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6年第2期

2015年10月15～18日，由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中国新疆师范大学主办，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孔子学院、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李白研究会共同承办的“李白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的近50位国外汉学研究者与中方学者围绕着“李白”与“丝绸之路”的主题，在文学、历史、考古等多领域展开了充分讨论。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葛景春研究员的主题发言《李白及其诗歌中的丝路文化色彩》详细总结了李白本人及其诗歌中的西域文化因素，认为李白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和西域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代表性人物。吉尔吉斯斯坦学者也致力于这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伟大中国诗人的诗歌翻译及推介。来自吉尔吉斯国家科学院东干学与汉学研究中心的史斯尔·伊斯哈尔博士的发言《吉尔吉斯诗人翻译李白诗歌的特点》，介绍了吉尔吉斯诗人Э.Турсунов翻译的《望庐山瀑布》，К.Шакир翻译的《静夜思》，Э.Эрматов翻译的《独坐敬亭山》，并对其各自翻译的优点和未尽之处进行了详细的品评。上海博物馆陶喻之研究员《明清民间的李白——读图话李白》，以《历代古人像赞》《三才图会》等众多木刻版画李白像，与天津杨柳青等套色年画、京剧版画中的李白传奇场景，以及画家笔下李白人物绘画为素材，来解读明清以来民间视野中的诗仙李白形象。北京大学齐东方教授的《从李贤、李静训到李白——考古发现与李白先祖》认为，李氏有一房流寓到碎叶，即为李白的五世祖。李白的先祖落难后流落碎叶要继续生存，自然会浸染胡风，而这一家族的根基与当地融为一体并不困难。中央民族大学梁森教授《陈寅恪李白家世考辩平议》指出，陈寅恪断言李白为“西胡族类之深于汉化者”，依据信实史料而来，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仍存有疑点。以陈寅恪的立场来看，李白的文化身份远远超越了种族身份。苏州大学罗时进教授《李白“薄声律”的诗学背景及其“将复古道”实践》一文，从盛唐诗学发展的时代脉络出发，考察了李白所谓“薄声律”的相关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刘屹副教授《从周舍到李白——〈上云乐〉的艺术与宗教脉络再解读》一文，对于李白的诗作《上云乐》是否反映了唐代景教思想意识的问题进行了辨析。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李白“铁杵磨针”传说考》，研究了李白“铁杵磨针”这一中国古代经典励志故事，认为李白勤学的声誉与其诗文中对早年苦读的自述有关，而这个传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的《方舆胜览》。这一传说折射出勤学为天才必经之路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而李白作为诗人的名声，使其在中国的传说共同体中成为了最大公约数，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主人公，最终落在了李白身上。

武汉大学尚永亮教授《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百年研究述论》认为，唐代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马克附近，作为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当为热海碎叶，安西四镇之初置当为贞观二十二年，其间凡五置五弃，而碎叶与焉耆则在调露元年、开元七年发生两度交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研究员《中国学界对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碎叶）遗址研究概述》梳理了19世纪末至1998年俄国、苏联学者对碎叶城遗址调查与发掘。他指出，该地域相继发掘出罗城（东城）、子城（西城）、佛寺、景教教堂、火祆教及摩尼教墓葬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重要文物，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遗址的考古发现至上世纪60年代以后才真正引起中国学术界注意，张广达、宿白等先生先后发表过文章进行研究。1982年出土的杜怀宝碑及1997年出土的汉文残碑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薛天纬教授的《条支与碎叶》，辨析了原始文献中李白先世的流放地有“条支”、“碎叶”两种说法的问题。条支是一个泛指西域的大概念，碎叶则是西域的一个具体地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刘子凡先生《唐代的碎叶与庭州》通过对唐代碎叶镇与庭州关系的研究，考察了碎叶在唐代西域经营中的历史地位，碎叶与庭州共同承担起了镇抚天山南北诸游牧部落的职责。直到开元七年（719），唐朝正式以焉耆替代碎叶在四镇中的位置。碎叶与庭州的这种关系，也正体现出唐朝经营西域的基本战略格局。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尚刚教授《唐代诗文与工艺美术》，以唐代为例，选择典型诗文，考述了唐代诗文对于工艺美术研究的文献意义。新疆师范大学吴华峰副教授《唐诗“花门”考》，探讨了“花门”这一唐诗边塞意象，认为其源自于唐代“花门山”与“花门山堡”这两个现实存在的历史地理概念。自杜甫创造性的使用之后，经过宋人注解，“花门”才逐渐演化为一个民族的代称，并成为后世文史领域内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新疆师范大学孙文杰《清代西域诗的唐诗影响——以〈历代西域诗钞〉及〈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以吴蔼宸《历代西域诗钞》及星汉《清代西域诗辑注》所录清代西域诗为中心，探讨清代西域诗中的唐诗影响。

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国际关系与东方学系副教授伊万诺夫·谢尔盖先生《公元一千年前吉尔吉斯与新疆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以中国伊犁河谷地区古迹为例》，探讨了中国新疆伊犁河地区及吉尔吉斯天山和七河地区考古文化的关系。他仔细分析两个区的墓葬在墓穴形式以及出土文物上的相同和差异，指出同一时期中国伊犁河谷地区早期游牧民族的遗迹与天山和七河地区周边的塞克遗迹基本上类似，只是在细节方面有一些区别。至少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天山和七河的塞克文化进入中国伊犁河谷地区，并由此与新疆东部地区的其他文化产生关联，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反向的文化影响。哈萨克斯坦阿里—法拉比国立大学纳比坚·穆罕穆德教授《古代丝绸之路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历史名城——怛逻斯的演变》，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对丝绸之路上的另一座重要城市塔拉斯的历史进行了考述。他认为，中世纪怛逻斯城已成为较大规模且市场繁荣的中亚中心城市之一；突厥汗国物质文化和工艺制品质量达到令西方人惊讶的程度；中世纪唐朝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丝绸贸易额量的增长，必然对中亚地区乃至突厥汗国物质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突出表现在“营帐装饰以五彩缤纷的丝绸帷幔”之上；位于中亚的怛逻斯城也随之成为东西文明的交融纽带和桥梁。四川大学霍巍教授《考古学视野下的唐代吐蕃与中亚文明》，通过西藏考古材料的研究，对唐代吐蕃文化受到中亚文化影响的若干因素加以剖析，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吐蕃文化与中亚文明之间的关系，重点考述了黄金面具的中亚背景。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罗丰研究员《中亚粟特人墓葬与中亚西亚文物——以宁夏为例》，着重介绍了宁夏出土的与中亚、西亚有关的墓葬和文物。新疆师范大学刘学堂教授《中亚古代居民崇七习俗源流》，结合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对在中亚从历史到现代许多民族中都存在的崇“七”文化习俗的内涵及源流，进行了考证。

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国际关系与东方学系朱马纳利耶夫·藤奇博洛夫教授的《七至八世纪唐的中亚外交政策与游牧民族》，梳理了唐帝国与突厥争夺中亚的历史，探讨了在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作用下，唐帝国与突厥各自外交策略的实质。他指出，中亚的游牧民与定居农业文明之间总是处在对抗状态之中，突厥汗国与唐帝国在中亚的争夺就是这样一种对抗。持续了超过两个世纪的突厥汗国与隋唐的外交政策的特征是，双方都力图削弱对方，然后将对方从商道上排挤出去，以及在丝绸之路商道上建立军事政治控制。北京大学党宝海副教授《11～13世纪中国的两个景教家族》，利用汉文文献《耶律公神道碑》和《马氏世谱》《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结合其他中外史料，对耶律氏和马氏两个信奉景教的非汉人家族做了讨论，推测两个家族很可能来自景教传统更为深厚的中亚或西亚地区。他指出，如果把唐代、元代视为景教/聂斯脱里教传入中国的两次高潮，那么在此期间的11～13世纪，景教传入中国的渠道并未断绝，仍有新的景教信仰者把这一宗教带入中国的华北地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捷研究员《胡商贩马图考》，结合新出土资料、传世绘画作品和古文献资料，释读了北朝唐代胡商贩马图的背景，并对此历史现象做出较深刻的探讨。他指出，太原北齐娄睿墓以及忻州北朝壁画墓中，都发现有胡人贩马的内容。墓葬壁画中反复出现这个题材，一是西域的马品种优良，深受骑马民族青睐；二是胡商贩马到中原来卖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唐代大量出现的《驯马图》《调马图》《贡马图》等，实际都应当是《贩马图》或者《献马图》。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唐西州的马匹贸易——丝绸之路的冰山一角》，则是从唐代西州的马匹贸易入手，来讨论唐朝各级政府和沿路民众是如何利用丝绸之路的。他指出，马是唐代重要的军事和交通运输力量，唐代的马除了官马和私马外还有蕃马，而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蕃马贸易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西州当地是一个马匹的集散地，在西州的马匹贸易中，我们频繁地看到了粟特人的身影，他们作为国际商人和翻译活跃在丝绸之路上。

此次会议，还同时举办了朱玉麒教授《李白研究论著目录》的首发式。此书不仅是对近百年来中国李白研究丰硕成果的总结，也是推动李白研究继续蓬勃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作者周珊系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星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