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喀什市东北约25千米的汗诺依古城遗址，坐落在恰克马克河南岸的一座大型台地之上，北距恰克玛克河千余米。遗址中的陶片随台地的形状呈条带状分布，台地西部因开荒种田遭到人为破坏，南北两侧的土地因严重盐碱化，腐蚀酥化的陶片半掩在松软碱土中不易发现，陶片多见于台地之上，实际分布范围可能略大于台地规模。

从台地西北的小城（以下称作西城）规模与陶片分布区域及口述史资料考虑，遗址中可能有其他城邑的存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在台地中心区域修建过一座规模大于1平方千米的农校，导致遗址遭到大规模严重破坏。西城北城墙二三十米之外（以北），即是喀什南达公司开辟的田地，二者以一条宽1～5米宽、深1～3米的沟渠为界，沟渠以北到河道之间的耕地未经踏查。台地中部北坡零星散布有墓葬，部分人骨暴露在地表。西城南部约500百米开外有铺石公路，路南仍为南达公司枣园，城南与公路之间亦有较多陶片分布。

西城以西大约2～3千米范围内20世纪60年代曾是陶片和人骨多见的台地，经常有人在风雨之后寻找到珠子或铜币等“宝物”。遗址附近有两处被称作“哈撒塔姆”（城墙）—这个名称多次出现在斯坦因与伯希和考察日记中，分别位于西城西南与西北，南部之处在60年代尚有高台，并且出土过大量成排埋葬的人骨。两处与西城的直线距离均超过2千米。

西城的东墙残存约30米，北墙尚存10余米，南墙与西墙仅有几处高过１米的墙段；东墙和北墙残存处高达2～6米，中部各有一座马面。西城南部地表略高于城内，其余三面的城外地面均低于城内地表，想必是三面取土修建的城墙。城内有多处明显被挖掘的痕迹，如西南部有两个15～20平方米的深达１米的方坑，东南角残存一座紧贴城墙搭建的房屋遗迹。西城以南有两条古道，一条向东通到台地中部，再次分化为向东的南北两道，长度可达4～5千米。

2018～2019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大学及喀什文物局对遗址进行联合考古调查和发掘，通过航拍获取古城高空正摄影像，用全站仪绘制出精确的古城平面图，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古城性质奠定了基础。通过为期数月的发掘，取得了以下认识。

发掘前进行了为期3周的田野调查，发现西城以东约800～1200米有陶片相对集中分布的几个区域。台地中部偏北略微隆起，有黑色铁渣密集分布，炼渣数量明显多于陶片，附近发现有质地坚硬的青绿色窑壁和红色砖块、黑色炼渣，砖坯有明显汽孔并且局部颜色不一，或与冶铁或制作铁器的作坊有关。陶器以夹砂粗陶为主，扳耳、执柄、带流、平底的陶器多见，口沿多见卷沿翻唇，直口、敛口或敞口器物均有，多见平底和圈足器物底部。

遗址中发现少量釉陶，胎土则以细泥为主，内壁或外壁局部施釉，多为碗、盘类等小型器物。釉色丰富，有黄色、深绿、蓝色、草绿色等。釆集到完整铜币20枚，有圆形方孔与无孔两种，字迹不清；铜币碎片数量则近40片。铜币大多集中出现在台地中部偏东南之处，距离小城大约1000～1200米，是一片建筑遗迹相对少见的空旷之地。调查中的最大收获是釆集到色彩丰富的上百枚玻璃片，工艺及厚薄不一。颜色有浅绿、黄色、蓝色、粉色及灰白相间色彩，管状、片状和环状玻璃残片均有，足以证明玻璃工艺业已成熟。不同区域发现的十多枚水银瓶（残片），暗示着本地有玻璃生产作坊。水银瓶在中亚和新疆的出现是在9～13世纪，对遗址年代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初步了解古城的年代，确认城墙结构与古城内外文化层分布情况，首先在南墙和北墙边缘各开一条探沟（20×2米和15×2米），然后在东南城角布设４个10×10米的探方。发掘结果显示，两条探沟出土有（釉）陶片、残砖和骨骼，砖头与釉陶多见，没有见到早于唐代的遗物。西城墙外地表下1.5米达到生土层，生土之下有厚达１米的沙层（未挖到底）。为了验证生土和沙土地层是否普遍存在，我们又在古城东墙之外发掘了第三条探沟，三条探沟均显示，地表下1.5米～2.1米达到生土，生土层下有厚达1米的纯净河沙。

通过对东、南、北三面城墙的解剖，了解到西城釆用了西域传统的“干打垒”方式修建，城墙有早晚两期和重建的迹象。城墙是用两重夯筑泥墙之间填土的方式修建而成的，这类修筑城墙方法在塔里木绿洲和中亚地区普遍应用。

按照三位当地建筑师的说法，这类墙体常以30～50米长度分段修筑，高达5～6米的墙体基础部分宽度约为1.2米，顶部收分为0.4～0.5米；修建30米“干打垒”墙体，15个工人需要6天时间完成。

按照城墙为双重墙体之间填土的营造法式，城墙基础厚度约6～7米，如内外两侧的墙体平均厚度按照1.2米计算，修建90米双重墙体需要90个工人6天完成，城周360米需要2160工（日）；两重墙体之间4米需要填土，城墙高度按照6米计算，100米城墙内需要填土2400方；每人每日平均填土2方，需要1200工（日），周长400米的双墙之间填土需要4800工（日）。总而言之，营建汗诺依遗址西城大约需要6300～7000工（日），100名工人63日（或70日）完成，1000名工人用一周的时间完成营建。

城门开设于南北城墙中部，宽约2.5～3.4米，或为瓮城结构。按照1962年喀什组建的调查队的说法，汗诺依古城（即汗诺依遗址西城）有东南和西北两座城门，城门宽度达到５米。通过勘探和发掘，发掘结果显示古城在南北墙中部设门，城门最宽达3.4米，勘探结果显示北城墙地表下夯土最大断裂宽度为2.5米，意味着北城墙门址略小。

西城东北约30米发掘一座窑址，为边长3米、深2米的砖砌方形半地下立式窑。砖砌的拱顶残存有0.3～0.6米高，带有一定的弧度。

火塘两壁各有5个烟道，从烧结厚度和颜色可以判断火候很高，内壁附着一层温烧制残留的绿色结节。根据窑室内残存琉璃砖和红砖及炭灰初步判断，应是10～12世纪烧制（琉璃）砖所用。窑北有填埋炼渣和炭灰的灰坑。这种砖窑形制在新疆考古中少见，接近且末县拉依勒克的6烟道窑址；中亚类似窑址多见于11～14世纪，保存相对完好。窑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西域唐宋时期釉陶烧制工艺探索有重要研究价值。

陶片

西城以东约800米的台地之上发现疑似手工业作坊的区域。根据不完全统计，100平方米（T11）地表上密集分布有2120多枚陶片。发掘结果显示此处有28座灰坑，有的灰坑形制类似中亚中世纪的玻璃生产制作作坊，却未见玻璃残片或相关器物；其中７座灰坑内多出陶片、炭灰、铜币和动物骨骼。这些灰坑深浅和形状不一，大多为圆形且底部平整，有的两三个相互嵌套，灰坑的功能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台地的东部边缘，发现一座边长约110米且基础铺设卵石的方形城邑（暂称东城），与西城的直线距离为3700米。东城从规模上略大于西城，但城内及周边陶片稀少，城南约300米处有陶窑及陶片散布区域。东城需要解剖发掘确认其时代与性质，城东北大约1000多米处有高达10米的“托普提木”遗址，可能是烽燧、佛塔或宫城之类的建筑遗迹。

斯坦因与伯希和均提到“托普提木”遗址，并将其视为汗诺依遗址的一部分。在这种“大汗诺依”视角下，恰克玛克河北部的莫尔佛寺、江格勒遗址、开普台哈纳遗址、卡儿井遗址均为汗诺依遗址的组成部分。如果将“托普提木”遗址视为汗诺依遗址的一部分，那么汗诺依遗址的长度可达9000～10000米，宽度可达4000～5000米。因此王时样先生提出汗诺依遗址是“方圆60千米”的“王庭”。

钱币

东城南部约300米处发现若干陶瓮残片裸露于地表，经过发掘，发现有13座大瓮呈3～4排，大瓮上半部均已损毁，腹径104～72厘米，残高14～62厘米，壁厚３厘米。内壁和底部涂抹有白灰色膏状物，或外壁则涂灰色膏状物。大瓮在生土里挖坑安置，可能用来储藏粮食。现存地表下约30～40厘米即见生土。大瓮集中埋藏的现象发现于喀什亚吾鲁克、巴楚托库兹萨莱古城、库车哈喇墩、碎叶城、安集延州明铁佩古城等汉唐时期遗址中。这次发掘埋藏地层清晰，但尚未对周边进行发掘以证明大瓮所处环境（室内或室外）。碎叶城的大瓮证实为寺院于室内储藏葡萄酒所用。我们对瓮内部分土样釆集并做了浮选，对其功能的判断提供依据。

这座古城被附近村民称作“汗诺依”，这个称谓始见于一个多世纪前探家的报告与日记之中，未见于明清时期史料之中，因此难以断定该城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哪座城市相对应。从地望而言，汗诺依古城遗址与唐代的“达满城”最为接近。为了对应史料中的古城，首先必须了解古城的时代与规模。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曾到这座古城进行调查，首次提到自己对该城的认识。他在《沙埋和田废墟记》记载，“……人们把这颓废的荒地叫做哈萨塔姆，据说一度曾是‘中国可汗’的首府，直到‘哈孜热提苏丹’即沙图克？博格拉汗将它摧毁……伯什克热木的长者告诉我，人们把这个遗址叫做莫里蒂姆，把这座‘拱北’即佛塔看成是传说中的‘秦和马秦国王’的了望塔，他曾一直住在这座古城里，直到哈仑？博格拉汗毁灭这座古城为止。可以肯定，佛塔属于伊斯兰教以前时期，根据它的形状和比例，我认为其确凿的年代当为伊斯兰教传入前的几个世纪。”

需要指出的是，斯坦因文中的“哈萨塔姆”并不指“荒地”，而正是“城墙”专门称谓，此处位于汗诺依遗址西北约3千米处通向莫尔佛寺的道路上；“秦和马秦”也是斯坦因的误解，正确的解读应该是“秦马秦”（Chin～Mahachin），9～10世纪以来的文献多用来指称“和田”（Machin，即“大秦”），“秦马秦国王”应该是与“大宝于阗王”类似的称号，属于和田王的外称或自称两种不同的表述形式。

斯坦因在《古代和田》一书中认为，汗诺依遗址西城约2千米的“哈撒塔姆”为“中国可汗之城”，城址规模达１平方千米，供水之渠在城南，从“哈撒塔姆”东行３英里到达“托普提木”（即二者间距约为5千米）。从斯坦因的记载和土著居民的传说来看，汗诺依遗址早在一个世纪前就被视为“中国可汗城”，从地望和时代上与唐代史料中的“汉城”非常接近。黄文弼调查后亦认为，汗诺依古城或与唐代“伽师城”有关。

1957年汗诺依古城被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喀什地区组建专家团对汗诺依古城进行了调查，认为遗址规模达5000万平方米，古城有两期城墙及两座城门，西北角有堡垒、面积达9000平方米的最高统治者住所（数据引自柳用能：《喀什调查哈洛依古城遗址》，原载1962年11月29日《新疆日报》）。此后有两次文物普查，没有考古调查勘探或发掘。第二次文物普查结果认为，“遗址面积非常大，东西长约３公里，南北宽约500米，计1.5平方公里……遗址虽然很大，但难找到建筑遗迹，亦没发现文化堆积层”。在城中发现五铢钱、开元通宝、波斯银币、喀喇汗朝钱币等，釆集陶片大多数为夹砂陶，部分有浅绿色陶衣和黑色陶衣，纹饰主要是刻划纹，有弦纹和垂帐纹、三角纹，垂帐纹有单线、双线和多线条形。第三次普查结果大体与第二次普查相同。

疏勒之称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却不见于《史记》。《汉书·西域传》载：“疏勒国，王治疏勒城。”有学者认为“疏勒”是Suluk或Su—lug的音译，意为“多水之地”，疏勒因水草丰美得名；也有学者认为疏勒是粟特语Sulak或Suli的音译（部分中文史料音译“率利”），是由Sugdak（粟特）讹变而来。于阗语文献中有Suli一词，怯卢文文献中有Sulig，藏文《于阗史》中有Shulik，这些词汇被视为中文史料中“疏勒”的对音。《突厥语大词典》所载之Suvla，地名之方位与喀什噶尔一带相合。喀什市方圆百里之内，有多处名为“Suluk / Sulug”的地名。

由于喀什市附近方圆百里之内的数十座古城未经考古发掘，学者们对于诸多古城的年代与性质的认识不一，《北史》记载南北朝时期疏勒国有“大城十二，小城数十”，对于古史记载与现存古城之间的关系，学者间必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无论汉唐或魏晋，疏勒国的都城都应该在隋唐时期的喀什噶尔城附近。魏晋时期开始出现“疏勒”与“怯沙”等名称并存的现象，“怯沙”之称被认为是可还是khsah，发音正如今日的音译“喀什”。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亦称：“旧谓疏勒者，乃称其城号也。”疏勒城应为当时疏勒国的王都所在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皇华四道记》云：“疏勒镇，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城东又有汉城，亦在滩上。赤河来自疏勒西葛逻岭，至城西分流，合于城东北，入据史德界。”贾耽之著成书于公元805年前，记载的“疏勒镇”无疑就是唐代的疏勒城。“赤河来自疏勒西葛逻岭，至城西分流，合于城东北，入据史德界。”这段文字完全是对自西向东流经喀什市并流到巴楚境内“唐王城”（据史德城）的“克孜勒苏河”的写照，“赤水”“乌兰乌苏”“克孜勒苏”是此河在唐宋、清代与近现代的不同音译。

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记载，有两条河流贯穿喀什噶尔城，“克孜勒—横穿嘻什噶尔的一条河名”，“吐曼流经喀什噶尔中部的一条河的名字”，证实了唐宋疏勒城与喀什噶尔城实际上是同一座城市。正如18世纪的《西域图志》所言，汉唐之际的疏勒城即位于喀什噶尔城附近，“今之喀什噶尔，正当疏勒西境，山环水带，土地肥肟，城堡鳞次，可想见当日之旧也”。

疏勒镇以东约50里的汗诺依古城，有可能是唐代文献中的“汉城”。汗诺依附近只有恰克玛克河流过，图曼河与克孜勒河均不达该城，文献否定了古城在11世纪是喀喇汗都城的说法。大多数学者认为，汗诺依古城废弃约在11～14世纪，这与古城大量地表遗物显示的时代特征是一致的。

通过2018年的调查和发掘，我们确认了汗诺依西城没有发现汉代的遗物，初步排除了汗诺依古城可能是汉代疏勒城的说法。20世纪30年代的《喀什噶尔历史纪略》认为，喀什噶尔城14世纪因河水断流“从汗诺依搬迁到艾斯克萨”，16世纪的《拉失德史》记载，“艾斯克萨”古城是“喀什噶尔故城”。

城墙主体测年（碳灰）的5个数据集中在距今920～990年，墙基为距今1220年；城墙叠压下的两个地层为距今1600年和3700年。8世纪中叶营建的汗诺依古城，或为晚期疏勒都督府所辖州治，遗址的废弃可能晚于11世纪。

从城墙解剖和遗址釆集器物特征初步判断，遗址中未见早于唐代的遗物，西城内外文化层堆积不厚，营建时间不早于隋唐，由此判断该城并非汉晋到南北朝时期的疏勒城。依靠目前的发掘和调查资料，尚难判定其与唐代疏勒都城的关系；古城废弃晚于11～12世纪。

总而言之，大唐“疏勒城”考古工作虽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然而遗留下来的问题远远大于收获，诸多古城的形制布局和性质仍在朦胧之中，遗址中重要的区域，诸如官署、宗教建筑、民居、壕沟、城垣、墓葬、道路、水渠、池塘、手工作坊、集市等，尚未经过考古发掘来验证，更需要长期勘探与发掘来确认“大汗诺依遗址”中作为军镇型城市的“汉城”及其他综合或商贸型“城市”的诸城形制布局其边界、时代及相互关系，这不仅对唐宋时期疏勒城镇体系发展演变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更能揭示出唐代通过“疏勒都督府”和“疏勒镇”这种军政并举的双重城镇管理体系对“疏勒十五州”进行的有效管辖。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