取的准确性与精细程度，强调考古推理的严谨与缜密。相对而言，人文导向的考古学研究强调恢复以科学的名义压制与排除的多样性阐释，强调在貌似客观的物质材料中探索人的能动性(实践)，强调研究物质材料的文化意义，也就是人的意义。两大趋势各有所长，互为补充。 

　　其次，汲取每一时代相关学科发展的理论成就，是推动考古学范式变迁的基础。考古学范式变迁虽然是考古学科内部的现象，但是考古学作为时代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必定会受到相关学科的影响，后者不仅提供知识基础，更重要的是提供理论借鉴。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概念纲领“作为标准的文化”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家从中发展出“考古学文化”的概念，然后广泛运用于考古材料研究及史前史时空框架的构建。但是考古学文化概念中可分割的“文化”与文化人类学作为整体的文化存在明显差异。考古学还借鉴地质学的成就，发展出考古地层学，从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如枪支的变化、马车车厢到火车车厢的形制演变以及民族志中器物的变化)中借鉴类型学的方法。过程考古学范式的概念纲领则是从功能主义的文化人类学中借鉴作为适应的文化的概念，并且广泛吸收文化进化论、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主义等理论，后期的认知过程考古则进一步吸收认知科学、进化心理学等学科的成果。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来源更加丰富，其中特别突出的是融入众多社会学的理论，与此同时，结合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去推行自身的理论主张。因此，关注范式变迁的考古学家一方面需要扎根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需要密切关注相关学科的进展。 

　　再者，英美考古学范式变迁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从考古学家角度说，他们需要关注社会发展，或者说，他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发展的影响。社会科学导向的文化历史考古学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即促进民族国家的认同。当然，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极端的民族主义又是有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烈的搏杀让民族中心论退潮，文化历史考古也逐渐向功能主义方向发展。当前过程考古学范式最流行的国家是美国，美国也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强权，过程考古学关于跨文化的统一性、规则的全球普适性的强调，不能说其中不存在关联。再比如说，后过程考古学发端于欧洲，其思想渊源是欧洲的后现代思潮，这也与欧洲后工业化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简言之，学术总是一个时代的学术，考古学作为学术的一个部分，是不可能脱离时代的。 

　　最后，英美考古学不同范式变迁的途径并不相同。文化历史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范式，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形成，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它是一个实践先导的范式，在此过程中形成支撑理论，并引入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理论。相比而言，如上文所述，过程考古学受到方法进步的推动更大：而后过程考古学则完全是从理论领域开启的运动，它把后现代思潮引入到考古学理论探讨之中，进而影响到考古学实践，至今还在方法上探索，或者认为后过程考古学并不需要单独的方法。换句话说，考古学范式变迁的发生可以始于实践，也可以始于理论或方法，并不存在唯一的途径。 

　　从英美考古学范式变迁的经验来看，范式变迁是一个学术批评、反思与实验的过程，有成功(如宾福德)，也有失败(如瓦尔特·泰勒)：有经验(如本文所总结的)，也有教训(如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考古学家不能孤立地看待考古学，甚至不能孤立地对待学术，考古学家虽然研究过去，但仍然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从学科内部来看，范式变迁是全方位的，是可以从任何一个方面开始发生的，因此，需要考古学家全方位的关注与努力。 

　　(二)中国考古学范式变迁的可能 

　　中国考古学对文化历史考古的反思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此为节点，相关的批评逐渐增加，其中既有来自海归学者对比西方考古学的思考，也有来自学科之外的批评，还有来自青年学子的不满。当然，中国学术圈传统上不习惯同行之间公开的学术批评，因此，即便有不满，也很少见诸文字。事实上，当前中国考古学已经在实践领域走向功能主义考古。90年代以来，聚落考古逐步开展起来，考古科学的各个分支如年代学、动植物考古、分子考古、同位素考古等发展迅速，这些进展无疑能够为了解古代社会的运作、古人的生活状况提供更可靠的信息。考古学者开始强调研究古代社会，强调中国考古学应该由物质文化史研究转向古代社会复原研究。这种状况与英美考古学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发展很类似，而在考古学的理论构建上，还没有像过程考古学那样提出核心的概念，获取支撑理论，找到思想基础。 

　　从19世纪30年代汤姆森提出三代论算起，考古学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基本经历了从材料发现整理、材料分析、科学解释，再到文化阐释等阶段，分别对应文化历史考古、功能主义考古、过程考古与后过程考古范式，其他范式与之纵横交错，形成了当代考古学的研究网络。8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已经翻译出版了许多西方考古学的经典理论论文与著作，广泛学习西方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尽管在与中国考古学研究实践结合上还有一些困难，但西方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已经为中国考古学所了解，并成为推动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助力。当前西方考古学已经出现范式多元化趋势，诸如生态、进化论、能动性、性别、马克思主义等范式带来新的思路，让我们思考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变迁时不再拘泥于文化历史考古、过程考古与后过程考古三个主流的范式，开始考虑其他的可能性。总体而言，考古学科内部，理论、方法与实践的发展大多是有利于范式变迁发生的。 

　　目前范式变迁的主要制约来自于外部，社会背景因素中没有显著的推动范式变迁的力量，文化历史考古能够解决诸如中华文明探源这种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而从思想基础方面而言，如果要实现范式变迁，还需要相应的思想推动。由于我们没有相关的思想创造与积累，条件也不具备。在相关学科发展方面，与考古学关系较为密切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曾有过中断发展的历史，发展程度还不足以为考古学提供理论支撑。如过程考古学立足的人类学背景是西方上百年学术积累的产物，它的背后是西方的殖民主义。中国没有类似的经历，研究者无从接触、调查与研究世界各地的土著群体，因此在研究中缺乏这一重要的知识参考框架。广泛而充分的学习应该是中国考古学实现范式变迁最便捷的途径。 

　　审视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不难发现它已经具有属于多种范式的研究内容，只是没有如文化历史考古那样达到范式的高度。从发展中国考古学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增强理论领域的探讨，把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从包括哲学在内的相关学科中引入可资利用的理论，尤其是发掘这些理论的考古学意义，如后过程考古学借鉴了布尔迪厄的“惯习”理论：另一方面，需要在考古学研究实践中进一步提升研究的理论意义，而不能止步于对材料的获取以及对时空信息的了解。唯有如此，才可能使人们摆脱关于中国考古学只是一门提供研究材料的学科的刻板印象，发挥它作为新兴边缘学科的优势，利用中国近两百万年人类史、五千年文明史的优势，为理解人类自身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三)促进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变迁的策略 

　　范式变迁是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不可能人为安置或刻意设定。但这也并不是说，考古学家只是被动的因素，为不可见、不可知的力量所左右，考古学家作为能动的个体，在了解到范式变迁趋势的情况下，完全可能推动范式变迁。当前中国考古学处在开放的环境中，对包括英美考古学在内的西方考古学的了解是畅通的，除了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在西方学习之外，国内学者也很容易接触到西方考古学的期刊与著作，同时，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合作也比较普遍。除了语言熟练程度的限制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因素实质性地影响中国考古学界了解西方考古学。因此在学习与借鉴西方考古学过程中，西方考古学所发生的范式变迁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考古学。事实上，在对照西方考古学的发展时，中国学者也在不断反思中国考古学。 

　　当我们谈及不同范式时，总不免以新旧而论，仿佛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坏的。推动范式变迁就是要推翻旧的，建立新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问题的实质不是新旧之争，而是要推动范式的多元化，真正应该反对的是范式的唯一化，因为它限制了学科探索的边界，制约了知识发现的可能。当代考古学范式众多，似乎让人莫衷一是。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只要学术体系保持开放状态，保持充分、平等的竞争，那么一个时期中自然会有某种范式脱颖而出。并不是这种范式更正确，而是因为它能够更好地与学科的外部、内部关联相协调。当它失去协调性之后，自然会受到新的挑战。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多元范式的探索，而反对单一范式的故步自封。只有这样，中国考古学才能保持活力，历久弥新。 

　　当前，中国考古学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莫过于新技术与方法的应用，新的考古实验室在不断建立，这是令人鼓舞的发展。随着从考古材料中提取到的信息的增加，也必将推动考古推理的深入，从古人的生计上升到社会乃至意识形态层面去。当然，我们需要看到，从科技应用到考古科学的形成还有一段距离，目前自然科学与考古学交融还不成熟，“两张皮”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也是西方考古学发展过程中曾经存在过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考古学研究者更多去学习自然科学，而不是相反。更进一步说，中国考古学还需要在一般意义上吸收科学方法论，这个方面最容易被忽视，也是中国考古学研究较为薄弱的方面。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包括对理论前提的关注，强调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及获取系统准确的材料等。 

　　从发展人文的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需要指出的是，人文的灵魂是思想，而非考据，尽管考据有助于去伪存真，增加研究材料的科学性。从西方考古学的发展经验来看，考古学所采用的人文思想都来自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这就要求考古学者了解人文思想。就中国考古学的现状而言，不论是发展科学还是人文的考古学，都需要考古教育上的调整，中国考古学教育还没有改变20世纪50年代以来专业教育的传统，也就是学生在本科阶段就接受高度专业化的教育，既没有奠定科学知识与技能基础，也没有获得厚实的人文修养。这直接影响到后来考古研究者的研究选择，尽管科学或人文导向的考古学令人向往，但是受制于知识与技能基础，无法利用，于是以研究出土材料为中心成为不得不的选择。 

　　推动中国考古学范式变迁，是构建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必由之路。尽管中国考古学有近百年的发展史，但是它在理论、方法与实践体系构建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考古学理论研究较为薄弱，还没有像西方考古学一样形成一个独立领域。某种意义上，范式变迁就是理论上的变化，没有理论研究就不会有范式变迁。当前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其实已经存在大量的功能主义研究，历史考古中也不乏对物质材料文化意义的阐释，为什么没有相应发展成为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理论研究，来统领研究实践。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如果中国考古学重视基本理论建设的话，在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之外，至少还可以增加古典—历史考古及功能—过程考古两个范式，形成立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基础之上的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注释略）

作者：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