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案例
【清源独家现场观察】2017年世界遗产保护状况审议（上）
摘要: 清源文化遗产微信号 mobiheritage波兰当地时间7月4日上午，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进入审议“遗产地保护状况”（State of Conservation--SOC）环节, 大会全天主要讨论了由世界遗产中心（WHC）所做2017年度“世界遗产保护状况”（Item-7）整体情况报告，以及“列入濒危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保护状况” (Item-7A)两部分。一、审议“世界遗产保护整体状况”世界遗产中心在2017年度报告中将威胁世界遗产保护整体状况的要素进行总结，并根据受 ...
清源文化遗产
微信号 mobiheritage
波兰当地时间7月4日上午，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进入审议“遗产地保护状况”（State of Conservation--SOC）环节, 大会全天主要讨论了由世界遗产中心（WHC）所做2017年度“世界遗产保护状况”（Item-7）整体情况报告，以及“列入濒危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保护状况” (Item-7A)两部分。
一、审议“世界遗产保护整体状况”
世界遗产中心在2017年度报告中将威胁世界遗产保护整体状况的要素进行总结，并根据受影响世界遗产数量总体占比进行排序。其中对自然遗产造成负面影响的因素自大至小排序依次为：非法活动、管理体系/管理规划、采矿、土地变更、水利设施、交通设施、畜牧/放牧；对文化遗产造成负面影响的因素自大至小排序依次为：管理体系/管理规划、居住、管理活动、交通设施、法律框架、旅游/游客/娱乐等活动影响、战争。
此外，对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产生影响的因素还有：人类的大规模集体行为、冲突地区的突发状况、重建活动、气候变化、城市发展压力、蓄意破坏、自然灾害、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贸易、整体性保护体系等。
表格1 对世界遗产保护整体状况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遗产中心现场演示材料翻译）
图表 对自然遗产造成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作者根据表1材料编辑生成）
图表 对文化遗产造成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作者根据表1材料编辑生成）
委员会国在讨论世界遗产整体保存状况环节，发言主要集中在咨询机构同缔约国的互动合作、遗产地保护管理的“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灾后及战后的受损遗产地的“重建”、仍有人居住的“活态”遗产地的发展与保护平衡问题、气候变化等问题，其中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在回应上述问题时突出强调了在传统观念下，受气候变化威胁的多是自然遗产，但实际案例中，大量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点不容忽视。
二、审议“列入濒危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保护状况”
在对“列入濒危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保护状况” (Item-7A)审议环节，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共对全部55项濒危遗产项目(其中自然遗产18项，文化遗产37项)给出决议，但由于濒危清单越来越多，所以每年大会只有一部分濒危遗产项目的决议开放讨论，而委员会成员仍可以要求开放某项目进行讨论。7月4日大会共开放讨论了9个濒危自然遗产项目和5个濒危文化遗产项目，剩余项目将在5日的大会中继续讨论。此环节讨论中，共有以下四个热点：
1、科特迪瓦的“科莫埃国家公园”（Comoé National Park-N 227）--浪子回头金不换！
图/科莫埃国家公园（来源：世界遗产中心网站）
“科莫埃国家公园”（Comoé National Park-N 227）1983年登录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自2003年被列入濒危遗产清单前后的10多年时间里一直面临诸如战乱、缺乏有效管理计划、非法狩猎、人为侵占、火灾等因素的影响。近年，随着科特迪瓦政局逐渐稳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科莫埃国家公园”保护状况，世界遗产委员会自然遗产评估咨询机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评估报告中认为其满足了遗产地“从世界遗产濒危清单中移除的保护状态要求”（the Desired state of conservation for the removal of the property from the List of World Heritage in Danger --DSOCR），因此决议同意将其移出濒危清单。
图/科特迪瓦代表庆祝“科莫埃国家公园”移出濒危遗产清单（摄影：徐桐）
2、 埃塞俄比亚的“塞米恩国家公园”（Simien National Park-N 9）--自己要表扬也可以！
图/塞米恩国家公园（来源：世界遗产中心网站）
“塞米恩国家公园”1978年登录成为第一批世界遗产，1996年由于西敏羱羊（Walia Ibex）和埃塞俄比亚狼（Ethiopian Wolf）两个物种数量的急剧减少、遗产区周边农业侵蚀、跨越遗产区的现代道路建设等原因列入濒危遗产清单。根据原来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的评估，虽然认同埃塞俄比亚在“塞米恩国家公园”保护管理状况上有了极大改善，但在“防控危害的系统性策略和计划”上仍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咨询机构建议“塞米恩国家公园”今年的审议决议为保留在遗产清单之中，且决议原本不作遗产大会现场开放讨论。根据委员会成员国-安哥拉的要求，“塞米恩国家公园”决议被重新放在大会现场进行讨论，并在土耳其、坦桑尼亚、津巴布韦、科威特、古巴等国发言中认为，过去21年时间中，埃塞俄比亚的努力使得“塞米恩国家公园”在保护范围界线、物种数量管理上均充分满足了保护的要求，而咨询机构要求的“防控危害的系统性策略和计划”可以留待移出濒危清单后继续完善，因此上述委员会国家明确支持要求将其从濒危遗产清单移除。
最终，根据坦桑尼亚提交的对决议的书面修改意见，“塞米恩国家公园”被正式从濒危遗产清单中移除。
3、 英国的“利物浦--海上商城” （Liverpool – Maritime Mercantile City -C1150）--苦情戏码快演到头了！
图/利物浦--海上商城（来源：世界遗产中心网站）
2004年登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利物浦--海上商城”由于城市建设的“水岸发展计划”（“Liverpool Waters”Project）选址紧邻遗产缓冲区，且建设项目体量、高度影响了遗产地作为“海上商城”的历史环境整体性及真实性，因此于2012年被列入濒危遗产清单。在今年的大会决议中，除了要求继续将其留在濒危清单，明确写明在2018年2月要求英国政府提交能够改正上述“水岸发展计划”的政策，否则考虑将其在2018年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
图 /“利物浦--海上商城”项目所受“水岸发展计划”（“Liverpool Waters”Project）影响示意图（图片来源：世界遗产中心在41届大会现场演示材料）
在讨论环节，葡萄牙、黎巴嫩、芬兰、菲律宾、波兰等国家明确表示不愿再等到2018年，要求在今年大会上直接将“利物浦”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原因就是英国在每年大会上均强调在采取措施，但4-5年之后仍没有改正方案出台，且根据英国解释，在其现有法律框架下，没有制度能够阻止上述“水岸发展计划”的开发商执行其原有开发计划，因此，上述委员会国，甚至咨询机构代表在应答环节均对英国能够在2018年2月拿出改正方案表示悲观。
英国也许提前知晓上述委员会国的态度，并做了充分准备。大会现场，英国国家代表除了打出数年没有新的申请项目，目的就是保护好现有遗产的决心外，还邀请了利物浦市市长到达大会现场以示改正决心；此外，利物浦当地民间团体也来到大会现场并发言，说明当地社区居民强烈渴望利物浦能够留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愿望。
最终，这些苦情牌再次起了作用，之前表达愤慨的委员会国家并未提交书面改写决议以求将利物浦在今年大会上直接除名，而是同意通过原决议，同意继续将利物浦留在濒危清单。
图/英国国家代表及利物浦市长、利物浦市民团体代表在世界遗产大会现场（摄影：徐桐）
4、 “耶路撒冷古城及其城墙”（ Old City of Jerusalem and its Walls--C148）--政治争议再出现
图/耶路撒冷古城及其城墙（来源：世界遗产中心网站）
图/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就“耶路撒冷古城及其城墙”项目决议进行投票（摄影：徐桐）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间存在领土争议的耶路撒冷古城1981年由约旦代为提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并于1982年列入濒危遗产清单至今，其保护状况审议每每成为以色列同中东各国在世界遗产大会上的交锋之处，特别是巴勒斯坦以成员国身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来，在耶路撒冷保护状况审议上的冲突愈加激烈。
在今年的遗产大会上也是如此，甚至鉴于往年就决议条款逐条争辩，最终仍避免不了投票解决的先例，今年委员会国要求不再讨论具体条款，直接就决议进行投票，最终投票采取了简单多数原则，赞成决议10票，反对3票，弃权8票。决议通过，耶路撒冷继续保留在《濒危名录》中。
安哥拉：弃权
阿塞拜疆：o-赞成
布基纳法索：*-反对
克罗地亚：弃权
古巴：o-赞成
芬兰：弃权
印尼：o-赞成
牙买加：*-反对
哈萨克斯坦：o-赞成
科威特：o-赞成
黎巴嫩：o-赞成
秘鲁：弃权
菲律宾：*-反对
波兰：弃权
葡萄牙：弃权
韩国：弃权
突尼斯：o-赞成
土耳其：o-赞成
坦桑尼亚：弃权
越南：o-赞成
津巴布韦：o-赞成
图/“耶路撒冷古城及其城墙”项目决议投票后以色列代表发言（摄影：徐桐）
图/“耶路撒冷古城及其城墙”项目决议投票后巴勒斯坦代表发言（摄影：徐桐）
在决议通过后，以色列、巴勒斯坦两国都进行了措辞激烈的表态。
7月4日-边会（Side-Events）:世界文化遗产在创伤后恢复与重建的导则
在本届大会的边会内容中，我们可喜地看到教科文组织已经开始谨慎地讨论处于战争冲突威胁中的世界遗产应如何记录、恢复和当地人员能力建设等一系列切实的技术问题。在7月4日晚的边会上，来自ICOMOS的专家简要介绍了正在针对叙利亚的世界遗产制定指导战后恢复和重建的基本原则，并介绍了正在进行中的遗产记录项目（ANQA）的成果。来自波兰和叙利亚的代表则分享了本国在战后恢复方面对于重建问题的思考。
图/法国代表 Samir Abdulac发言（摄影：吕宁）
其中比较富于启迪性和思辨精神的讲演来自于黎巴嫩大使（黎叔一不小心就闪光了的说。。。），他在开篇就将重建问题，特别是历史城市的重建与乌托邦的建设联系起来——两者均给予了城市居民再造“理想”的机会。随后他提出两个经典案例以供对比，波兰华沙历史中心(Warsaw historic centre)的重建——二战破坏后完全采用复古风格恢复“原状”的实例，以及法国勒阿弗尔，奥古斯特•佩雷重建之城(Le Havre, the City Rebuilt by Auguste Perret)——将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理念与城市早期布局设想、残损的历史建筑相结合的案例，在城市面貌上较为纯粹地表现出现代主义机械美学的倾向。20世纪历史上很多著名的重建案例，不仅包括城市历史街区的重建也包括历史纪念物的重建（例如，莫斯科Saint Savior Cathedral vs 德国议会大厦）都是这两种类型思想的反映或折中，而这两处重建“成就”均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应该说国际社会对于两种恢复和重建思想均是认同的。——那么对于叙利亚世界遗产如Allepo等地的恢复与重建是否仍旧面临着一种基本思想和原则选择的差异？事实上每个不同尺度的重建案例都面临着这种抉择，而这又需要依据不同的语境而谨慎讨论。他进而以贝鲁特的战后重建为例，谈到在战后恢复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集体记忆的选择——哪些历史遗存是值得保留的？他们的优先级别和重要性是怎样的？考古遗址的困境（The archeological dilemma）——考古遗址的恢复原则显然应不同于历史建筑或历史城市，是保留被战争毁坏的现状？还是进行部分的恢复，以达到战争未发生的状态，这仍是十分棘手且见仁见智的问题。与之相对，历史城市、景观等活态遗产的恢复与重建又应在原则上有什么差异？（这是笔者的疑问）当然，在重建过程中很多现实的问题似乎比理论更能指导实践，20世纪的很多重建案例都是市场-引导的重建，资金问题也是重建中不可忽视的，而大型的商业化的设施植入似乎是20世纪城市重建中不可避免的“教训“。再次回到重建与乌托邦的话题，在重建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地思考全球化的影响和地方身份的问题，如何在全球化不断加速的时代背景中延续和重塑地方身份？可能只有尽可能地加强社区参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问题提供解决的途径。
图/黎巴嫩大使Jad Tabet发言（摄影：吕宁）
图/重建案例：波兰华沙历史中心VS奥古斯特•佩雷重建之城（黎巴嫩大使PPT）
图/考古遗址的困境（黎巴嫩大使PPT）
图/加强社区参与（黎巴嫩大使PPT）
事实上，战后恢复和重建在理论层面究竟与一般衰退过后文化遗产的恢复和重建有多大的差别仍旧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战争不过是急速加快了衰退的过程，而在这样特殊的语境下，我们，作为21世纪的居民究竟应如何更加具有创造性地干预文化遗产仍旧是这个问题的核心。
7月4日边会：
1、中午
- 世界海洋遗产地的珊瑚白化（UNESCO,WHC-Marine Programme）
- 世界遗产领导力（ICCROM-IUCN）
- 连接的实践：定义世界遗产公约下文化与自然的连接方法（ICOMOS-IUCN）
2、傍晚
- 卡塔尔-苏丹联合考古工程：苏丹两处世界遗产地-博尔戈尔山、麦罗埃岛考古遗址（Qatar Museum）
- 世界自然遗产地及其关键性的生物多样性区域：协同、提升和机遇（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IUCN, Bird-Life international and WWF）
- 从空间保护教科文组织指定区域（WHC, GEMINI, Space Solutions and Consulting, ESA, Heidelberg University, HIST）
- 世界文化遗产在创伤后恢复与重建的导则（ICOMOS）
清源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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