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延续遗产”到“遗产延续更广泛的社会福祉与利益”——ICCROM的阐释视角（节选）From ‘Sustaining heritage’ to ‘Heritage sustaining broader societal wellbeing and benefits’，An ICCROM perspective原文作者：Jane Thompson, Gamini Wijesuriya新政策作为世界遗

从“延续遗产”到“遗产延续更广泛的社会福祉与利益”——ICCROM的阐释视角（节选）

From ‘Sustaining heritage’ to ‘Heritage sustaining broader societal wellbeing and benefits’，An ICCROM perspective

原文作者：Jane Thompson, Gamini Wijesuriya

新政策

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三个咨询机构之一，ICCROM参与了2015年11月通过的《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政策》(UNESCO 2015)的起草工作。该政策阐述了世界遗产如何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该政策将如何与实践中的遗产管理联系起来还有待充分研究，正如法定修正案也仍在讨论之中。不过，这一政策在实地操作和能力建设方面已取得进展。实际上，对于遗产地层级工作的所有相关方来说，它已然是一个有效的策略。

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政策都有清晰明确的原则，这意味着未来几年相关指南将可以被转为应用于遗产地实践的使用工具。然而对于很多遗产从业者和机构系统来说，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形成更加跨部门和参与性更强的工作方式。

整体情况

本文描述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文化遗产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范式的普及，以基于背景或文脉的不同方式，促进了机构、从业者、社区和网络关系在一起相互合作。“空降专业知识”正逐渐让位给“立足本土智慧”，并在创造替代自上而下管理的方式。

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遗产地在改善经济机会、工作条件、健康、教育和整体福利方面的潜力。对于那些被少数“专家”占领（话语权），并采用脱离社会的管理方式的遗产地，“本地化”(借用英国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的一个口号——‘going local’)以及跨部门动员推广遗产事业，也许是我们这一代遗产保护从业者面临的最大考验。

对这一转变的归纳是探讨世界遗产领域进展的基础，尤其是ICCROM的具体贡献。这不仅着眼于遗产在改善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而且确信可以在提高管理模式和遗产地治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方面取得很多成效。这对那些在主流的可持续发展论述中被边缘化，对地球未来的贡献不那么直接和明显的文化遗产地来说尤其重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早自20世纪80、90年代的全球范围讨论开始，自然遗产就因为保护区对环境支柱【1】的贡献而在可持续发展议程上获得了较高的地位。我们最主要的挑战之一是克服自然与文化的鸿沟。自然和文化的分离，是西方后工业社会中最为严重的现象，它使我们对“生物文化连续体”（biocultural continuum【2】）视而不见，而这一观念可能帮助我们将自然与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并让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遗产社区和社会。

我们的文物古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充分利用它们的全部遗产价值和所有潜在的支持来源。社会变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威胁和机遇不断增加，遗产的概念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两者之间迫切需要利用公民社会和基层的主动行动，抓住目前被广泛认知的所有潜力。

遗产议题的全球转变

█ 从将遗产视为要设防的孤岛到作为生物文化连续体的一部分

为了评估从“延续遗产”向“遗产延续更广泛的社会福祉与利益”的转变对遗产保护未来的意义，有一点很重要，要在过去半个世纪文化遗产理论和实践更广泛的演变中框定这一变化。如图所示，可以确定三个关键阶段：1964-1994年、1994年以后和当前阶段。

保护古迹及遗址

——统一标准（1964-1994年）

后工业社会对战后反应而形成的政策工作

1964年《威尼斯宪章》

a.一个在全球传播西方保护哲学的分水岭。

b.遗产作为孤岛独立于社会。

c.保存物质遗存的防御心态。

d.保护作为一门专家主导的科学学科。

e.假设欧洲的方法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奏效。

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

a.是对日益增加的威胁的反应，这些威胁不仅来自传统的衰败原因，还来自社会与经济条件的改变。

b.强调展示和传承给后代(而非使用)。

c.具有开创性 (涉及自然和文化遗产，试图赋予遗产在社区生活中的功能)，但最初20年的工作重点在“列入”上。

1979年ICOMOS澳大利亚《巴拉宪章》(第1版)

文化意义是指对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人具有美学、历史、科学或社会价值。

利用和重要性

——不同声音，多重视野（1994年起）

政策工作受到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遗产原则和欧洲方法的适用性的影响。

1992年世界遗产

a.遗产的定义广泛扩展(如文化景观)，并超越了对建成环境的保护。

b.过程从简单的列入转变为遗产的管理和监控。

c. UNESCO、ICOMOS和ICCROM作为关键趋势引领者走到了一起。

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

a.关注非物质属性。价值和意义作为评估和管理遗产的基础。

b.多样性:真实性的概念依托所处环境，因文化而异。

1999年IOCMOS澳大利亚《巴拉宪章》(第5版)

a.重要性,体现在遗产地本身，遗产地的环境、使用、关联组织、意义、记录、相关场所和对象等方面。

b.决策过程中的人，特别是那些与某个地方有强烈联系的人。

c.利用文化意义进行管理和保护的标准。

200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布达佩斯宣言》

在保护、可持续性和发展之间取得一种适当且公平的平衡，以便通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社区生活质量提升来保护世界遗产。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在这个公约中，正式引入了社区来定义遗产。

2004年《奈良+ 10》

倡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团体对真实性的概念及其对活态遗产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

2005年欧洲委员会《文化遗产社会价值法鲁框架公约》

关注人的需求成为许多地区 的应对措施之一。

2005年世界遗产

所有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需要回顾突出普遍价值陈述（SOUV）。

2006年【3】世界遗产委员会

让社区参与所有过程——“社区”成为第五个战略目标（4C扩展为5C）。

遗产之外的互惠利益（最近十年）

在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中，为遗产发挥更有活力的作用，以及为社会和遗产获得利益，跨部门协调形成了政策工作。

201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

只有通过加强人与遗产之间的关系，以尊重文化和生物多样性这一整体作为基础，结合物质和非物质层面，面向可持续发展，“我们想要的未来”才会实现。(《京都愿景》)

2014年《奈良+20》

a.现行方式方法的不足——鉴于流程的多样性、价值的演变、（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冲突以及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b.国际化的保护指南被质疑—鉴于保护原则具有发展演变的性质

2015年《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政策》

保护和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并不损害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图/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化遗产政策 根据原文图表翻译

遗产议题全球转变下的ICCROM

█ 早年对延续遗产的认知转变

在二战结束的十一年之后，UNESCO创立了ICCROM这一政府间组织，主要通过研究，助力政策工作和培训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文化遗产保护。

在创立的头四十年中，ICCROM的培训活动主要聚焦于保护过去的物质遗存（古迹及遗址）。保护在此时被视为一种科学和技术专业，极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世界，尤其是在东道国意大利业已建立的知识体系。这在ICCROM 的资深成员对1964年威尼斯宪章的起草和ICOMOS创立所付出的贡献中有所体现。此后，ICOMOS成为了威尼斯宪章最严格的守护者和推广者，即使包括ICCROM在内的多个组织已经开始朝新的方向开展工作。

图/“古迹和遗址”保护1964-1994——以技术考虑为主

1966年举办的建筑保护国际培训课程(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 ARC)是ICCROM最早开展的活动之一，之后作为旗舰项目享誉全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之前，虽然有若干关于城市保护(urban conservation)的课程单元被引入其中，但是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关注点仍一直局限于过去所留下的物质遗存。

█ 多方受众的认知获取——遗产延续更广泛的社会福祉与利益

在ICCROM最近几十年的各种活动中，出现了一个重要转变——从“古迹保护”到“将保护作为遗产管理工作的一部分”，且强调遗产在当下社会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点是对物质遗存保护的补充，而非替代。从1997年开始，区域整合与城市保护(the Integrated Territorial and Urban Conservation, ITUC)项目拓展到大尺度区域性的和景观类型的遗产及其保护，超出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对传统“古迹”的关注。课程设置开始意识到景观和遗产地所具有的动态性 (dynamism)，并首次在国际性课程中将可持续发展引入其知识领域。这一时期正是文化景观作为一种遗产类型开始在世界遗产语境下扮演重要角色的阶段。

图/演进中的遗产保护与管理方式。来源：Wijesuriya, Thompson and Court (2017)

作为ITUC的衍生之一，活态遗产地项目自2003年发起，进一步加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ICCROM 2005; Wijesuriya 2015)。该项目认识到了遗产在持续性和变化这两方面所具有的活态特征。遗产的组成部分被视为活态环境中的一部分(Wijesuriya, Thompson and Court 2017)。同时，该项目聚焦于人——人们从遗产中获益的需求，参与决策的权力以及在遗产的长期保护中所扮演的守护者角色。这种对于遗产的认知方式引发了新的讨论，社区和持续性——这两块在当时的遗产话语中明显的空白——作为互相关联的主题也开始得到强调。

与此同时，城市保护领域中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基于注重物质性的现代保护原则(modern conservation principles)，城市保护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逐步发展。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HUL)的建议书被UNESCO采用，ICCROM也在其发展中有所参与。HUL方法(UNESCO 2011)强调了一些重要的领域空白，并最终超越了物质性保护(material preservation)的范围。本质上，城市历史景观方法，

“旨在维持人类环境的质量，在承认其动态性质的同时提高城市空间的生产效用和可持续利用，以及促进社会和功能方面的多样性。该方法将城市遗产保护目标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相结合。其核心在于城市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今世后代的需要与历史遗产之间可持续的平衡关系。” (UNESCO 2011)

这种反思从世界遗产影响评估课程(Heritage Impact Assessment for World Heritage)开始，就成为了ICCROM课程开发的核心。基于ICOMOS所准备的指导手册(Guidance on Heritage Impact Assessments for Cultural World Heritage Properties, 2011)，这些再度思考最初从2012年起在亚洲得到了实施，并在2014年之后扩展到了更多地区。

可持续发展作为建成遗产保护(Conservation of Built Heritage, CBH)课程的一个特殊主题出现在2007修订版中，并于2012年在其中引入了“世界遗产和可持续发展(World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特别单元。

在展示更为广阔视角的同时，ICCROM在研究和政策方面也展开工作。通过与其他咨询机构合作，UNESCO精心制作了资源手册：《世界遗产灾害风险管理》(Managing Disaster Risks for World heritage) (UNESCO et al 2010)和《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管理》(Managing Cultural World Heritage) (UNESCO et al 2013)。这些方法旨在强调以多样性，适应性和创新性(diversity，adaption, innovation)观点作为一种手段，在现有的管理优势之上利用当下的机遇，减轻遗产领域面临的威胁，减少妥协和让步（UNESCO et al 2013）。

在这一阶段，ICCROM通过助力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战略(World heritage Capacity Building Strategy) (UNESCO et al 2011)为向着世界遗产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建设的进程做出了首次贡献。在与所有遗产相关的活态遗产方式的基础之上，对于变化和持续性的管理成为了遗产管理的中心。首要的前提在于文化遗产由人创造（by people），且为人享有（for people）。这些信念引导ICCROM将以人为中心的保护方式(People-Centred Approaches to Conservation, PCA)作为主题发展了后续的活态遗产项目。

PCA项目中的能力建设倡议在2015年之后见证了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战略 (UNESCO et al 2011)被投入实践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转折。一方面，作为运作遗产相关问题的当地组织和其他NGO的代表，越来越多来自民间社会的参与者加入到每年的课程中。另一方面，来自自然与文化遗产领域的专家作为参与者和提供经验与知识的人(resource people)加入课程成为了一种常态，取代了过去领域间互不相通的状态，并将课程重点落于自然-文化连接 (Larsen and Wijesuriya 2015)。这种方式的成功激励ICCROM 和IUCN将其在自然-文化连接方面的工作转化为了2017年的世界遗产地管理中的自然与文化连接(Linking Nature and Culture in World Heritage Site Management)这一专门的联合课程以及覆盖更广的世界遗产领导力项目(World Heritage Leadership Program)。

至此，ICCROM 能力建设途径的重点从“古迹保护”转向了“将保护作为遗产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并进一步向“关注遗产与社会在一起的健康状态”迈进。

表/“遗产管理”1994年以后——对于以人为中心途径的认识增强

未来——遗产之外，为了遗产

遗产领域在近几十年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觉醒。这种觉醒是一种对已经明晰的（知识体系）的逐步认识，但当前学科孤立和知识碎片化的状态可能会导致管中窥豹的情况。下图用半满/半空的水杯作为比喻，旨在揭示遗产领域的范式转变。这种转变可分为三个截然不同却互相重叠的阶段。图中最后一个杯子仍未被装满水，但打破常规的思考和语境可以阐述出一个更完整的“故事”。

杯子半空

杯子半满

杯子始终是满的

整个杯内所容之物的重要性

图/杯中之水——半个世纪内遗产范式的转变 翻译自原文插图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世界遗产在演化进程中所提供的机遇使得ICCROM加强了对遗产区域内及遗产周边的社区、持续性和变化管理的关注。可持续发展是对这些主题的最新表述，并且成为了ICCROM 2018-2024战略规划的中心。然而，挑战依旧存在。

正在转变的遗产领域探索中，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在于对关系的维护，而非仅仅是对节点的维护。这涉及到从传统的罗列遗产清单向描绘遗产价值的转变，包括谁感知了这些价值，这些价值如何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其他价值相互依存。

另一个挑战在于改变深植一代遗产从业者思维模式中的传统方式，同时满足已经开始打破常规进行思考的新一代的需求。管理变化（Managing change）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被理解消化的过程中，阻力和需求仍然并存(Wijesuriya, Thompson and Court 2017)。

下表总结了文化遗产领域的范式转变，知识范围和技能演变。表中简述的各种变化将为类似ICCROM的机构带来挑战，它们需要适应并开展能力建设，使世界遗产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得以落实。今天，与已经具有成熟方法的其他领域相比，遗产领域的最佳实践仍处于萌芽期。我们需要保证这三个领域内与遗产相关的能力得到发展，并在遗产的舞台之外更有效地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注释：

[1]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社会、环境。后有学者指出，文化应当成为其中的第四支柱。而在近年相对得到广泛认同的表述是以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和推动者(Cultural：A Driver and Enable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详见：

https://www.un.org/millenniumgoals/pdf/Think%20Pieces/2_culture.pdf

[2]该词来自Philippe Descola，P.2011. L’ écologie des autres: l’anthropologie et la question de la nature. Paris, éditions Quae.

[3]编辑注：实际上是2007年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正式提出并通过的。

本文翻译自 Jane Thompson, Gamini Wijesuriya, (2019). ‘From ‘Sustaining heritage ’to ‘Heritage sustaining broader societal wellbeing and benefits ’: an ICCROM perspective.’ in Peter Bille Larson, William Logan (ed), World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Directions in World Heritage Management. London: Routledge.

翻译：胡玥、顾芸培

终校：魏青

Jane Thompson

遗产管理顾问，ICCROM从事研究、政策制定和学习资源管理等工作

Gamini Wijesuriya

前ICCROM Site Unit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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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胡玥，排版廷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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