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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小勇 | 丝绸之路对两汉之际西域的影响——以考古学为视角

摘要: 本文在界定西域定义及其与丝绸之路关系基础上,对西域地区丝绸之路开辟前后考古学文化面貌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丝绸之路开辟给西域社会带来的重大变革。
 丝绸之路对两汉之际西域的影响
——以考古学为视角


肖小勇


丝绸之路对欧亚大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被认为是古代中国、欧亚草原、南亚、中亚、西亚和地中海之间商品贸易、民族迁徙和思想、文化传播之路,也是沟通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桥梁。对丝绸之路进行研究是国际性大课题,涉及各个时期各个地域的路线走向、民族关系、宗教传播、文化变迁、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本文利用考古学材料,着重就两汉前后丝绸之路对古代西域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作用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般认为“西域”是中国史籍用来表示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地理概念,[1]或者是历史、地理和政治概念的综合体。[2]本文中的“西域”,仅限于《汉书·西域传》定义的范围,即“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大略相当于今塔里木盆地及周缘这一相对封闭的地区。


一  西域与丝绸之路


许多观点认为,中国与内亚甚至欧洲的交流早在史前时期已经存在。使这种交流成为可能的交通路线,现在被普遍通称为丝绸之路。西域早期居民可以比较可靠地追溯到青铜时代,有原始形态的欧洲人和东西方人种混合的现象。[3]史前文化的一些特征似乎也与安德罗诺沃甚至更早的阿凡纳羡沃等欧亚大陆的草原文化存有联系。[4]《尚书》、《尔雅》等中国先秦文献以及汲冢所出《逸周书》、《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有关昆仑与西王母的记载,又将西域与中原直接连接起来。甚至在中国内地据说还发现有产自和田的商代玉器。[5]而中国与更远西方的早期交往也可以在西方文献关于中国名称和丝绸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6]看起来这些都指向早在先秦时期甚至更早,西域就有可能在中西方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

但更多的迹象表明西域早期可能是比较孤立并且被长期封闭于中原之外的。波斯西方文献记载发生于距西域最近的重大事件中,公元前6世纪波斯大流士征服大夏、康居、粟特,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远征至费尔干纳盆地,都止于西域的西缘。有足够证据显示西汉初期与西域是隔绝的。张骞穷河源,以为河源出于阗,汉武帝“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才将于阗南山与昆仑对应。至“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西汉才掌握西域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的情况。隔绝局面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筑长城界中国。当亚历山大从西面靠近西域时,忙于中原兼并战争的燕、赵、秦却不得不同时应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于是,秦灭义渠之后沿陇西、北地、上郡,赵武灵王破林胡、楼烦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燕却东胡后自造阳至襄平修筑长城。秦统一后在此基础上并连修缮以拒匈奴,使之西起临洮东达辽东,长万余里。楚汉战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破东胡,击走月氏,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收复蒙恬所夺河南地,建立强大的草原帝国。汉高祖不得不通过和亲的方式与匈奴单于达成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的和约,文帝时再次明确,“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长城在阻挡匈奴袭扰的同时,也将中原封闭于北方游牧世界之外了。当然真正的封闭者是人而不是物。

西汉前期对长城以外完全缺乏了解说明了封闭的严重程度。对月氏,汉武帝要靠询问投降的匈奴人来了解;而关于乌孙的情况,也是张骞在匈奴时听到的。这两个国家都是汉对匈奴作战的结盟对象,汉代初期就活动在离长城并不算太远的河西走廊。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骞在大夏见到产自四川盆地的竹杖、蜀布时感到奇怪。汉武帝曾试图打通避开匈奴的西南路线而发间使四道并出,结果也不得不因北方为氐、筰,南方为巂、昆明所闭而作罢。在这种情况下,中原与西域是不可能相通的,因而不可能有从中原经西域至中亚的丝绸之路。“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时的隔绝状况。

但并不是说中国产品不能出塞。事实上,中原的絮缯酒食物通过关市、贡奉、战争等形式不断输出到匈奴,其中一部分可能通过匈奴而被输往欧亚草原和其他各地,同时游牧民族的皮毛等制品传入中原。中原与西域即使存在某种商品联系,也是间接的转手贸易。

汉武帝时期这种局面才开始有所改变,故谓“西域以孝武时始通”。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封张骞为中郎将第二次西使联络乌孙以图彻底打败匈奴,与公元前138年第一次出使单纯为建立军事联盟不同,这次重在与西北诸国建立直接的政治和贸易关系。使团规模达到三百人,每人马两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值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持节副使到达的国家有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及其旁诸国。所到之国的使节于张骞回国(公元前115年)后的几年也陆续随副使到达长安,“西北国始通于汉”,实现了西汉与中亚地区的双向交往。这次出使之所以顺利,是因为汉已击破匈奴居河西的浑邪王,以其地置武威、酒泉二郡(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清除了匈奴这一自长安至西域交通的最大障碍。后又分置张掖、敦煌两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筑长城亭障至盐泽。[7]李广利伐大宛(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后,中原与中亚间交往的安全通道正式建立起来了。其后这条道路自长安出发,从河西走廊至玉门关、阳关西出,逐步形成了南北两道:南道沿昆仑山北麓,经鄯善扜泥城(今若羌县城附近),[8]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今且末西南)、扜弥(今于田东)、于阗(今和田)、皮山至莎车,然后翻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月氏、安息(伊朗北部);北道沿天山南麓,经车师(今吐鲁番)、渠犁(今库尔勒)、乌垒(今轮台东)、轮台、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然后西逾葱岭至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阿姆、锡尔河流域)和奄蔡(黑海、咸海间)。这条道以两汉至前凉时期最盛,又以丝绸贸易为主要特色,李希霍芬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建立极大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贸易往来,由于中原产品大量输出到西域,“贵汉物”的西北诸国不久就转而“贱汉物”了。


二  丝绸之路开辟前的西域文化


汉通西域前,西域尚处于史前社会。目前尚无公认的石器时代文化发现,[9]大约可以确认的西域史前史,是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较多观点认为西域青铜时代可以早到公元前2000年,大约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2世纪前后进入历史时期。因这个序列主要基于不多的14C数据得出,又无地层关系校验,而文化面貌变化又不明显,因而常常引起究竟是青铜时代还是早期铁器时代的争论。

目前被认为属于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罗布泊、昆仑山北麓、帕米尔和天山南麓地区都有分布。罗布泊地区小河5号墓地、古墓沟墓地被认为属于青铜时代文化。这两处墓地地面形态不同,小河5号墓地属于沙山形坟丘,坟丘上立柱、木和栅栏,而古墓沟无坟堆,但地面上也有立柱、立木,其中部分墓葬立木形成带辐射列木的围桩。前者于地面分层叠垒墓葬,后者于地下挖掘墓室。除此之外,两处墓地埋葬方式、习俗、葬具、随葬品基本相同。于无底棺或独木棺上覆牛皮或羊皮,羊皮上放红柳枝;死者着毡帽、腰布和皮靴,外裹毛布并扎出内包麻黄草、粟粒的小包;均随葬一只草篓,其他随葬品较少,但古墓沟墓地还随葬木盆、碗、杯等日用木器。[10]属于这一类型的实际还应包括L.F.、L.Q.、L.S.、L.T.、孔雀河三角洲36、37号墓、Lㄇ墓地和Lㄎ墓地、铁板河I号墓地。它们的文化形态与上述二者没有本质差别,除一些局部细节外,基本相同。[11]这种一致性说明它们可能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属于同一时代的文化。不过与其说是约距今4000年前的青铜文化,考虑到这是该地区仅见的史前遗存,不如认为是受汉文化影响之前即已长期存在的本土文化。

昆仑山北麓地区被认为属于史前文化的遗址有且末县的扎滚鲁克、加瓦艾日克墓地的早期墓葬、民丰县尼雅北部类型遗存、于田县圆沙古城周围早期墓葬、流水墓地。这个区域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多数墓地同时包含史前和汉晋时期墓葬,地区差异明显。扎滚鲁克I号墓地被分为三期文化,其中二期是主体,时代从公元前8世纪到西汉。加瓦艾日克墓地的早期墓葬也被认为属于这一期。文化特点是:墓葬地表无封土,分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带棚架者为主)、单墓道长方形竖穴棚架墓;单人葬、2~5人合葬(含分层)、多人丛葬或解肢葬;多仰身屈上肢于腹部;无特定葬具,多在身下铺毛毯、羊皮、芦苇、树枝;随葬食物(羊排骨)、殉羊头、羊肩胛骨、牛角、马头(牙、下颌、肩胛骨)、狐狸腿;随葬器物有陶钵、罐,木纺轮、梳,角杯、勺,漆器,少量铜刀,多出铁刀等器,纺织品包括毛和丝织品。[12]

民丰县尼雅北部类型遗存包括一处房址和采集到的大量石、陶、青铜器,主要有石磨盘、石镰、穿孔石器、夹砂陶罐、杯和青铜刀等器物,陶器装饰弦纹、折棱纹、乳丁纹、压印几何纹。[13]因均属地面有选择性的采集品,可靠性不强。

于田县克里雅河上游流水墓地墓葬开口面有石堆、石围,墓室为土坑竖穴。以多人合葬为主,多二次分层葬,完整者多仰身屈上肢于胸腹间,头向东,二次葬的人骨散或堆放于墓室西部。陪葬山羊(少量马)头骨和四蹄。单人葬较少,有尸床。随葬品有夹砂陶、铜、石、玉、金、骨角、铁器。陶器有罐、钵、杯、盆,罐盆组合。纹饰多三角纹、弦纹、菱形纹、网纹和波纹,偶见“目”纹、麦穗纹。铜器有刀、扣、珠、马具、耳坠、手镯、镜。石器多珠、眉笔、炭精块、玉佩。金器有耳坠、珠饰和腰带。骨器则为贝壳、蚌壳和珠饰。也发现角质马镳、骨镞等。4座墓出土铁器。时代早到公元前1000年。[14]克里雅河下游的圆沙古城及其墓地测定年代在公元前387年至公元56年。古城形状不规则,城墙周长995米,用胡杨棍夹红柳枝构成骨架,外砌泥块或胡杨枝、芦苇夹淤泥、畜粪而成;城门有门道、门框、门板。古城外发掘墓葬20座,竖穴土坑,有的有胡杨木棍围圈,有的有圆木棺。死者仰身屈肢。随葬品有少量夹砂黑陶罐、壶,石纺轮,木纺轮、梳、碗和小铜件。[15]

帕米尔地区香宝宝墓地和下坂地墓地早期墓葬虽显示一定的差异,但大体相似,可能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前者年代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后者约为公元前1000~前500年。分石堆墓和石围墓,墓室略呈圆形,竖穴,多为单室,个别双室和多室。葬俗分为火葬和土葬,火葬又分墓中火化和火化后入葬两种;土葬墓墓室多有盖木,葬者多侧身屈肢,也有仰身直肢、俯身屈肢、侧身无腿、二次葬及殉人葬。随葬品较少,主要为夹砂陶釜、罐、碗、钵、杯、纺轮;铜镞、管、扣、镯、环、耳环、指环、珠、牌饰;铁刀、管、镯、指环;金牌;木取火器、盘;石、骨、玛瑙串珠。[16]

天山南麓地区史前遗址主要有阿合奇县的库兰萨日克、温宿县的包孜东、轮台县的群巴克、和静县的拜勒其尔、哈布其罕、察吾乎沟、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和少量遗址。库兰萨日克墓地年代从战国到西汉,墓葬地面有石堆或石围石堆,多为单墓室,个别三墓室,为圆角长方形土坑竖穴,部分墓室口部有盖木,除个别墓有木框外,均无葬具,骨骼少而乱,应为二次葬,有单人葬和合葬,仅三座墓随葬陶瓶、钵、罐、杯,置于二层台或壁龛内,其他随葬品有金马、鹰鹿饰、戒指、耳环,铁矛、环、器柄,铜牌,骨弓弭,石珠等。[17]其余各墓地被认为均属于察吾乎沟口文化。[18]察吾乎沟口文化时代约在公元前1000~前500年,墓葬地面有石围或石堆,墓室为竖穴石室,部分口部盖石板或木棚,以多人合葬为主,二次葬骨骼散乱,完整者仰身或侧身屈肢,头向西北。随葬品以陶器最丰富,为夹砂红陶,带流罐特征明显,单耳杯、釜、壶、钵等器型较常见,彩陶花纹主要有三角、网格、棋盘格、棱形、回纹等。普遍随葬青铜刀、锥,戒指、镜、牌、马具。铁器较少,主要是刀、锥、环等。另外也有石磨、锥、纺轮和木盘、勺、纺轮、箭,以及骨器及羊、马、牛骨。[19]

据14C数据,古墓沟墓地的年代被认为可能早到距今3800年前,其余均在公元前1000年以内。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这种结论,也往往是用极少或个别墓葬的测年数据代表整个墓地的年代(有的墓地被认为延续千余年),并且年代比较晚的数据往往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而被排除掉。另一个普遍作法是干脆将墓地中年代较晚的墓葬直接划出去作为另类来处理,以使得整个墓地看起来年代比较早。所出青铜器、铁器都不多,且都是刀、饰品等小件,没有形成制度性的组合特征,这往往被不合适地解释为属于青铜时代的结果,[20]而实际可能是青铜和铁器在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并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可能与其经济生产方式有关系,一方面说明无论是青铜还是铁器,都不是很发达,并且显然铁器的出现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早。尽管很多观点认为察吾乎沟口文化涵盖了天山南麓和昆仑山北麓,但其依据显然仅限于个别器物局部看起来有所近似的特征,即以个别器物局部特征相似得出整个文化同源的结论,显然是不合逻辑的。跨塔里木盆地的文化共同性远没有产生,地区差异却很明显。罗布泊史前文化完全不用陶器,且末地区流行黑陶,于田地区即使是处于同一条河流,上、下游的墓地也明显不同,和田地区尚未见典型的青铜文化,帕米尔流行的侈口束颈罐在其东部地区几乎不见,天山南麓各墓地则普遍盛行器型差别甚大的红陶器。同一地理区内的文化共同性十分明显,跨地理区差别显著,说明地区内交往比较充分,跨地理区的接触是有限的,这显示人们活动范围的广度和受地域限制的程度。另外必须注意到,天山地区的墓葬、昆仑山的流水墓地和帕米尔地区的墓葬还是表现出了一些相似的因素,比如地面都有石围、石堆或石围石堆,然而再进一步,帕米尔地区的墓地都有火葬习俗,但其他地区却没有发现,显示了相似中的不同。其相似性是基于区域共同传统,还是纯环境条件所致,需要更细致的分析。重要的是不能将同源关系和接触关系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墓地几乎都没有地层关系,即使在发掘数百座墓葬的察吾乎沟口墓地,也没看到铁器在时代分布上有什么显著变化,[21]陶器的演变也显然是渐进性的,形制和组合性改变都不明显,分界特点不明确。这些特点说明,尽管理论上西域并不会因地理封闭而孤立于外部世界,其史前文化的发展却是自主和缓慢渐进的,总体格局稳定,不存在颠覆性外来影响。


三  汉通西域与西域社会变迁


丝绸之路重构了完全不同的西域。通过《史记》和《汉书》关于西域记载的对比,可以看到西汉对西域认识的变化,这个变化又折射它们交往的变化。《史记》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张骞所见所闻和李广利伐大宛过程中的见识,因而仅简略提到楼兰、姑师等少数当道几国。《汉书》则系统、详备地记述西域诸国山川、地理、人口、道里,反映了西汉对西域从不知到知之甚详的认识过程。这正是两汉全面介入西域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结果。西域在匈奴统治下的兵众分弱、无所统一状态,与史前考古文化反映的相对孤立形势是相符的。西汉以西域都护府统辖西域和西北边防和参与西域诸国内部事务,东汉至魏晋改以西域长史。与此相配合,徙民屯田仑头、渠犁、鄯善、车师等地。这些措施使西域社会出现融合的趋势。

除直接在西域设置军政统辖机构和屯田制度外,对西域诸国的政治统治主要通过对西域诸国国王及各级官吏进行册封,赐以印绶来实现。据《汉书·西域传》,西域佩汉印绶者,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达376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等国不在其内。尼雅遗址出土汉文简牍提到“汉精绝王”,可以作为印绶制度实际施行的一个考古证据。西域诸国则向汉遣子入侍为质,但西域诸国间不得相互实行。李广利伐大宛回师路过扜弥,发现扜弥太子赖丹在龟兹为质,就指责龟兹不当并直接将赖丹带到长安。对印绶和西域都护制度的集体认同使西域整体观念慢慢形成,即西域这个地理概念,逐渐有了政治和社会的属性。西域诸国对印绶的认可,到了任何不当的改变都会引起严重问题的程度。王莽更印绶曾致匈奴、西域反叛。东汉光武帝更莎车王贤西域大都护印绶为汉大将军印绶,贤怨愤,就自称大都护,移书诸国,诸国竟也服属。不过仅四年后,鄯善等西域18国即遣子入侍,流涕稽首请汉出都护。印绶和西域都护制度关乎西域的社会稳定,因而得到普遍认同,其背后则是西域的整体归属意识。

西汉也直接在西域诸国行政系统中设官立职。据《汉书·西域传》,车师是汉、匈争夺最为激烈的对象,那些处于汉征车师前沿诸国,就均设有相应官职,如鄯善有却胡侯、击车师都尉、击车师君各一人;龟兹有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各一人,却胡君三人;尉犁有击胡君一人;危须有击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一人;焉耆最多,有击胡侯、却胡侯、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击破车师而分之之后,车师前国有归汉都尉一人,车师后国有击胡侯一人。这些官职很明显带有汉式色彩,并且具有很明显的针对性。中原与西域关系的密切不仅促进了双方的交流,也为丝绸之路安全运行提供了保障。

西域诸国对西域整体归属意识的形成,其实还有域内社会生产方式和风俗相近的背景。文献明确提到西域诸国大多属于定居的城郭之国,有田畜,与游牧的匈奴、乌孙不同。即使因自然条件而经济形式相异,也往往会结成一定的关系。“寄田仰谷”就在山区与平原国家之间普遍流行。山区中随畜逐水草游牧的婼羌就跟定居田作的鄯善、且末结成寄田仰谷的关系,而鄯善因地沙卤少田,又寄田仰谷旁国。邻国间的这种密切交往,有利形成较为共同的特质。文献没有提到西域诸国居民的体貌和语言特征,但特别说明大宛以西诸国“皆深目,多须髯”,“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似乎暗示大宛是一条语言和体质特征的分界线,宛西诸国属于深目的人种,并且很可能具有共同的语言源头,而宛东则与之不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语言学和民族学信息,而与匈奴、乌孙等的游牧社会相比,西域的田作经济,也与中原内地以农业为根本的生产方式更为接近。

汉晋时期西域人口出现融合现象,一是大国兼并,一是西域屯田,一是战乱迁徙,[22]影响最大。出土简纸文书显示西域长史军中有月氏兵,尼雅汉简记有“月支国胡支柱”等月氏人。楼兰汉简中也常有带“胡”字的人名,其中有些还是中原驻军中的士兵。佉卢文书、钱币等在南北两道都有发现,特别以尼雅、楼兰遗址为最,显然有一批使用这种文字的群体。佉卢文书中还包括有许多印度人名、印度式人名和变体印度人名,也有可能与伊朗语存在联系的非印度名。当然也有粟特文书。与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相互杂居相应,这一时期的考古文化面貌也明显呈现多元融合的特点。考古遗存明显较前期类型增多,除墓葬外,城址、居址数量大幅增加,普遍出现佛教遗址和丝路交流文物。虽然文献记载西域大率土著,有城郭,但考古发现的史前城址极少,其形制特点目前仍不清楚。克里雅河下游发现的圆沙古城时代约当西汉,但因文化面貌原始而被认为应属史前一类。其形制如前所述,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城墙以立柱夹红柳枝构成框架,再垒砌泥土、树枝、畜粪作为墙体和护城坡。[23]平面形状大致近似的还有尼雅遗址南城址、安迪尔、麦得克和营盘古城,但这些城址的年代下限均在公元三四世纪以后,并且使用夯土和土坯垒筑,其形状是基于功能还是源于本土的早期模式,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更普遍的是四方形城址,这类城址在南、北两道普遍发现,以罗布泊地区最为集中,时代都在东汉以后至魏晋前凉时期,如楼兰地区的L.A.、L.E.、L.K.、L.L.,最近发现的小河五号墓地西北城址,[24]克里雅河下游的喀拉墩古城等,以及北道上的众多城址,都是这种类型,城墙大致朝向基准方向,城墙结构与敦煌长城烽燧遗址相同,体现了汉文化的城市设计思想和建筑方法。沿南北两道的烽燧遗址与敦煌边塞相连,直达轮台、龟兹,构成统一的防线,是中国古代防御思想的产物。有一种观点认为,自河西而西的边塞烽燧,主要的任务并非防御匈奴侵边,而是维护丝绸之路的安全。

聚落结构中出现宗教场所和中西方建筑风格。和硕县辛塔拉遗址是少数经发掘的青铜时代遗址,14C年代为距今3500年。遗址仅发掘4条探沟共41平方米,中心部发掘至第4层深5米,见土坯墙基,边缘区清理出土坯砌的灶和炕及灰坑等遗迹,出土石、陶、铜器。因发掘面积过小,遗址的时代和形制有待进一步探明。发掘的多数遗址尽管不能排除起源于史前的可能性,但目前能够确定的只能是其汉晋时期废弃时的情形。在楼兰、尼雅和喀拉墩遗址中,有一种木骨泥墙和更简易的芦苇屋,如果是本地传统的建筑样式,并且这个传统可以追溯至史前时期,那么从中可以窥探到史前建筑的一些踪影。这些遗址完整地再现了汉晋时期的聚落形态。聚落形成中心区和次中心区结构,在中心区和次中心区设寺起塔,佛塔往往成为标志性建筑。中心区和次中心区的佛教建筑构成这一时期聚落普遍的景观特点。而建筑方面,尼雅遗址使用了汉式斗拱技术,特别是“斗”的使用较多,并且合乎中原建筑学上关于“斗”的各部分比例。[25]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大型建筑上雕塑犍陀罗式装饰主题的印度—科林斯式柱头,还有一种两端成涡卷形向下内卷的珀塞玻利斯式斗拱也常见于尼雅和楼兰居址,也塑造在米兰佛寺的壁柱上。犍陀罗式装饰图案和源自希腊艺术的图式和雕刻技术,是楼兰和尼雅建筑装饰的独特风格,建筑物内当然也不乏西亚的玻璃珠、印度式的手工艺品和中国内地的铜镜、漆器、钱币和丝绸。

除楼兰和尼雅地区外,西域极少有被确认纯属汉晋时期的墓地发现。洛浦县山普拉墓地以前被认为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现在确认的时代是在公元前1到公元4世纪末。[26]主要有刀形土坑墓和竖穴土坑墓。尼雅遗址共发现5处墓地,以竖穴沙室为主,部分墓葬墓室周围有围板或围木,部分墓葬两端有立木。除个别墓葬显示早期特征外,应属汉晋时期。且末扎滚鲁克墓地的分期比较奇怪,作为主体的二期文化跨春秋战国至西汉,三期最晚到公元6世纪,有土坑竖穴墓、刀形墓和土洞墓。营盘墓地包括竖穴土坑和竖穴偏室两种墓葬,地面多有木桩。楼兰地区汉晋墓地较多,主要有L.H.、L.C.(孤台)、平台、老开屏墓地,孔雀河三角洲的丛葬墓和单葬墓,黄文弼在孔雀河北岸发掘的3处汉晋墓地和贝格曼在小河发现的3处汉晋墓地。这一时期除竖穴墓外,新出现半地穴建筑式墓、刀形墓和洞室墓。半地穴式墓见于楼兰地区,洞室墓见于营盘和扎滚鲁克墓地。刀形墓见于山普拉、扎滚鲁克、加瓦艾日克34、37号墓地、平台墓地、L.C.(孤台)墓地。竖穴墓一般都有葬具,主要有两种形制:半原木棺和箱式棺,营盘墓还有一种槽形或船形棺。箱式棺比较普遍,营盘、楼兰、尼雅和山普拉诸墓地都有发现,但不见于且末地区。一些箱式棺上还绘云气、花卉、朱雀、玄武图案。这种棺内死者着棉布或丝绸衣裤,随葬漆器、汉式铜镜。刀形墓都是丛葬墓,丛葬人数多者数百,少者几个,不用棺,多以尸床或席垫为葬具,死者着丝绸或毛布衣裤或裙,随葬丝织饰物、漆木器、汉式铜镜。山普拉墓地还出土人首马身武士像毛裤。竖穴墓除早期流行的单人葬外,新出现合葬习俗,分双人夫妻合葬和多人合葬。部分墓中死者还用丝织物做的九窍塞,塞在死者的鼻孔里。也有蒙覆面的习俗,即在死者脸上盖一方丝巾或面具。随葬品中,漆器、五铢钱、化妆盒、玻璃珠均有出土。一些墓地还出土文字材料,如山普拉墓地早期墓葬出土书写汉字的木函,晚期墓葬填土中出土古于阗文陶片和绢书;尼雅墓地一座墓葬出土写有佉卢文字的绢带,孔雀河三角洲34号墓地丛葬墓1出土一块原色丝绸,一面写有佉卢文,而另一面有两个汉字“锦十”。L.C.墓地出土4件汉文文书。扎滚鲁克墓地也出土1件汉文文书。无论从墓葬形制、葬具、葬俗还是随葬品,都显示了丝绸之路带来的重大影响,折射出现实社会生活变迁的实际。

西域与昆仑山、帕米尔、天山以外世界除了地理上的阻隔,本无社会层面的封闭,因此早期的文化交通应无不可逾越的障碍。跨越高原与山脉的贸易在史前时期完全可能以某种方式进行,事实上在丝绸之路开辟前的六七十年里西域就以赋税的形式向匈奴输出产品,但由于匈奴的封锁,中原被排除在与西域的贸易之外。由于西域政治分弱,缺乏文化核心,经济脆弱单薄,既不可能作为供应地也不可能作为目的地支撑起强大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因此没有中原参与,西域的对外交往必极为局限,这是其史前文化演进缓慢的原因。丝绸之路的开辟使西域成为政治、军事、文化与贸易的中间地带,由于中原庞大的产品供应、市场需求和强力政治、军事推动,经由西域的中西方交往和贸易迅速喷发出强大的活力,也推动了西域文化的融合和社会的深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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