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3年第4期

马伟 黄莹 黎镜明

2023年3月4～5日，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主办，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博物馆等承办（协办）的“黄文弼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近50家学术机构及单位的106位专家学者参会。黄文弼是丝绸之路考古事业的先驱，在学界素有“新疆考古第一人”的美誉。本次研讨会以黄文弼的丝绸之路研究活动为中心，进行丝绸之路文明相关议题的研讨，讨论内容涉及黄文弼生平事迹、学术理念、学术贡献以及丝绸之路考古、艺术与宗教等方面。

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第一篇“绪论”曾讨论了罗布淖尔名称及位置、水道变迁探查之经过、水道变迁之推拟、罗布沙漠之迁徙、附论河源问题等。西北大学王子今《〈罗布淖尔考古记〉的丝绸之路生态史考察》以此为引子讨论了丝绸之路生态史。首先该文认为“水草”是交通往来最重要的生态保障，其次通过对索劢事迹的考察分析了汉晋时期敦煌西域的交通条件。作者指出黄文弼所获汉简中“更沙版绝水草”等记载对于生态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者最后还对河西汉简所见“角驼”进行了名物学考论。

陕西师范大学韩香《风云历程——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与近现代新疆之气象事业》介绍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的气象活动，指出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有中国人参与的真正意义上采用现代科学的气象观测，意义重大。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丁《勒柯克·伯希和·黄文弼：一处被遗忘的新疆古代佛教遗址的重勘》通过分析德国格伦威德尔、勒柯克等人的西域考古探险，发现了一处有探查工作但没著录的地点Kindik，该遗址曾发现木佛雕脸部的右半边残片，鎏金青铜坐佛像等。林则徐、伯希和以及黄文弼等人曾对该遗址做过记录，但新疆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并未覆及，作者期待新疆考古同仁进一步发现其价值。敦煌研究院丁得天《华尔纳、陈万里西行考察与南北石窟寺的发现》对美国人华尔纳1923、1925年的两次中国西北地区古迹文物考察进行了梳理，认为其目的是考察和劫掠敦煌莫高窟、喀拉浩特（黑水城）等地的出土文物。这两次考察使人们得知陇东地区存有十分重要的早期石窟，以南北石窟寺、王母宫石窟等为代表的陇东石窟寺研究也就此开启。

中山大学李丹婕《时势与学术之间——千佛洞在1942年》梳理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背景及其与向达、黄文弼等先生的关系。认为20世纪40年代学界对敦煌保护的重视应被置于国府开发西北的时势中加以审视。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王博《关于日本的黄文弼研究——以日译本〈黄文弼著作集〉为中心》主要介绍了日文四卷本《黄文弼著作集》的出版始末。认为著作集日译工作的发起人并非过去通常所认为的宫川寅雄而是田川纯生。黄文弼著作的翻译工作在日本历经波折，实际反映出日本学界对黄文弼成果的态度从轻视到重视的变化。

二、黄文弼生平事迹

黄文弼于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助教，并于1927～1930年以北大教师身份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内蒙古、新疆考察活动。故而北大经历是理解黄文弼早期生平和学术转向的重要时段，此次会议中几位专家学者从不同侧面对此进行了挖掘和深化。

徐维焱、郭埔嘉和徐姝几位学者从黄文弼早年的学术经历入手，认为黄文弼早年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学术取向随之发生了改变，而目录学的学习和西北科学考察的经历则是其考古学理念形成的重要契机。北京大学朱玉麒《黄文弼与傅斯年——以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为中心》认为，黄文弼与傅斯年都是“五四运动”中从北大红楼成长起来的现代学者，对于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关注，使他们在学术上多有交集。汇报以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为中心，对于他们的往来书信和相关资料做了笺释，概述了黄文弼在西安碑林期间为史语所搜集史料工作、在抗战期间为考古报告出版奔波、在任职西北大学期间为聘请人才而与傅斯年的交往等事迹，揭示了重要的“古物影片”等材料在黄文弼西域研究中的价值。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黄纪苏《旧皮箱的家事世事》以其祖父黄文弼20世纪50年代的一则“罪行交待材料”为引，对学界一度盛传的黄文弼“贪污”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一事再次作出澄清。从家人的角度还原出黄文弼更多鲜活的生平细节。国家文物局宋新潮《由黄文弼想到的西安碑林保护》一文首先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物保护的基本状况和西安相关机构的成立背景，其次回顾了1937～1938年间黄文弼先生整理西安碑林工程的重要贡献，作者最后以文物保护工作者身份对未来西安碑林保护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期待。裴成国、黎镜明、姚远、袁勇等学者也对黄文弼为西北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做了考述。

三、丝绸之路文物考古研究

此次会议中有学者围绕丝绸之路概念溯源和自身丝路研究经历进行分析。过去国内外学术界曾长期认定，“丝绸之路”概念为德国地理学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万翔《数字人文时代的知识考古学——丝绸之路概念演变谱系初探》则依据比利时学者马蒂亚斯·默滕斯（MattiasMertens）利用谷歌Ngrams搜索引擎提供的算法工具，探讨了“丝绸之路”概念创造者并非李希霍芬，而是另有其人的推测，引出了数字人文时代利用传统文献学之外的方法论证传统研究概念的可能性。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家瑶《1990年的丝绸之路考察——影响我一生的学术追求》回忆了作者1990年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整体研究”第一次考察的经历。

学者围绕丝绸之路沿线遗物遗迹进行的具体研究也值得关注。北京大学沈睿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的动物图案》以1995年新疆尼雅遗址M8发现的汉代织锦护臂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五星锦上过去学界所谓“瑞兽”的动物形象，认为锦上四种动物之间应存在关联，即可能为一种固定组合。四川大学李水城《骟马文化的确立及相关问题讨论》介绍了骟马文化的相关情况，指出该文化的陶器特征为宽双耳、颈部有刻划纹，早期为手制夹砂陶，晚期为轮制陶器，年代大约为西周至汉代初年，分布范围从甘肃到新疆哈密、内蒙古阿拉善乃至今天的蒙古国境内，与青海可能也有一定的文化联系。近年来，河西走廊的采矿遗址堆积中普遍发现骟马文化遗物，可见该文化人群中有不少成员从事矿冶工作，产生了相关的社会分工。根据骟马文化的分布等信息推断，其成员族属很可能是古文献中所载的月氏。

四、丝绸之路艺术与宗教研究

中央美术学院贺西林《墓志书写与画像表达——西安北周入华中亚人墓葬相关问题的再思考》关注到了中古入华中亚人墓葬中墓志信息与画像表达矛盾甚至分裂的现象。指出安伽墓围屏石榻、史君墓石椁中的外来因素非常明显，不仅人物形象以胡人为主，装饰风格也与中亚、西亚甚至地中海的文化传统有类似之处。康业墓围屏石榻、李诞墓石棺则不同，人物形象以中土人士居多、少见胡人，图像内容和布局传统均来自北魏洛阳。通过比照诸人墓志等信息，作者认为史君的文化取向与其宗教身份（萨宝）相符；安伽为胡汉混血，可能对中华文化抱有好感，但画像仍然延续了西域风格；康业、李诞墓的画像却展现出一派中土气息。

陕西师范大学沙武田《丝路传法旅行图——莫高窟第217、103窟尊胜经变序文画面解读》以婆罗门僧佛陀波利在长安译经的故事为例，介绍了胡僧来华情节在壁画中的表现形式。作者首先关注到佛陀波利的坐骑，指出墓葬出土的交通工具常常是马或骆驼；其次分析了佛陀波利的斗笠，指出当时僧人出行时随身穿戴斗笠；最后指出载物大象也与丝路僧人有关并且唐代的青绿山水画也对图像表达产生了影响。清华大学尚刚《联珠圈纹丝绸引出的话题》以在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联珠圈纹为研究对象。作者首先指出仅凭实物资料判断纹样出现年代的做法可能存在缺陷，后又指出联珠圈纹在680年前后的突然衰落在艺术史上难以解释。最后，联珠圈纹在内地淡出后，在青海等吐蕃辖地仍一再出现，因此边疆地区和中原内地的图样在流行年代上应该存在差别，作者将这种现象归纳为“同风异步”。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庆捷《北朝粟特画家及其作品》将北朝入华粟特画家的作品分为直接和间接创作两类。关于画稿的来源，作者认为一是粟特人传统的粉本，如祭司、火坛、舞蹈图等；二是临时创作，如反映华夏传统的部分。这些作品丰富了美术史的内容，加深了我们对东西文化交流的认识。

五、丝绸之路历史语言研究

兰州大学白玉冬《古突厥语独角兽考》首先介绍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回鹘文抄本《乌古斯可汗传说》，该文书约于15世纪左右抄成于中亚七河地区，讲述英雄乌古斯自小超凡脱俗，成年后为民除害，成家立业，率领部众征讨四方创建国家的历程。抄本提到了一种吞噬人类的凶恶野兽qï at，研究者多将其译作独角兽。他认为，该词语音有所变化，指的是萨满教信仰文化中的神圣马匹“气马”，与蒙古语heimori（气马）最初的寓意相同。兰州大学车娟娟《Arγu（阿尔古）、Čač（赭时）、Čaγar（柘羯）、Pülüs（保罗）——叶尼塞碑铭所见8～9世纪粟特与黠戛斯的交流》指出鲁尼文叶尼塞碑铭中，纪年约在8～9世纪的E42、E52、E55、E69碑中分别出现Arγu（阿尔古）、Čač（石国）、čaγar（柘羯，勇士之义）、Pülüs（保罗，人名）等与粟特相关的词汇。其中，E69墓主Pülüs（保罗）出自粟特地区的石国。这为厘清粟特与黠戛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关键性史料，表明当时粟特与黠戛斯之间已有物质文化的交流。作者认为其历史背景应当是黠戛斯为对抗蒙古高原的后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与中亚的突骑施、葛逻禄等势力之间的结盟。大食治下粟特地区的原有秩序并未遭到完全破坏亦是其原因之一。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刘子凡《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开元十七年后张彦之差充伊吾军副史文书〉考释》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人真迹”第二卷中所收一件从未刊布的唐代官文书为讨论对象。从制度角度看，这是较为少见的直接涉及折冲府官员充任军使的文书，其中提到了充任军事使职所关联的年考、赐物、傔奏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文书中出现的张彦之即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张氏茔区218号墓的墓主，此前学者都根据墓志将其名字认作“张彦”，由此可知其全名为张彦之。这件文书也提供了西州张氏在周边州府任职的重要信息，张怀寂、张彦之、张端等张氏家族成员也曾通过任职周边州府而获得升迁机会。

首都师范大学游自勇《唐代汉地堪舆观念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以出土文书为中心》首先介绍了旅顺博物馆藏编号LM20-1523-13-128文书。作者综合都筑晶子、黄正建等的研究，进一步明确该文书是《宅经》“推移徙黄黑法”在实际行用中的简化抄本。作者通过分析指出相较敦煌文书，吐鲁番堪舆文书基本来自墓葬、城址、寺院遗址等，更加破碎，因此残留的信息极为有限，但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唐代汉地堪舆文书在吐鲁番地区传抄和使用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如葬书中择日与具体事项的对应、“发故”的具体操作等，均是敦煌文书中所未见的，丰富了唐代堪舆文献的内容。唐代吐鲁番的堪舆活动吸收了汉地本土传统神灵观念以及堪舆思想。中国国家博物馆王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收藏研究综述》介绍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300多件敦煌吐鲁番文书，该批文献时代上及魏晋南北朝、下迄元代，内容涵盖了佛教写经、儒家典籍、官私文书等多个门类，另有多种胡语文献，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意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梁素文旧藏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介绍了梁素文旧藏的三件吐鲁番写经。作者首先考证了梁素文其人生平，指出梁氏清末曾任职新疆，民国时期转任财政部、奉天、甘肃、江苏等多处政府职务，因收藏有大量吐鲁番文书而受到学界关注。梁素文旧藏目前多数流入日本。中国国家博物馆所收藏的三件梁素文旧藏写经，都经吴宝炜递藏，并于1964年经庆云堂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其一编号为c14.1130，未刊布，收录写经残叶四篇，年代为晋至南北朝；其二编号为Y1889，为十四段残经长卷；其三编号为Y1890，为五段残经长卷。这三件文书题跋一方面可与流入日本的写经题跋相互印证；另一方面，题跋所记录的写经流传过程对辨别写经真伪也可提供参考。

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郊的阿帕克和卓麻扎，是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及其家族的墓地，北京大学王一丹《喀什“香妃墓”的波斯语诗歌——兼谈历史上喀什地区的波斯纪年诗创作》讨论的诗歌位于麻扎大门楼（门阙，又称金门）入口处上方中央的长方形凹面，是门楼上篇幅最长的铭文，由4行刻有波斯文的琉璃砖组成，每行10块，共40块琉璃砖。作者推定其诗歌向东最远流传到了喀什地区，体现了13～14世纪流行于中亚的波斯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