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国势强盛,对外又推行着开放政策,因此,唐长安是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那时,中亚诸国包括昭武九姓、拔汗那和阿姆河两岸,在七世纪后半叶都属唐朝的羁縻州。阿姆河以北的康国、以南的吐火罗都是大国,这些地方在唐前期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双方使节来往,关系密切,文化、贸易交往均极频繁。八世纪大食人入侵中亚以后,唐朝虽承认了大食在中亚的地位,但昭武九姓仍与唐保持密切关系。

除了罗马、印度以外,在文化交流上,萨珊朝(公元226～642年)艺术,对于唐代工艺美术是另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外来因素。萨珊工艺以金银器和仿织品最为突出。金银器皿及其制造技术的输入,对唐代金银器皿制作的发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些影响在初、盛唐时非常显著,就是到了晚唐,仍保持这方面的影响。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双凤衔瑞草纹五足朵带炉台,台盘中心錾翱翔的双凤,口衔瑞草之纹样,就是源于萨珊鸟衔瑞草,不过是从单、立鸟变成了双、飞鸟。类似的图案在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鎏金双凤纹银馆、六臂观音盝顶纯金宝函的盖面上都使用,可说萨珊艺术的生命,超过了王朝生存的年代,到九世纪仍有余绪可觅。

萨珊传入中国的工艺还有织锦。萨珊织造的丝绸当时称为“波斯锦”,在五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波斯锦后来风靡中、西亚,并输入中国。隋代,波斯曾献金绵锦袍,这应是织金锦一类物品,因此,组织殊丽,华贵异常。隋文帝即命掌细作署的何稠仿制,“绸锦既成,踰所献者,上甚悦。”(《隋书》本68卷)。于是,波斯锦的织法开始被隋代织锦普遍采用。这类织金锦在地宫有许多发现,而且橪金线的直径仅0.1毫米左右,技术高超,无与伦比,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织金锦实物标本。波斯锦多采用斜纹的重组织,纬线起花,夹径常用双线,所用丝线加捻较紧。在花纹上是以联珠组成圆形规范,形成装饰单元的。法门寺其他类纺织品亦深受波斯影响。如绢的纬线加捻,甚至绉纱的纬线还是强捻的;绫子的表面多为斜纹。在装饰方面,圆形规范的双凤衔瑞草纹是主要纹样,替代了汉魏的卷云、各种鸟兽横贯全幅的布局。

中国丝绸运往国外,而奔波于丝绸路上的“高胡”则携带价值奇昂的珍珠、宝石和香药入中国;从海路上也运来南海各地的乳香、沉香、龙脑、胡椒、珍珠、琥珀等等。这些异宝奇珍不仅成为礼佛的供品,而且也是香料药物。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献物帐》上,就记载有懿宗皇帝供奉给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乳头香二枚(重三斤)、檀香山二枚(重五斤二两)、丁香山二枚(重一斤二两)、沉香山二枚(重四斤二两)”的帐目。僖宗供奉的“银稜檀香木函一枚”也在物帐上明确记载。以香料为山是佛教信仰的缘故,但在每种山之后注明重量则是这类物品价值昂贵,来自海外所致。这类舶来品,在地宫中比比皆是。如懿宗供奉盛放第一枚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内,每重之间均以乳香末衬垫。捧真身菩萨通身所饰的珍珠璎珞,约有200多枚。颗粒饱满,形态圆润,光泽耀目,难能可贵,经鉴定为波斯湾的海珠;另外,还发现琥珀狻猊,玳瑁质地的开元通宝,以及盛放第三枚佛指舍利的水晶椁子上之黄、蓝宝石。这些琥珀、玳瑁、宝石,均应是波斯、海南诸国的产品,可以看出当日唐朝与中、西、南亚各国贸易的内涵了。

唐初一百多年中印关系密切,不但僧侣往来不绝,而且官方使节也常有往还。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时,于公元661年春从迦毕试古王寺取得佛顶骨一块,携回长安在宫内供养。这片佛顶骨今已不知所在,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则是国际佛教界的瑰宝。当时来华传教的中亚僧侣很多,如石国的释神会(720—794)就家居扶岐,自称凤翔人。在咸通十五年(874年)送归佛指舍利的,就有天竺僧伽提和,囚此殊功,僖宗赐紫并允许他回国。

七世纪佛教在中、南亚己频于衰败,大乘佛教走向空洞而繁琐的理论探讨。佛教为争取群众,便采取印度教办法,使佛教和印度教以及流行的迷信思想结合起来,成为新教派——密教,并于八世纪在印度佛教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唐开元四年(716年)、八年(720年),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入《大日经》、《金刚顶经》,从而把密教由南亚输入到中国。密教认为世界万物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众生如依法修“三密”,即手结印契、口诵真言(咒语)、心观佛尊(大日如来),即身成佛。密宗仪执复杂,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皆有严格规定。在地宫中盛放第三枚佛指舍利的鎏金曼荼罗坛盝顶银宝函的函盖及其四侧,均为密教曼荼罗坛场,盖心为大日如来,手结曼荼罗印契。这些都应是八世纪初从印度传入的密教仪执。另外,在地宫后室每个角隅放置灌顶用的阏伽瓶一个,中央有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大银盆,应是行灌顶之礼使用的器具。阏伽瓶瓶底以墨书写明东、西、南、北四字,说明地宫后室即为密教之坛场。中室、后室均放置佛指舍利,而门扉及各室东北、西北两隅均设天王雕像。这四天王在密教视为坛场的四方守护神,因此,中室也应为密教法坛。由此可知,南亚之密教为唐皇室信仰之程度了。

明代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记述泉州东南灵山有默德那(麦地那)国二人的墓葬,据《回回家言》:“默德那有吗喊叭德(穆罕默德)圣人……门后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关于伊斯兰教传入长安时间,不见早期史乘。但从海路在隋大业末可能己传入中国。武德初由广州而北上长安建寺,并受到唐朝保护。大食人均信奉伊斯兰教,而对佛教是极端排斥的。佛教与伊斯兰两教在七一十三世纪,在中、南亚是水火不容的。但唐人包括皇室在内并未接受这种观点。因此,以大量的伊斯兰早期琉璃器供献给释迦牟尼真身。有的琉璃盘上有“默赫拉巴”伊斯兰纹样。这是指真主所在之地。伊斯兰琉璃器进入皇家生活圈子,亦可想见伊斯兰教在长安传播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