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孙勐初到通州潞城镇古城村时，带着一个任务——找路城。 　　这座古城的名字从汉代史册绵延下来，西汉叫路县，东汉称潞县，如今叫潞城。它在北京东部繁衍生息近两千年，到了清代仍存，随后消失在大地上。2016年2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先期考古启动，一座砖室墓葬从通州潞城镇出土。这一角掀起了路县故城的盖子。 　　那时，一个关键谜团还没解开，路县城墙在哪里？确定了城墙位置，才能找到完整城址，还原这座县城里的汉朝。

孙勐初到通州潞城镇古城村时，带着一个任务——找路城。

　　这座古城的名字从汉代史册绵延下来，西汉叫路县，东汉称潞县，如今叫潞城。它在北京东部繁衍生息近两千年，到了清代仍存，随后消失在大地上。2016年2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先期考古启动，一座砖室墓葬从通州潞城镇出土。这一角掀起了路县故城的盖子。

　　那时，一个关键谜团还没解开，路县城墙在哪里？确定了城墙位置，才能找到完整城址，还原这座县城里的汉朝。

　　近些年，随着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机场等重大项目实施和城市建设推进，因为“考古先行”的原则，类似路县故城这样的重量级考古发现，在北京不断诞生。

　　孙勐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同事奔向全市的考古工地，历史上北京城的更多细节，在他们手中浮现。

今年夏天，清华大学新土木馆大楼工地出土近百座墓葬，北京市文研所邀请清华师生进入考古工地参观，参与公众考古。北京市文研所供图

2015年6月，圆明园第一处公众考古场所向社会开放。

2014年11月，大兴榆垡镇，考古人员在用洛阳铲进行文物勘探。A12-A13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浦峰

2017年12月，圆明园紫碧山房遗址。

2014年11月，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发现工匠居住遗迹。

　　路县故城和数千座墓葬重见天日

　　第一次走进通州潞城镇时，孙勐被眼前的壮观景象所感动。

　　几十万平方米的考古现场在面前铺开，2000多名考古人员和工人，穿着印有“北京考古”四个字的工作服，正辛勤工作。勘探人员用洛阳铲搜寻地下的同时，发掘人员手执手铲将文物从泥土中清理出来。

　　那是2016年7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考古发掘已经进行了5个月，上千座墓葬陆续被发现。年代从战国时期延续至明清，以两汉特别是东汉居多，用青砖砌筑，墓室中散落着陶器、铜器、铁器、铅器、骨器等大量遗物。

　　一些出土物是考古人员从未见过的。比如骨器中的一套算筹，分长、短两种，每根筹棍两端齐正，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出土算筹。

　　当时迫在眉睫的一项工作，是找到路县故城的城墙——北城墙已被找到了，但东、西、南三面城墙还深埋在地下。

　　文献资料显示，通州自西汉伊始就设置有路县县城，东汉之后改名为潞县。清朝时，古城遗址尚存，名为古城庄。

　　根据北京当地考古的规律，名叫“古城”的地方，十有八九确实有古代城址。如今的潞城镇古城村，很可能就是路县故城所在地。考古发现很快证实了这一猜测。就在规划中的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路县故城城址和数千座墓葬重见天日。

　　只有确定古城范围、保存状况，才能判定其历史价值，从而决定应该迁址保护，还是原址保存。这牵涉到城市副中心建设规划是否需要调整。

　　担心漏探遗址的细节，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定下“苛刻”的要求——每一探铲打上来的土，都要详细分析和记录。

　　副中心建设为遗址“让路”

　　城市副中心建设按照时间表推进，留给考古的时间并不多。

　　已经出土的北城墙有600多米长，孙勐与同事对北城墙勘探发现，城墙构造以夯土为主。他们便以夯土为标准，在四面寻找其他三面城墙。随后，东城墙、南城墙依次出土，最后发现的西城墙补上了拼图的最后一块，完整的路县故城浮出水面。

　　接下来的工作，揭示出这是一座了不起的城。

　　路县故城由城墙基址、城壕（护城河）、城内遗存、城外遗址区组成。城内明清、辽金、汉代三个时期道路相叠压，城外发现了大量汉代沟渠、道路、房址、灶、灰坑和瓮棺等，出土了铜镞、陶釜、陶豆、铜钱等遗物，以及周边的数千座墓葬。

　　复杂的历史时期交错和数量可观的出土物，展开了一幅阡陌纵横、熙来攘往的繁华图景。

　　在城外1.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孙勐与同事又发现了100多口汉代水井，城外遗址还出土了6种农作物碳化后的种子，足以证明，这里曾是生机勃勃的繁盛之地。如果完整保存和研究，这将是全国第一个对汉代县城的具体发掘案例，人们得以看到一座小城里的汉朝。

　　“汉代城址与其周边大量墓葬同时发掘，这在北京考古中是第一次。”孙勐当时很兴奋，因为这是他头一次专做城址考古。

　　同一时期，北京南部，另一位考古人员张智勇带领的团队，也在大兴国际机场的工地上揭开了一片墓葬群。新机场考古于2015年开始，他们的时间更为紧迫，机场计划2018年完成主体工程，2019年投入使用。

　　很多考古项目启动时，周围建设工程的奠基时间往往已经确定，考古便一直在倒计时中进行。有时为了加快进度，同一个工地上，这边还在考古勘探，那边建设工程已经在勘探结束的地面上动工。

　　考虑到路县故城如此重要的发现，文物部门慎之又慎。北京市文物局向上级打了个报告，阐释了路县故城的重要意义，建议进行原址保护。上级很快就批复同意了。“发现以后就立即决定保护，建设遗址公园，这种决策速度和保护决心，从全国来看是很难得的。”孙勐说。

　　自打路县故城重见天日，城市副中心的建设都在让路。京唐铁路、城际铁路的规划路线，原本穿过城址的西北，为了保护城址，新路线将钻进地下，从城底穿过。原计划从正中心穿城而过的通胡路，未来也将改道绕行。

　　文物研究所工作量增加近十倍

　　北京重大考古成果集中出土始于201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从那年突然忙碌起来。

　　当年，《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实施，明确要求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和旧城之外2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要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考古先行”原则正式确立。

　　自那以后，建设单位申报的考古项目猛增。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第三考古研究室主任、圆明园课题组组长张中华回忆，那阵子北京所的工作量增加了近十倍，考古人员个人工作量也增加了四五倍。

　　2014年至今，5年里张中华只休了3天年假。“5＋2”“白＋黑”成为常态，白天在考古现场，晚上还要回到单位查材料，做些案头研究。

　　截至2018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了配合北京城市基本建设，完成考古勘探工作1311项，考古勘探面积15677万平方米，相当于把三环内都勘探了一遍。

　　“考古发掘399项，发掘面积34.1万平方米，无论项目数量还是考古面积，在全国都首屈一指。”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白岩说。

　　路县故城考古最忙的一段时间，孙勐将近2个月没在家住过。考古队就近在当地村民家租了些房子，每间4个上下铺，住8个人。

　　更大的挑战来自专业性。随着考古深入，越来越多的知识盲区暴露出来。“这个项目对我来说，从时代到类型，一下子扩展出去了，遇到很少接触的东西。”孙勐挤出时间参加城市考古培训班，去外地的遗址现场学习，所里也请来全国最好的专家讲课，以及到考古现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