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英言镇北白鹅村东发掘一处春秋早中期墓地，出土了一大批重要文物，其中包括多件带铭文的青铜器。发掘者根据铭文内容和专家研究，认为该墓地是召氏家族太保燕仲一支在东周王畿内的采邑公共墓地。

根据对发表资料的初步观察，该墓地的墓葬形制和随葬青铜器风格等基本都具有这一时期周文化的典型特征，唯有一件铜罐的造型和纹饰风格极为独特，引人注目。

该铜罐（编号北白鹅M1：119）口径26厘米，底径12厘米，高30.5厘米，侈口、束颈、溜肩、平底。口部有一对双耳。颈部饰一圈绳索状纹带，肩部饰一圈3只具象的老虎造型纹饰。（图一）

这件铜罐形制独特，不同于北白鹅墓地所处周王畿及其附近地区同时期前后常见的周文化风格罐类器物，与当时常见的周文化陶器组合鬲、盂、豆、罐和庄重的青铜礼器组合鼎、簋、壶、鬲、豆、盘、匜、簠等显得格格不入。从纹饰风格来看，铜罐器表装饰的既不是这一时期周文化风格陶器上常见的绳纹和弦纹，也不是同期青铜礼器上流行的云雷纹、窃曲纹、环带纹、重回纹、夔龙纹、蟠螭纹等抽象而神秘的典型纹饰，而是非常具象的老虎形象纹饰。

虽然我们在典型的周文化陶器和青铜器器型、纹饰中找不到这类风格的器物及其源头，但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到更广阔的西北地区，这类器物及其纹饰风格的来源则一目了然。从器形看，这类侈口素面双耳（或单耳、无耳）罐在分布于甘肃中东部、宁夏南部一带和内蒙古河套地区两周时期的寺洼文化、西北游牧文化墓葬中较为常见，是其典型文化特征之一，如合水九站墓地出土的M20:10、M59:3（图二），宁夏南部固原彭堡于家庄东周墓地中出土的M17：16、M10：2、NM2：9、M5：1（图三）等。

陕北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周围的套杨坪、峰家塔和星星原一带的东周墓葬中也出土有北方文化特色的双耳罐，以素面为主，有些陶罐在颈部也有一圈附加堆纹，甘肃甘谷毛家坪B组东周遗存中也出土了同样形制的双耳罐，均被视为北方文化和寺洼文化因素。陕西黄陵县寨头河战国戎人墓地也出土了形制相似的双耳或单耳素面陶罐、铜罐，如M87:3（图四）、M59:3等。该墓地出土陶罐的肩部装饰一圈绳索纹的风格也与北白鹅铜罐一致。彭堡于家庄东周墓地盛行以羊、牛、马的头骨和蹄足殉葬，随葬青铜短剑、刀、戈、矛、镞及大量的泡饰、扣饰和马衔、马镳、节约、当卢等，是一处典型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西戎人群墓葬。杨建华通过研究，指出“器耳与口沿平齐的双耳罐是甘肃青海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流行的器物。”、“双耳罐从春秋晚期开始广泛流行于整个北方长城沿线，包括冀北的白庙墓地”甚有道理，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这类素面单耳或双耳罐渊源有自，属于西北地区戎狄文化的特色器物。

从纹饰及装饰风格看，具象的动物造型纹饰特别流行于两周时期西北游牧文化的各种铜牌饰上，在从赤峰到鄂尔多斯，再到宁夏、甘肃广泛分布的游牧人群文化，如夏家店上层文化、桃红巴拉文化、毛庆沟文化和杨郎文化的墓葬中常见这类牌饰，与以马牛羊头蹄随葬的习俗共同构成两周时期北方和西北游牧文化的典型特征。颈部饰一圈绳索状附加堆纹的装饰风格也常见于上述西北地区单耳、双耳或无耳罐上，是其特征之一。

通过以上比较研究可以看出，这类形制独特的陶罐为周人西北地区的羌戎人群所特有，是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北白鹅墓地出土铜罐正是这类陶罐的青铜制品。这类罐出现并广泛流行于西北地区羌戎文化之中，应与其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如果能对罐内遗留物进行微量元素分析，也许我们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答案。

中原地区同类遗物的考古发现

两周时期，这类北方和西北地区羌戎文化因素的遗存出现于中原周文化区内的现象虽然不常见，但并非仅此一例。

据现有考古资料，早于北白鹅墓地的有：2000年在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发掘的第113号墓随葬一件绳纹双耳青铜罐（M113：125），敞口高领，束颈斜肩，折腹下收，平底，绳索形双折耳，腹部饰绳纹一周（图五）。第114号和113号墓属夫妇并穴墓，时代为西周早期晚段，墓主可能是西周早期的晋侯燮父及其夫人。同类型的罐在中原地区陶器和青铜器中均未见，但相似的陶双耳罐在西北的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中却常见，有其悠久的使用传统，所以多位学者认为这类器物反映了晋文化与西北戎狄文化之间的往来。

2019年，在西周都城—丰镐遗址内的大原村南发掘一座西周中期墓葬，该墓虽被后期严重盗扰，但墓内仍出土铜戈1件、陶罐1件（M10D1:1）。其中陶罐为泥质灰陶，素面，口径14.8厘米，底径8.8厘米，高22.1厘米，直口微侈，口沿一侧有流，微束颈，溜肩，上腹微鼓，平底微凹，与周文化的陶罐风格迥异（图六）。与之相应的是该墓填土中有以马牛的头蹄祭祀和以羊为牲的现象，也不同于典型周人墓葬。据研究，该陶罐与约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新疆察吾乎沟口墓地出土的带流罐十分相似。当然，这类陶器的来源地未必有如此遥远，如果我们不强调器形的绝对一致，从其整体风格来看，该陶罐与西北寺洼文化的素面陶罐有类似之处，属于西北羌戎文化风格的器物。尤其是考虑到该陶罐与牛马头蹄葬和以羊为牲的习俗同处一墓的现象，我们可以推测该墓主人与西北羌戎人群关系密切。

与北白鹅墓地基本同时或稍晚的同类型陶罐的重要发现有：山西临猗程村春秋墓出土一件陶双耳罐（M0007:1），夹砂褐陶，素面，侈口，束颈，深鼓腹，平底，口沿至颈部两侧各有一耳，口径13.6厘米、通高19、腹径14.8厘米、底径7厘米，器形与北白鹅墓地出土铜罐很相似（图七）。

该墓地的墓主应为晋国贵族家族。据报导，河南渑池鹿寺西春秋戎人墓也出土有同类型陶罐。最典型的同类型陶罐当属河南伊川徐阳村发现的一批戎人墓葬中出土的单耳陶罐，其中仅西区18座墓葬中就出土这类单耳罐6件，如M7:2（图八）、M10：1等，均为敞口，圆唇，束颈，沿下单耳，深弧腹，平底，与北白鹅墓地铜罐形制非常接近。同出的还有西北游牧文化典型器物——铜鍑（15LYX西区M20:13）。该墓地同样存在突出的以牛马羊头蹄随葬的习俗。结合文献记载，学术界普遍认为该墓地的主人是春秋时期内迁到伊洛地区的戎人贵族。

此外，分布于北白鹅墓地毗邻区域并与北白鹅墓地基本同时的三门峡虢国墓地、韩城梁带村和刘家洼芮国墓地出土的金带饰、金丝绕环和金杖首等也被学术界认为是来自西北游牧人群甚至更遥远的西方文化喜好黄金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且刘家洼遗址出土的金箔虎、铜虎等装饰图案与北白鹅铜罐上的虎纹造型相似，都是受到西北戎狄文化影响的产物。

从这些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当时的戎狄文化因素已出现于华夏文化中心区域，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分布特征。垣曲北白鹅墓地、韩城梁带村与澄城刘家洼芮国家族墓地、临猗程村墓地、毛家坪秦墓等所见戎狄文化遗存显示出华夏文化吸纳戎狄文化的一面。伊川徐阳戎人墓地、黄陵县寨头河墓地、河北行唐故郡、灵寿中山国都城和王陵等则呈现出戎狄人群内迁并逐渐融入华夏文化之中的一面。

两周时期戎狄与华夏关系的见证

如何理解以这类罐、牛马羊头蹄葬习俗为代表的西北戎狄文化因素出现于两周都城、王畿及其附近地区墓葬中这一物质文化遗存现象呢？我们认为，这一文化现象是两周时期周戎关系的反映，从考古学上印证了两周文献与金文中有关周人与西北戎狄族群关系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王朝的兴衰与西北羌戎的密切关系，彼此相处融洽则周人兴，相互敌对则周人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戎狄融入华夏文化的历史过程。

《周易·未济·九四》记载：“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邦。”《史记·五帝本纪》的《索引》注“北逐荤粥”中的“荤粥”说：“匈奴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汉曰匈奴。”所谓的玁狁（或写成“猃狁”）、戎狄等都是广义的西戎，王国维说“西戎即猃狁，互言之以谐韵”。“古之獯鬻、猃狁，后人皆被以‘犬戎’之名，则攻幽王、灭宗周之犬戎，亦当即宣王时之猃狁。”“随世异名，因地殊号。”“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

周人兴起于西北，与西北羌戎文化关系本就极为密切。《孟子·离娄下》说：“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有学者提出周人与戎或为同一种族。沈长云认为周人出自居住在今陕西东北部及山西西部黄河两岸一带的戎狄族人，即文献中的白狄。从文献记载可知，周人能够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采用了与西方众多部族联盟的政策，其中典型例证如姬姜两姓的长期联姻，齐、申、吕等都是来自姜姓的重要封国。考古发现显示，具有明显自身文化特色和明确自我意识的周文化大约在商代后期才兴起于关中西部一带。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周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西周时期的周文化既有关中西部地方特色因素，如联裆鬲、高圈足簋、小口折肩罐等，也有学习自商文化的以青铜容器和乐器为代表的礼器和以戈矛等为代表的兵器，即所谓“祀与戎”的礼乐文化大传统和商文化风格陶器分裆鬲、豆、殷式簋等，以及商周文化共见的土坑竖穴墓葬俗等因素，还有吸收融合自西北地区刘家文化、李家崖文化的因素，如乳状袋足鬲、蛋形瓮、銎首兵器等。虽然周人未必就出自居住在今陕西东北部及山西西部黄河西岸一带的白狄，但学术界普遍认同先周文化的部分人群来自于晋陕高原，与李家崖文化关系密切。

随着广泛接受礼乐文化大传统，周人不断融入华夏礼乐文化圈之中并最终代商而成为天下共主，在早期，周人尚保持了与西北戎狄的友好、合作关系，周人的触角也借此深入到宁夏南部一带，留下了固原中河乡孙家庄墓葬、彭阳姚河塬遗址等典型周文化遗存。到西周中期，随着文献中所记载的“穆王征犬戎”和小盂鼎铭文所记载的“征鬼方”历史事件所导致的“自是荒服者不至”的周王朝与戎狄人群关系的恶化并成为敌对关系，周王朝的政治势力在西北方向不断后退，典型周文化遗存不断消失，姚河塬遗址等渐被放弃。到了西周晚期，周人与猃狁发生了激烈而频繁的战争，《诗经》和青铜器铭文对此有诸多记载，如《诗经》中的《采薇》篇写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猃狁孔棘！”《出车》篇写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猃狁于夷。”《六月》篇写到：“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猃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薄伐猃狁，以奏肤公。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国。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猃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不其簋、兮甲盘、多友鼎、虢季子白盘、逨鼎等青铜器铭文都有关于周王朝与猃狁战争的记载，如兮甲盘（图九）铭文记载“王初格伐猃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多友鼎铭文记载周厉王某年十月，猃狁侵犯京师，周王命武公派遣多友率兵抵御。多友在十几天内，共打4仗，都取得了胜利，杀掉敌人350余人，俘获23人，缴获战车127辆，并救回了被俘虏的周人。虢季子白盘铭文记载“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馘于王”。尽管《诗经》、青铜器铭文所记载的都是周人获胜的好消息，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正如《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随着周王朝对西北的控制不断被削弱，羌戎人群也不断内迁，频频深入到周文化核心区，直到西周末年，姜姓的申侯联合犬戎攻陷周王朝都城丰镐，杀死幽王，占据王畿，迫使平王东迁洛阳，并导致春秋时期的“南蛮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局面。

春秋之时，戎狄盛极一时，成为华夏诸国的主要敌人，各位霸主必须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联合华夏诸国抗击戎狄为名，才能号令诸侯。

另一方面，戎狄与华夏的冲突过程也是文化、族群接触与融合的过程。秦人通过攻灭占据周王畿的各个西戎小国，从戎狄手里夺取领土和周余民，将自己的势力东扩到关中地区。晋国不仅通过战争将戎人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之下，如晋国灭赤狄后，将戎狄人口编入晋军，还通过联姻建立起自己与戎狄部族更紧密的关系，如晋献公在讨伐戎狄的战争中，从骊戎得到美女骊姬，晋献公取大戎狐姬和小戎子，生下重耳（晋文公）和夷吾（晋惠公）。这些戎夏混血的公子与戎狄部族关系密切，如晋惠公母系是允姓之戎，公子重耳落难时投奔白狄部落。公元前525年，晋国荀吴率军消灭陆浑国，陆浑戎的统治者逃到楚国，成为楚国封君体系的一部分。中原地区的陆浑地名和湖北的安陆等与该民族的迁徙、流散有密切关系。

从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看，在戎狄与华夏的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虽然中原华夏诸国接受了一部分戎狄文化因素，如两周遗存中所包含的戎狄文化因素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所显示的那样，但更主要的则是戎狄人群不断接受华夏礼乐文化大传统，日益增强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最终融入到华夏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一份子。徐阳戎人墓葬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该墓地墓葬虽然保持了牛马羊头蹄葬习俗和带耳罐等一些戎狄文化的传统习俗与用品，但土坑竖穴墓形制、棺椁制度、随葬大量青铜礼乐器钟鼎豆罍壶盘匜舟簋盒以及陶器与仿铜陶礼器组合的罐鼎鬲豆壶盘匜舟等现象都体现出华夏礼乐文化大传统的文化特色，呈现出孔子所说的“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的文化融合特征，说明这些戎人已经广泛认同并接受华夏礼乐文化大传统。

从“夷狄交侵”到“以夷变夏”，两周时期华夏族群与戎狄族群的互动交融过程正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典型例证和具体体现。将北白鹅墓地出土的铜罐置于这一历史背景中考察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可以说，它汇聚了西北游牧文化器物与纹饰特色的典型要素，制作精美，是两周时期西北游牧文化的标识性文物和戎狄与华夏文化交流、族群融合的历史见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