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后记

《西北史地与丝路文明》即将出版，不由使我回想到自己的学习、研究历程。我是1979年考入甘肃师范大学（原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由于我们上两级（77、78级）的外语都是学英语，到我们入学时，英语老师已经很紧张，而俄语老师却无事可干。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决定我们79级的文科系外语全部学俄语。再加上当时史学界的热点之一是中俄关系史，西北地区相关学术单位正在联合编著《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我学习的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承担了沙俄侵略帕米尔部分的编写任务，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吴廷桢老师承担了此项工作。为此，吴老师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帕米尔问题和中俄关系史研究上，并在1977年第6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沙俄武装侵占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历史真相》一文，主持编辑了《帕米尔资料汇编》。正是由于这一机缘，大学初期我对中俄关系史比较关注，并在吴老师的指导下，撰写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略论林则徐对沙俄侵华的预见》。这篇习作经吴老师精心修改后，我们联合署名在《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发表，这就是收入本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略论林则徐对西北边患的预见》。

后来我学习的热情虽然转向了敦煌学，但对中俄关系史和西北史地仍然多有关注，撰写了《法显西行印度试探》一文，由于吴廷桢、郭厚安老师的提携，在西北师院历史系主办的内部刊物《历史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3期刊出，署名是“83级学生刘进宝”，也是本期作者中唯一的学生。后来由于阅读范围的广泛和认识的加深，尤其是章巽先生的《法显传校注》于1985年初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所见史料更多，我就将这篇习作修改增补后，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发表，这就是收入本书第三章第四节的《法显西行述论》。

正是因为大学阶段的学习兴趣是包括敦煌学在内的西北史地，所以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是西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经营，在潘策老师的精心指导下，阅读了一些基本的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影响最深的是安作璋先生的《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在阅读本书期间，恰好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安先生的《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由齐鲁书社重印，立即给出版社汇款购买，不久出版社将购书款退回，并说无书（后来得知，出版社改变了出版计划，没有重印出版）。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武大读博士时，在武汉的旧书店遇到此书后，便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作为自己大学求学时代的纪念。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工作期间，2003年去济南出差时，曾专门拜访过安先生，并谈到了学习、购买此书的经历。2006年5月安作璋先生来南京时，我专门请安先生在书上签名留念。

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由于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对汉代河西历史和西域经营问题，还是有所关注，在《理论学习》1987年第2期发表了《霍去病与河西之战》，同时参加了郭厚安、陈守忠先生主编的《甘肃古代史》的撰稿。本书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就是在原稿基础上增补修订的。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到刚成立的敦煌学研究所工作，教学与科研的重点自然是敦煌学。但由于跟随金宝祥先生攻读隋唐五代史的硕士学位，再加上参加一些集体项目，还曾在《丝绸之路》杂志社做过一段兼职编辑，所以对丝绸之路和西北史地仍然比较关注，也断断续续写过一些文章和书评。

2013年调到浙江大学后，恰好浙江大学对口支援塔里木大学，浙江大学、塔里木大学、浙江省文物局、新疆文物局两方四家签署协议，合作研究新疆历史文化。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浙江大学牵头成立“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以此为契机，我们主编出版《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计划出版40本，已经出版25本），创办《丝路文明》学刊。由于主编丛书，主办刊物，尤其是将个人的学术研究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结合，研究的重点也从敦煌学扩展到丝绸之路，本书的主体就是这一阶段完成发表的。

本书所收文章，最早的写于大学学习阶段的1982年，最晚的写于2021年，前后恰好是40年。其中既有学术性较强的论述，也有知识性的普及文章。收入本书时，尽可能进行了增补修订，并统一体例，规范注释，但时代的痕迹是无法抹除的。所以在书后附了“作者已发表与本书相关的文章目录”，以便存真。

本书史料的核对主要是赵大旺、宋翔两位年轻教师承担的，同时，我的研究生也参与了部分工作。书稿的文字录入、图版的扫描和校对，主要是张晓莹老师承担的。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如有任何的不足或错误，自然由我承担。

刘进宝

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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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文摘

汉在河西的边防设施

自从河西归入汉的版图后，西汉王朝为了保证这个地区的安全和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便修筑了其安全防御线一长城。

河西长城是随着边防形势的变化在几个不同时期分段修筑而成的。

令居以西至酒泉：汉筑令居以西之边塞，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汉书·张骞传》亦详记此事，而注引臣瓒曰：“令居，县名也，属金城，筑塞西至酒泉也。”《汉书·西域传》云：“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徳，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在河西之战中打败了匈奴，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降汉，汉始有河西之地。故知令居以西至酒泉长城的修筑，是元狩二年以后之事。《史记·匈奴列传》称：“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可知，令居在票骑封狼居胥禅姑衍时，已成为西北之军事要冲。令居既成为边防要塞，那么，保护其安全的边防设施长城也一定建立起来了。而骠骑之封狼居禅姑衍为元狩二年稍后之事，因此，令居塞之起筑，也就在元狩二年或稍后的时间。

酒泉至玉门间：酒泉至玉门间这段长城，是在赵破奴、王恢破楼兰、姑师以后修筑的。《史记·大宛列传》载：“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按赵破奴与王恢虏楼兰王，破姑师，事在元封五年（前106年），而《史记》记酒泉至玉门的长城之修筑，与此事并述，可知酒泉至玉门的长城，筑于元封五年。

敦煌至盐泽间：敦煌至盐泽这一段长城，是李广利伐大宛以后修筑的。《史记·大宛列传》云：“汉已伐宛....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汉书·西域传》亦言及此，云：“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这里所说的盐水或盐泽，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之罗布泊（又称蒲昌海）。汉自敦煌至罗布泊所筑长城是在李广利伐大宛之后，而李广利伐大宛，始于太初元年（前104年），终于太初四年（前101年）。可知，此段长城的修筑，当在天汉年间（前100年—前97年）或稍后。

这只是河西主要的儿段长城建筑情况，而整个长城防御线的修筑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公元前127年，汉朝收复“河南地”后，置朔方、五原郡，移民垦荒，并将秦时沿黄河的长城加以修整。这是武帝第一次大规模地修整长城防御线。公元前121年，汉收复河西后，便把长城由朔方沿黄河往西延长至令居。随后，汉朝政府又将长城从令居分段向西延长到玉门，所谓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以后随着匈奴势力不断向西北转移，汉朝也相应地加强了西北边防。公元前101年李广利伐大宛取得胜利后，汉王朝又把长城延伸到了盐泽。《汉书·西域传》日：“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这就是河西走廊以北东西长达千余公里的边塞防御线——长城。

长城在汉代又称为“塞”，由每隔五公里左右的小城堡连着。小城堡设有发放警报的“烽台”，称为“亭”或“燧”。这些小城堡按其大小派驻着几十名到一二百名戍卒，由“候长”“燧长”管理。隔若干个“燧”，有一个较大的城，叫作“障”，由“侯官”统率。各候官又由都尉统率，都尉住在更大的城堡里，即郡城或县城。故以“亭”“障”往往连用，代表着长城的防御工事

住在亭障的士兵，要密切注视敌情，称为“斥候”，有警要放出信号，称“烽燧”。驻在亭障的戍卒，也要开垦田地，疏通水利。他们保卫者我国古代西北边疆和人民的生产。

关于汉代的烽燧制度，《汉书，贾谊传》日：“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文颖注云：“边方备胡寇，作高土橹（橹为无顶之屋），橹上作桔皋，桔皋头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举之以相告，日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日燧。”张晏注云：“昼举烽，夜燔燧也。”从此可以看出汉代的烽燧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