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总书记到甘肃考察的第一站，就来到敦煌莫高窟考察了解莫高窟历史沿革和文物保护研究情况，并走进洞窟察看历史悠久的彩塑、壁画。他接着来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听取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情况介绍，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在认真听取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甘肃省文联原副主席苏孝林、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郑炳林发言后，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表示肯定，强调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同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加强敦煌学研究，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要关心爱护科研工作者，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为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搭建更好平台，提高科研队伍专业化水平。

“总书记把文化自信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自信的源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告诉记者，“新时代，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敦煌研究院责无旁贷。”

开凿于公元366年的莫高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寺遗址，也是世界上历史延续最悠久、保存较完整、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美的佛教艺术遗存，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敦煌自古以来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互通之地，“丝绸之路”经过这里，将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连接起来，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条古道之上传播，而敦煌莫高窟则成为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见证。

为了让莫高窟这颗丝绸之路上最璀璨的明珠重放光彩，75年来，以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文物工作者坚持不懈奋斗，敦煌研究院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事业中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我国文化遗产行业科学保护、精心管理的典范。在几代敦煌莫高窟文物工作者身上凝练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精神品质“莫高精神”，其核心内涵就是“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莫高精神”，是敦煌研究院七十五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动力，是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强大精神力量。

坚守大漠

“莫高精神”是由几代莫高窟人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的实践中共同创造的，是莫高窟人以智慧和汗水积淀的，是敦煌研究院在75年发展历程中逐渐孕育发展、凝练形成的。

九层楼 金良/摄

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宕泉河西岸的断崖上，莫高窟静静伫立了1650余年。千年时光的风云际会，在这里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文化瑰宝。16世纪中叶因嘉峪关封关，敦煌百姓东迁关内，莫高窟遂被遗弃。此后400年间处于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的境况，神圣的佛教艺术殿堂几乎变成了破败不堪、满目疮痍、病害丛生的废墟。直到1944年收归国有，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才开始得到保护和管理。一批志士仁人、青年学子远离繁华城市，来到大漠戈壁，艰苦奋斗，初创基业。“莫高精神”就是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第一二代莫高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

常书鸿，被誉为“敦煌石窟保护神”。早年，出生于杭州西子湖畔的常书鸿到法国学习油画，留学十年间，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秋的一天，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祖国。1944年，在于右任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担任所长。这标志着敦煌石窟结束了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破坏和偷盗的历史。

随后，段文杰、郭世清、李承仙、欧阳琳、孙儒僩、史苇湘……一批又一批后来成为杰出敦煌学者的年轻画家追随而来。

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同志在敦煌城内办事处合影。1965年9月30日

常书鸿和他带领的有志青年，从大城市来到风沙呼啸、荒凉寂寞、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西北边陲敦煌，面对的是破败不堪的石窟，他们克服了无房、无电、无自来水、无交通工具、经费拮据、人手奇缺等各种困难，清除了数百年堆积在300多个洞窟内的积沙，对石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初步整修，还募款为部分重点洞窟安装了窟门，修建了长1000余米的围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莫高窟的保护迎来了春天。1950年，中央文化部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任命常书鸿为所长。中央文化部确定“保护、研究、弘扬”的办所方针，国家在财政困难时拨出巨款妥善修护濒危的莫高窟，石窟保护研究事业迈开步伐。1961年，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莫高窟处于茫茫沙漠中，到县城要穿过数十里渺无人烟的戈壁，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艰苦的日常生活和简陋的工作条件依然长期存在。即使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多数洞窟窟前无栈道、走廊、梯蹬，上下用的是“蜈蚣梯”。洞窟坐西朝东，在洞窟内临摹，上午窟内光线尚可，下午只能靠镜子来反光。洞窟全面维修加固前，要对崖面遗址进行实测、记录，考古组工作人员要腰系绳索，打秋千似地悬空作业。

早期的研究所为安排职工住宿，将马厩加了前墙和隔墙，作为一间间宿舍。没有水泥、木材，宿舍里所有设施都是土的，有土炕、土凳子、土桌子、土沙发。莫高窟自古以来都是饮用宕泉河里的泉水，流过的泉水富含了过多的盐碱含量，苦涩难喝。当年的莫高窟人，平常用水就在上中寺后面的水渠中用勺舀肩挑的方式取用。每年的夏秋季节里渠水多是浑浊的，特别是在夏秋季节大雨之后山洪暴涨，从水渠里打到的就是泥浆水，只能提回家里让泥浆慢慢沉淀后再用。在漫长的冬季冰冻期间，就只能在河滩的冰层上打个冰洞，从冰洞下舀水。到了三九寒天，人们就只好用斧头、钢钎敲打冰块，把敲打下来的冰块背回家放在火炉边让其慢慢融化。

上世纪50年代前后，莫高窟主要照明工具就是煤油灯，白天光线不好的时候在洞窟工作就用汽灯。1956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了供电设备，但发电机三天两头出毛病，大家基本还是点煤油灯照明。美术组工作人员每一个人都成了汽灯工，汽灯的各种故障都会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临摹了大量壁画。直到1981年，莫高窟才正式通电，直到1984年，职工才从土房子里搬出来，住进砖楼房。

早年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牛拉大轱辘车以及常书鸿所长的大枣红马，职工进县城办事或者采购研究所生活用品就用牛车，进城办事基本上都是休息日徒步前往，前一天去在敦煌县城住一晚，第二天才能返回莫高窟。1954年研究所有了第一辆吉普车，是文化部赠送的战利品，主要是办公用，职工进城大多仍是徒步。为数不多的职工子女到县城上学，只能星期六用马车接回来，星期天再坐马车送回去。

说起几十年前职工子弟受教育的问题，老一辈“敦煌人”会深感难堪与内疚。上世纪60年代初，因为莫高窟远离城镇、交通困难、没有教师，孩子们的受教育问题一直难于解决。到了“文革”时期，有的职工夫妇都是大学本科出身，成为高知，可是孩子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就下乡插队去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研究所职工的子女没有一个考上大学本科的，少数能上中专、大专的就算是幸运的了。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不计名利得失，在莫高窟临摹壁画，保护修复，考古发掘，研究文献，都心无旁骛，乐在其中，” 樊锦诗回忆说。即使“文革”时期，虽业务停顿，但全体职工对保护敦煌艺术宝藏的认识和态度完全一致，使敦煌石窟文物未受到丝毫破坏。

莫高窟有一群“打不走的人”，让人感慨不已。“文革”中，段文杰当了“社员”；史苇湘做了“羊倌”；贺世哲成了“反革命”，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回老家；孙儒僴、李其琼被再一次戴上了帽子遣送回四川老家。“文革”以后，给他们落实政策，但没有一个人要求离开敦煌，都回到了莫高窟。千真万确是“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敦煌莫高窟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他们。

2014年，时任院长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首次凝练表述了“莫高精神”。“‘莫高精神’是为了给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做一个总结，希望后人能将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樊锦诗说。

三危山下、宕泉河边，在与莫高窟九层楼相望的山上，有一片敦煌研究院公墓区。这里安葬着常书鸿、段文杰以及其他20多位敦煌文物事业的先辈。他们生前守护莫高窟，去世长眠地下，也永远地坚守在大漠，守护着莫高窟。

如今的莫高窟，是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每天游人如织，研究院的工作、生活条件早已今非昔比。但这里毕竟远离都市，生活难免单调。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淡泊明志，投身敦煌，弦歌不辍，将前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到2019年，敦煌研究院职工总数1460人，在编职工421人，其中博士学位28人、硕士学位75人、大学本科学历234人，本科以上学历人数占全院在编职工总数的83.2%。让人惊讶的是，在这些职工中竟有100多对夫妻。每年还有年轻人不断地加入，不断地传承着坚守大漠的精神。

甘于奉献

长期以来，莫高窟人坚持“寓保护于研究之中”，在探寻学术发展的道路上，孜孜不倦，殚精竭虑，形成了身居大漠、志存高远的学术研究传统，甘于奉献、潜心治学的抱负。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编制扩大、部门增加、人才汇聚、条件改善，敦煌事业迎来发展春天，迈入国际合作、科学保护、成果竞秀、弘扬传播的崭新阶段。

老一辈刻苦严谨的研究风气得到传承。不管是煤油灯下，埋首勤学，靠镜面折射，借光临摹，踩“蜈蚣梯”，考察洞窟；还是开展石窟数字化，分析壁画病害机理，建设敦煌学信息资源库。道路虽艰，但研究人员乐此不疲，心血有成。

如今的敦煌研究院已形成多学科并存的研究局面。初创事业的十多名志士大都从事绘画、艺术专业。发展至今，艺术、文史、理工、管理等多学科专家，既各擅其美，并行不悖，又兼容并包，交融共进。

身处荒漠，却具有国际化的研究视野。改革开放以来，偏居西北一隅的敦煌研究院大胆外引内联，请进来，走出去，通过国内外合作，开拓视野，更新理念，增长才干，充实提高，走上了以科研为中心，以合作促发展的道路。

上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就以超前、开放的国际视野，打开“大门”，主动提出合作保护的愿望，建立国际合作的平台。从1979年开始，敦煌研究院与日本合作出版《敦煌石窟》五卷本，开启了敦煌的国际合作之路，将敦煌过去积累的保护研究成果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呈现出来。随后，敦煌研究院的学者到日本去访问留学，日本学者也相继来到敦煌，形成了双向的交流。几十年来，来自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先后走进敦煌，他们不仅带来设备和经费，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投入到敦煌壁画的保护修复、文物病害防治、敦煌文化的研究与弘扬之中。

勇于担当

敦煌研究院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以保护、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自己的崇高责任。

“从常书鸿先生开始，莫高窟人始终有一种把这座人类文化瑰宝保护好的使命担当。国家把这么大的一个遗产地交给我们，必须承担好这个重大的使命。”樊锦诗说，“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无愧祖先、无悔后人，这就是担当，就是使命。”

从百废待兴，抢救文物到面向世界，科学保护；从制订法规，精心管理到探索“数字敦煌”，永久保存敦煌瑰宝，敦煌研究院在为国宝重现光芒的道路上勇于担当，探索奋进，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生力军。

在文物保护方面，石窟安全保卫从最初单一的防护措施逐步发展到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综合防范体系；探索出了一套科学的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程序和规范，广泛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构建了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对影响文物本体、遗址载体、洞窟微环境、石窟大环境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实施科学监测，初步建立了基于风险理论的预防性保护体系。

上世纪90年代初，敦煌研究院率先在国内文博界开展文物数字化工作，经过近30年的不断探索实践，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敦煌壁画数字化工作规范，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完成了敦煌石窟211个洞窟的数据采集，130多个洞窟的图像处理、三维扫描和虚拟漫游节目制作，43身彩塑和2处大遗址三维重建；先后上线中英文版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了敦煌石窟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

2004年以来，国家文物局、科技部和甘肃省委省政府依托敦煌研究院先后成立了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甘肃省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重点实验室，建成了全国第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多场耦合实验室。这些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不仅保障了敦煌石窟的文物安全，而且推广应用于全国11个省区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有效提升了我国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技术水平。

让敦煌学研究在故土生辉是老一辈莫高窟人的梦想。几十年来，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在敦煌石窟美术临摹和研究、敦煌石窟考古、敦煌史地、敦煌文献、敦煌文化等包罗万象的敦煌学各个领域潜心研究、不懈进取，取得卓著成绩，敦煌研究院已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和最大实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不在中国”，这句老话，可以终矣。

在研究方向和领域方面，从敦煌研究院成立之初的壁画临摹与绘画技法研究，逐步扩展到了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敦煌壁画图像研究、敦煌文献研究、丝绸之路民族宗教研究等专题研究，以及敦煌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的系统解读。

在学术交流方面，积极推进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化，先后派出学者近200余人次赴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20多个国家开展文物保护、参访讲学、研讨研修、策展创意等交流活动；在走出去的同时，敦煌研究院加大力度引进高层次访问学者和特聘研究员，多角度、多维度解读敦煌文化的价值。

在学术成果方面，出版学术专著50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3700余篇，取得了一大批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创办的国内第一家敦煌学研究专业期刊《敦煌研究》，已成为国际敦煌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专业期刊和学术载体。

开拓进取

无论是国内文物系统首个国家级工程中心的建立，还是第一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的研发；无论是创办大陆第一家敦煌学专业学术期刊《敦煌研究》，还是编撰出版《敦煌石窟全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等敦煌学研究的优秀论著；无论是在全国文物单位率先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敦煌文物大规模存储，还是创作播映首部展现文化遗产的实景超高清球幕电影；无论是首创原大、原状整窟临摹，还是“敦煌重彩”新壁画创作；无论是在全国文博界首次开展游客最大承载量研究，还是实施世界文化遗产地科学管理……几代莫高窟人敢为人先、开拓进取，使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领域科学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弘扬发展中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空白。

“开拓进取，体现在几大创新上，包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许多第一见证了敦煌在国内文博界的领先地位。”

首先是科技创新。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主管保护研究工作的苏伯民告诉记者，1984年后，莫高窟开始进入科学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时期。面对4.5万平方米壁画，10个朝代的绘制风格，从来没有人用技术手段分析过壁画的颜料和制作方法。1997年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85窟的保护修复项目，基本形成了壁画保护的程序，验证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准则》的科学性。针对石窟壁画酥碱和空鼓两大病害，莫高窟人研究出了自己的脱盐和灌浆技术。现在这种保护技术已经形成了国家标准，进行了大规模的推广，其修复经验也为国内其他地区的壁画保护提供了借鉴。

其次是管理创新，推动敦煌文物事业的开拓发展。建立了国内唯一的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导研发了第一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启动了全国第一个文物保护多场耦合实验室建设，建立了首个以“物联网”为基础的遗址监测和风险预控体系。在全国开创文物数字化先河，“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全球共享，制作了首部展现文化遗产的实景超高清球幕电影；首创原大、原状整窟临摹，并探索、创新了新画种——敦煌岩彩画；在全国最早开展游客承载量研究，率先实行“预约+应急”的参观模式，开启高质量的文化旅游模式。

第三是对文物研究保护后备力量的培养。上世纪80年代末，段文杰院长提出保护莫高窟不能只用传统的手段，必须要引进科技人才。当时引进了在甘肃省博物馆工作的李最雄，派他到日本去学习，后来他成为我国第一个文物保护科学方面的博士。李最雄又吸引了一批化学、物理等理工专业的人才，开拓了莫高窟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当时的人才培养方式，一是让年轻人出去学习，二是和国内高校合作，让年轻人再深造。这种培养是全方位的，包括美术、考古、文献、丝路文化方面的人才，甚至包括讲解接待人员。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的资助下，从1985年开始，敦煌研究院每年派遣两名员工赴日本深造，截至2018年，已为敦煌研究院培养专业人员52名。这些从国外学习回来的学者在敦煌研究各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思考莫高窟的保护与研究，为事业发展开拓了国际视野。

第四是开展国际合作。1987年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国家帮助敦煌研究院联络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开展合作。盖蒂保护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的合作持续了30年，先是治沙，后是洞窟壁画保护，再到游客承载量的研究。至今敦煌研究院和国外相关机构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国外机构也为敦煌研究院提供了技术、机会与经费支持，为敦煌研究院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帮助。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一千多年来，“丝绸之路”上的各国文化在敦煌汇聚交流，中华文化以其博大的胸襟造就了敦煌的辉煌。这些年，敦煌研究院不断推动国际交流，先后与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机构以及国内40多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全方位探索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问题，培养了一大批壁画及土遗址保护专业人才；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与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等中亚国家达成合作意向，将敦煌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成套技术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应用。这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有着内在的统一。

 “莫高精神”需要不断发扬传承

75年来，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正是秉持“莫高精神”，隐身大漠谱写了世人瞩目的敦煌传奇，让沉积千年的莫高窟盛世重光，展示着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博大内涵。 

“莫高精神虽然只有十六个字，却拥有着丰富的内涵，是几代莫高窟人不断的践行和传承”，参加了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会的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玉萍表示，“莫高精神已成为新员工入职的必修课，教育青年人铭记老一辈莫高窟人的功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莫高窟保护好、研究好、弘扬好”。

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时，总书记来到敦煌研究院，肯定了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这对全国文物工作者也是极大的鼓舞。

“莫高精神”既是广大文物工作者守护文化家园、传承中华文明、勇于改革创新的生动写照，更是文物行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时代，文物工作必将不断开创新局面，深入发掘、传承“莫高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将会为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执笔：刘远富  冯朝晖  王  征  李  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