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 元代是航海事业蓬勃发展的时代。正是在元代，产生了一位杰出的航海家——杨枢。他的事迹，主要见于黄溍的《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35），现摘引如下： “杨氏之先，世有显人。宋之盛时，有自闽而越而吴居澉浦者，累世以材武取贵仕。入国朝，仕益显，最号钜族。今以占籍为嘉兴人。君讳枢，字伯机，赠中宪大夫 ...

(一)

元代是航海事业蓬勃发展的时代。正是在元代，产生了一位杰出的航海家——杨枢。他的事迹，主要见于黄溍的《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35），现摘引如下：

“杨氏之先，世有显人。宋之盛时，有自闽而越而吴居澉浦者，累世以材武取贵仕。入国朝，仕益显，最号钜族。今以占籍为嘉兴人。君讳枢，字伯机，赠中宪大夫，松江府知府，上骑都尉，追封弘农郡伯春之曾孙，福建道安抚使赠怀远大将军，池州路总管，轻车都尉，追封弘农郡侯发之孙，嘉议大夫、杭州路总管致仕梓之第二子。……

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亲王合赞所遣使臣那怀等如京师，遂载之以来。那怀等朝贡事毕，请仍以君护送西还，丞相哈刺哈孙答刺军如其请，奏授君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佩金符，与俱行。以八年发京师，十一年乃至其登陆处曰忽鲁模思云。是役也，君往来长风巨浪中，历五星霜。凡舟楫、糗粮、物器之须，一出於君，不以烦有司。既又用其私钱市其土物白马、黑犬、琥珀、葡萄酒、蕃盐之属以进，平章政事察那等引见宸庆殿而退。方议旌擢以酬其劳，而君以前在海上感瘴毒疾作而归。至大二年也。

阅七寒暑，疾乃间。寻丁陆夫人忧。家食者二十载。……泰定四年，始用荐者起家为昭信校尉，常熟江阴等处海运副千户。居官以谦介称。被省檄，给庆绍温台漕輓之直，力划宿蠹培尅之弊，绝无所容，天历二年部运抵直沽仑，适疾复作，在告满百日，归就医于杭之私癣，疾愈剧，不可为，俄升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命下，君已卒，至顺二年八月十四日其卒之日也，享年四十有九。”

以上文献中所载杨枢事迹，早已为研究者所熟知。但其中不少问题，仍有待深入探究。

由以上文献可知，杨枢曾两度出海作长途航行，第一次在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出发，所到之处是西洋，归国应在大德八（见下）。第二次在大德八年（1304年）出发，十一年(1037)到达忽鲁模思，然后返航归国。元代所谓“西洋”，有两个不同但又互相联系的概念。一个是地区概念，从元代起，中国文献中伊将过去统称为“南海”的广大海域，分称为东洋、西洋。西洋指加里曼丹岛、爪哇岛西岸起，向西直抵印度洋的广大地区。另一个是国家概念，西洋国即位于印度次大陆东南部的马八儿国。①马八儿国之所以又被称为西洋国，很可能因为它是西洋地区最大的国家。忽鲁模思—作忽里模子，均为(Hormuz)的音译），是波斯湾内的重要港口，今译霍尔木兹。②杨枢第一次航行所到的具体地点不很清楚，但肯定在加里曼丹岛和爪哇岛以西；而第二次航行则到了波斯湾内。

杨枢两次远航的成功，并非偶然，这与当时航海事业的成就是分不开的。至迟在唐代，中国人对南海航路已有相当清楚的认识，这条在文献中称之为“广州通海夷道”的航路，东起广州，中经今天的东南亚诸国，出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前往波斯湾和阿剌伯半岛。③九世纪的阿剌伯文献记载，中国的船只因体积庞大，未能驶至波斯湾头，而在波斯湾内之尸罗夫（Siraf，今伊朗西南塔黑里Taheri）停泊装货东运。④遗憾的是在中国文献中没有看到类似的记载，当然也没有任何航海家的名字。宋元时期，随着造船工艺的进步、指南针的应用，以及其他航海技术的提高，中国人的航海能力有明显的增强。但从现有文献来看，“宋时中国船之西航，似皆以马拉马尔海岸为终点，少有西航入波斯湾者。”⑤马拉巴尔海岸在印度次大陆的西南。元朝统一以后，海上航线有显著的发展。著名旅行马可波罗奉忽必烈之命，和其他使臣一起，护送阔阔真公主由海路前往伊利汗国（见下）。马可波罗一行的登陆处和杨枢的第二次航行一样，也是忽鲁模思。马可波罗一行使团的航行，说明由中国到波斯湾的航线，在当时已为人们熟知，否则这个负有重要使命的使团，不会冒险走这条海路。而马可波罗一行航行的成功，表明中国海船具备直航波斯湾的能力。杨枢的两次航行，走的正是前人已经开辟成功的航线。中国海船向南航行，必须依赖信风，“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⑥在航程中间，还须在某些地区等侯信风，才能继续前进。也就是说，海上航行必须是阶段性的，而不能持续进行。这就是马可波罗一行费时二年多的原因。杨枢第二次航行，来回“历五星霜”，其速度和马可波罗一行也是相近的。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这条航线是相当稳定的。

杨枢两次远航的成功，使他得以跻身元代著名航海家之列。元代航海事业比起前代来有很大的发展，但从事返一事业卓有成就而姓名可考者为数不多。比较突出的如杨廷璧，在忽必烈时代曾四次出海，到达马八儿（印度东南），俱蓝（印度西南）等地。又有畏兀儿（今称维吾尔）人亦黑迷失，“屡使绝域”，到过马八儿，僧迦剌（今斯里兰卡）、爪哇（今印尼爪哇岛）、占城（今越南南部）等地。⑦杨廷璧、亦黑迷失都是奉命出使的官员。元代中期又有汪大渊、“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⑧他根据自己见闻撰写的《岛夷志略》一书，是关于元代海外交通的珍贵文献。《岛夷志略》中记录了阿剌伯半岛某些地区的情况，但却缺少关于波斯湾内各地区的记载。杨枢出海的次数不如杨廷璧和亦黑迷失，但航行目的地之远，超过了以上二人。汪大渊的身份缺乏记载，很可能是商人。和杨枢一样，汪大渊也曾两次远航。而且到达地区之多且远，超了杨枢。但杨枢在航行中是以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身份出现的，完全有理由称为航海家，而汪大渊在航行中地位和作用目前是无法断定的。总之，杨枢年仅十九便出发远航，在海上与“长风远浪”搏斗达十年之久，后来又一度从事国内海运，他的活动，不仅在元代航海事业中可以称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即使在整个中国古代航海史上，亦有其一定的地位。

杨枢的两次远航，都与“亲王合赞”有关。“亲王合赞”是伊利汗国的第七代汗。蒙古国蒙哥汗二年（1252年），命“旭烈征西域素丹诸国”。⑨旭烈又作旭烈兀（1217-1265年），是蒙哥与忽必烈的同母弟。他奉蒙哥之命，率领大军远征阿母河以西各国，占领了以今天伊朗的中心的广大地区。蒙哥汗去世（1259年），他便留在当地，建立汗国，自称伊利汗，这个汗国也就称为伊利汗国。旭烈兀承认忽必烈为全蒙古的大汗，历代伊利汗与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保持联系，常有使节往来。伊利汗国的第四代汗阿鲁浑因妻子去世，派人向元朝皇帝忽必烈提出请求，选派一位和亡妻同族的女子嫁给作妃子。阔阔真公主被选中，并在马可波罗等护送下远航异国。1293年，阔阔真公主到达时，阿鲁浑汗已死，阔阔真便按蒙古习俗嫁给了阿鲁浑之子合赞，当时合赞是镇守边陲的藩王。过了两年，合赞登上了汗位（1295-1304年）。合赞汗是伊利汗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一位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所建树。为了争取本地居民的支持，他宣布自己和汗国境内的蒙古人都改宗伊斯兰教。但这并没有影响伊利汗国和元朝之间的关系，双方仍时有交往。

根据波斯文献记载，1298年，合赞汗派遣使节前往中国，向元成宗贡献珍宝异物。使臣留中国四年，回国时，元成宗厚赐之，“并以答书及蒙哥汗时代以来旭烈兀应得之岁赐付使者，遣官一人送使者回国”。⑩大德五年杨枢开始第一次航海。他在西洋遇到合赞汗的使臣那怀一行，应是大德六年或七年（1302-3年）。从时间来看，那怀等显然是上述使臣回国后派出的。而那怀一行到达中国，则已是大德八年的事。据元朝官方记载，大德八年（1304年）七月，“癸亥，诸王合赞自西域遣使来贡珍物。”(11)合赞所遣的“使”，只能是那怀一行。也正是大德八年，元朝政府设置了“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诸色人匠都总管府，秩正三品，掌哈赞大王位下事，……官吏皆王选用。”(12)这个机构的设立，显然是那怀一行朝贡的结果。蒙古制度，宗王在中原各有分地、封户。旭烈大王在蒙哥二年领兵出征，在丁已年（蒙哥汗七年，1257年）分封时，他的名下“分拔彰德路二万五千五十六户”。(13)分封的人户要向受封者交纳丝，作为贡赋。受封者一般都设置机构，对封户进行管理。旭烈兀及其后裔远在西域，他的封户所纳贡赋，便由元朝政府代为收存。上述1298年来华使臣返国时带回的历年“岁赐”便应包括封户的贡赋在内。(14)元朝政府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承认原有的分封继续有效，所以才会有大德八年设置专门管理机构之举。这个机构的设置，无疑有助于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联系的加强。因此，大德八年那怀一行来中国，是双方关系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杨枢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杨枢的首次航行，是“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关于致用院的设置，请看本文的第三部分。所谓“官本船”，是由政府“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15)元代的海外贸易，就经营者的身份来说，一种是民间商人，一种是斡脱商人（见本文第三部分），一种是权贵，还有一种是政府自身。“致用院官本船”即属于最后一种。官本船办法，是忽必烈宠臣卢世荣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初建议设立的，他的意图是由政府垄断海外贸易，“禁私泛海者”。(16)卢世荣很快失势，同年六月，政府宣布：“官司做买卖的罢了，百姓做买卖的每市舶的勾当做者，依着在先体例里要课程抽分者。”(17)也就是取消政府派船之法，允许私人到海外经商，按规定纳税。但是官本船之法很快便恢复了，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设立的致用院便是为推行官本船设立的。与卢世荣建议不同的是，不再禁止私人出海，两者同时进行。致用院的官本船，是“选人入番”的，也就是由人承包。出海贸易。承包者必须有一定的航海经验和组织航行、进行贸易的能力。而官本船虽有风险，却有厚利可图，承包必然是竞争激烈的。杨枢以十九岁的青年，居然会被选中，这只能用他有特殊的家庭背景来解释。第一次航行归来，致用院已被撤消（事在大德七年）。大德八年的第二次航行，海船和一切费用都出于己，这更不是一般家庭所能办得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杨枢的家世作一些探索。

（二）

杨枢的先世，是福建浦城（今名同）人。宋代“自闽而越而吴”，定居于澉浦。澉浦是个沿海小镇，宋代属嘉兴府海盐县，元代属嘉兴路海盐州。在元代，澉浦杨氏声势显赫，拥有巨大的财富。这个家族的发家史，应自杨枢的曾祖父杨春说起。根据前引黄_的墓志铭，以及其他文献，(18)澉浦杨氏家族的世系如下：

杨春杨发杨梓

杨楧（国材） 杨友直（元坦）

杨枢（伯机） 杨元德

杨元诚

关于这个世系，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杨枢还有兄弟，杨元德是他过继的“弟之子”，元诚则是他过继文德后出生的儿子。但是这个兄弟的名字没有记载可考，很可能早年已去世。表中也就不列入了。（二）有的文献中记载的“少中”、“耐翁”究竟是谁？“少中”指少中大夫，阶从三品（后改亚中）。元末姚桐寿与杨友直关系密切，据他说，杨梓之后，“长公国材，次公少中，复与鲜于去矜交好”。明代方志《天启海盐县图经》载，(19)“梓子楧，耐翁，耐翁少中大夫，浙西道宣慰同知，改任海道都漕运万户。”据此，“少中”即是耐翁，而耐翁是杨楧（国材）的兄弟。而据《墓志铭》，杨枢是杨梓的第二子，但杨枢的履历，和耐翁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那末，耐翁是否杨梓的另一个儿子？其实不然。关于耐翁的最可信的资料，是仁宗皇庆二年癸丑（1313年）海盐州儒学教授徐思敬写的《元宣慰杨公报亲斋粮记》，载于《天启海盐县图经》卷3）《方域篇》，现摘引如下：

“前浙西道宣慰、少中杨公耐翁世居盐这澉川，孝行纯笃，根于天性。考安抚总使公不幸弃养，耐翁擗踊哭泣，毁欲天性。至辛亥，改海道转运万户，督粮赴都，太夫人杜氏讣闻，弃官□礼，追慕劬劳之恩，遂捐舍宝钞，于杭之灵隐、钱塘之万寿、姑苏之承天，余姚之云顶、永嘉之江心，普结善缘，资荐二亲。（下略）”

“安抚总使”指的是杨发，他在入元之后，曾任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使事。“安抚总使”是耐翁的“考”，而耐翁应是杨梓。“辛亥”是武宗至大四年（1312年），这一年耐翁在海道转运万户任上。而据胡长孺作《崇宁万寿禅寺杨氏施田记》(20)说：“中大夫、浙东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杨公梓尝任海道漕运万户，至大三年冬十月二日，用海船僦钱如浙东”。两文所记官衔，时间虽略有出入，但“宣慰”、“海道转（漕）运万户”非杨梓莫属。这就是说，耐翁是杨梓的字或号，而不是杨楧的兄弟。

澉浦杨氏“累世以材武取贵仕”，也就是说，是以军功起身的。杨春的经历已不可知，只知他是“故宋武经大夫”。杨氏的真正兴旺则自杨发始。他在南宋时曾任“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选锋军统制官、枢密院副都统”。元军南下，杨发在降将之列，“改授明威将军、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21)“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歹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22)至元十四年是公元1277年。在此前一年，元军下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太皇太后及小皇帝投降，但各地的反抗斗争并未停止。至元十四年，战争仍在不少地区进行。元朝政府在这样形势下着手建立市舶机构，说明对海外贸易非常重视。在这四个设置市舶司的港口中，泉州、庆元都有相当长的开放对外贸易的历史，特别是泉州港，兴起于唐代，在两宋其地位已与历史最悠久的广州港相提并论。澉浦、上海则是南宋时期开始兴起的港口，澉浦隶属于海盐县，上海隶属于华亭县。元朝政府将庆元、上海、澉浦三处市舶司都交给杨发管理，很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三港位置相近，二是因为上海、澉浦二港是新开辟的港口，规模有限之故。至于广州港，则因当时两广地区战争仍未结束，所以不在首批设置市舶司之列。杨发在南宋时是否与市舶有过联系，不可得知。但入元以后被委任管理三市舶司事务（“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即指此），可见元朝政府对他的重视。这一任命使他成为元朝海外贸易经营中一位重要的人物。自此，杨氏家族与航海事业联系在一起。

杨发死于何时，他管理浙东、西市舶的时间长短，均无记载可考。可以知道的是，他的儿子杨梓继续了他的事业。澉浦杨氏在杨梓时声势最为显赫。至元三十年(1293)，忽必烈发军征爪哇，“二月，亦黑迷失、孙参政先领本省幕官并招谕爪哇等处宣慰司官曲出海牙、杨梓、全忠祖，万户张塔剌赤等五百余人，船十艘，先往招谕之”。不久，“招谕爪哇宣抚司官言：爪哇主婿土罕必阁耶举国纳降，土罕必阁耶不能离军，先令杨梓、甘州不花、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剌难答吒耶等五十余人来迎。”(23)不久，元军即从爪哇撤退回国。杨梓参加海外远征，与他父亲杨发从事市舶的管理，恐不无关系。这是从现有文献中知道的杨梓的最早政治活动和海上活动。此后，他曾任少中大夫、浙东道宣慰副使，阶从三品。浙东频海，他与航海事业继续保持着联系。

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十月，“江浙省臣言：‘昔者朱清、张瑄海漕米岁四五十万至百十万。时船多粮少，顾直均平。此岁赋敛横出，漕户困乏，逃亡者有之。今岁运三百万，漕舟不足，遣人于浙东、福建等处和雇，百姓骚动。本省在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马合谋但的，澉浦杨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为海通运粮都漕万户府官，各以己力输运官粮，万户、千户并如军官例承袭，宽恤漕户，增给漕直，庶有成效。’尚书省以闻，请以马合谋但的为遥授右丞、海外诸蕃宣慰使、都元帅，领海道运粮都漕运万户府事，设千户所十，每所设达鲁花赤一、千户三、副千户二、百户四。制可。”(24)按，沙不丁和马合谋但的从名字来看可以断定是回回人。沙不丁长期管理海运和市舶，在忽必烈时代便已担任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关于他的事迹下面还将讨论。马合谋但的又作马合马丹的，是“泉州大商”，显然是个从事海道贸易的商人。(25)元朝的海运，原来主要掌握在出身海盗的朱清、张瑄手里，成宗大德七年(1303)，杀朱、清、张瑄、海运一度混乱，至大三年江浙省臣建议，旨在整顿海运。从沙不丁所述，可知澉浦杨家与沙不丁、合不失一家，以及鸟合谋但的，都有大量私家船只。沙不丁长期任行省要职（平章政事、左丞），管理市舶、海运，马合谋但的以一商人而得以遥授行省右丞、海外诸蕃宣慰使、都元帅，又“领海道运粮都漕运万户府事，“集海外贸易、海运粮食于一身，其声势不下于宋、元之际显赫一时的泉州蒲寿庚。澉浦杨家能与这两个地位特殊的回回家族相提并论，作为元朝政府整顿海运的依靠力量，其海上势力可以想见。前面征引过的资料中说：“岁辛亥，〔杨梓〕改运海道，改万户，督粮赴都”。辛亥是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可见，元朝政府在接受江浙省臣建议，任命马合谋但的管理市舶和海运的同时，也任命杨梓参与海道漕运的管理。

杨梓因为有船被任命为海运官员，在正式参与海运以前，这些澉浦杨家的船只无疑用于海外贸易。澉浦在元代成为颇为兴盛的贸易港，正是杨氏在当地刻意经营的结果。南宋时期，澉浦港已粗具规模，“此方不事田产，无仓廪储蓄，好侈靡，喜楼阁，惟招接海南诸货，贩运浙西诸邦，网罗海中诸物以养生”。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创市舶官，十年置场”。当地有显应侯庙、望夫石等古迹，都与航海有关。(26)澉浦港的兴起，与南宋以杭州为都城有密切有关系。“缘宋都临安，四方面货所凑，澉为近畿地。海船由龛赭入钱塘者阻于江湍，以收船澉堧为便，番货因而毕集，不得不设司领之”。(27)元取江南后，便在澉浦设立了市舶司。此后元朝又在其他一些港口设立市舶司，最盛时达七处之多，即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澉浦仍在其中。这样，澉浦港便进一步得到发展。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并澉浦、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属中书省。”(28)此后各处市舶司兴废无常，多数岁月只保存泉州、广州、庆元三处，澉浦没有再设。元朝政府削减市舶司的数目，旨在加强对市舶事务的控制。澉浦不再设立市舶司，意味着当地出海贸易的船只，必须到庆元（今浙江宁波）办理有关手续，并不影响海船的进出。据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的一件文书说，“澉浦海口，乃一冲要之地，远涉诸番，近通福、广、商贾往来舟船，若有靠阁，有新附军人落后弟男子侄，结连灶户卤丁、恶少泼皮人等，纠合成党，各执器仗，威临客人，白昼抢劫财物，比之海盗，为恶尤甚。”(29)可见在撤消市舶司以后，澉浦仍是海商经常出入之地。杨发、杨梓父子，以澉浦为基地，“筑室招商，世揽利权”；(30)“代据金穴，富甲浙右”。在杨氏影响下，当地“小民争相慕效，以牙侩为业，习成奢僣攘夺之风”。(31)

杨氏因市舶而成豪富，其居宅中“建楼十楹，以贮姬妾，谓之梳装楼”。杨梓笃信佛教，“饭僧、写藏、建刹、遍两浙三吴间”。曾为海盐禅悦寺铸钟，“用海外铜五千四百八十斤范铸，建六丈楼悬之，声闻数十里”。所谓“海外铜”是“倭产”，亦即日本出产的铜，当然是通过海道贸易得来的。(32)杨家有“家僮千指”。杨梓以“善音律”闻名于世，据说杂剧《豫让香炭》、《霍光鬼谏》、《敬德不服老》都出于杨梓之手。(33)杨氏祖孙三代都与通晓音律的当代才人学士交游。散曲名家张可久有《〔越调〕小桃红·别澉川杨安抚》。这个杨安抚应是曾任安抚使的杨发。(34)杨梓则与畏兀儿（今维吾尔族）人“阿里海涯之子云石交善”。阿里海涯平宋时立有战功，官至行省丞相。其子名贯只哥，其孙小云石海涯便“以贯为氏，复以酸斋自号”。(35)贯云石（酸斋）是享有盛名的散曲作家，“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而康惠（杨樟谥康惠——引者）独得其传。”樟之子杨楧、杨枢“复与鲜于去矜交好，去矜亦乐府擅场”。“去矜”是鲜于必仁的字。杨氏既是一富贵家族，又富有艺术气氛。“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歌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浙右云”。(36)元、明之际南戏中有所谓：“海盐腔”，实际上就是由橄浦杨氏这个航海世家中传出来的。(37)有人把海盐腔的形成完全归功于贯云石（酸斋），其实是不准确的。

杨发，杨梓两代经营航海事业，在元代为数不多的航海家族之列，影响是比较大的。杨枢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耳濡目染，对于航海自然有一定的知识。杨梓两子，似乎有意安排，长子早日进入仕途，次子继承航海事业，以此来保持家族的继续兴旺。杨枢之被致用院选中，起决定作用的应是他们家庭背影，很可能就是杨梓活动的结果。而杨家的财富，又使杨枢的第二次航行成为可能。这两次以接送伊利汗国使节为名实际上进行大量贸易活动的航行，使杨枢声名大振，立即由白身成为阶从六品（忠显校尉）的海运副千户。元代荫叙之法，从三品子，从七品叙，而且限于嫡长子一人。(38)杨枢之兄杨楧，字国材，“大德中，大臣以康惠公（杨梓——引者）劳于国，请官其子以劝忠业，上可其奏，授敦武校尉、赣州路同知宁都州事”。(39)教武校尉即为从七品。相比之下，可见杨枢受到了特殊的优遇，这也正说明了元朝政府对加强与伊利汗国之间联系的重视。长期的海上生活，使杨枢积劳成疾，在家养病闲居将近二十年。

杨枢之兄杨楧字国材，“颇涉猎经史，又习国字(蒙古字——引者)语言”。出仕后不久即于大德癸卯（七年，1303年）病死，年廿一岁。(40)此时杨枢正在海上航行。杨梓则死于“泰定丁卯（四年，1327年）冬”。(41)杨枢成为一家之长。就在这一年，他重新出仕，任昭信校尉（正六品），海运副千户，目的显然是在父亲死后支撑门户。天历二年（1329年）率领海船运粮到直沽，这是他最后一次航海活动，导致旧病复发。至顺二年（1331年）去世，杨氏的下一代，可考的有杨楧之子杨元坦，“至元再之四年（1338年），以祖荫授从仕郎、饶州路余干州判官”。从仕郎亦为从七品，与其父同。后“通守（同知路事——引者）常州”，死于至正丁酉（十七年，1357年），年五十五岁。(42)从他的仕途生涯看来，与市舶、航海均无关系。杨枢之子元德、元诚、均无记载可考。杨家上三代家族中主要、人物以航海为业，故能兴旺发达。到杨元坦时，恐怕已不如前。而杨元坦去世之日，正是张士诚割据浙西之时，社会的巨大动荡必然导致与元朝关系密切的杨氏家族走向衰落，这是可以想见的。(43)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将大批浙西富民迁往凤阳，澉浦杨氏亦在其列，杨氏旧居“废为延真观”，梳妆楼积满尘埃。(44)澉浦杨氏家族的历史，至此完全结束了。

（三）

元代的航海事业，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以贸易为主的国际航运，向东抵达日本、高丽，向南前往东、西洋，包括今天的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远至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东北部。另一方面是以漕运为主的国内海运，每年经由海道从江南运往大都地区的粮食，起初为数万石，逐渐增多，全盛时为三百多万石。元代海运漕粮先后沿续了七十余年。无论就规模之大，或是持续时间之久来说，都是国内海运史上前所未有也是此后明、清两代（直到近代航运兴起以前）未曾有过的。国内可通行的航线，以海运漕粮的航线为主，向南延续到广东，向北延续到辽东半岛。元代是我国航海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元代航海事业的成就，为此后不久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考察元代航海活动时，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即便是若干从事航海事业的家庭的出现，除了澉浦杨氏之外，曾经引起中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泉州商人蒲寿庚，便是最著名的一个。蒲寿庚的祖先，应是阿剌伯人，原居广州，至蒲寿庚之父蒲开宗，始定居于泉州。在南宋末年，“寿庚提举泉州市船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45)关于蒲寿庚在南宋末年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不同的看法。较早系统研究蒲寿庚问题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蒲氏任舶司之职达三十年，后来又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掌握兵事、民政以及沿海水军，一旦弃宋降元，“有关于宋、元势力之消长实大”。(46)桑原氏这一论点，影响颇大，不少学者接受了他的看法。近来已有学者指出任舶司三十年之说不可信，寿庚在南宋末任提举前后仅七个月。(47)也有学者对此新说持保留态度，认为这个推论与“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的记载“相差太远，证据亦不充份”。意见分歧的关键在于对“擅番舶利者三十年”的记载“相差太远，证据亦不充份”。(48)意见分歧的关键在于对“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的理解。宋朝亡国前夕，方回上书请诛权臣贾似道，有“十可斩”之说，“三曰贪。如似道之贪者，则安得不败人之国。泉之诸蒲为贩舶作（利？）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49)方回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人品低下。但他的这段话至为重要，说明蒲氏“三十年”之说在宋末颇为流行，但蒲氏的“三十年”，是“贩舶”“三十年”，也就是经营海外贸易三十年。并非管理市舶三十年。由此亦可知，泉州蒲氏之富在当时已成为权臣贾似道敲诈勒索的对象。方回将贾似道的“贪”作为“贩人之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说明泉州蒲氏叛宋降元，是对南宋政府积怨的爆发，并非偶然。这是过去的蒲寿庚研究中不曾注意到的。

接纳蒲寿庚投降的元朝将领是董文炳。元人王磐为董文炳撰写的《赵国忠献公神道碑》中说：“初，公至泉州时，太守蒲寿庚者来降。寿庚本回纥人，以海舶为业，家赀累巨万计，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闽张世杰出海上，寿庚愿率本家丁壮镇守东南，必保无虞。公以其人可用，解身所佩金虎符以俾之”。(50)王磐又有《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51)叙此事内容略有不同：“初，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本西域人，以善贾往来海，致产巨万，家僮数千。及降，愿与子男家人保护东南一隅。公状之，自解所佩虎符以带寿庚。”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可以互为补充。元代的“回纥”，与前代涵义不同，常用来指“回回”，即来自中亚和西南亚的阿剌伯人。这两则记载，一说“以海舶为业”，一说“以善贾往来海上”，都和上引方回所说“贩舶”是同一意思，也就是经营而不是管理海外贸易。蒲寿庚有“家僮数千”，这些“家僮”又称“丁壮”其中主要应是海舶上的船员，这无疑是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蒲氏以阿剌伯人定居中国，世代经营海外贸易，势力日大，南宋政府在危急之际，对他寄予希望。而元朝方面，也对蒲氏地位有所了解，努力争取。蒲寿庚衡量利害，出于保存自身利益的愿望，再加上长期以来他与宋朝权臣的矛盾，终于使他倒向了元朝方面。

入元以后，寿庚官至行省左丞，地位很高。但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后不再见于记载。明代的文献说：“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若孙，多至显达。泉人避其薰炎者十（？）余年，元亡乃已。”(52)遗憾的是，对于蒲寿庚死后蒲氏家庭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其子蒲师文曾任福建道市舶提举。(53)明初，在泉州圣墓树立《郑和行香碑》之镇抚蒲日和，据有的家谱记载是蒲寿庚之侄，曾与郑和同往西域。(54)如此说有据，则蒲氏后代直至明初仍有人从事航海。但从前引文献看来，元武宗时，马合谋但的崛起，显然已成为泉州最大的海商，取蒲氏而代之。蒲氏家族在元代的活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朱清、张瑄是元代航海史上的两位杰出人物。这两人原来都是海盗，熟悉南北海道，拥有大批船只。张瑄降元时，有“巨艘五百艘”，朱清料亦相当去不远。(55)他们利用熟悉海道和掌握海船的有利条件，开辟航路，每年将江南的大批粮食运到北方，解决了首都的粮食供应问题。元朝的海运事业，主要是他们两人建立起来的。“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偏天下，库藏仓庾相望”。他们的船队不仅由海道运送粮食，而且从事海外贸易，“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56)太仓（今江苏太仓）原来是个“墟落，居民鲜少”，朱、张以太仓为海运基地后，“不数年羊，凑集成市、番、汉间处，闽、广混居”。(57)“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码头”。(58)太仓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张瑄之子张文虎，还曾任海船万户，率“巨舰”为出征交趾的元军运输粮食。

朱、张管理海运，先后达二十年之久。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有人检举朱、张有“逆谋”朱、张父子均被处死，家财籍没。元成宗“命御史台、宗正府委官遣发朱清、张瑄妻子来京师，仍封籍其家赀，拘收其军器，海舶等”。(59)董士选受命前往浙西，执行此项命令，“发所籍朱清、张瑄货财赴京师。其海外未还商舶，至则依例籍没”。(60)在“籍没”时特别注意“海舶”、“海外未还商舶”，说明朱、张发往海外进行贸易活动的船只，不在少数。正是在大德七年，元朝政府一度“禁商下海”，很可能与拘收朱、张海舶有关。朱、张死后，这两个显赫一时代航海家族，也就完全瓦解了。后来，朱、张得到平反，子弟重新出仕，部分家财发还，但再也不能在海上称雄了。(61)

沙不丁、合不失是元代又一个地位显要的航海家族，但其活动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从名字来看，沙不丁显然是回回人，(62)但出身不可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权臣桑哥得势，保荐沙不丁为江淮行省左丞、乌马儿为参政，“依前领泉府，市舶两司”。(63)可知在此以前，沙不可和乌马儿已负责泉府司和市舶司之事。泉府司由斡脱总管府演变而来。“斡脱”是突厥语，原义为“合伙”，在元代，“斡脱谓转运官钱、散本求利之名也”。(64)也就是用政府或皇帝、贵族的钱，经营商业或借给商人或其他急需之人，收取利息。那些以官钱营利的人（主要是色目人），也就称为“斡脱”。原来，斡脱商人主要经营高利贷和陆路贩运，元朝统一全国以后，不少斡脱商人转而经营海外贸易。元朝政府中设有斡脱总管府，“持为国假贷，权岁出入恒数十万定，缗月取子八厘，实轻民间缗月取三分者几四分三，与海舶市诸番者。”这就是说，斡脱总管府发放高利贷给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每月利息是八厘，只相当民间月利三分的四分之一。至元十八年（1281年），“升总管府为泉府司”。(65)泉府司“掌领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诸王出纳金银事”。(66)也就是为皇帝及其亲族经营高利贷，和原来的翰脱总管府职责是一样的。后来又在江淮（江浙）设行泉府司，作为泉府司的派出机构。行泉府司除了为皇族“出纳金银”之外，一度还“专领海运”。(67)至元二十四年五月，忽必烈“用桑哥言，置上海，福州两万户府，以维制沙不丁、乌马儿等海运船”。(68)但行泉府司管理的“海运”并非指海运漕粮，而是由海道运送市舶货。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忽必烈“从行泉府沙不丁、乌马儿请，置镇抚司，海船千户所、市舶提举司。”(69)至元二十六年二月，“尚书省臣言，‘行泉府所统海船万五千艘，以新附人驾之，缓急殊不可用。宜招集乃颜及胜纳合儿流散户为军，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且防御海道为便’。从之。”同年四月，“尚书省臣言：‘乃颜以反诛，其人户……恐生他想，请徙置江南，充沙不丁所请海船水军’。从之”。(70)从以上记载可知，沙不丁、乌马儿管理的，应是江淮（江浙）行省(71)的行泉府司和境内各港口的市舶司。(72)官方和民间的海外贸易，以及市舶货物的沿海运输，都在他们控制之下，无疑已成为这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

至元二十六年正月，沙不丁上市舶司岁输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两，诏贮之以待贫乏者”。由这个数额来看，市舶司的收入是很可观的，而且也反映出海外贸易总额是巨大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市舶司并不包括广州市舶司。同年九月，“江淮省平章沙不丁言：‘提调钱谷，积怨于众，乞如要束木例，拨戍兵三百人为卫’。从之”。(73)忽必烈对沙不丁如此宠信，主要因为此人善于敛财。此时他已升为行省平章，其职责已不限于市舶和行泉府司，而且管理整个行省财政了。同年闰一月，“江西宣慰使胡颐孙援沙不丁例，请〔以〕至元钞千定为行泉府司〔本〕，岁输珍异物为息。从之”。(74)“以”、“本”两宋为本文作者所补。显然，沙不丁曾以私财作为行泉府司的本钱，条件是进贡珍异物品，因此得到忽必烈的同意。胡颐孙见了眼红，提出同样的请求，也得到批准。这样，行泉府司不仅为皇族而且也为一些官僚“出纳金银”了。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八月，“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遗兀鲁歹，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其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75)根据杨志玖先生的考证，此条记载中所说派往阿鲁浑大王一行，正是包括马可波罗在内的护送阔阔真公主的使团。(76)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使团的成行，是经由沙不丁办理的。(77)

沙不丁管理行泉府和市舶两个机构，利用职权，多方牟利。除上面所说以私钱作为行泉府的本钱取息外，还肆意对中外商人进行掠夺。后来，元朝政府在整顿市舶司（至元三十年）的文件中说：“近来忙兀台、沙不丁等自己根寻利息上头，船每来呵，教军每看守着，将他每船封了，好细财物选拣要了。为这般奈何上头，那壁的船只不出来有，咱每这里入去来的每些小来。为那上头，市舶司的勾当坏了有。”(78)他的这些不法行为，挣来了大量财富。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桑哥失宠被处死。沙不丁作为桑哥亲信也随之失势。但忽必烈对他显然仍有好感，这一年十一月，当监察御史对桑哥一案的处理提出疑问时，忽必烈回答说“桑哥已诛，纳速剌丁灭里在狱，唯沙不丁朕姑释之耳。”(79)可见对他的处理与其他不同。次年正月，中书省上奏泉州贡赋和外国使臣的交通路线事宜，忽必烈说：“亦黑迷失、沙不丁曾至其地，可再问之”。当这两人“皆以为便”时，路线便确定了下来。(80)亦里迷失是著名航海家，多次作为元朝使节出海访问，已见前述。忽必烈将沙不丁与亦里迷失同等看待，可见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说明他已将沙不丁宽大对待了。但是，终忽必烈之世，沙不丁未见重新任用。

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呗喃、梵答剌亦纳三蕃固交易，别出钞五万定，令沙不丁等议规运之法”。(81)显然，沙不丁于此时（或以前）已重新起用，任“规运”官钱，利用市舶取利之责。大德二年（1298年）元朝政府设制用院。(82)四年十二月，“通政院使只儿哈忽哈只等奏：‘致用院官沙不丁言，所职采取希奇物货，合从本司公文乘传进上。……”(83)前引杨枢第一次出海，是“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可见“制用院”并不准确，应以致用院为是。致用院应是沙不丁主持的“规运”官钱出海贸易的机构。沙不丁重新起用’，仍与海外贸易有关。此后，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沙不丁为江浙行省左丞，建言其弟合八失、马合谋但的与澉浦杨家有船可供海运，已见前述。马合谋但的，杨梓因此均参与海运管理，合八失亦应在其列。泰定元年（1324年）六月，张瑄等上奏说：“中卖宝物，世祖时不闻其事，自成宗以来，始有此弊。……大抵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妄称呈献，冒给回赐，高其直且十倍，吞蠹国财，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顷以增价中宝事败，具存吏牍”。此与斡脱相互勾结之沙不丁，必是长期主管市舶之沙不丁无疑。根据以上所述可知，沙不丁先后管理海外贸易达二、三十年之久，而且拥有庞大的可与澉浦杨家相提并论的私家船队。沙不丁、合八失兄弟在元代海外交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地位应在杨氏之上。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元代出现了几个以航海为业的显赫家族，拥有大量的财富，而且在政治上都很有权势。这些家族的航海活动，都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其中尤以澉浦杨氏为最。这种情况，是中国以前各朝代所罕见的。元朝政府重视海外贸易和国内海运，由此引起航海事业的空前发展，是这些家族得以产生的时代条件。或者可以说，这些家族的出现，是元代航海事业比起前代来有所发展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只有大规模的持久的航海活动，才有可能产生以航海为业的显赫家族。元代以前，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显赫的家族，但几乎无例外地都以土地占有、农业经营为其经济基础。有的即使兼营商业，在其经济活动中，也只能占有次要的地位。这些以航海为业的显赫家族的出现，应视为元代社会与前不同的一项变化。

元代几个航海家族的发家途径各有不同。蒲寿庚原是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南宋末入仕，入元后更得高官。杨发、沙不丁则因担任管理市舶的官职，然后致富，掌握大量海船。朱清、张瑄又是另一种类型，他们以海盗起家，归附后主管海运，兼营海外贸易，积累大量财富。一由商而官，一由官而商，一由盗而官、商兼举。尽管途径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在他们的发家过程中，都有家族成员充任市舶或海运的高级官员。已经拥有财富的商人需要官职来保障和扩大自己的财富，拥有官职的则可以利用权势来获取钜额的财富。可以说，占有航海事业中的重要官职这一特殊政治地位，是这几个家族发家和发展的关键。一旦政治上失势，有关家族就会失去其显赫的地位，朱清、张瑄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元代这些航海家族，并非新生产关系的代表，仍是封建政治、经济关系的产物。

在上述几个航海家族中，蒲寿庚、沙不丁都是回回人，另一个记载不多的泉州大商马合谋但的，无疑也是回回人。回回在元代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和阿剌伯人，是四等级中色目人的一种，以善于经商中著称。蒙古大汗、贵族依靠他们经商牟利。有不少人因此得以进入仕途，得到重用，“这种亦商亦官，以商为官的情况，是元代回回人的一个特点。”(84)元代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中，有许多回回人，而管理市舶的官员中，回回人也占重要地位，沙不丁便是最好的例子。在海运管理方面，回回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元代航海事业的发展，与回回人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方面还须作深入的探索。

元朝灭亡，意味着这些航海家族的完全没落。明朝前、中期实行的海禁政策，从根本上取消了航海家族产生的可能性。随之而起的，是海上走私——海盗集团的大批出现。明朝末年，郑芝龙以海盗首领降附明朝，雄据福建，掌握大批海船，积极开展海外贸易。郑氏家族成为一个新的航海家族，其财富和势力都在元代几个航海家族之上。后来郑成功的活动，实际上是以家族的财富和势力作基础的。元、明两代航海家族的前后出现，是中国航海史上饶有趣味的问题，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本文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际汉学研讨会（1995年1月，海南海口）上宣读。

注释：

①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329页“西洋”条。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见《元史研究论稿》第401-407页。

②《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521页“忽鲁谟斯”条。

③《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

④《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参看马苏第《黄金草原》中的叙述，见《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译本，第114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⑤苏继廎：《岛夷志略校释》“叙论”。

⑥朱彧：《萍州可谈》卷2。

⑦关于杨廷璧，见《元史》卷210《马八儿等国传》，同书卷《世祖纪九》。亦黑迷失事迹，见《元史》卷131本传。

⑧张翥：《岛夷志略》序。

⑨《元史》卷3，《宪宗纪》。

⑩《瓦撒夫书》转引自《多桑蒙古史》中译本下册第319页。

(11)《元史》卷21《成宗纪四》。

(12)《元史》卷85《百官志一》。

(13)《元史》卷95《食货志三·岁赐》。

(14)元朝的“岁赐”，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括封户的贡赋（丝、钞）和皇帝每年赏赐的定额银币，狭义仅指后者。

(15)《元史》卷25《奸臣伟·卢世荣》；卷94《食货志三·市舶》。

(16)《元史》卷25《奸臣伟·卢世荣》；卷94《食货志三·市舶》。

(17)《元典章》卷22《户部八·市舶·“合并市舶转运司”》。

(18)主要是陈旅的《杨国材墓志铭》，见《安雅堂集》卷11。

(19)见该书《人物篇第六之二》。

(20)《珊瑚末难》卷4。

(21)陈旅：《杨国材墓志铭》。

(22)《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23)《元史》卷210《外夷传三·爪哇》。按《元史》此篇，源自政书《经世大典》。见《国朝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政典·爪哇》。

(24)《元史》卷23《武宗纪》。

(25)《元史》卷22《武宗纪一》。

(26)常棠：《澉水志》。

(27)《天启海盐县图经》卷6《食货篇第二之下》。

(28)《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29)《元典章》卷59《工部二·造作二·“禁治抢劫船只”》。

(30)《天启海盐县图经》卷3《方域篇第一之三》，卷6《食货篇第二之下》。

(31)《天启海盐县图经》卷3《方域篇第一之三》，卷6《食货篇第二之下》。

(32)《天启海盐县图经》卷3《方域篇第一之三》，卷6《食货篇第二之下》。

(33)姚桐寿：《乐郊私语》。

(34)隋树森编：《全元散曲》第985页。

(35)《元史》卷143《小云石海涯传》。

(36)姚桐寿：《乐郊私语》。

(37)徐渭：《南词叙录》。

(38)《元史》卷83《选举志三·铨法中》。

(39)陈旅：《杨国材墓志铭》。按杨枢这一年也是二十一岁，疑二人是同父异母兄弟，故同令。

(40)陈旅：《杨国材墓志铭》。按杨枢这一年也是二十一岁，疑二人是同父异母兄弟，故同令。

(41)陈旅：《杨国材墓志铭》。按杨枢这一年也是二十一岁，疑二人是同父异母兄弟，故同令。

(42)《杨国材墓志铭》。

(43)元朝末年，割据浙东、西的方国珍、张士诚由海通运粮北上，支援元朝政府，仍以澉浦为出海港，见刘仁本《送中书兵部尚书伯元臣回京叙》（收在《金声玉振集》内）。但已不见杨氏家族活动。

(44)《天启海盐县图经》卷3《方域篇第一之三》，卷6《食货篇第二之下》。

(45)《宋史》卷47《瀛国公纪》。

(46)《蒲寿庚考》，陈裕菁译，第152页。

(47)陈自强：《“蒲寿庚宗末提举市舶三十年”说考辩》，《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48)苏基朗：《论蒲寿庚降元与泉州地方势力的关系》，见《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49)《乙亥前上书始末》，《桐江集》卷3。

(50)《嘉靖藁城县志》卷9。

(51)《嘉靖藁城县志》卷8。

(52)何乔远：《闽书》卷152《畜德志》。

(53)《湄洲屿志略》卷2《祀典》。

(54)张玉光等：《报告发见蒲寿庚家谱的经过》，见《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5)《赵国忠献公神道碑》。

(56)陶宗仪：《辍耕录》卷5《朱张》。

(57)《至正昆山郡志》卷1《风俗》。

(58)《弘治太仑州志》卷1《沿革》。

(59)《元史》卷21《成宗纪四》。

(60)《元史》卷21《成宗纪四》。

(61)朱、张事迹，请参看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豪民朱清、张瑄》、《东洋史研究》第27卷第3号。

(62)沙不丁(Shihabal-Din)，义为宗教之星，其弟合不失(Habash)，义为黑皮肤之人，一说是阿剌伯显贵家族之名。以上是宋岘同志指教，谨此致谢。

(63)《元史》卷205《桑哥传》。

(64)徐元瑞：《史学指南》。

(65)姚燧：《高昌忠惠王神道碑》，《牧庵集》卷13。

(66)《元史》卷11《世祖纪八》。按，《元史》将“置泉府司”列于至元十七年十一月条下。

(67)《经世大典·海运》，见《永乐大典》卷15949。

(68)《元史》卷14《世祖经十一》。

(69)《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70)《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71)至元十三年置江淮行省。二十三年，割江北诸路隶河南，改称江浙行省。二十三年，以福建行省并入江浙。二十四年，又改江淮行省。

(72)于泉府司，翁独健教授在《斡脱杂考》（《燕京学报》第29期）中已有论述，本文受他的启发，并略作补充。

(73)《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74)《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

(75)《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19418。

(76)《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见《元史三论》第89-96页。

(77)至元二十七年七月，“江淮省平章沙不丁以仑库官盗欺钱粮，请依宋法黥而断其腕。帝曰：此回回法也。不见”。（《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可见这一年沙不丁仍管理江淮行省的财政和市舶。

(78)《元典章》卷22《户部八·市舶·“市舶法则二十三条”》。

(79)《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

(80)《经典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15949。

(81)《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82)《元史》卷94《食货志二·市舶》。

(83)《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15949。

(84)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元史三论》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