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3年5月3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通识讲座“对话中轴线”系列活动第六讲于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403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教授主持，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研究员，讲座题目为《辽上京考古发现与辽上京规制》。　　讲座开始，董新林老师首先从时代背景出发，阐明了辽朝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辽朝和五代、北宋 ...

　　2023年5月3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通识讲座“对话中轴线”系列活动第六讲于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403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教授主持，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研究员，讲座题目为《辽上京考古发现与辽上京规制》。

　　讲座开始，董新林老师首先从时代背景出发，阐明了辽朝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辽朝和五代、北宋共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表明，辽朝在诸多方面承继了唐朝的传统，曾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文化。从都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帝都由唐朝以前的“东西分立”到第二次南北朝时期后的“南北摆动”，与唐帝国以后北方民族建立的帝国同汉族集团不断争战、共存、交流、融合，逐渐建立胡汉一体的中央集权国家密切相关。就中国都城的规划和平面布局而言，北中国的辽上京城和南中国的北宋东京城，在城市规划设计理念和平面形制布局等方面各成系统，对后世都城的营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后，董新林老师介绍了契丹辽王朝的疆域范围和年代跨度，为研究搭建了时空框架。接着从形制结构、总体布局两方面总结了2010年以前学者对辽上京城的基本认识。从形制结构来看，辽上京遗址平面略呈“日”字形，由南北二城组成，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北为皇城，南为汉城。从整体布局来看，内蒙古的文物工作者特别是参加辽上京遗址考古勘查工作的学者陆续对上京遗址进行了初步研究，对重要建置的位置进行了初步复原。

　　2011年到2022年，辽上京遗址考古工作系统推进，在精耕细作的发掘理念引领下，通过考古勘探、试掘、发掘、重点解剖等方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接下来，董新林老师按时间顺序概要介绍了辽上京遗址考古发现和研究，同时展现出对城市考古方法论的思考。

　　对辽上京遗址的发掘始于2011年对皇城西门遗址的发掘。发掘表明，该门址形制为单门道，带瓮城，辽代始建、金代沿用并有所改建。2012年发掘皇城西山坡遗址考古，发现三处平面呈六边形的佛塔基址，通过细致的清理工作，确认出一号建筑基址的柱网结构，塔基中还出土了泥塑造像，确定其建筑性质为一处佛教寺院而非宫殿。

　　2013—2015年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2013年对皇城南部的考古发掘，初步建立了辽上京出土遗物的考古学编年，探明了南门大街的位置和形制。2014年对宫城墙、宫城西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按照北墙、西墙、南墙的顺序，确定宫城墙位置。找到了辽代宫城西门门址、金代早中期房址、金代晚期“西大院”墙址的“三叠层”，说明辽宫城门、墙在金代已完全废弃，由辽至金城址格局了发生较大改变。通过2014年的考古工作，对辽上京城址布局和沿革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首次确认了宫城的形制规模和位置。2015年对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宫城一号院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目标为明确皇城和宫城的朝向和轴线。对皇城东门的发掘表明辽代该门址为一处三门道的排叉柱过梁式城门。对宫城东门址的发掘展现出“精耕细作”的操作流程，经过细致的发掘工作确认了宫城东门为三门道的殿堂式门址，规格很高，提供了皇城和宫城为东向的重要证据。由此初步揭示出辽上京存在一条东向的城市轴线。

　　2016年以后，为进一步探索辽上京皇城与宫城的朝向与轴线问题，对辽上京宫城展开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2016年对宫城南门遗址进行发掘，通过精耕细作发掘和关键性解剖发掘，对南门址的形制结构和沿革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确认了该门址为一处单门道过梁式城门。2017年对宫城内大型建筑基址开展发掘工作，确定一号建筑基址为辽代始建金代沿用，二号建筑为金代殿址。通过这两年的考古工作，确认了宫城内的东向轴线继续延伸到二号院遗址，而南向轴线上未发现任何大型建筑遗址，由此确定了辽上京的东向轴线。

　　2018年将重点放在了宫城的西北角，该处地表可见成排的建筑基址，占地面积大，时代和性质对于探索辽上京城市布局意义重要。经发掘，一号建筑基址呈南向，进深三间，面阔十五间，分为东、中、西三隔间。对柱网进行解剖后，可将其明确分为早晚两期，初步判断为金代遗址。2019年将重点放在寻找辽代遗址上，清理了排房中间的“圆形”建筑（2019JZ2），确定为辽金两期。上部为金代遗址，下部发现被破坏的辽代磉墩，确认为一处带回廊的辽代长方形院落殿址；还清理了一座与轴线上的基址并高的重要殿址（2019JZ1）。该殿址呈东向，进深九间，面阔八间，占地面积大，外墙涂红，殿内多隔间，可见其性质特殊。

　　2020-2021年，继续对西山坡佛寺遗址开展工作。该遗址占地面积大，在城内的地位重要，塔殿并列的寺院格局可以弥补辽金佛寺发掘资料方面的空白。通过发掘了解到西山坡佛寺遗址南院和北院为核心院落。南院由门殿、中殿、后殿组成带回廊的院落。2022年选择在辽上京皇城南部地层堆积较厚的区域发掘了皇城西南部建筑基址（2022JZ1），通过关键性解剖，明确其可分为三期，第二期改建后的辽代殿址占地面积最大，金代面积缩小。

　　最后，董新林老师从城址布局和城址沿革两方面总结了辽上京遗址12年考古工作的主要成果。城址布局方面，第一，获得了对辽上京宫城的新认知。首次确认辽上京宫城的准确位置和规模，更正以往对宫城范围的错误推测。第二，获得了对辽上京皇城城址布局和东向轴线的新认知，首次发现并确认东向的单一轴线布局。第三，确认西山坡遗址的性质为佛寺而非辽代早期宫殿区，对认识辽上京布局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第四，确认皇城的主要路网和护城壕。

　　在城址沿革方面，第一，获得了关于辽金两代城址沿革的认识，反映出从辽代都城到金代地方城的变化。第二，获得关于辽代早晚城址沿革的认识，提供了讨论辽代早期始建时城市规划的可能。第三，初步建立了遗物的年代序列，将有效推进对辽上京城址诸遗存的营建、使用和改建、废弃等过程的认识。

　　讲座的第三部分，董新林老师在分析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辽上京城市的规划理念——“辽上京规制”。辽上京呈现“日”字形平面布局，体现出因俗而治的统治理念；皇城和宫城形成“回”字形环套格局，是改进了隋唐长安城宫城偏于郭城后部或东北角的规划，确立“择中而立”居中思想的具体体现，更加突出“皇权至上”的统治理念。辽上京皇城东向规划中轴线，是中国秦汉以后历朝首都中唯一明确的东向轴线布局，是其独具特色的规划设计，反映出其尚东的北方民族特色。其轴线上宫殿建筑偏于宫城左侧，不居中的布局可能与北魏洛阳城宫城布局有一定渊源。“辽上京规制”对于金、元、清早期都城的营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如金上京城、元大都和金中都城、清北京城等。

　　余论部分，董新林老师谈及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整合问题，提出一切考古发掘资料都是新史料。从事历史时期考古发掘的学者，需要有相应的历史学知识，也要能够和自然科学进行多学科合作研究。考古学者应切实强化与古代史等同行的交流和合作，加强历史学科的融合协助，切实提升综合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

　　讲座结束后，魏坚老师对董新林老师在辽上京考古的田野实践和综合研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对董新林老师带来的精彩讲座表达了感谢。最后，在场的老师、同学就辽上京西北与西南部的缺角、门址沿革、宫皇城结构、城市考古方法论等问题向董新林老师请教，董老师耐心、细致地解答了相关问题。讲座在热烈的讨论气氛中结束。（文：张晓晴 图：杨青青）

（图文转自：“人大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