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揭晓的“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中，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名列其中。

 

　　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是咱北京的一件大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建设施工，埋藏在地下的古代文物岂能不摸清楚？这就引出了一座古代城池的横空出世——西汉路县故城遗址。

 

　　这处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城址位于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西北角，又一度被人们称为古城、土城。它是如何被发现的？有哪些重要发现？又是如何被保护的？

 

 

 

　　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考古工作始自2016年2月，短短半年时间，就在通州区潞城镇发掘了千余座从战国到清代的古代墓葬。这其中，又以两汉时期最多，接近百分之八十。

 

　　出现这么多墓葬绝非偶然。它暗示着这个时期人口繁荣，而人肯定需要固定的住所。根据中国古代城市与墓葬的分布规律，逝者一般埋葬在他们生前居所的周边。而考古人员发现，潞城镇及周边出现大量墓葬的几处地点如武夷花园、辛安屯村、胡各庄村、召里村、宋庄等，它们大致成环形分布，皆指向居核心位置的潞城镇古城村。

 

　　古城村，因为村名，西侧六环路上的桥也被命名为古城西桥。细心的读者或许从这个名字上就能品味出这个地点不同寻常：北京几处名为古城村的地点，都是因为旁边有古代城址，如石景山区的古城、顺义区的古城村、延庆区的古城村等。通州的古城村会不会也与某座古代城址有关？潞城镇的“潞城”又暗指何城？

 

　　通过查阅文献得知，通州自西汉伊始就设置有县城——路县县城，东汉之后，路县改名为潞县。这在《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史料中都有明确记载。清乾隆年间，通州的举人刘锡信曾对潞县故城遗址进行实地调查并撰写了《潞县故城考》，收录在其《潞城考古录》一书中。根据他的记述，当时故城遗址的东、西、北三面城墙都有残存，南墙因接近当时的官道已被夷为平地，周长约四里，城垣残存高度五尺。《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八《京畿.通州》一引《通州志》：“古城在城东八里甘棠乡，周围四里。相传为前朝驻兵处，今观遗迹实乃邑墟，或曰即潞县”。下有按语：“古城遗址今尚存，地名古城庄。”

 

　　这些文献记载都说明，古城村如果有古城，应溯源于汉代路县故城。但岁月侵蚀，地表上的城墙早就灰飞烟灭，不知所踪了。到底有没有？有的话，具体位置在哪？形状与规模什么样？这就要通过考古手段大展身手了。通过间隔只有1.1米的“地毯式”勘探，终于在古城村的周边发现了深埋于地下的汉代城墙的夯土。王国维提出的文献记述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在这里得到了证实。由于大多数出土文物是西汉早中期的，结合地层分析，确定这属于西汉路县县城。

 

　　意外　城的四边和四角都找到　路城的追寻才算大功告成

 

　　勘探时，某领导“吓唬”现场负责人：“如果找不到古城，就提头来见！”现场负责人吓坏了，趁着领导外出的几天，发动靠谱的探工拼命探，对他们说：“大哥，如果你们找不到城，我的脑袋就要搬家了！找到城我的命就保住了！我的命就掌握在你们的铲子上！”

 

　　城墙的发现偶然中有一定的必然性，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城墙的时候，东、西、南三面都先后找到了，但北墙和城的西南城角一时半会找不到，这意味着还不能形成一座闭合的城。大家都有些着急，只有去怀疑有可能是北墙的地方反复探。这时一位当地老乡嘱咐，“你们的杆子（探铲）向下戳时小心些，别把俺刚种的树探坏了，这些树还没有赔过钱”。考古队员们问：“您这些树是什么时间种的？”老乡回答：“刚种的，但一直长得不好”。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大家一听，这话有门。因为经常翻动的土才适合植物生长，他说长不好，肯定是不常翻的。不常翻的原因可能就是以前这里就有东西，没法翻。于是就重点在他家的树林里探，果然，在这片树林中探到了北城墙的夯土基址，这是原生堆积的土。由于地表的北城墙一直到1959年的文物普查时还存在着，地下的墙基不可能被扰动，这片树林下的土被翻动只可能是最近的事。由于后人翻动少且短，当然树木长不好了！

 

　　西南城角的发现则有些柳暗花明。苦于一直找不到，考古人员私下嘀咕：“估计是找不到了”。2016年7月11日，注定应当被记入史册。考古人员10点多到了工地，远远地就看见几名工人拿着树枝跑来跑去，一名考古人员对另一人说：“不会是他们找到了吧”。因为有些老探工有用树枝临时作标记的习惯。一问，还真是西南城角找到了。至此，城的四边和四角均已找到，整座城的形状和范围确定，路城的追寻大功告成。当初“吓唬”人的领导闻讯后大喜，一向很少发微信的他专门在朋友圈中点赞：“向追寻历史、发现历史、改变历史的人致敬！”很多人不明白，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嘿嘿一笑：“不告诉你们！”

 

 

　　西汉的路县县城什么样？考古发现揭秘，由城墙基址、城壕（护城河）、城内遗存、城外遗址区四部分组成。

 

　　城的平面呈方形，方向为17度。四面城墙长555米-606米不等，城的周长近2400米，城的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城墙基址的残存高度为1.9—2.5米，横剖面为梯形，上窄下宽，顶部残存宽度为13—15米，底部宽约18米。城墙系夯筑而成，夯层清晰，厚0.10—0.20米，部分夯层之间夹杂有植物杆茎和料礓石，以起到加固夯土的作用，大致类似于现在混凝土中的钢筋。

 

　　路城在西汉是什么规模？这要从当时的行政管理体制说起。西汉初期，除了封国，主要实行的是郡县两级制管理。“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就政治统治空间形态的“变”而言，主要表现在“郡县制”政体和区划的形成与发展。

 

　　西汉初年新建的路县故城，可以说就是这种“变”的产物。路城方形，每面城墙五、六百米长，其形制和大小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汉代县城非常标准的规制。作为“凝固的历史”，它对探索汉帝国中央集权封建政体中北方地区和幽蓟地区的基层社会的主要架构、管理机制和组织形式等均具有重要考古和历史价值，有助于认识秦汉时期郡县制的运行。

 

　　在东、西、南城墙基址外25—30米处发现了城壕遗存，其走向与相对应的城墙基址一致，宽为25-28米。城壕的作用除了防御之外，也兼泄洪、蓄水之功能。

 

 

　　城内外都有啥？城内普遍存在1—1.2米厚的汉代文化层。城中部发现有明清、辽金和汉代三个时期的道路遗存相叠压，表明这座城在这三个主要时期都有过人类活动。随着发掘的继续和研究的深入，城内路网、水系、房屋衙署、城门、仓储等各功能设施的情况也有望逐一揭开。

 

　　城内明清、辽金、汉代三个时期的道路相叠压

 

　　南城墙外有大片开阔的遗址区，目前所知面积约20万平方米。地表上可以采集到大量的陶片、铜钱等汉代遗物。遗址区的东部发现了汉代的沟渠、道路、房址、灶、灰坑和瓮棺等，出土的遗物有铜镞、陶釜、陶豆、铜钱等。

 

　　通过试掘，从地层和包含物推断，该城的始建年代不晚于西汉中期。之后，一直沿用到明清，有较强的序列性和完整性，汉代遗存尤为丰富。

 

　　秦汉时期，北京是防御以匈奴为代表的强大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地区，也是汉王朝与东北亚地区文化交流的前沿基地，经略该地区对于巩固秦汉帝国的国家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路县故城在北京与周边地区文化、交通、经济、军事上都有着纽带作用，它的发现是北京作为早期中国北方地区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交通中心的重要物证之一。

 

　　如果展开北京地图就会发现，故城西距天安门28公里，东西向横穿故城正中的通胡路正是长安街的东延长线。所以不难想象城址缘何选址于此：正是东西向交通要道的区位和地缘优势。路县、通州，路路通达，古今一脉。而这条交通大动脉也在经历了2000年前的古道、元大都的南城垣后成为如今的北京长安街。

 

　　我国古代大到定都建城，小到盖房筑墓，择地为首。占据地利，上应天时，中聚人和。路县故城西望蓟城，为广阳之门户；北守渔阳；东控碣石，为陆海相通之孔道，是汉帝国在其北部却敌守边并拓展疆土的重要据点，在当时就为形胜之地。

 

　　罕见　路县故城从建成之始一直沿用至今

 

　　路县故城是迄今通州区发现的最早古城，两汉时期作为县治的治所，并曾为渔阳郡的郡治；唐代以后，潞县治所西迁，后来演变、发展为明清时期的通州城；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又筑城于此，这一选址与古人不谋而合，也符合北京城址从东向西不断发展的趋势。路县故城挖掘和丰富了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内涵，是副中心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历史文脉延续的“活化石”。不妨这样对比，路城之于副中心，如同琉璃河西周古城之于现在的北京城。

 

　秦汉时期今北京地区有城20余座，而今，可觅踪迹者不过7、8处，路城是通州区仅有的1座，也是北京第一处对城址和附属墓葬整体发掘的城。更为难得的是，和其他汉代城址都先后被废弃的情况不同，路县故城并未随着县治的变迁城池而废弃，而是从建成之始一直沿用至今。

 

 　　“潞县”一词大量见于通州出土的墓志。通州迄今至少发现唐代墓志7方，提及“潞城”的就有6方，记载了“甄升乡”、“招义乡”、“潞城乡”、“高义乡”等唐代潞县乡名。特别是在南距南城墙860米的辛安屯村，发掘出一座唐代墓葬。墓主人为葬于唐成宗开成二年（837年）的幽州潞县县丞艾演，志文记载，墓葬“葬于古潞城南一里平原”。艾演墓的位置和墓志的记载，是汉代路县故城城址位置的有力佐证，也表明唐人尚用东汉的“潞城”之名。艾演本人管理潞城多年，死后千年又与潞城相伴，称得上是爱护文物的好干部。唐代的高行晖为土生土长潞县人，曾任正议大夫，赠户部尚书，参与平叛安史之乱，死后魂归故土也葬于潞县高义乡。辽代的墓志还记述了潞县“郑公乡”，金代墓志中提及潞县“潞水乡”。

 

　　就汉代考古而言，以往城市考古的发掘与研究多集中在都城大邑，而地方郡县治所等一般性城市的考古相对较少。汉代全国约有县城1000座，开展考古工作的不多。路城的发现将会填补相关的学术空白。

 

 

　　春秋战国时代，今通州区属燕国。燕昭王（公元前311年——公元前279年）时开拓北疆，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今通州属渔阳郡管辖。秦时沿袭。

 

　　据史籍，路县“西汉初置”，约在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设立，所以筑城当约略同时。路县之名，当源于“蓟城东首要驿路为名”。

 

　　初始元年（公元9年），王莽篡汉，改路县为通路亭，属通路郡。《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载：“路，莽曰通路亭。”所谓通路郡即王莽所改故渔阳郡。

 

　　东汉建立后，废新莽所改，恢复西汉旧称，但改路为潞，始称潞县。《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中载，渔阳郡下辖九城，潞县是其中之一。流经潞城的潮、白二河亦因以名潞河。

 

　　当年东汉光武帝刘秀起事时，曾得到一个叫彭宠的人的帮助。然而刘秀登基后，却没给好处，只是给他封了个渔阳太守。彭宠一气之下，建武二年（公元26年）率军造反，攻下大片土地，并自立为燕王。刘秀便遣游击将军邓隆伐之，最终双方在潞县激战，僵持不下。此时的县城四面环水，易守难攻。就在彭宠得意洋洋之时，他的仆人却乘他午睡时将他杀死，持首级投奔了刘秀。直到第二天，他的部下见主帅惨死，随即土崩瓦解，潞县城池的荣光也暂时戛然而止。

 

　　《水经注·鲍丘水》中载：鲍丘水“又南迳潞县故城西，王莽之通路亭也。汉光武帝遣吴汉、耿弇等破铜马、五幡于潞东，谓是县也，屈而东南流，迳潞城南，世祖拜彭宠为渔阳太守，治此”。据此可知，潞县一度作为渔阳郡的郡治。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记载：“潞 后汉县，属渔阳郡，隋不改。武德二年，于县置玄州，仍置临泃县。玄州领潞、临泃、渔阳、无终四县。贞观元年，废玄州，省临泃、无终二县，以潞、渔阳属幽州。”

 

　　至唐代，潞县真正的治所可能已西迁至今通州区明清旧城一带，但需要更多的考古工作证实。此地空余古潞城。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鲜州，武德五年析饶乐都督府置。侨治潞之古县城。县一：宾从。崇州，武德五年析饶乐都督府之可汗部落置。贞观三年更名北黎州，治营州之废阳师镇。年复故名。后与鲜州同侨治路之古县城。县一：昌黎。”这段记载的意思是，本来，鲜州和崇州皆于唐武德五年（622年）析饶乐都督府之奚部族和可汗部落置，均为羁縻州，属营州都督府管辖。武后中，李尽忠陷营州，迁鲜州于青州境，迁崇州于淄州境。神龙初年，鲜州及所领宾从县和崇州及所领昌黎县，分别由青州、淄州北迁于幽州潞县故城，属幽州都督府管辖。后废。

 

　　《元史》载，“通州，唐为潞县，金改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1975年通州城关出土了金代宣威将军墓，墓主人石宗璧《金史》无传。金大定十五年（117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终，享年六十一岁，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四月四日葬于“通州潞县台头村”。由于镇压农民起义受到器重，石宗璧由一介普通官吏一直升至五品官阶的宣威将军，管理大和寨的军政。该墓志中明确出现了“通州”一名，证实了《元史》中的记载，对研究通州当地地名的演变，补充了新的资料。

 

　　明代，因取熟土制砖修通州城，路县故城东、南城垣大部分用尽，只余西、北墙以抵河水冲积。清光绪年间，仅余北垣依旧，城内的西北角楼台尚存残迹。

 

　　2017年1月，北京市政府专题会议强调，汉代路县故城见证了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记忆，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要优先加以保护。同时决定，将故城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城市副中心建设整体规划，与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统筹考虑。这是北京文物保护工作上的空前壮举，定会在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史上、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城市建设中，完整的保护一座新发现的汉代县城遗址并建设遗址公园，在全国范围内绝无仅有。路县故城的全面保护，留下了北京的“根”与“魂”，不仅对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也对大遗址保护、文化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都有着示范、深远、积极的影响。（文 图/郭京宁 本文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路县故城考古项目负责人之一）

（原文刊于：《北京青年报》2017年4月14日第B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