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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博物馆馆藏汉唐丝路文物赏析
洛阳地处黄河中游，土地肥沃，位居天下之中，夏、殷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相继在洛阳营建都城，在洛阳留下了数不尽的遗迹遗物。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当中，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洛阳博物馆收藏的一批文物，明显具有域外文化色彩，应是当时东西方交流的见证。
北齐黄釉乐舞图扁壶（图一），高18厘米，洛阳市公安局移交。小平口，束颈，肩部有两个穿带用的系孔，扁平腹，假圈足较矮。通体施黄釉，釉色不均匀，局部釉色发黑，底部无釉。扁壶为模制，两侧纹饰相同，颈肩连接处饰一周联珠纹。腹部为五人一组的乐舞图，中间一人，脚踩莲花座，右手高举，左手下垂，反首回顾，双腿弯曲似腾跃；右边二人，一人面向舞者，双手击钹，另一人横抱直颈琵琶；左边二人，一人面向舞者，双手高举击拍，一人双手执横笛。五人均为胡人形象，头戴胡帽，深目高鼻，身穿窄袖长衣，腰束带，脚着长靴。从中间舞者的姿态及两侧乐人演奏的乐器看，他们演奏的应是北朝、唐、五代盛行的胡腾舞，是唐诗“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四座无言皆瞠目，横笛琵琶偏头促”的真实写照。胡腾舞，是经丝绸之路传入的粟特地区的乐舞，一般为男子独舞，伴奏的有两人、四人、六人等，乐器中使用最多的是琵琶和横笛。
唐三彩驯兽纹扁壶（图二），高19.8厘米，洛阳杨文村唐墓出土。扁壶是受中亚、西亚的金属扁壶的影响而出现的，虽然数量不多，但流行时间较长，装饰图案主要是胡人乐舞、胡人驯兽、凤鸟纹等。唐代的扁壶，较之北朝时期，腹部的最大径上移，圈足增高、外撇，颈肩连接处的联珠纹消失。通体施黄、绿釉，圈足施赭褐色半釉。两侧模印图案相同，以绿色珍珠纹为地，装饰胡人驯兽纹和云纹；胡人驯狮是主题图案，左侧为驯狮人，头戴绿色胡帽，身穿赭黄色窄袖长衣，披帛从右腋下折上左肩，双手执绳，右手高举，左手握于腰侧，转腰回顾后侧狮子；狮子通体施黄釉，张口瞠目，四足腾飞，尾巴高高翘起，似正扑向驯兽者。以胡人飘飞的披帛、狮子腾空的四足，把驯兽时最紧张的一刻生动的表现出来。
图二 唐 三彩驯兽纹扁壶
唐三彩兽首壶（图三），高27.5厘米，1977年邙山葛家岭采集。椭圆形小口，长颈，椭圆形扁腹，高假圈足外撇，口、颈交接处成兽首状，环形单把手，一端接兽首，一端接上腹；口、兽首、颈部、把手施黄、绿釉，腹部施绿釉；颈部饰六道竖向联珠纹，颈腹交接处饰卷草纹，腹部作开光式留白。
唐三彩凤首壶（图四），高29.4厘米，机关南墙外采集。与兽首壶器形近同，唯口、颈之间作凤首状。通体施黄、绿釉，腹部饰相同图案，为一凤鸟展翅单足立于一树上，周围饰以草叶纹。兽首或凤首壶是模仿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萨珊或粟特金银器中的带把壶而制作的，带把壶中国文献中被称为“胡瓶”，质地主要是银质，也有金质、铜质和漆质；器形为鸭嘴状流、束颈、鼓腹、圈足、环形单把，西晋时期即有传入，隋唐时期更是成为珍贵物品，流行于当时的上流社会中。受其影响，普通人使用陶瓷仿制品。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内蒙古李家营子银带把壶，从器形和装饰来看为萨珊或粟特输入品。此外在塑像、壁画中也多有发现，如洛阳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陶俑手中或怀中的胡瓶（图五）。
图四 唐 三彩凤首壶
图五 唐 陶俑
唐三彩龙首杯（图六），高6.8厘米，洛阳邙山苗沟唐墓出土。杯身呈龙首状，上饰鳞纹，龙口衔一花枝搭于杯沿以充把手。施黄、绿、白三色釉。唐代以兽首为盛器的原型，来源于希腊人称之为“来通”（rhyton）这一器类。来通早在公元前1500年的克里特岛已有出现，当时下端无兽首，后传入希腊后出现这种装饰。来通角杯下端有短流或泄水孔，饮酒时酒从中泻出，注入饮者口中，这与中国传统饮酒的习惯不同。传入中国后，在和田和内地都有流行。唐以后，来通逐步向杯形器转化，洛阳博物馆收藏的这件三彩龙首杯，兽首已无泄水孔，且从龙口伸出花枝形成把手，实际已成为杯。除此之外，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玛瑙兽首杯，也是来通在中国的另一种流变器型，它与三彩龙首杯不同的是，仍然保持着来通角形器的特征。
北魏嵌蓝宝石金戒指（图七），直径2.1厘米，重9.48克，1987年洛阳市吉利区北魏吕达墓出土。由黄金戒指环、戒托和蓝宝石戒面组成，黄金戒托是凸起的椭圆形，外沿是一圈60个圆珠组成的联珠花边，内沿是一圈素面金边，起保护蓝宝石戒面的作用。蓝宝石戒面，灰蓝色，呈椭圆形，由周围向中间凸起成平面，中间阴刻人物图案；该人物头戴盔形帽，高鼻大嘴，身穿圆领窄袖衣，下着紧身裤，脚蹬靴，两臂上弯，双手张开，右腿前左腿后，左腿高高抬起，身体微左侧，头扭向右侧，似在舞蹈。该人物是萨珊金银器中的典型形象[1]，戒托上的联珠纹也非中原传统式样，金戒指应是一件来自中亚或西亚的舶来品。同类型金戒指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如太原北齐徐显秀墓的嵌蓝宝石金戒指、宁夏北周李贤墓嵌蓝宝石金戒指、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水磨沟口墓嵌紫宝石金戒指和嵌黑宝石金戒指。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戒托、镶嵌有宝石，宝石上有人物图案，人物均非中原人；但在造型上略有差异，吕达墓金戒指人物手中无物，而其余或手中或背后有物，且物也不尽相同，有学者考证这类戒指应是印章戒指。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洛阳是西域胡人聚集的中心，也是胡商活动频繁的地区。《洛阳伽蓝记》记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乘，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吕达生前为威远将军、积射将军、宫舆令，死后追赠辅国将军、博陵太守，辅国将军为从三品，说明其与皇室的亲近。故金戒指可能由胡商带入洛阳，或由朝廷赏赐或胡商赠送，成为吕达生前喜爱的贵重首饰，并于死后贴身随葬。
图七 北魏 嵌蓝宝石金戒指
唐草叶纹高足银杯（图八），高5.7厘米，洛阳市公安局移交。器体为花瓣形，敞口，腹部分为十瓣，中部有折棱；高足上部有托盘，中间有“算盘珠”式的节，足为花瓣形。通体鱼子地纹，每个花瓣内饰一四瓣花纹，其间夹杂草叶纹；足面饰花瓣纹。另一件缠枝纹高足银杯，高4.3厘米，洛阳市伊川县水寨瑶张村北采集（图九）。与前者略有差异，器体为圆形，腹部无折棱，高足中间无节，足面圆形；鱼子地纹，腹部饰缠枝纹。齐东方先生考证，唐代银高足杯，可能是受拜占庭高足杯形制的影响，中国工匠加入当时人们喜爱的纹样，制作出的新器形。渊源于西方的高足杯对唐代社会影响较大，是当时高官贵族日常使用的器具。受其影响也出现有铜、锡、玉、陶瓷类的仿制高足杯，洛阳博物馆收藏有陶瓷类的高足杯（图一○），从器形看与银高足杯并无区别，有些甚至保留银高足杯腹部的折棱装饰。
图八 唐 草叶纹高足银杯
图九 唐 缠枝纹高足银杯
图一○ 高足杯
东罗马金币（图一一），不规则圆形，最大径2.2厘米，重4.3克，出土于洛阳龙门东山安菩夫妇墓。正面为一戴王冠、留络腮胡的国王半身像，王冠正中有一颗五角星，双手各拿一十字架，胸前用波纹表示衣服的褶皱；周边铭文部分磨损，可辨的有拉丁文“DNFOCAS”（DA，拉丁语DominusNoste的缩写，意为我们的君主；FOCAS，译作福克斯或佛卡斯）。背面正中为带翼女神像，线条简练，右手执权杖，左手托一立有十字架的球体；周边铭文VICTOR（Victoria，胜利)AVGG（Augustus，皇帝们），底部有铭文“CONOB”（CON是Constantinople的缩写，君士坦丁堡；OB，Obryzum，有足金、纯金的意思）。该金币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福克斯时期铸币，铸造年代为公元602～610年。墓主人安菩和夫人何氏，分别来自中亚粟特地区的安国和何国，安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一带。安菩夫妇是唐旅居中国的粟特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外国人”，安菩家族在唐为官，死后葬于风景秀丽的洛阳龙门，而这枚东罗马金币也是他们粟特人身份的一个见证。
图一一 东罗马金币
波斯银币，9枚，卑路斯时期铸币4枚，荷米斯德四世时期铸币2枚，库思老二世时期铸币3枚。不规则圆形，银币两面的花纹是模子印压而成。正面是国王的半身像，一般为右侧像，头戴富丽繁缛的王冠，王冠后有飘带；王像周边的铭文是钵罗婆文字，周围环绕以联珠圆圈，一般为一圈，库思老二世时也有两圈。背面是波斯国教祆教的祭火坛和两旁站立的祭司，图案外为联珠圆圈，多时可达三圈。卡瓦德一世以后，银币正面边缘出现四个新月抱星（部分上部为王冠占据，则仅有左右下3个）；库思老二世时，背面边缘也出现4个新月抱星。卑路斯时期铸币（图一二），直径2.7厘米，重4克；正面国王头戴圆冠，冠前有一新月，上部中央有一新月，新月两旁有鹰翼，新月上有球状发髻，两肩各向上升起一宽飘带；背面右侧祭司左手托右手举一新月，左侧祭司右手托左手举一六角星。荷米斯德四世时期铸币（图一三，上），直径3.8厘米，重3.97克；正面国王头戴圆冠，冠前一新月抱星，冠后一六角星，冠顶后有个短飘带，中央是新月托着球状发髻，王冠底部的帽箍为两圈联珠，边缘左、右、下各装饰一新月抱星；背面祭火坛中间柱变细，两侧的吉祥带向上飘，两旁祭司简化，为双手执剑的正面形象。另一件直径3.1厘米，重4.09克（图一三，下）。库思老二世时期铸币（图一四，上），直径3.2厘米，重3.99克；正面国王头戴的王冠，冠顶中央为两翼翅，托着一个新月抱星，冠其余装饰与荷米斯德四世近同，脑后有发髻，有些呈圆圈组成的花瓣形，颈部和胸前有珠串饰，两个联珠圆圈，其外左、右、下装饰新月抱星；背面祭司头戴两边翘起的新月形冠，双手执剑，圣火两侧各有一新月和星纹，3个联珠圆圈，其外对称4个新月抱星。另有两个，一个直径3.2厘米，重4.04克（图一四，中）；一个直径3厘米，重4.1厘米（图一四，下）。
图一二 波斯卑路斯时期银币
图一三 波斯荷米斯德四世时期银币
图一四 波斯库思老二世时期银币
东汉玻璃瓶（图一五），口径2.4、腹径7.8、高13.5厘米，1987年洛阳市郊区机车厂C5M265出土。小平口，细长颈，腹部最大径接近底部，微凹底。瓶体为半透明的黄绿色，从口沿至底部缠绕白色线条。制法是，先用绿色玻璃液吹出瓶子的雏形，再把白色玻璃条趁热缠绕上去，然后吹至理想的大小和形状，而白色玻璃条也因容器再次膨胀而变得延展飘逸。该玻璃瓶是典型的罗马绞胎吹制玻璃器。
图一五 东汉 玻璃瓶
唐玻璃瓶（图一六），口径3、腹径11.5、高10.8厘米，1970年洛阳关林M118出土。小口，细直颈，球腹，凹底。翠绿色透明玻璃，表面一层金黄色风化层。造型简单，无模自由吹制成形。研究者认为，这件玻璃瓶是“叙利亚海岸罗马后期和伊斯兰初期普通的香水瓶，伊朗高原吉兰州3～7世纪的萨珊玻璃器中也多有发现”。经采样分析，该玻璃瓶是钠钙玻璃，镁、钾含量较高，属于萨珊玻璃系统，是来源于伊朗高原的香水瓶。洛阳博物馆收藏的两件玻璃瓶，属于典型的输入品，玻璃脆弱易碎，必是受到精心的照顾才能从万里之外的罗马、萨珊地区进入中原腹地。这些异国奇珍，因为稀少珍贵，必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和珍惜，这两件玻璃瓶也当是墓主人生前喜爱把玩之物，死后贴身葬于墓中。
图一六 唐 玻璃瓶
唐开元三年石塔（图一七），长34、宽33、高138厘米。该石塔为方形密檐式，无塔基，塔身共五层，实心，各层塔檐为石雕叠涩结构且呈直线形态；塔顶环饰山花蕉叶，中间置宝珠。通体无造像，正面阴刻造塔记：“大唐开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家人石野郍为曹主故王元邵造五给浮图一区为记”（图一八）。凡五行，满行七字，共三十三字。郍古通那，石野那是中亚昭武九姓“石国”人入华后的名字，野那（Yānakk）粟特语原意是“最喜欢的人”，唐玄宗女寿安公主母曹野那姬、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曹野那、《旧唐书·回纥传》载“回纥首领开府石野那”都是粟特人，说明野那是粟特人常用的名字。石野那来自于昭武九姓粟特人中赭时（Chach）的石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唐入居洛阳的粟特人很多，以现有墓志石刻资料统计，主要是安、康、史三姓，也有曹、何、米、翟、石，基本涵盖了粟特人的主要姓氏。
图一七 唐 开元三年石塔
图一八 唐开元三年石塔塔记
洛阳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唐时成为东都，武后更是长期居住于此。自汉以来就是胡商往来频繁的都市，他们为洛阳带来了异国风情的奇珍异宝，同时也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和习俗，为洛阳注入了活力，也留下了他们的印记。洛阳博物馆收藏的上述文物，不仅有舶来品，更多的是受外来文化影响出现的新制品，这正体现出中华文化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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