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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喀什文物局:2018~2019年度新疆喀什汗诺依遗址考古收获

摘要: 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4期内容提要本文介绍近年来在汗诺依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通过踏查、航拍、勘探和发掘,初步认识到该遗址自青铜时代起断续使用,到唐宋成为拥有东西两座城邑的大型聚落遗址,废弃于宋元。西城附近分布有窑址、道路、手工作坊或街市等多种类型的建筑遗迹,多出釉陶和玻璃,或为唐疏勒州治所在。遗址的发掘为唐代疏勒镇及其东部“ ...


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4期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近年来在汗诺依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通过踏查、航拍、勘探和发掘,初步认识到该遗址自青铜时代起断续使用,到唐宋成为拥有东西两座城邑的大型聚落遗址,废弃于宋元。西城附近分布有窑址、道路、手工作坊或街市等多种类型的建筑遗迹,多出釉陶和玻璃,或为唐疏勒州治所在。遗址的发掘为唐代疏勒镇及其东部“汉城”或州府治所的研究、为绿洲聚落与城邑时空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地理位置


汗诺依遗址(见图1)位于新疆喀什市伯什克然木乡罕乌依村东北约3.5千米,地理坐标为东经76°24′5459″,北纬39°56′9468″,海拔1250米。遗址坐落在恰克马克河南岸台地上,东西长5~6公里,南北宽3~4公里。2018~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大学及喀什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近10余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实地踏查与无人机航拍,发现其中存在着东西两座城邑,运用电子全站仪绘制出了位于遗址西北角—方形城的平面图,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遗址局部的各种遗迹分布及聚落环境奠定了基础。

图1 汗诺依遗址、遗迹分布示意图

考古收获


汗诺依(Hanöy)之名最早见于1896年俄罗斯驻喀什噶尔城领事的报导,得名应该是源自遗址附近居民的通俗称谓而非历史文献,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汗诺依是“王庭”之意。斯坦因与伯希和认为汗诺依遗址与其北部的莫尔梯木(今称莫尔佛塔)和托普梯木遗址有联系。遗址的北界是恰克玛克河。伯希和论著中的汗诺依遗址照片明显是托普梯木遗址,喀什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2003年绘制的汗诺依遗址地图将托普梯木遗址(认作城堡)纳入其保护范围之内,并将其作为汗诺依遗址的东部界限。伯希和记载,从汗诺依遗址到南部的墩库勒(Döngköl)村途中多有陶片分布,从遗址延绵到阿克喀什的十多公里台地上有许多佛塔残存。遗址的西界和南界需要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之后才能最终确认。

西城

汗诺依遗址西北角有一方形城,按其位置我们称之为“西城”(见图2),即过去习称的“汗诺依古城”。西城四面城墙长度不一,西墙78米,北墙93米,东墙85米,南墙89米。北墙和东墙有15~30米保存较好,中部各残存一座马面,凸出城墙的部分不足两米。西墙和南墙主体残存高度数十厘米。2019年度汗诺依遗址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西城,布设14个探方和7条探沟,累计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清理出夯土城墙3段、灰坑37座、陶窑1座、房屋基址2座等,初步了解了西城的城墙结构、城门位置、角楼形制、城内房址、壕沟以及周边窑址(T9)、手工业作坊或街市(T11)等情况。

图2 西城平面图

1.城墙 从西城的东城墙和南城墙发掘结果看,西城城墙为夯土构造,土质坚硬。城墙采用平地起建的方法营建,不挖基槽,底部仅有一层垫土,以“干打垒”形式用半干泥土层层垒筑,垒筑到140厘米高时,在两侧夯筑墙体,在两道夯土墙之间填充虚土;外墙宽220~250厘米,内墙残宽180~230厘米,两墙中间250厘米的空隙里填充虚土。这种两侧筑实并于中间填土营建城墙的方法,新疆地区最早可见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的呼斯塔遗址,[1]巴里坤海子沿遗址[2]的房屋墙体构建方法亦相似,呼斯塔和巴里坤海子沿遗址的墙体两侧用石块构筑,内部以土石混合物填充。西城城墙和马面中未见土坯。城墙里出土有釉陶片、铜钱、玻璃片和红砖块。

2.城门 北城墙中部有宽2.5米的豁口,豁口两侧(城墙内)均有夯土基址,基址与城墙属于同一时期,夯土中有红陶、白陶、灰陶陶片和兽骨。南墙中部亦有豁口,地表下夯土有宽3.4米的断裂,城墙外侧东西向的水沟在此处中断,虽未发现通过城门的道路痕迹,仍可推断为城门。不排除南北城墙均设置城门的可能性。

3.角楼 位于西城东南角。角楼西南部被两座近现代灰坑破坏,仅存平面呈方形的东北角。

4.房址 东城墙内侧发现有房址残基,长8米,宽3.4米,墙体厚约0.9米。房址西侧有土坯砌筑的小斜坡,斜坡外有散水。

5.道路 北城墙外侧2米处有一条残宽44厘米的凹字型沟槽,地表下深52厘米(未到底),方向与城墙平行,可能是一条从城西沿北城墙向东的道路遗迹。

6.窑址 位于西城东北约30米处,为边长3米的砖砌方形地下窑,深约2米。从残存的30~60厘米弧形残壁可知,窑顶部为穹隆形。窑室长140~142厘米,宽72~90厘米,内壁附着一层经高温烧制残留的绿色结节。窑的东西两壁各开设5个宽度在17~29厘米的平底凹槽,应为搁置烧制器物的支架所用。窑室北部3米处有一填埋炼渣和炭灰的灰坑,长250~300厘米,宽140厘米,深33~62厘米,坑内有砖块、炭屑、炼渣。根据新疆和中亚出土的类似窑址判断,这个地下方形窑应为10~12世纪烧砖之窑,窑室中除了残砖、黑色和绿色炼渣状物、碳灰和脱落窑壁之外,未见陶器或金属、玻璃等残存。窑址内碳灰测年数据(参见图6:KH-p-4)显示其年代与西城相当。

7.手工业作坊或街市 西城以东台地上陶片分布较多,有多处陶片密集区域。我们在西城东北约550米处布设探方T11(100平方米),此处地表上分布有两千多枚陶片,陶片密集、种类丰富,采集到红陶1312枚,黑陶554枚,绿衣陶171枚,兽骨残片60多块,钱币数枚。探方内有28座灰坑,多座灰坑之间有叠压打破关系,其中7座灰坑内出土铜币、铜饰、玛瑙珠、石块、金饰、玉饰、泥碗(未烧制)、红陶、釉陶(见图3)和动物骨骼,依据这些丰富的遗物,我们判断这里为手工业作坊区。这片手工业作坊区的陶器以红褐色夹砂陶为主,多有红衣、黑衣、绿衣或黄衣;多见扳耳、执耳、带流、平底器;釉陶以碗、碟类等小型陶器为主,内外壁或器表施釉,主要以细泥为主,有黄色、深绿、蓝色、草绿和白色等多种色彩。我们在这一发掘区地表和地层中得到三千余件陶片,其中红褐陶1863件(含红衣陶),黑陶750件(含黑衣陶),绿衣陶282件,灰陶93件,釉陶15件,这些陶片有显明的地域特色与时代特征。

图3 釉陶

我们在遗址地表采集到玻璃残片百余件(地层中亦有数件),大小在1~3厘米之间(见图4),形状、厚薄不一,有浅绿、黄色、蓝色、粉色及灰白相间等多种色彩,显示着玻璃制作工艺达到一定水平,可能包含了吹制生产的钾钙硅酸盐玻璃。[3]多处遗址地表发现水银瓶残片,这是研究西域彩色玻璃的规模性生产与用途的重要发现。[4]

图4 玻璃残片

东城

东城位于汗诺依遗址所在台地的东部边缘(见图1),为一座边长约110米的方形城邑,与西城直线距离为3700米,按其位置我们称作“东城”。东城城墙由6~8米宽的两排卵石构成,两排卵石之间填土,残存卵石高度与地表齐平。城墙内地表少见陶片,城外西南百米开外有陶片散布,更南约百米地表有陶窑遗迹。东城南部约300米处发现暴露在地表的13座排列有序的大陶瓮(T14),分布在约70平方米范围内。大陶瓮在沙土里挖坑放置,瓮上部均已损毁,残存腹径72~104厘米,残高14~62厘米,壁厚约3厘米。大陶瓮内壁和底部涂抹白灰色膏状物,外壁涂灰色膏状物,由此推断大陶瓮应该是作为存储器皿使用的。大陶瓮埋藏的沙土层距离地表30~50厘米,未发现墙体、柱洞或踩踏面等显示陶瓮埋藏于室内的证据。类似的大陶瓮埋藏现象发现于喀什亚吾鲁克佛寺遗址、巴楚托库兹萨莱西城、库车哈喇墩等汉唐时期的遗址。

初步认识


西城是汗诺依遗址第一次正式发掘的一处遗迹,通过两年的发掘,我们初步取得了以下几点认识。

1.确认了汗诺依遗址及西城的年代

自1906年斯坦因与伯希和等调查汗诺依遗址起,[5]国内外学界就有多种关于汗诺依遗址时代的推断。前人所说的“汗诺依古城”即为汗诺依遗址中的西城,黄文弼首次提出西城可能是唐代疏勒镇治所的观点。[6]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材料中认为,西城的年代为公元3~9世纪,[7]三普材料《新疆古代城址》中认为是汉代到唐宋,[8]《喀什地区文物志》则定为宋元。[9]

依据西城南城墙解剖面(见图5)和南城墙采样测年数据(见图6),我们可以看出,汗诺依遗址存在多层文化堆积(可分为10层),1~3层为不早于城址的堆积,城墙为第4层,营建于第5层的垫土之上,第6~10层应为早于城址(西城)的遗迹。所以,汗诺依遗址的起始时间与西城的营建时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城墙上虚土与城墙墙体测年结果一致,据此,西城与汗诺依遗址废弃的时间大致相同。

图5 汗诺依遗址地层、西城南城墙剖面及采样点

图6 西城南城墙采样测年数据

从西城南城墙地层解剖面及测年,我们可确认西城营建、使用和废弃的年代。南城墙内所含碳粒的5个测年样品(d5~d177)取自墙体的不同高度,即地表下5~177厘米,测年数据集中在距今920±30到990±30年间,树轮校正为公元993~1203年。城墙营建时铺设的垫土层(位于第5层)较为平整,其中碳粒样品(d183)的测年数据为距今1220±30年,这表明西城的营建时间在公元687~888年间,或夷为平地后,在10~11世纪又得以重建(南城墙东段有增补的迹象)。第6~10层为城址尚未营建时期,城墙叠压的第6层(d211)和第7层(d222)的取样测年分别为距今1525±30和距今3385±30年,树轮校正为公元435~605年及公元前1751~前1544年,这表明,西城可能营建在人类活动的聚落遗址之上。城墙之下的两个地层中除了碳灰之外未见人工制品,因此需要对更多的遗迹进行发掘及更多的测年数据来进一步确认汗诺依遗址的年代与性质。根据目前地层测年数据,我们认为,汗诺依遗址可能是一处由早期聚落逐步发展演化为拥有东西两城的大型遗址。

从西城的南墙、东墙和北墙的地层解剖结果来看,城墙下无早期古城,[10]所以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沿用到清代”的认识也是错误的,[11]但从遗址的宏大规模来看,汗诺依遗址有可能存在着比东西两城更大的城邑。

西城的营建时间在公元687~888年间,晚于唐安西四镇中疏勒镇的设置时间(疏勒镇贞观二十二年置即648年),[12]其规模也小于唐制中的“上镇”或“首捉”的规制,[13]因此,西城(即旧称“汗诺依古城”)是魏晋南北朝疏勒都城(方五里)及唐代疏勒镇的说法是错误的。

西城内外地层中出土有“开元通宝”“政和通宝”“大观通宝”等唐宋钱币,这为西城与汗诺依遗址废弃时间提供了依据。2019年我们从汗诺依遗址不同区域地表采集到百余枚玻璃残片、二十多枚水银瓶和数十枚釉陶,这些文物可以说明遗址最终废弃的时间,学界公认,水银瓶在中亚的出现不早于9世纪,所以汗诺依遗址的废弃可能不早于宋。

2.汗诺依遗址西城的考古发掘对于唐宋西域历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唐朝在今喀什地区实行军政并行的双重管理体制,除了设置疏勒镇统辖军队之外,还设置了疏勒都督府统辖其境内十五个州,[14]这十五个州分别为疏勒、汉城、岐山、达满、遍城、半城、耀建、猪拔、演渡、双渠、黄渠、苦井、郢支满、乞乍和蒲顺,[15]设置州府的数量远多于龟兹和于阗,可见疏勒在唐代西域军事防御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关于疏勒镇的地望,《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疏勒镇)“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城东又有汉城,亦在滩上;赤河来自疏勒西葛罗岭,至城西分流,合于城东北。”[16]三面环山与赤水西来的地望特征说明唐代疏勒镇的位置即为今喀什市或近郊。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记载,克孜勒河与吐曼河流经喀什噶尔城,[17]这说明宋代喀什噶尔城与今日喀什市位置大体相同。《西域图志》亦言:“今之喀什噶尔,正当疏勒西境,山环水带……唐时疏勒都督府,应亦建此,备列四镇。”[18]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南部绿洲城郭的废弃多与河流改道、断流或变迁有关,但喀什绿洲古今变化较小,[19]由上述文献、前人研究及考古成果我们判断,唐代疏勒镇应在今喀什市内或近郊,没有“赤水”流经的汗诺依遗址西城为“汉城”或疏勒都督府所辖州治,亦不排除其为疏勒镇所辖二级或三级军镇的可能性。[20]


滑动查阅注释

[1]贾笑冰:《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0页。

[2]任萌等:《新疆巴里坤海子沿遗址考古发掘收获与思考》,《西域研究》网络首发论文,2021年3月24日,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65.1121.c.20210323.1628.002.html

[3]干福熹:《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自然杂志》28卷4期。文章认为吹制技术隋代传入中国。

[4]E.A.达维多维齐:《喀喇汗王朝》,〔塔吉克斯坦〕阿西莫夫,〔英〕博斯沃思主编;华涛译:《中亚文明史第4卷(上):辉煌时代:公元750年至15世纪末——历史、社会和经济背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第101~102页。

[5]〔英〕奥里尔·斯坦因著;殷晴等译:《沙埋和田废墟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01~102页。〔法〕伯希和著;耿升译:《喀什与图木舒克考古笔记》和《三仙洞水磨房探诊》,见《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0~160、205~221页。

[6]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56~57页。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喀什地区文物普查队:《喀什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新疆文物》1993年第3期,第1~112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主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喀什地区卷》,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8~29页。

[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新疆古城遗址》(上册),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79页。

[9]喀什地区文物局,喀什地区博物馆编:《喀什地区文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10]田卫疆主编:《大漠无声:西域古城兴衰之谜》,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0~131页。书中认为汗诺依遗址规模达60平方公里,汗诺依古城为汉代疏勒国王城。

[11]王时样:《大汗的宫殿——汗诺依古城》,《喀什日报》2010年12月19日。http://w.w.w.dzwww.com/2010/zjks/lswh/201012/t20101219_6038258.htm

[12]参见尚永亮:《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百年研究述论》,《浙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40~56页;王小甫:《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117~128页。

[13]参见荣新江:《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西域研究》1992年第3期,第56~64页。如被视为葱岭首捉的石头城城周1285米,艾斯克萨古城城周近1000米。

[14]王小甫:《四镇都督府领州名称、地望略考》,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7~269页。

[15]孟宪实:《于阗:从镇戍到军镇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7期。疏勒王可能作为行政长官驻都督府,镇守使作为军队统帅驻守疏勒镇。

[16]《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第1147~1151页;援引陈世明、孟楠、高健等编:《二十四史唐宋元明时期西域史料汇编》,新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17]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15、424页。

[18]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19]吴轶群:《清代新疆边境地区城市对比研究:以伊犁、喀什噶尔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70页。

[20]陈国灿:《唐安西四镇中“镇"的变化》,《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第16~22页

(执笔:艾力江·艾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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