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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 | 方向明:良渚玉器与良渚文明
2021年5月22日下午,应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之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方向明先生带来了题为《良渚玉器与良渚文明》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方考古论坛·120周年校庆”系列讲座之一,由王青教授主持。
在序言中,方向明老师根据良渚文化强制性公共权力、湿地稻作农业物质支撑、成组玉礼器系统,以及原始文字等材料,提出了讲座的大前提:良渚已步入“文明”。在文明形态上,良渚是一个在性别、等级、地域层面均实现差异化用玉制度的高度发达玉文明;而良渚之所以较早迈入文明,在于拥有地理位置、丰富资源与稻作农业的综合优势。简短介绍后,方老师总结到:良渚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的重要模式之一,体现着中华文明本质,其玉文明构成了中华玉文化重要基础。良渚,这一5000年前耀眼的区域文明体,也伴随着许多问题,等待探索,老师以这些问题为楔子,从六个角度开启了对良渚古文明的精彩解读。
一、背景和前奏
良渚用玉文明产生的背景主要有四个环节:生产力发达与社会分化加剧,使大型工程建设与权力扩张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以图像与物质载体进行造神,以增强社会凝聚力。其中,生产力的发展,为良渚发达玉文明提供了物质背景。
玉文明的前奏,是距今五六千年前,以红山、凌家滩、崧泽文化为代表的玉器文化。玉龙与环壁在玉器时代前奏期南北玉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若继续将时间向上追溯,可发现更早的兴隆洼文化与河姆渡文化也存在玉玦饰的交流,这是一种“玉器组合的扩散”。良渚之前的崧泽玉料多为带皮籽料,与良渚玉料在形态上不同,从侧面反映了“前奏期”环太湖地区与北方地区的玉器交流。
二、为什么选择玉文明道路?
目前,良渚人群是由宁镇地区人群迁徙的观点基本被学界所认可,原因如下:在浙西北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戛然而止,数量锐减;而嘉兴地区新石器遗址却多为崧泽晚期建立,进入良渚文化时期,遗存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两地呈现出此起彼伏的态势。
迁移动力至少有二:在环境考古视野下,当时水位下降,环太湖平原更适合于湿地稻作农业的开展;环太湖平原有玉石、木材资源的保障。然而,要实现这一较大规模的人群迁徙,需要在思想上高度统一,需要具有成组玉礼器和琮作为信仰的物质载体。移民最早迁至瑶山,并在此进行古城建造的设计与规划。
图一 宁镇地区精英移民东迁环太湖地区示意图
良渚古城东北的瑶山遗址,被认为是年代最早的高等级祭祀遗址。瑶山玉琮在形制上已具有内圆外方的特点,说明这批精英迁入良渚古城盆地后,很快便提前设计好了玉礼制系统,这是一种宏大的政治蓝图。然而,要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动员,需要思想上的引领,因此“造神运动”也在同时展开。方老师认为,良渚人在造神原料上选择了玉。为何要选择玉呢?玉的矿物属性、工艺属性与社会属性使其成为造神原料的不二之选。
总之,良渚玉器以琮与钺为代表,以神为标志物,形成了用玉组合,并在墓葬等特定场合中运用,以表现身份地位。
三、萨满式的宇宙模型(琮)和太阳神(像)
方老师在上一部分良渚玉文明道路中探讨了玉文明的外在表现,接下来便着手揭示良渚玉文明的内在本质。
凌家滩刻纹玉版很有可能是琮的原始设计图,但立体的良渚玉琮都遵循着上大下小的形制,方老师认为这与萨满宇宙观密切相关。在玉琮中,上射面象征上界,中界是直槽和节面,而下射面则代表下界,上界大于下界,因此玉琮在形制上遵循上大下小的原则。通过观察其他文明中类似的旋转式构图与中心世界柱,也可以发现萨满式宗教信仰在极广域的范围内普遍存在。
之后,方老师通过对神像的解构与细读,将神像分为独立的神兽和复合的神人神兽像,并提醒大家:虽然图像的演变通常遵循着从复杂到简化的规律,但这种“时间标尺”并非绝对的,良渚的复杂神面与简化神面基本上“不反映纹饰演化的时间顺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简化与复杂两种风格图像共时的现象呢?这种简化艺术处理最可能的意义,是通过简化强调重点,删繁就简,以实现艺术化突出。
接下来,方老师又剖析了神兽造型、神人介字形冠以及二者不同的眼睛表现方式,带领大家联想玉龙、崧泽文化、河姆渡文化中的相似性图像因素,追溯了神的由来,并认为玉兽面可能糅合了龙的元素,暗含着猪的影子;神人之冠象征天,神人之目象征光芒,良渚神人为太阳神。但以上对神像因素的发散式解读并不是随意的,思考的基础是认为良渚人相信萨满式的宇宙模型。
图二 良渚神像的构成
在探讨了良渚玉文明的精神信仰等问题后,方向明老师宕开一笔,转向对形而下的器用进行思考,介绍了“造神”的工艺与工具。以反山M12:103瑁地纹微雕刻画为例,在微小的空间内,对涡旋的表现却不仅有单向螺旋,还有双向螺旋,足见技术之高超成熟。然而,这些精美的微雕作品,其加工工具却只是简单的燧石刻划工具与钻具。
四、成组玉礼器与用于礼制
接下来,方老师分类介绍了良渚玉器的三种主要的玉礼器组合。第一类是权力象征类的礼制标识;第二类是玉琮,作为萨满式宗教的宇宙模型;第三类是头饰,标志着复杂的性别、地位的身份差异,也是中心与周边等级差异的标志物。为探讨良渚玉文明的用玉礼制,方老师以反山王陵和周边为例,进行了抽丝剥茧的解读。由于反山墓葬保存环境较差,无法利用分子生物学判断血缘关系,方老师根据随葬玉礼器的组合与件数差异,以及墓地整体布局,分析了各个墓葬墓主人之间的关系。
方老师认为,与反山地理位置接近的卞家山、文家山最高等级墓葬中玉锥形器仅相当于反山最低等级,而且也缺少玉琮、权杖等礼器,表明了地区等级的鲜明差异。之后,老师通过墓葬复原示意图,简要说明了瑶山墓地的玉器组合,进一步佐证了玉礼器在良渚玉器中对等级与身份的标识作用。因此,玉礼器系统成为良渚上层统治者维系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
五、广域:“中央”和“地方”?
成组玉礼器的使用区域范围也是有差异的,非核心区墓葬中发现的与良渚文明核心区相似玉礼器,可能表明社会内部的政治分配。方老师以江苏江阴高城墩为例,认为高城墩M13:13玉琮与瑶山M10:19玉琮十分接近,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中村慎一先生提出的良渚玉器“在某种政治关系下由上层分配至下层”。
从“地方”聚落墓葬的用玉礼器情况中,也可以看出鲜明地方特色。比如,福泉山遗址少见成组锥形器,说明其地方特色十分明显。在神像的表现形式上,“地方”的神像两边会表现鸟的形象,这种表现不见于良渚文化核心区。福泉山吴家场M207、嘉兴凤桥高墩M3墓主人头部均出土了成组的猪獠牙冠饰,而未采用核心区成组锥形器作为冠饰。良渚文化晚期江苏武进寺墩M3在墓主人头部出土大琮,虽玉质较差,纹饰更为简化,但其形制与核心区反山M12、瑶山M12大琮完全一致。宁镇地区寺墩遗址位于墓主人头侧的大玉琮,与年代相差大、距离较远的良渚文化核心区“王”级墓葬类似,是否意味着这些墓葬墓主人生前为“王”?还是作为仅次于王的高等级首领?引人遐想。
良渚古城在空间上具有较高的开放性,是各级聚落良渚先民所共同向往的圣地。如赵辉先生所言:“整个良渚社会中确实存在一张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中央”联系着各个“地方”中心的网络结构。单就这一点而言,良渚是有那么一点接近于地域国家的样子的”。
六、良渚文明的模式
简言之,良渚文明的模式是一种以成组玉礼器体现权力和信仰的礼制系统,其中,权力体现在“器以藏礼”、“唯玉是礼”的用玉制度中,信仰体现在萨满式宗教的原始宗教信仰中。良渚文明不仅是彰显中华5000多年前文明的一个代表,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明的本质——礼制。
最后,方向明老师引用了施昕更先生于民国二十七年《良渚》考古报告前言的一段话,强调了考古工作一定要拓展视野,不囿于固化的小范围中,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坚持田野考古学。
讲座之后的提问环节中,大家积极提问,方老师耐心解答,师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以热烈掌声感谢方老师,讲座在活泼融洽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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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转自:“山大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