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1年5月22日下午，应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之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方向明先生带来了题为《良渚玉器与良渚文明》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方考古论坛·120周年校庆”系列讲座之一，由王青教授主持。　　在序言中，方向明老师根据良渚文化强制性公共权力、湿地稻作农业物质支撑、成组玉礼器系统，以及原始文字等 ...

　　2021年5月22日下午，应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之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方向明先生带来了题为《良渚玉器与良渚文明》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方考古论坛·120周年校庆”系列讲座之一，由王青教授主持。

　　在序言中，方向明老师根据良渚文化强制性公共权力、湿地稻作农业物质支撑、成组玉礼器系统，以及原始文字等材料，提出了讲座的大前提：良渚已步入“文明”。在文明形态上，良渚是一个在性别、等级、地域层面均实现差异化用玉制度的高度发达玉文明；而良渚之所以较早迈入文明，在于拥有地理位置、丰富资源与稻作农业的综合优势。简短介绍后，方老师总结到：良渚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的重要模式之一，体现着中华文明本质，其玉文明构成了中华玉文化重要基础。良渚，这一5000年前耀眼的区域文明体，也伴随着许多问题，等待探索，老师以这些问题为楔子，从六个角度开启了对良渚古文明的精彩解读。

　　一、背景和前奏

　　良渚用玉文明产生的背景主要有四个环节：生产力发达与社会分化加剧，使大型工程建设与权力扩张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以图像与物质载体进行造神，以增强社会凝聚力。其中，生产力的发展，为良渚发达玉文明提供了物质背景。

　　玉文明的前奏，是距今五六千年前，以红山、凌家滩、崧泽文化为代表的玉器文化。玉龙与环壁在玉器时代前奏期南北玉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若继续将时间向上追溯，可发现更早的兴隆洼文化与河姆渡文化也存在玉玦饰的交流，这是一种“玉器组合的扩散”。良渚之前的崧泽玉料多为带皮籽料，与良渚玉料在形态上不同，从侧面反映了“前奏期”环太湖地区与北方地区的玉器交流。

　　二、为什么选择玉文明道路？

　　目前，良渚人群是由宁镇地区人群迁徙的观点基本被学界所认可，原因如下：在浙西北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戛然而止，数量锐减；而嘉兴地区新石器遗址却多为崧泽晚期建立，进入良渚文化时期，遗存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两地呈现出此起彼伏的态势。

　　迁移动力至少有二：在环境考古视野下，当时水位下降，环太湖平原更适合于湿地稻作农业的开展；环太湖平原有玉石、木材资源的保障。然而，要实现这一较大规模的人群迁徙，需要在思想上高度统一，需要具有成组玉礼器和琮作为信仰的物质载体。移民最早迁至瑶山，并在此进行古城建造的设计与规划。

图一 宁镇地区精英移民东迁环太湖地区示意图

　　良渚古城东北的瑶山遗址，被认为是年代最早的高等级祭祀遗址。瑶山玉琮在形制上已具有内圆外方的特点，说明这批精英迁入良渚古城盆地后，很快便提前设计好了玉礼制系统，这是一种宏大的政治蓝图。然而，要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动员，需要思想上的引领，因此“造神运动”也在同时展开。方老师认为，良渚人在造神原料上选择了玉。为何要选择玉呢？玉的矿物属性、工艺属性与社会属性使其成为造神原料的不二之选。

　　总之，良渚玉器以琮与钺为代表，以神为标志物，形成了用玉组合，并在墓葬等特定场合中运用，以表现身份地位。

　　三、萨满式的宇宙模型（琮）和太阳神（像）

　　方老师在上一部分良渚玉文明道路中探讨了玉文明的外在表现，接下来便着手揭示良渚玉文明的内在本质。

　　凌家滩刻纹玉版很有可能是琮的原始设计图，但立体的良渚玉琮都遵循着上大下小的形制，方老师认为这与萨满宇宙观密切相关。在玉琮中，上射面象征上界，中界是直槽和节面，而下射面则代表下界，上界大于下界，因此玉琮在形制上遵循上大下小的原则。通过观察其他文明中类似的旋转式构图与中心世界柱，也可以发现萨满式宗教信仰在极广域的范围内普遍存在。

　　之后，方老师通过对神像的解构与细读，将神像分为独立的神兽和复合的神人神兽像，并提醒大家：虽然图像的演变通常遵循着从复杂到简化的规律，但这种“时间标尺”并非绝对的，良渚的复杂神面与简化神面基本上“不反映纹饰演化的时间顺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简化与复杂两种风格图像共时的现象呢？这种简化艺术处理最可能的意义，是通过简化强调重点，删繁就简，以实现艺术化突出。

　　接下来，方老师又剖析了神兽造型、神人介字形冠以及二者不同的眼睛表现方式，带领大家联想玉龙、崧泽文化、河姆渡文化中的相似性图像因素，追溯了神的由来，并认为玉兽面可能糅合了龙的元素，暗含着猪的影子；神人之冠象征天，神人之目象征光芒，良渚神人为太阳神。但以上对神像因素的发散式解读并不是随意的，思考的基础是认为良渚人相信萨满式的宇宙模型。

图二 良渚神像的构成

　　在探讨了良渚玉文明的精神信仰等问题后，方向明老师宕开一笔，转向对形而下的器用进行思考，介绍了“造神”的工艺与工具。以反山M12:103瑁地纹微雕刻画为例，在微小的空间内，对涡旋的表现却不仅有单向螺旋，还有双向螺旋，足见技术之高超成熟。然而，这些精美的微雕作品，其加工工具却只是简单的燧石刻划工具与钻具。

　　四、成组玉礼器与用于礼制

　　接下来，方老师分类介绍了良渚玉器的三种主要的玉礼器组合。第一类是权力象征类的礼制标识；第二类是玉琮，作为萨满式宗教的宇宙模型；第三类是头饰，标志着复杂的性别、地位的身份差异，也是中心与周边等级差异的标志物。为探讨良渚玉文明的用玉礼制，方老师以反山王陵和周边为例，进行了抽丝剥茧的解读。由于反山墓葬保存环境较差，无法利用分子生物学判断血缘关系，方老师根据随葬玉礼器的组合与件数差异，以及墓地整体布局，分析了各个墓葬墓主人之间的关系。

　　方老师认为，与反山地理位置接近的卞家山、文家山最高等级墓葬中玉锥形器仅相当于反山最低等级，而且也缺少玉琮、权杖等礼器，表明了地区等级的鲜明差异。之后，老师通过墓葬复原示意图，简要说明了瑶山墓地的玉器组合，进一步佐证了玉礼器在良渚玉器中对等级与身份的标识作用。因此，玉礼器系统成为良渚上层统治者维系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

　　五、广域：“中央”和“地方”？

　　成组玉礼器的使用区域范围也是有差异的，非核心区墓葬中发现的与良渚文明核心区相似玉礼器，可能表明社会内部的政治分配。方老师以江苏江阴高城墩为例，认为高城墩M13:13玉琮与瑶山M10:19玉琮十分接近，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中村慎一先生提出的良渚玉器“在某种政治关系下由上层分配至下层”。

　　从“地方”聚落墓葬的用玉礼器情况中，也可以看出鲜明地方特色。比如，福泉山遗址少见成组锥形器，说明其地方特色十分明显。在神像的表现形式上，“地方”的神像两边会表现鸟的形象，这种表现不见于良渚文化核心区。福泉山吴家场M207、嘉兴凤桥高墩M3墓主人头部均出土了成组的猪獠牙冠饰，而未采用核心区成组锥形器作为冠饰。良渚文化晚期江苏武进寺墩M3在墓主人头部出土大琮，虽玉质较差，纹饰更为简化，但其形制与核心区反山M12、瑶山M12大琮完全一致。宁镇地区寺墩遗址位于墓主人头侧的大玉琮，与年代相差大、距离较远的良渚文化核心区“王”级墓葬类似，是否意味着这些墓葬墓主人生前为“王”？还是作为仅次于王的高等级首领？引人遐想。

　　良渚古城在空间上具有较高的开放性，是各级聚落良渚先民所共同向往的圣地。如赵辉先生所言：“整个良渚社会中确实存在一张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中央”联系着各个“地方”中心的网络结构。单就这一点而言，良渚是有那么一点接近于地域国家的样子的”。

　　六、良渚文明的模式

　　简言之，良渚文明的模式是一种以成组玉礼器体现权力和信仰的礼制系统，其中，权力体现在“器以藏礼”、“唯玉是礼”的用玉制度中，信仰体现在萨满式宗教的原始宗教信仰中。良渚文明不仅是彰显中华5000多年前文明的一个代表，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明的本质——礼制。

　　最后，方向明老师引用了施昕更先生于民国二十七年《良渚》考古报告前言的一段话，强调了考古工作一定要拓展视野，不囿于固化的小范围中，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坚持田野考古学。

　　讲座之后的提问环节中，大家积极提问，方老师耐心解答，师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以热烈掌声感谢方老师，讲座在活泼融洽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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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方向明. 反山大玉琮及良渚琮的相关问题[J]. 东方博物, 2019(4).

（图文转自：“山大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