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最高峰，是当时闻名于世界的东方最强大的帝国。唐朝首都长安是一个上演世界性文化的大舞台，它相容并蓄著世界各地区的文明，又独立创造著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也继承发展着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优良部分。从中国佛教史的发展情况看，唐朝也是最繁盛的时期，层出不穷的高僧大德，宝刹林立的佛家香火，丰富多采的艺术 ...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最高峰，是当时闻名于世界的东方最强大的帝国。唐朝首都长安是一个上演世界性文化的大舞台，它相容并蓄著世界各地区的文明，又独立创造著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也继承发展着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优良部分。从中国佛教史的发展情况看，唐朝也是最繁盛的时期，层出不穷的高僧大德，宝刹林立的佛家香火，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都曾在长安城中一展风姿。如果我们再从石窟寺艺术的角度观察，发源于长安的唐风造像与壁画艺术，可以在位于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莫高窟，和西南边陲的桂林西山看到它们的流传广远。但是，昔日长安城中发达的寺院艺术绝大部分已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从幸存下来的一些造像中窥探到其中之一斑。同时，幸运的是，分布在长安城周围唐代开凿的石窟寺中，还保存着不少直接来自长安的佛教造像艺术，这是我们探索唐风佛教艺术源泉的主要依据。彬县大佛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

今西安市西部的彬县，是古代丝绸之路西出长安东段北道上的第一站，唐代称作邠州。在彬县城西10公里的水帘洞乡大佛寺村附近的清凉山上，有一处大佛寺石窟，现存有洞窟100多所，还有不少的摩崖造像龛，是陕西省境内最大的一处石窟群（图1）。它们面北背南，前有泾河婉蜒东流，窟前屹立的五层楼阁，使这一带幽美的环境增添了一股灵气。大佛寺石窟的数量虽然不少，但有造像的只有近20所，包含了大小造像1500余尊。在山崖间，当年供给僧侣们修行与起居用的僧房窟，系列成组地排列著，它们彼此之间使用栈道、石廊或竖井形通道相连接，这种庞大而连贯的僧房窟群在全中国范围来看也是极少见的。在有限的若干含有造像的石窟中，大佛洞、千佛洞和罗汉洞的规模最大，保存的造像也最多最完整。

图1：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外观

　　

大佛洞

大佛洞，雄踞于大佛寺石窟群的中心，它不仅是这处石窟群里最大的一所洞窟，也保存着全陕西省最大的一尊佛像。它的平面近似于凸字形，横宽34.5米，进深18米，高23.5米。洞窟上部的总体构造是穹窿形的，中间还有一个残损的横向人字披，很像两面坡的房屋样子。位于窟内正壁的是一尊巨大的坐佛像，高达20米，占据了窟内的很多空间(图2)。位于前壁的大型明窗正好可以透过一束光线，照射在大佛的面部，在整体幽暗的反衬下显得格外神秘。在东西侧壁上还各有一尊高约17.5米的立菩萨。1996年，考古工作者们发掘清理了大佛洞的原始地面，发现了大佛与立菩萨原来的台座。在大坐佛的身后还开出了一条环形甬道，这样就可以使信徒们绕着大佛作右旋礼拜了。这种洞窟的使用功能，会使我们联想到拜城克孜尔石窟中的大像窟，到了北魏时代，大同的云冈石窟里也出现了这种带有环形甬道的大像窟，所以，这样的作法，乃是大佛寺对中国石窟寺古老传统的继承。

图2：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大佛洞内景（唐贞观二年，628年）

在大佛背光的左下侧，刻着“大唐贞观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造”的铭文，其中的时间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627～649年）执政的第二年，即公元628年。现在窟内巨型坐佛像的表面经过了后代重新塑做，而大佛背后的头光与背光还保留着开窟时的雕刻内容与造型。在大佛象征神圣的身后光环表面，刻着火焰纹、花卉和卷草纹图案，其间还穿插了众多的飞天伎乐和坐佛形象的浮雕，展现出一派佛国世界里和谐、欢快的气氛（图3）。这些背光间的小坐佛却有着低平的肉髻、方圆的面庞、丰满而敦厚的身躯，保留了很多北周以来的造像特征。无独有偶，在全国其他地区发现的唐太宗时期的佛像，大部分是带有浓厚的前朝风格，而很少有新的时代特色。

图3：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大佛洞主佛背光（唐贞观二年，628年）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如果我们翻阅一下有关唐代的历史书，就会发现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不怎么信佛的英明皇帝。当时，正在终南山龙田寺修行的和尚法琳（572～640年），是反抗异教言论，竭力维护佛教的代表人物。他写了一篇《辩正论》呈给了唐太宗，里面详尽地阐述了信仰佛教的好处。不料在公元639年，道士秦世英对唐太宗说：“《辩正论》实际上是在毁谤皇室。”唐太宗一怒之下决定削剪佛教，并将法琳逮捕下狱。法琳不服，在朝廷上反驳唐太宗，为佛教据理力争。唐太宗回答说：“你的《辩正论》里不是说，只要经常念著观音菩萨，就连刀枪也不能伤害自己吗？那我就给你七天时间，让你在大牢里把观音念个够。七天以后，我就要杀你的头，到时候看看观音菩萨能不能来救你。”等到七天以后，刽子手们将要行刑时，唐太宗再次问法琳：“观音这时为什么不来救你呢？”没想到法琳却回答说：“这七天以来，我没有念观音菩萨，而是一直念著陛下您呢！因为我知道陛下是圣明天子，已经具备了观音的品德。如果陛下作事公正，就一定会救我的。”唐太宗很佩服他的诡辩才能，不得不免了他。这个故事很能说明唐太宗对于佛教的态度，他既不提倡，也不排斥，而是严格限制着佛教的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佛教艺术也很难出现全新的风采。

我们再回头看看大佛洞前壁那些补凿的众多佛龛，会发现它们的造型风格就完全不同了，而表现出了我们心目中的大唐典型的艺术风尚。这些佛龛大部分是在唐高宗（650～683年在位）和武则天（690～704年在位）时期补凿的，这两位皇帝都是极力提倡弘扬佛教，在他们执政的50多年时间里，唐朝的佛教艺术发展到了辉煌的顶点。大佛寺石窟群中最能体现这段历史时期的造像艺术，主要保存在千佛洞和罗汉洞中。

图4：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千佛洞内景（唐，7世纪下半叶，刘晓华摄影）

千佛洞和罗汉洞

千佛洞是一所平面近似于正方形的大型中心柱窟，由于窟内不太高，而中心柱又比较宽大，所以，它的形制和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楼阁塔形中心柱有一些区别。只有中心柱正面的几个大龛似乎有一些规划，而其他壁面的佛龛都是大小不一、杂乱无章地排列著，这是洞窟凿成后不断补刻的结果（图4）。从造像龛间的一些铭文题记来看，大部分应该是武则天执政时期的作品。罗汉洞的规模略小一些，形制比较特殊，西侧是马蹄形的窟室，正壁开出一所大龛，东侧是竖长方形的窟室，彼此间连通著（图5）。其实，它是一所未完成的中心柱窟。壁面间的很多佛龛也是无规律补刻上去的，造像的风格大致与千佛洞相同，年代可能稍晚于千佛洞。

图5：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罗汉洞西侧窟室（武周）

千佛洞和罗汉洞众佛龛的造像题材有单尊佛像、双尊佛像、一佛二菩萨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单尊的菩萨像和佛装的地藏菩萨像等。有的在佛、弟子、菩萨一组造像中还加入了天王与力士。这些造像所共有的时代风格是：都具有鼓胸、细腰、宽胯、头身比例适度、身躯丰满健康的体型特征（图6）。这是集人体的健与美于一身的造型艺术，是从北周的丰满型佛像发展而来的新型艺术。特别是有的立菩萨像，清晰地显露著女性般的优美身体轮廓，再加上向一旁扭动着的胯部，如舞蹈动作般的手姿，完美地刻划出了菩萨的妩媚与婀娜。这是大唐盛世带来的积极向上精神在出世的佛教艺术中的体现。

图6：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千佛洞Q71（武周长安二年，702年）

大佛寺石窟千佛洞与罗汉洞的造像艺术基本风格，我们还能在耀县药王山初唐时期的摩崖造像中见到。这种风格的初步形成有可能是在唐太宗执政时代，到了唐高宗执政的初期，长安的唐风佛教造像艺术被带到东都洛阳，在那里她得到了发扬光大。大佛寺石窟体现了长安城的唐代艺术风貌，而遍布各地的唐风造像，也正是从唐朝首都一带起步，走向四面八方的。

来源：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