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交流与互鉴——“公元前3至10世纪东亚地区考古和历史学研究”中日学术论坛在社科院考古所召开

2019-9-3 11:03| 发布者: 文心雕龙| 查看: 25| 评论: 0|原作者: 荼荼

摘要:  8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日本明治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公元前3至10世纪东亚地区考古和历史学研究”中日学术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会议室举行。来自日本明治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天津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朱岩石主持会议 ...

 8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日本明治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公元前3至10世纪东亚地区考古和历史学研究”中日学术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会议室举行。来自日本明治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天津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朱岩石主持会议

  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朱岩石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周云帆,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古代学研究所所长石川日出志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兼任讲师石黒ひさ子,天津师范大学讲师戴玥担任翻译。

会议现场  

周云帆致辞

  周云帆副局长对日本明治大学一行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201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第一届中日论坛,截止此次已是第六次举行史学相关论坛。从近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议题逐渐开始向更深入的研讨方向发展,这也表明我们跟明治大学的交流在不断深入。她希望把两个机构的交流能拓展到其他领域,为两国关系深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同时期待今天的研讨会大家能够进行一场精彩的交流。最后她对朱岩石副所长及社科院考古所对会议的安排、组织工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石川日出志致辞

  明治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考古学、历史学等方面开展了多方面的交流活动。石川日出志教授对这些活动的举办感到十分光荣。其中,6月份社科院大学的文博专业学生及教职人员参观了明治大学博物馆并接受了考古学、历史学的讲座,使得他们从这些学生身上得到很多的意见。他表示很开心能够参加这一场涉及考古及古代史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并期待今天的交流活动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

会议现场

  开幕式结束后,进入主题发言和研讨环节。与会学者围绕印章文字、墓葬、佛教、陶瓷器、日本史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交流与探讨。  

会议合影

  石川日出志教授对1782年在九州北部志贺岛发现的“汉倭奴国王”金印进行分析。从类型学角度分析,这件金印具有从西汉类型向东汉类型过渡的特征;从尺寸上看,与东汉的1寸相符;从金属成分来看,其纯度与东汉的器物相符;从印面文字特征来看,时代应判断为东汉早期。根据以上分析,他认为这件金印应属于东汉早期遗物。他指出在研究过程中,有必要将中国秦汉至魏晋时期的印玺作为考古学材料进行分析和研究。他希望通过对印玺出土状态和其本身的详细探讨使印玺考古学成为考古学新的分支学科。

会议翻译

  印章在中国一般认为于商代已经产生。两汉时期,印章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使用越加广泛,并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杨勇研究员对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印章进行研究,他指出考古资料发表的云贵高原出土的30余枚印章主要为滇东黔西地区墓葬随葬品,种类包括官印、私印、吉语印和图形印。这些印章不仅出自汉人墓葬,还有一部分出自土著夷人的墓葬。土著夷人对印章的使用,实际反映了汉武帝开西南夷后汉王朝与土著上层间的政治互动,也揭示了当时汉夷普通人群间接触和交流的信息,对于考察两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历史及中原文化对当地土著文化影响具有重要价值。

学者发言

会议主持

  日本社会向国家大跨步发展的时期是公元3世纪后半至公元7世纪前半的古坟时代。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佐々木憲一教授指出坟丘的形状有前方后圆坟、前方后方坟、圆坟、方坟的不同,即使坟丘形状相同,其规模也存在差异。他表示这极有可能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社会地位的差异。他通过对玉里古坟群及其周边的前方后圆坟进行调查,确认折越十日冢古坟有两重周濠,而坂稻荷山古坟仅有一重,其建造规格也不同,对于研究这一时期中央支配地方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学者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主任刘振东研究员从居住地和埋葬地、墓地的空间布局、墓室的空间构造三方面分析汉代人的埋葬空间。汉代人的埋葬空间是社会等级制度、现实政治形态以及汉代人冥界观的体现。汉代人有在居住地附近埋葬或归葬故里两种方式,一般居民和下层官吏在离城较近的郊内选择墓地,皇帝及其后妃主要埋葬在帝陵区,上层官吏一般陪葬到皇帝陵区,其墓葬空间布局是居住地的象征。西汉皇帝、诸侯王、列侯的陵墓,墓地一般由陵园规划出墓域,帝、王、侯陵园内的建筑主要有寝和庙,都是用于祭祀。

  2000年以来邺城考古队先后发现和发掘了邺南城东魏北齐赵彭城佛寺、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及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利群副研究员表示赵彭城佛寺建筑格局代表了由北魏时期流行的以塔为中心的前塔后殿单院式布局向隋唐以后普遍出现的以佛殿为中心的多院多殿式布局的转变,在中国古代寺院建筑格局演变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塔基中埋藏的石函为弥补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演进过程中的缺环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2895件块佛教造像的发现则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类型、题材和组合提供了可靠的标本。

  根据正仓院文书残留下的账簿记载,相继发现了奈良时代末期该写经所所书写的一切经。日本明治大学研究知财战略机构矢越叶子研究推进员通过将经卷自身与完成经卷书写的写经事务的账簿相比较,更加详细的复原在写经所的各项操作的工序。为了维持品质,有的工序废弃了部分料纸,然而废弃的料纸流传至今却被当作奈良时代写经的完整品。敦煌残留经卷的完整品中也有此现象。她认为比较这两者可以考察管理书写品质的标准和方法,推动敦煌文书和敦煌遗经的考察。

  隋唐时期大运河开通、造船技术不断提高,水运迅速发展,扬州随之成为重要的中转站式的物资集散转运港口。唐代扬州不仅是国内商业中心之一,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睿副研究员从扬州城遗址概况、扬州城遗址汉至宋代发现的陶瓷器及隋唐大运河贯通的积极意义三方面阐释了隋唐大运河与陶瓷贸易。她指出扬州城遗址出土的陶瓷器涉及的窑口南方多、北方少;从唐代开始,扬州成为陶瓷集散地和海外行销贸易港口,宋代扬州与周边地区陶瓷贸易仍在持续并扩大;扬州城遗址出土的历代陶瓷及其残片情况恰好反映了中国六朝至宋元时期陶瓷业生产的状况。

学者讨论

  南海Ⅰ号的墨书陶瓷器中有15件磁灶窑酱釉罐和1件酱釉执壶写有“纲”字。在日本出土最多墨书陶瓷器的博多遗址群也有和“纲”字相关联的墨书。石黒ひさ子兼任讲师指出墨书陶瓷器上的“纲”字目前仅在和海外贸易相关的地区发现。通过文献资料和南海Ⅰ号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她确认了文献上的“纲”与出土资料等非文献资料中的“纲”的不同,赋予了墨书陶瓷器史料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孙泓副研究员对北京大兴区一墓葬中出土的铭文砖进行了乐浪郡朝鲜县的位置与变迁、韩显度的族属问题、迁入时间三方面的研究。通过文献记载与出土材料相结合,他认为韩显度应是古朝鲜时期从中原迁至乐浪郡融入当地的汉人后裔。其祖先迁入时间应为432年。

  黑石沟位于长白山东麓,是一条天然的沟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副主任李花子研究员通过康熙年间、光绪年间的史料以及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黑石沟进行研究,她表示黑石沟是一条干沟,没有地表水直接流入松花江,黑石堆南岸的土石堆也不和松花江相连。

  中国古代形成了使用汉字的“氏”、“姓”。日本引入了已经混用的汉字“氏”、“姓”,却赋予了它们日本固有的政治意义,成为某种制度的表现。其后臣民的姓氏变得难以区分氏族,为了区别分立的家,新的“Family Name”名称逐渐发展。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中村友一准教授以此为重点,简述了这个发展过程。

朱岩石总结发言

  发言结束后,朱岩石研究员做会议总结。他表示此次会议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东亚地区古代考古和历史研究题目比较广泛,这不仅能够推进考古学、文献历史学、世界史学等学者的加入及交流,也为推动论坛更加活跃提供了有利条件。会议中部分学者基于文献史学对最新的考古资料结合深入研究,例如中村友一准教授虽是纯粹的日本史研究,但其中涉及了大量的出土器物及其相关资料;而李花子研究员野外调查的方法与考古学十分契合。这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会引起考古学者的共鸣和讨论。跨学科的交流与互动,结合新的考古资料将为我们带来不同的思考,同时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又为其他学科带来积极的促进。探索性新的研究方法的提出,例如石川日出志教授印章考古学概念的提出,揭示他有自己的观察法和自己的一些思路,这对于中日学者共同合作并把研究法不断领向深入具有重要意义;而杨勇研究员西南地区印章研究相关搜集资料方法上为石川老师提供了新的想法,这是研究推动论坛的一个小小成果。考古和历史学研究过程中,陵墓考古、手工业遗迹遗物考古是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例如佐々木憲一教授和刘振东研究员从陵墓制度来进行深入探讨,对古代社会研究取得更加丰富和宏观的研究成果;手工业考古方面,石黒ひさ子兼任讲师和王睿副研究员主要集中在陶瓷器研究上,其中既有对于以扬州地区为中心汉至宋代发现陶瓷器的资料总结,也有石黒ひさ子兼任讲师关于墨书瓷器深入的个案研究。此外,公元前3世纪到十世纪,中国王朝汉唐时段非常重要的宗教方面研究之一就是佛教考古,何利群副研究员以邺城最新考古发现为中心的介绍,让我们知道佛寺在东亚的演进,为弥补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演进过程中的缺环提供了全新的材料。矢越叶子研究推进员通过写经技术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切入点,让我们注意到技术研究往往能反映一些深刻的内容,也为我们提供细致的技术研究学习的新思路。最后,他对各位学者的参与、翻译表示感谢,并向参与此次论坛并曾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徐建新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黄正建研究员两位资深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


点赞

有用

用心

飘过

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