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资讯
四十载耕耘,传承文明守初心——“栎阳考古四十年学术研讨会”纪实
祭祀
栎阳城遗址是200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在刘庆柱、李毓芳先生带领下开展了栎阳城遗址考古,获得一系列重要发现,后因地下水位甚高而工作暂停。2013年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重启栎阳考古,2018年4月栎阳遗址年度考古工作入选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不断深入学习总书记9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上所做“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重要讲话之际,2020年度栎阳考古发掘工作即将结束,为展示栎阳城遗址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推进秦汉大遗址考古,纪念和总结栎阳考古四十年的工作经验,“栎阳考古四十年学术研讨会”于12月18-20日在陕西阎良区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局、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阎良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承办。
会议开幕式由西安市文物局唐龙副局长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毓芳,阎良区副区长张红花,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陕西省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周魁英先后致辞。
在致辞中,李毓芳先生深情回顾了四十年来栎阳城考古的点点滴滴。四十年从只有一条街道、一处房屋,喝的是盐碱水,吃的是大锅饭,条件艰苦、设备简陋,默默耕耘到如今硕果累累,实属难得。李先生更是希望让此处文化遗产活起来,服务当地民生发展。希望各位学者建言献策,提出宝贵意见。
西安市文物局唐龙副局长主持开幕式
李毓芳先生致辞
阎良区副区长张红花致辞
阎良区副区长张红花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欢迎。栎阳城始建于战国晚期,是大秦帝国崛起之地,它所代表的改革精神、法治精神、创新精神与当前的时代精神交相辉映。四十年来,李毓芳先生、刘庆柱先生、刘瑞队长和各位专家学者为栎阳考古发掘工作做出重大贡献,栎阳城遗址成功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同时也成为全国秦汉考古文化研学基地,对传承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意义重大。 栎阳城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为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作出重大贡献,以实例说明考古学揭示中华文明、增强民族自信的重要作用。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在致辞中说到,栎阳城考古四十年来筚路蓝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两代考古学者风餐露宿,不畏艰辛,脚踏实地,一铲一铲探出来,一铲一铲挖出来,借此机会向开拓者李毓芳先生、刘庆柱先生以及以刘瑞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栎阳城的考古发掘工作更离不开各级领导和部门的长期支持和关怀。栎阳城的考古还是起步阶段,任重道远,未来栎阳考古将取得更大成就。 陕西省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周魁英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感谢。他谈到李老师和刘老师的经历是我们的榜样,同样激励着我们前行,感谢阎良区领导班子的大力支持,这是贯彻落实总书记“9·28”重要讲话的重要举措,陕西省文物局将继续支持栎阳城考古工作,希望雍城、栎阳城、咸阳城、秦始皇陵的研究继续推进和发扬秦汉文化。另外要做好遗址保护工作,希望未来大家不仅知道阎良是“航空城”,也要知道阎良是“栎阳城”。
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白云翔主任致辞
陕西省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周魁英致辞
会议现场
接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阐释了为什么发掘栎阳城、关于大遗址如何做研究、考古人如何培养等问题。通过多年的栎阳城考古发掘工作,他强调要明确学科定位,找准研究方法,抓住考古学的主要问题,以小见大,通过最小的实验对象,解决大的研究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作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以“栎阳考古新收获”为题作报告。通过2018-2020年度的整体揭露,目前对三号古城北侧区域进行了较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完整揭露了栎阳城遗址的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建筑,并发现确定了四号建筑东侧向南与三号建筑相连十号建筑。通过发掘,确定在六号建筑北侧的东西向墙基应在三号古城中具有重要的区划意义,目前发掘确定的一系列大型建筑,均集中分布在该墙基之南,而在其北侧则建筑甚为“稀疏”。此阶段发掘第一次在较大面积发掘的基础上,清理出了战国秦汉宫城区域内的“后宫”区。通过对三号古城核心区的一系列考古勘探、试掘和逐步的全面揭露,使我们对战国时期,特别是从战国中期延续到西汉初期的建筑特点、形制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从考古清理看,栎阳城遗址三号古城的建筑规模大,等级高,与文献中秦人在栎阳城中不断进行的制度性改变的文献记载相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作报告
秦汉考古新发现主题报告
ICOMOS副主席、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姜波
主持秦汉考古新发现主题报告
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印证下的秦雍城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亚歧
田老师首先说明了早期秦文化的研究概况,秦都雍城的考古工作呈现出早期秦文化的两条发展线索:第一条,从东到西,即从东海之滨到陇东地区;第二条,从西向东,即从陇东地区折返咸阳。并重点解释了何为九都八迁及其重要意义。通过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田老师认为环境是最早雍城择都的先行主导因素。接下来,田老师重点介绍了雍郊发现的祭天遗址——血池遗址。血池遗址考古遗存由坛场、祭祀坑、建筑遗迹和道路系统四部分构成。血池遗址是继礼县鸾亭山“西畤”相关遗迹后,首次在雍城郊外发现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畤”遗存。这是由秦国国君和西汉多位皇帝亲临主祭的国家大型祭祀场所。秦人设置“畤祭”的初衷是借周王天子名义取得“看家护院”之“合法”性地位,以奠定自身在关中立足之地,并且将其作为凝聚内部的精神支撑。据文献,秦汉的畤祭经历了形成、更迭和圯废等阶段。田老师总结了血池遗址发掘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雍城完整功能区的重要发现、对于确定丝绸之路汧渭古道走向提供了重要参考、提供了复原祭天礼仪成规场景之借鉴、有“证经补史”的文献学意义。
宝鸡下站祭祀遗址2020年发掘收获
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游富祥
下站祭祀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潘溪镇下站村,地处秦岭北麓渭河南岸的台塬上。2018-2020年,下站遗址,勘探遗址总面积约23万平米,祭祀坑1400余座,发掘面积800平米,目前发现祭祀坑43座,灰坑12个,房址三座,出土大量秦汉时期建筑材料。通过田野调查和勘探,初步明确该遗址的范围、遗迹分布及布局。各类遗迹中祭祀坑是主体,占据绝大多数,分为长方形和长条形两种类型。除祭祀坑外,遗址的中心区域是一处大的砖瓦堆积区,面积约2000平方米,平面呈不规则“凹”字型。遗址基本上以砖瓦堆积区域为核心,西侧为长方形祭祀坑,东侧为长条形祭祀坑。依据发现的祭祀坑以及出土遗物判断,下站遗址与血池、吴山遗址的性质相同,都是属于秦汉时期的祭祀遗存;祭祀坑内只埋藏牺牲,不出任何祭祀物品,需要依靠C14测年才能判断准确的年代。但是所有祭祀坑均被灰坑和房址打破,灰坑、房址内出土的遗物从纹饰和形制判断基本属于战国至秦汉时期,推断下站遗址目前发现的祭祀坑年代下限不晚于西汉时期。下站遗址各类遗存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性,遗址的中部为建筑区,所有祭祀坑均围绕建筑区有序排列。《史记》记载秦宣公四年设密畤于渭南,祭青帝,依据遗址的方位和出土陶文判断,下站遗址应当是宣公所设密畤。
咸阳城考古中的加法与减法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张扬力铮
张老师从总体工作思路与工作方法、城址布局的界定、内涵性质的判断、动态发展的咸阳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中,通过出土遗物的发现,推测在秦统一后,渭河北部城市功能由政治中心向更多承担经济职能转移。重要的官暑区分布在北坂之上。秦以后的转变为渭河北部的郭区在汉代转化为渭城县。截止目前可知咸阳城东北部宫殿官署区北边界基本确认,界标无墙,有沟,涉及面积为东西约5公里,南北现存宽度约2-3公里,其布局为以6号建筑为中心,西、北为官属手工业区及府库区;其路网呈“一横二纵”,宽度50米,南部利用自然辅助人工沟渠方式构造水利设施,向南排水的同时,解决部分郭区北部用水问题。“郭”区范围横跨今渭河南、北,涉及范围至少10平方公里。
西安南郊新发现秦人墓地
西安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朱连华
为配合曲江十六小建设,2020年5月25日至12月16日,由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队对项目范围内勘探发现的古墓葬、古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共发掘古墓葬173座、护墓沟5条、古道路1条、古建筑基址3处。根据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判断,173座墓葬时代分布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唐代、宋金元明时期四个时间段,以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为主。发掘的古建筑基址3处均为小圆头夯筑,夯土基址底部发现有琉璃瓦残片,疑与项目用地北侧的和谐路明朱氏家族墓有关,或为墓园内建筑设施。发现的一条古道路叠压于部分秦墓和西汉中晚期墓葬之上,被晚唐及以后墓葬打破,时代介乎汉唐之间。
雍王废丘的考古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
刘老师首先介绍了“雍王章邯、三秦首王”的文献记载,厘清了“丘”的概念,介绍了不同时期的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出土的一个陶罐上发现“灋丘公”三个字,据传统文字学的研究,“灋”和“废”字通用,“灋丘”就是“废丘”。再结合考古遗迹、遗物和相关地理环境信息,并结合文献分析,刘老师认为东马坊村遗址应该是“废丘”城遗址,其为战国中期至西汉时期的高等级建筑遗存,为秦汉之际文献所载的项羽所封雍王章邯的都城‘废丘’”。
长安城秦汉砖瓦陶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
徐老师从陶文研究概况、陶文的考古发现、陶文的分类及烧制官署、年代问题展开论述。最后徐老师总结到汉长安城砖瓦戳印陶文,以汉武帝太初元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上承秦代做法,既有完全承袭照搬,如大匠、居室等,同时亦有改革求变,如官署加数字、干支及左右的形式。其中,以“官署+数字”为主,其次为“官署+干支”,再次为“官署+左右”。后期从元帝开始,出现了纪年陶文的新形式。太初元年至元帝之前,不见砖瓦截印陶文。从戳印看,负责汉长安城砖瓦生产的主要部门,前期是少府所属的大匠、宫司空、左司空、工室及居室,后期为宗正所属的都司空。
12月20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主持了栎阳城遗址考古座谈会。会议期间,专家学者还参观考察了考古发掘现场和出土文物遗存。
座谈会现场
遗址考察
出土文物遗存
会议合影
据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科学出版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西安市文物局、天津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馆、汉景帝阳陵博物馆、铜川市考古研究所、西安市秦东陵文管所、华山管理处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美术学院、咸阳师范学院等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图文:韩翰
审核: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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