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七年了，从上次为王长丰博士《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上下册）写序，到今天看到王长丰博士《殷周金文族徽集成》付梓，并邀我再写序，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和艰辛。《殷周金文族徽集成》这部书共40册，分38册著录，另外2册分作目录和索引。连续几天学习后，在我大脑里呈现出一套王长丰博士关于族徽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模型，这个模型是基于在族徽发展 ...

　　七年了，从上次为王长丰博士《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上下册）写序，到今天看到王长丰博士《殷周金文族徽集成》付梓，并邀我再写序，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和艰辛。《殷周金文族徽集成》这部书共40册，分38册著录，另外2册分作目录和索引。连续几天学习后，在我大脑里呈现出一套王长丰博士关于族徽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模型，这个模型是基于在族徽发展、衍生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是基于对全部殷周金文族徽系统深入研究基础之上搭建起来的。对于这个模型、这厚重的四十册集成，我有许多话想说。

　　《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与今天看到的《殷周金文族徽集成》是相辅相成的姊妹篇，《殷周金文族徽集成》是《殷周金文族徽研究》的材料整理、统计、分类、系联基础，也是《殷周金文族徽研究》结论、成果的坚定基石。

　　一、族徽研究升华的基石

　　七年前的2012年7月，我为《殷周金文族徽研究》写了《序》，我认为《殷周金文族徽集成·前言>》是在《殷周金文族徽研究》基础上的一次升华，是一次理论和素材的全面展示，并为这些素材搭建了族徽研究进程中的第一座“族徽模型”。这篇文章第一次收录在学生为我编的《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我印象中应该是从整体性、综合性研究中的第一次族徽分类与族属性研究模型。为《殷周金文族徽集成》写序，首先要提及理论基石，我再次全文录上《殷周金文族徽研究·序》，一是要传递我非常看中王长丰博士的族徽研究成果，二是要传递《殷周金文族徽集成》所收集族徽材料的系统、全面和完整，三是要传递我对《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之后推出《殷周金文族徽集成》新成果的赞许和推重。

　　《殷周金文族徽研究·序》：见于商周青铜器上的族徽铭文，从宋代金石学兴起伊始即受到学人关注，搜集、著录、研究代不乏人。关于这类铭刻的性质，学界说法很多。氏族说、姓氏说、图画说、文字画说……，不一而足。至1931年郭沫若发表《殷彝图形文字之一解》提出族徽说，倍受推崇，几成学界共识。然细较起来，其中仍有许多问题认识远未统一，例如这类铭刻究竟是不是文字，其含义是什么、都包含哪些内容，所谓复合族徽究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族徽的合署还是族氏分衍的反映等，都需要继续深入探讨。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这类铭刻愈益受到大家的重视，于是将其从一般金文研究中独立出来作为专项，便成为目前研究的趋势。我们看到了王长丰博士的《殷周金文族徽整理与研究》学位论文文稿，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的活跃和研究的深入。

　　前些年曾陆续读到过王长丰先生的一些文章。去年在中国文字博物馆召开的学术委员会会议暨新馆长李学勤教授任命仪式上，我们第一次见面，才知道王先生是王蕴智教授的高足。言谈之中，得知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即是《殷周金文族徽整理与研究》，同时还有其姊妹篇《殷周金文族徽集成》一书，目前正联系出版事宜，并恳切地说希望出版时能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写序。今年春节过后不久，很快就收到了他寄来的，将博士论文修改、充实后的《殷周金文族徽研究》和《殷周金文族徽集成》两部书的文稿，出于我对族徽铭刻的重视和研究参考的需要，我放下手头的工作，重新调整了计划，便认真学习起来。亊实求是地说，这部书的分量太大了，一边看一边还要查书，再加上开会、出差和其他一些活动的躭误，直到几天前才算读完，今天才稍微理了理思路坐下来动笔写读后的感想。

　　《殷周金文族徽研究》这部书共有七章，除去第一章“概述”和第七章“殷周金文族徽分类通览”，第二至六章共有二十四节，后面还附有“《近出》与《集成》互重、自重校勘”、“参考著录书目及简称”等，总字数粗计约在50万字以上。别的学科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就我比较熟习的考古和古文字学来说，这样分量的博士论文恐怕是很少见的了。因此，我读过之后形成的第一个印象即是：捜罗丰富，涵盖面广，资料齐全。从这个角度看，这部书既是一部学术性著作也是一部资料性著作，是一部学习、研究殷周金文族徽必备的工具书、参考书。

　　该书给我第二个较深的印象是：作者简明扼要地梳理了族徽的著录、研究的历史，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今后的方向和目标。 这一印象主要是由学习第一章“概述”形成的，在“概述”中作者同意族徽研究在殷周金文和古文字研究蓬勃发展的局面下显得相对落后的说法，而落后的主要表现是研究方法的落后，提出了“对殷周金文族徽进行研究，首先应建立信息资料库，其次分类、归纳，再次结合甲骨、金文及文献学等知识进行深入地综合、分析与研究”的方针。无疑这是正确的，是大家应该共同努力的。

　　我的第三个印象是：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殷周金文族徽的判别原则与整理方法”。阅读第二章即可知道，作者是在总结和吸收黄盛璋、张懋镕、刘雨、林沄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族徽的判别原则，集中在第二章第一节，对简单形式族徽提出了六条标准，对特殊类型族徽提出了四条标准；关于族徽的整理方法，集中在第二节，提出了八个步骤：一是严格甄别族徽与其他类型铭文，二是将族徽与商周甲骨文、秦汉简帛书、玺印相互印证、系联，三是将殷周金文族徽与陶器刻画符号相互印证、系联，四是同一类族徽铭文应综合判定时代并尽可能恢复其原有礼制顺序，五是利用族徽铭文字形之间的比较推求族徽的异体字形，六是运用考古学知识根据出土地点并结合文献记载整理族徽铭文，七是对同一墓葬出土的多种族徽应分清墓主铜器族徽与赙赠铜器族徽之区别，八是利用姓氏史料加以佐证，九是利用族徽字体早晩变化特征辨别、系联其他族徽。这类探索、研究会更好地促进殷周金文族徽的深入研究。

　　我的第四个印象是：通过对殷周时期同墓异属族徽铭文的一系列论证，得出七项结论：其一，殷周时期同墓异属族徽铭文是由于“赗赠”助葬制度造成的，参加“赗赠”助葬的人是墓主的“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与墓主人不是同一族属，所以表现在殷周金文族徽铭文上就是不同族属的族徽铭文出土于同一墓葬中。其二，在殷周墓葬中出土的族徽不能作为该方国、族、氏地望的判断标准。其三，同墓出土非墓主族属的殷周族徽铭文不能提供判断墓主国族与“赗赠”者国族的地望远近、方位的衡量标准。其四，在研究同墓出土的主属族徽铭文与他墓出土的同类型族徽铭文时应充分考虑两墓葬的时代或朝代更迭因素。其五，同墓出土的族徽不能依据出土族徽(铭文)的数量来判断墓葬主人。其六，同墓出土的族徽只有在证明此墓墓地为该族的族墓地的时候，才能将墓中所出土的族徽铭文作为该方国族氏地望的判断依据。最后，可以根据同一墓葬出土多种族徽铭文来判断墓主。这应该是我们对族徽研究的进一步认识，对考古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的第五个印象是：对族徽进行了精细统计和分类。在第四章中，作者统计的16000余器金文中有族徽的有8000余件，并以族徽龙头字进行系联，分为377组，继而又将其分为六类：一类均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族徽，二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族徽的联缀，三、四、五、六类是族徽分别与“冊”、“史”、“子”、“亞”、“干支”等缀联者。之后分别分专节就与“冊”、“子”、“亞”、“干支”联缀者展开了深入分析，对其性质、意义等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我的第六个印象是：提出“盟姻族徽”的概念。部分“盟姻族徽”就是之前所称的“复合族徽”。作者在第三章中认为，“同轨”、“同盟”、“同位”、“外姻”是造成国族与国族之间所铸具有族徽礼器并祀的主要原因。如安阳殷墟郭家庄M160墓出土“亞止中”器应为“中”族女子嫁到“亞址”族所作的媵器，这种“复合氏名”就是“盟姻族徽”的一种形式。在第四章中，通过对“亞［某族徽］+某族徽(亞［某族徽］)”和“某族徽+某族徽”等族徽内涵的分析与研究，发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相对独立的族徽进行缀联、复合而成的这种特殊族徽，也是由于“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原因形成的一种结盟、联姻等社会关系的族属同祭同祀的结果。王长丰博士对“盟姻族徽”概念的提出，及其性质与内涵的深入研究，是对殷周金文族徽及其家族形态变迁研究的巨大进步。

　　我的第七个印象是：整合甲骨文、金文及文献资料对学术界长期争论未决的族、姓、氏的源起、含义、关系及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辨析，提出了族徽一词应包含“方国、族、姓、氏、私名”多方面内容的见解，并用第六章十节的篇幅以“令支”、“戈”、“ ”、“朿”、“亞［朿］”、“告”、“箙(葡)”、“竝”、“息”、“虎”十个族徽为例做了深入探讨。

　　学习王长丰博士这篇论文的文稿我也用了较多的时间，我认为这两部书是近年来在金文族徽研究领域取得的可喜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族徽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学习过程中，我不仅看到了他们在许多具体族徽研究上的新见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对今后的研究会有很好的启发。他不是像传统路子那样，就族徽说族徽，而是把族徽放到了社会结构发展、放到了文字的产生与发展、放到了族徽出土的存在背景关系以及字形(图形)结构及演变中，并参考甲骨文、古文献等相关学科和材料，进行比较分析，综合研究，从而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论断。

　　当然，任何学术问题，在研究过程中都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即使有些看法趋同了，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发现，也可能会出现新的岐见，展开新的讨论。在学习过程中，我对该书取得的新成果称赞有加、欣羡不已，但也觉得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例如：关于族徽的源起，是否均源于私名？族徽的范围是否涵盖“方国、族、姓、氏、私名”这么宽泛的内容？族徽究竟是《春秋左传·隐公八年》“因生以赐姓”(如“夏为姒姓”、“商为子姓”、“周为姬姓”等)的姓徽，还是“胙之土而命之氏”的氏徽？铭文中常见的“亞”究竟是职官、宫庙符号还是族徽之一种？殷周铭刻中的数字类卦辞确如张政烺先生考证属八卦符号，但这类符号是否都不能作族徽使用？甲骨文和金文徽铭中的虎与宜侯夨簋铭文中的所谓虎侯、安州六器之一“中甗”铭文中之虎方、虎簋盖铭文中之虎、元年师虎簋铭文中之师虎及史宻簋铭文中之虎究竟是什么关系？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有一些我曾有所接触，但自己并无定见。利用这个机会提出来，是想提请作者和有兴趣的朋友们注意，对于族徽和与族徽有关的问题，还有不小的讨论空间，还有不少工作在向我们招手，我们不可满足，还需乘胜前进，继续努力。

　　《殷周金文族徽集成》的研究成果和全部殷周金文族徽系联成果的公布，是基于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最新族徽研究成果和族徽群素材的集成。

　　二、族徽研究成功的切口

　　《殷周金文族徽集成》和《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一样，有一个十分严谨且自成体系的凡例，从用字原则、器物时代、器物次第、字句处理、铜器定名、族徽排列、使用文献、引用著录、资料截止时间等九大部分（27条）加以规范。这种规范肇始于王长丰博士的博士论文《殷周金文族徽整理与研究》（2006年），这是导师的指导与自身的体悟相结合产生的一种学术规范。

　　首先，《殷周金文族徽集成》将2000多个族徽类型，按基本族徽音序排序，将族徽的统计排列原则上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根据字源性特点，同源字或字形相近者相互系联，相继排列；能隶定的则按隶定字音序、不能隶定的则按相近字形音序进行排列。通常手段按笔画数、古音等来为族徽排序，是基本不起作用的。而使用按隶定字音序排序，在研究族徽系联体系上是有一定的新意。例如：“敖”及其与“敖”相关族徽后则排列与“”字相近的字形“”及“邦（）”。“戉”与“咸”字形相近，相继排列。“竹（）”后有“孤竹亞[]”、“孤竹亞[]”、“亞［］孤竹”等，与“孤”相关的有“子孤”系联。在音序排列中如“奚”后列“系”，但考虑到字源性，先列“系”，后则为“奚”字。而每一类族徽系联单位，则按族徽龙头字、族徽龙头字+其他族徽、亞［某族徽龙头字］等顺序依次排列。如：以“保”为族徽龙头字的系联单位排列为“保”“保癸（）”“保京（）”“京保”“京保”“保晉”“大保”“系保”“亞［保酉］”“保 保友隹”“子保”等。以“萬”为族徽龙头字的系联单位排列为“萬”“萬諆”“萬口”“萬”“亞［萬］”等。这样的族徽群排列可以看出家族与家族之间的系联、传承和变化，又可以发现族徽家族与其他家族的盟姻关系。

　　其次，在族徽文字表述中，“殷周甲骨、金文部分字形采用隶古字形，能隶定的字形则采用隶定字形，不能隶定的或大家对隶定字有疑义的则采用“原形字(隶定字)”形式隶定。”随后，再细化将成“殷周金文特殊字形内铸(刻)其他族徽或铭文，其内族徽或铭文前后加‘［ ］’。例1．‘亞’、‘’、‘弓’、‘宁’等字内铸(刻)其他族徽或铭文，表述如‘亞［保酉］’、‘［離］’、‘弓[（敦）]’、‘宁［戈］’等，区别与正常字序排列的族徽或铭文。例2．《進壺》(《集成》09594)铭文作：‘亞[進乍（作）父辛，朿。]’”这种表述方式应该是此前族徽研究者都未成使用的新发明、新表述，方便、实用，又一目了然。

　　再次，是族徽器物的定名，王长丰博士则均以隶古字定名，铜器名称(也就是金文题目名)加“《 》”号表示。如：原称叔侯父簋、婦簋，今称《弔父簋》《帚簋》。原称亞離爵、離爵，今称《亞[離]爵》《[離]爵》。提出殷周铜器定名按作器者(或族徽等）+先祖称谓(按祭名世次)+器形称谓的定名方式。如：“何”族铭文下有一鼎铭：“何父癸”，“何”与“”均是族氏名，为“盟姻族徽”，定名为《何父癸鼎》。在铜器盖、器铭文不同时，以先盖铭文、后器铭文秩序定名族徽或器名。另外，在鼎、彝等器物形制上的方、圆，不在定名上使用，不称“方鼎”和“方彝”，均称“鼎”和“彝”。这些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对族徽研究甚至殷周金文研究提出了一个范例。细节注定了成功。

　　三、族徽模型的创新搭建

　　殷周金文族徽是一类占整个殷周金文总量将近一半的体量，从时代上说，早的到夏晚期、商早期，晚的可能要到东周，延续时间将近2000年。但从家族族徽形态学意义上来说，2000年的跨度对于一个家族来说还是可以理顺关系的，对于商周时期家族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目前，王长丰博士研究殷周金文族徽，除了其博士论文专著之外，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殷周金文族徽集成》这部著作了。又在《殷周金文族徽研究》基础上，创新搭建了族徽研究的新模型。

　　一是通过对现有典型材料铭文如殷墟西区Ｍ613、薛家庄Ｍ3、藁城前西关等墓葬出土材料对比研究，提出了基本族徽和盟姻族徽概念，在盟姻族徽中，一种常见的形式是“某族徽+某族徽”。二是通过对大量的如“冊”“史”等类型族徽研究，发现“冊”与“史”族在族源性质上应该是不同的，与“冊”与“史”族徽缀联的“盟姻族徽”应均属于基本族徽类型。三是通过对含“干支”的盟姻族徽研究，发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子、寅、卯、辰、午、未、申、酉、戌”等大多均有基本族徽形式和盟姻族徽形式存在，如“子”类族徽中，“子”有与其他族徽缀联的“盟姻族徽”形式存在，“子”是一个具体的方国名、族氏名。四是通过研究含“亞”的族徽类型。1.发现有单独一“亞”字族徽铜器，证明此类“亞”字族徽应该是“亞”族的徽记，属基本族徽类型。2.“亞”族徽与其他族徽缀联应是盟姻族徽。3.“亞”内再缀联一“某”族徽者如“亞［魚］”等的“亞［某］”类型族徽，研究发现此类族徽应该是“某”族徽的五世迁宗后的基本族徽。4.再如，族徽中有“亞［Ａ］+Ｂ（亞［Ｃ］）”类型，也是盟姻族徽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族徽一般都是分铸于器物的盖、器或戈的两面，把它们拆分开来就好理解了。5.“亞”内作多个单独族徽并列者，且“亞”内每一单独族徽均见有其他形式存在，如《亞［若癸］鼎》等。研究发现这类族徽是多族并铸立盟的盟姻族徽。部分特殊“盟姻族徽”常有略辞出现，这类铭文为“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原因而铸器立盟之辞。

　　王长丰博士认为，基本族徽包含姓、氏等家族称谓，这些称谓是代表了以这些姓或氏为国（邑）名或族名称谓的国族姓氏。A、B、C类型为基本类型，“亞［Ａ］、亞［Ｂ］、亞［Ｃ］”类型是在商周宗法制度基础上，五世迁宗后的基本族徽类型。盟姻族徽在形式上就是由基本族徽通过累加或缀联等形式形成的族徽类型。这些盟姻族徽本质上就是由国族姓氏之间的以“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途径形成的“结盟”或“外姻”等关系的血亲组织，不同形式的“盟姻族徽”代表着不同的“盟姻组织”。

　　王长丰博士总结归纳殷周金文族徽模型如下：

　　按族徽家族延续性，上述族徽排列可做如下调整：

　　王长丰博士研究得出的殷周金文族徽模型是殷周金文族徽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首次在全面掌握周金文族徽材料基础上的殷周金文族徽研究最具实证、实例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一成果理论可以通盘解释全部殷周金文族徽，涵盖了全部的殷周金文族徽类型。从汉代学者不识鼎彝文字，到宋代吕大临提出氏族说，至王长丰博士的这一研究成果，可谓是两千年来第一次全面系统整理研究后，还原、重建了殷周时期族徽功能与使用呈现的立体模型，其学术意义和学术影响极其重大。这一研究成果，为我们下一步研究殷周时期方国历史地理、现代姓氏探源、殷周时期的诸侯国、国君家族形态和家族变迁及其国都地理称谓发展变化等研究工作开辟了全新的路径，还可通过殷周金文盟姻族徽的结盟形式来研究诸侯国的对外交往与外交史。

　　当然，各项研究工作都需要大量的鲜活的实证材料，今天所呈现给大家的《殷周金文族徽集成》就是一部殷周金文族徽的海洋，这部巨著除著录族徽文字拓片外，同时著录器形，并对每一器定名（备注曾用名）、定时代，考订出处、收藏、器物尺寸、形制描述，并收集曾经著录情况，同时对拓片上的文字逐一释读，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希望看到更多的同志参加进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中来，相信大家在殷周金文族徽材料研究基础上，还会有更多更新的殷周金文族徽研究成果分布。是为序。

2019年5月20日于北京回龙观通达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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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艺术考古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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