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是人口容易聚集的地方。在全国来说，即令不是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人口较多的所在。这就要解决社会生活必需物资的谋得的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须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使所必需的物资能够在都城附近就地取得，而不假于外来的助力。如果需要外地的供应，其间难易的程度，也应在考虑之列。若是过分困难，对于都城的地位能否长期保持下去，也不是毫无影响的。正因为这样，经济因素在形成都城的过程中就居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要在都城附近就地取得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资，就应使都城附近地区相当开阔，使它能够产生这样一些物资。前面曾经提到周初的经营雒邑。周武王当时称道雒邑为天室，自然是从山川形势着眼，但是三涂和岳鄙之间的黄河侧畔和伊洛流域，平坦广阔，却是适宜于生产和谋取物资的地区。虽说这里广阔的程度还是有限的，可是在人口还未达到饱和之时，当地所生产的物资还是可以供给雒邑城中的需要的。关中和雒邑相比较，就要更胜一筹。关中的受人称道，是被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实际上却是在崤函和陇蜀之间，也就是在崤山和陇山之间，崤山和陇山之间就是一般所说的八百里秦川，这比伊洛之间是要广阔得多了。在这样的地区经营农业，其优越性是要超过于伊洛之间的洛阳的。

论都城的经济，农业的经营固然重要，但还要兼顾其他各方面，手工业的发展和多样化也是不可稍事忽略的一个方面。发展手工业就须有相当的原材料。西汉于全国各地置铁官。铁官主管铸造铁器和出售铁器。关中三辅之地就有四个铁官，分为京兆尹的郑县、左冯翊的夏阳、右扶风的雍县和漆县。这四个铁官固然都出售铁器，但也不能排除它们可以铸造铁器，因为关中周围的山中矿产不少，玉石、金、银、铜、铁无所不出。当时全国共设铁官四十九，关中几占十二分之一，若没有一定的原材料，是难于达到这一点的。关中又产玉，蓝田之玉最为有名。远在西周时，玉器就为统治阶级所重视。有些玉器就是在都城制造的。当时能在都城制造玉器，自然是由于附近山中能够产玉。

在许多都城中，开封周围一片平原旷野，这是它的特点，其他各处殆难望其项背。从事农业经营，这是绰有余裕的。不过开封周围缺少崇山峻岭，山中所产皆为难得。可以值得称道的，则是开封城中丝织业的发达。正是由于它的附近各州久已成为种桑养蚕的地区，开封城内才能借着这一点促进它的富庶的经济。

都市经济的发展既然离不开自然的条件，而各处的自然条件又互不相同，因而各个都城的经济基础难得齐一。战国时，齐国的临淄是一个有名的繁荣都城，它所凭借的除过陆地之外还有海水。这是和其他都城相比的明显差异。临淄的繁荣固然与其“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有关，但是海边鱼盐之利，却应是临淄最大的收益。至于江南诸处，更是另一番景色。长江下游太湖周围本为水乡泽国，最宜于农业的经营，为黄河流域各处所不及。魏晋时期，种桑养蚕为黄河流域农家的特长，江南各处尚不足以语此，故建康附近尚无丝织业可言。南宋都于临安，蚕桑事业却已成为盛事。临安位于杭州湾头，其东南不远处就是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明州濒海，对外贸易颇为发达，这就有助于临安的繁荣。这和濒海的临淄仅得鱼盐之利，又复不尽相同。我国海上贸易起源甚早，远在西汉之时，相当于现在广州市的番禺，就由于近海而成为一方的都会。可是像明州这样接近于当时的都城的，却还是少有。

形成一个都城，经济因素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经济因素的内涵并非过于单纯，一些都城也不是都能全备的。不能全备就不能完全解决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资的谋得。这就必须仰赖外地的供应。怎样得到充分的供应，就成了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些可以就近取得这些物资的都城，也还是会发生同样的问题的。因为最初建立都城时，都城中的人口往往不是很多的，对于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资的需要数量尚不至于过高过大。可是作为都城以后，问题就会接踵而来。人口的逐渐增多，几乎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某些王朝为了强本弱末，还向都城迁徙人口。而社会动乱比较严重的时候，也会促成人口向都城的集中。不仅都城的人口增加，几乎所有的王朝或政权都会在都城及其附近屯驻一定的兵力，以司拱卫。像北宋时，驻屯在开封的禁兵竟有八十多万，也是一种少见的现象。都城中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众多的驻军，还有王朝或政权的官吏，所需要的军糈民食一般说来都会超过都城附近农业生产的负荷量，这是都城所在难于彻底解决的问题。

一些王朝和政权为了补苴这样的罅漏，大多借助于外地的供应，特别是在粮食的运输方面更要多费周折。许多都城附近粮食都能有一定的产量，但都不是当时最为广大的富庶产粮地区。也就是说自来绝大多数的都城和当时最为广大的富庶产粮地区不一定都在一起，有的距离还相当遥远。秦都咸阳，汉都 长安，当时最为广大的富庶产粮地区却在更远的东方。具体地说，这一富庶的产粮地区是西起太行山的东南，越黄河而东，由济水和鸿沟分黄河之处起，再东至于东海之滨。北边达到现在山东省的北部，西南至于鸿沟系统中的获水、睢水以及狼汤渠流经的区域。当时的黄河由现在河南濮阳县向东北流去。当时的济水下游大体就在现在黄河流经的地方。鸿沟系统为人工开凿的水道，获水、睢水和狼汤渠都在今河南东北部。大体说来，这个富庶的产粮地区乃在今河南东北部和山东西南部，还有山东东部沿海各处。隋唐两代皆都于长安，当时最为广大的富庶产粮地区仍在关东各处。隋唐时期的富庶产粮地区远比秦汉时期为广大，它不仅包括了秦汉时期的富庶产粮地区，而且还达到太行山以东和淮水之北。唐代中叶，由于安禄山的乱事，黄河下游南北各地的富庶粮食产地受到严重的摧残而一蹶不振。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农业转趋兴盛，代替了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可是离长安却更为遥远了。后来到了元、明、清各朝，都是建都于军都山下，就是现在的北京。北京城的军糈民食，同样仰给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也是相当遥远的。

从遥远的地区运输粮食，供应都城的军糈民食并非易事，其间的困难亦复不少。举其要者，约有三点。第一，自然水道的艰险。运输粮食一般都是利用自然水道，元、明诸代更是进而注意海运。海上多风波，粮舶的沉溺是时有所闻的。由河流运输虽可减少这样的灾患，可是河流也有艰于运输的段落。黄河的砥柱之险，秦、汉、隋、唐诸代在这里皆历尽险阻，迄未能够完全克服。黄河本是在河南东北部更向东北流去，金元以后改道东南流，夺淮入海。在北京建都的王朝由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向北运输粮食，就可利用黄河的水道。利用这段黄河水道可以避免砥柱之险。可是黄河中的险阻并非仅只砥柱一处。在徐州附近的吕梁洪所沉溺的漕舟并不太少于砥柱。第二是人工水道开凿的不易。无论咸阳、长安还是北京，和当时富庶粮食产地之间并不是完全可由天然水道运输的，因而不能不开凿人工水道，一些王朝在这方面确实是多所致力。开凿人工水道本来就不是容易措手的大事，开凿成功之后如何维护，使它长期存在下去，也还是比较费力的。泥沙的壅塞往往阻碍漕舟的通行，尤其是由于所衔接的两条河流之间高低不平的地势，必须提高或者降低水位，才能够顺利通过。这样一些周折，必然会多延时日，贻误事机。更有甚者，当这些王朝或政权逐渐趋于衰弱，难以控制各地时，地方势力就可能阻遏运道。运道不通，外地粮食无由运到都城，则中枢的王朝或政权就难免濒于危殆，而不能再支撑下去。

为了减少或避免这样的困难，一些王朝或政权采取迁就富庶的粮食产地的办法，在选择都城时使它更接近于这样的地区。西汉都于长安，东汉继起，就把都城改建到洛阳。固然王莽的新朝覆灭时，长安曾受到严重的破坏，一时不易恢复，但是长安漕运的艰辛，尤其是砥柱的险阻，又无由得到克服，也未尝不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洛阳距离当时的富庶的产粮地区较近，又远在砥柱的下游，不虑黄河翻滚的波涛，这一点是优于长安的。后来到五代石晋时，都城又向东迁徙，直到汴河岸上的开封。当时有人曾明白指出，是由于汴河水运的便利，才迁徙都城的，其实则是为了更接近富庶的粮食产地。自唐代中叶安禄山乱事之后，接着是藩镇的跋扈割据，干戈扰攘，迄无宁日，原来的黄河下游富庶的粮食产地，已经逐渐残破，难如以前的盛况。五代时，中原的政权起伏不常，实际上仍是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发展。这时富庶的粮食产地已经转移到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可是那里也有割据的地方政权，为石晋与其后的后汉和后周所难于染指。情势既已如此，就是黄河下游残破的粮食产地，还为石晋及其以后的后汉、后周两个政权所留恋和眷顾，可以看到，开封作为都城和它的密切关系。

北宋统一当时的全国以后，对于都城的建置本来打算作一番改革，就是因为都城中的军糈民食难得供应，所谓改弦更张终于成为一张画饼。因为南唐和吴越先后降附，开封城中所需的粮食就可以直接取之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如果都城再往西迁，固然有其他的优点，但经济方面不易得到更为合适的解决办法。

建置在长江下游的都城，在这方面是有优越的条件的。杭州较之南京应该更上一筹。经济较为富庶，这就难免会导致其他的后果。南宋都于杭州，是在开封失守后仓猝决定的。杭州的富庶使南宋在经济方面不至有若何的顾虑。当时处于金人统治之下的中原人民，时时盼望能够早日获睹南宋的旌旗。可是南宋的军力竟难越过长淮一线，辜负了中原父老的期望。南宋为什么这样的荏弱不振，有人就认为是由于杭州的富庶，消弱当时朝野恢复的意志，所谓“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是对于以杭州作为都城的讽刺和批评。

虽然有这样一些变化，但作为都城形成的因素，经济是有它的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