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 · 释老志》中的一段文献——兼论云冈模式-专家观点 -

专家观点

《魏书 · 释老志》中的一段文献——兼论云冈模式

摘要: 《魏书·释老志》中有一段论及龙门石窟开凿的文献，殊为珍贵：“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 ...

　　8月3日，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原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诞辰102周年，先生一生关心云冈石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事业，多次带领学生考察云冈石窟，直到晚年依然牵念云冈的学术事业，是云冈学的实际奠基人，为云冈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宿白先生根据云冈石窟的分期和艺术源流，首次提出“云冈模式”这一概念。今日，官微刊发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新近撰写的《<魏书 · 释老志>中的一段文献——兼论云冈模式》一文，谨以纪念。

《魏书·释老志》中有一段论及龙门石窟开凿的文献，殊为珍贵：

“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1]

这段文献包含着很多信息，现就此段文献拟三个议题，试加解读，以就正于方家。

一、宦官与石窟工程

这段文献中提到的白整、王质和刘腾都是孝文帝、宣武帝时期的风云人物，三人在《魏书·阉官传》中均有传。其中白整、王质的职务都是大长秋卿。北京图书馆藏《魏故中常侍大长秋卿平北将军并州刺史云阳男张君墓志铭》记录了白整的生平：

“君讳整，字菩提，并州上党郡刈陵县东路乡吉迁里人。源出荆州南阳郡白水县。五世祖充，晋末为路川戍主，因宦遂居上党焉。燕赵之世，冠冕弥光。暨世祖太平真君中，君以乡难入京，奉策宫掖，幼有明肃之称，显祖异焉。高祖嘉其祗笃，授以太官令，除中给事中，迁中常侍立忠将军、云阳男。上美其勋续，加大长秋卿龙骧将军，委以六宫之事。春秋六十，景明四年十月廿一日寝疾薨于第。皇上悛悼，朝间悲恻。使持节策赠平北将军并州刺史，男如故。十一月廿五日葬于洛阳之西北斗泉陵。”[2]

白整深得孝文帝信任，“委以六宫之事”。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元宏崩，遗诏赐死皇后冯润。北海王元详奉命前往冯润宫里将其赐死，但冯润不肯服毒，与元详同去的白整强行灌其毒药，冯润死时年仅三十岁，追谥为幽皇后。事见《魏书`皇后列传》：

“高祖崩，梓宫达鲁阳，乃行遗诏。北海王详奉宣遗旨，长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药。后走呼不肯引决，曰：‘官岂有此也，是诸王辈杀我耳！’整等执持，强之，乃含椒而尽。”[3]

可见白整在孝文朝参与政事之深。

王质继白整之后任大长秋卿，但时间不长，据《魏书·阉官传》：

“王质，字绍奴，高阳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蚕室，颇解书学。为中曹吏、内典监。稍迁秘书中散，加宁朔将军，赐爵永昌子，领监御。迁为侍御给事，又领选部、监御二曹事，复特加前将军，进爵魏昌侯。转选部尚书，加员外散骑常侍。出为镇远将军、瀛州刺史。质在州十年，风化粗行，察奸纠慝，究其情状，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号为威酷。高祖颇念其忠勤宿旧，每行留大故，冯司徒亡，废冯后，陆叡、穆泰等事，皆赐质以玺书，手笔莫不委至，同之戚贵。质皆宝掌以为荣。入为大长秋卿，未几而卒。”[4]

刘腾更是曾经权倾朝野。刘腾在这段文献中的职务是中尹，但是他也做过长秋卿：

“长秋寺，刘腾所立也。腾初为长秋令卿，因以为名。在西阳门内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即是晋中朝时金市处。寺北有濛氾池，夏则有水，冬则竭矣。中有三层浮图一所，金盘灵刹，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庄严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异，难可具陈。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於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5]

宣武帝即位之初就下诏为他的父亲孝文帝和亲生母亲文昭皇太后营建两座石窟，白整是实施这一皇家工程的具体领导者，其后的王质和倡议为宣武帝再造一座石窟的刘腾都是宦官，也就是说与云冈石窟第一期为五位皇帝开凿的五座大像窟不同，昙曜五窟工程的领导者昙曜是来自凉州的高僧，而龙门石窟的皇家工程领导人已经变成了宦官。这一变化并不始于龙门石窟，在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的开凿过程中，负责皇家工程的领导者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一变化与昙曜的失势和冯太后实力的崛起相关。

云冈石窟景区昙曜塑像

昙曜圆寂的时间不详，《续高僧传·昙曜传》没有记录他去世的时间，但在《魏书·释老志》中延兴二年(472)孝文帝发布的诏书中还可以见到“沙门统昙曜”的名字：

”延兴二年夏四月，诏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又诏曰：‘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竞，费竭财产，务存高广，伤杀昆虫含生之类。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钟不朽。欲建为福之因，未知伤生之业。朕为民父母，慈养是务。自今一切断之。’又诏曰：‘夫信诚则应远，行笃则感深，历观先世灵瑞，乃有禽兽易色，草木移性。济州东平郡，灵像发辉，变成金铜之色。殊常之事，绝于往古；熙隆妙法，理在当今。有司与沙门统昙曜令州送像达都，使道俗咸覩实相之容，普吿天下，皆使闻知。’”[6]

值得注意的是，继任昙曜沙门都统之职的是方山思远寺的寺主僧显。

唐道宣著《广弘明集》(664年)卷二十四收录的《帝以僧显为沙门都统诏》记:

“今以思远寺主法师僧显，仁雅钦韶，澄风澡镜。深敏潜明，道心清亮。固堪兹任，式和妙众。近已口白，可敕令为沙门都统。又副仪贰事，淄素攸同。顷因曜统独济，遂废兹任。今欲昆德赞善固须其人。皇舅寺法师僧义，行恭神畅温聪谨正，业茂道优，用膺副翼。”[7]

这是孝文帝任命思远寺主法师僧显为新的沙门都统，任皇舅寺法师僧义为都维那的诏书。据《魏书》记载，方山思远寺的修建时间有太和元年(477)与太和三年(479)两说[8]，因此僧显出任思远寺主的时间可以推测为在477年或者479 年以后。

思远寺在太和三年(479)八月之前已修建于方山(《魏书·高祖纪》)，建后不久的太和五年(481)，开始营建冯太后寿陵和永固石室，并于太和八年(484)竣工(《魏书·冯太后传》)。思远寺寺主僧显明显是冯太后信任的僧人。这从皇舅寺法师僧义“用膺副翼”也可以得到印证:《水经注·漯水》记如浑水“又南迳皇舅寺西，是太师昌黎王冯晋国所造。有五层浮图，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加以金银火齐。众采之上，炜炜有精光”[9]，可知皇舅寺是冯太后之兄冯熙所建的寺院，内有华丽的五重塔。

这是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动，昙曜集团的失势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也会影响到武州山石窟寺的开凿。《魏书》所记载的皇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的记录，在太和七年(483)五月以后断绝，自此至迁都洛阳的大约10年时间里，一次都没有皇帝行幸的记录。与此相对照， 479年“幸方山，起思远佛寺”以后，480年八月、481年四月、482年三月、483年七月、484年四月和七月幸“方山石窟寺”、485年四月和六月、486年六月和七月、487年五月、488年四月和七月、489年四月、490年正月和七月以及同年九月冯太后驾崩、十月葬于永固陵，都有孝文帝巡幸方山的记录。所以，石松日奈子认为“”此后武州山石窟寺不再是平城佛教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新任沙门都统僧显的方山思远寺。这意味着因为昙曜的下台，武州山石窟寺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10]

云冈石窟第6窟二佛并坐像

太和七年之后云冈石窟的开凿与皇室之间的关系是否疏远可以再议。云冈石窟分为三期，云冈石窟在第二期，即孝文帝和冯太后时期多开凿成组的双窟，议者多认为这与为孝文帝和冯太后“二圣”祈福有关。据宿白先生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洞窟就有由宦官主持兴造的，也就是说皇家石窟的营建工程主要负责人，在孝文帝和冯太后时期已经由高僧转变为宦官。如云冈石窟的第9、10窟，宿白先生根据《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推测为钳耳庆时（王遇）所主持开凿。《金碑》记崇教(福)的情况是:“今寺中遗刻所存者有二……一在崇教，小而完。其略曰:安西大将军散骑常侍吏部内行尚书宕昌钳耳庆时镌岩开寺。其铭曰:承借□福，遮邀冥庆，仰钟皇家，卜世惟永。盖庆时为国祈福之所建也。末云:大代太和八年建，十三年毕。”又云:“崇福则成于钳耳。” [11]《金碑》征引遗刻标明“其略曰”、“末云”，表明《金碑》有关钳耳庆时在云冈营造的有关内容，是节录碑文，而不是全文。

《魏书·阉官传》有王遇传，称“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世宗时复改为王焉。自晋世已来，恆为渠长。父守贵，为郡功曹，卒。遇既贵，追赠安西将军、秦州刺史、澄城公”[12]。

本传记其“性巧，强于部分”。“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都是王遇监作。迁都洛阳之后，宣武初，王遇兼将作大匠，“洛京东郊马射坛殿、修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虽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驱驰与少壮者均其劳逸。”[13]

钳耳庆时信佛教，《水经注》卷一三《㶟水》记他在平城东郊建祇洹舍：

“(平城)东郭外，太和中，阉人宕昌公钳耳庆时立祇洹舍于东皋，椽瓦梁栋、台壁棂陛、尊容圣像及床坐轩帐，悉青石也，图制可观，所恨惟列壁合石疏而不密。庭中有《祇洹碑》，碑题大篆非佳耳。然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跱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14]

清末陕西澄城出《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知他还曾在家乡建晖福寺。《晖福寺碑》文云:“我皇文明自天，超世高悟……太皇太后圣虑渊详，道心幽畅……散骑常侍、安西将军、吏部内行尚书、宕昌公王庆时资性明茂……于本乡南北宅上，为二圣造三级佛图各一区，规崇爽垲，择形胜之地，临沃衍，据条刚……伐良松于华畎之阴，掇文瑶于荆山之阳，旌功锐巧，穷妙极思，爱自经始，三载而就……太和十二年岁在戊辰(488)七月己卯朔一日建。”[15]

王遇为冯太后所赏识，与另外一为宦官抱嶷并为冯太后所宠信，“遇与抱嶷并为文明太后所宠，前后赐以奴婢数百人，马牛羊他物称是，二人俱号富室。”[16] 抱嶷在《魏书·阉官传》中亦有传：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于直谷。……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迹冗，经十九年。后以忠谨被擢，累迁为中常侍、安西将军、中曹侍御、尚书，赐爵安定公。自总纳言，职当机近，诸所奏议，必致抗直。高祖、文明太后嘉之，以为殿中侍御，尚书领中曹如故，以统宿卫。俄加散骑常侍。高祖、太后每出游幸，嶷多骖乘，入则后宫导引。……加嶷大长秋卿。嶷老疾，请乞外禄，乃以为镇西将军、泾州刺史，特加右光禄大夫。将之州，高祖饯于西郊乐阳殿，以御白羽扇赐之。……自以故老前宦，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17]

泾川王母宫石窟

云冈石窟第6窟

抱嶷位高权重，统高祖、文明太后宿卫，“高祖、太后每出游幸，嶷多骖乘，入则后宫导引”，但是，他在后来回家乡泾州任刺史，其原因很可能是与孝文帝政见不合，“自以故老前宦，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抱嶷在泾州开凿了王母宫石窟[18]，这个石窟又被称为“云冈第六窟的升级版”[19]。石窟位于甘肃平凉市泾川县西郊，汭河和泾河交汇处的宫山脚下。与云冈石窟第六窟一样，是陇东地区年代较早、较大型的一个中心柱式窟。石窟坐西面东，高11米，宽12.6米，深13米，中心柱宽7米，深7.6米[20]，规模可称宏大。

值得注意的是抱嶷同样曾经担任大长秋卿，大长秋为皇后所有的官属的负责人。关通后宫内外，对外传达皇后旨意。所以，云冈第二期石窟的开凿总体上还是皇家工程，只是第一期工程都是为皇帝祈福，而第二期工程因为有冯太后的参与而变得复杂化，此为另外的议题，拟撰文再议。

二、石窟的开凿工程

《魏书》中明确记载了龙门宾阳三洞的斩山工程和所用功量：”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21]

斩山是营建大型石窟的基本工事，其目的是在坡状的山体中开凿出垂直的壁面，以进一步开窟造像。这一施工过程，也同时掘凿出两边的斩山侧壁和窟前的平台面，它们共同围合成窟前半开敞的空间。斩山一词首见于《魏书·释老志》，但在明代的史料中还在使用，如山西金灯寺石窟中所立嘉靖二十七年《建西方四十八愿殿像记》曾记述了的金灯寺石窟的开凿经过：

“遂盟心决志启修，崇释其力，一旦疏众贿，命匠斩山成殿，其内环列诸佛菩萨三乘法像，令如经旨。其像亦以贞石而琢之，复以黄金而饰之。”[22]

斩山是洞窟开凿的基本前提，在斩山斩出的正壁上开窟，向内凿出基本窟形，再在各壁造像。斩山不用太多的技巧，一般的石匠即可为之，所以文献中也有将斩山与造像分开记功的，如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隋开皇九年（589）开凿的大住圣窟，高2.6米，宽深均3.4米，平面方形，覆斗顶，三壁各造像一铺。在窟门外东侧上方镌刻有隶书题刻：

“大隋开皇九年己酉岁敬造窟用功一千六百廿四。像世尊用功九百。卢舍那世尊一龛。阿弥陀世尊一龛。弥勒世尊一龛。三十五佛世尊三十五龛。七佛世尊七龛。传法圣大法师廿四人……” [23]

龙门石窟宾阳三洞外景

《魏书·释老志》所指的三座龙门北魏石窟，在20世纪40年代前还有争论，后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塚本善隆指出今宾阳三洞具有统一的布局和雕凿，应当是文献所载世宗营造的三窟，并认为景明初原始斩山位置可能在奉先寺区域。50年代，刘汝醴通过宾阳三洞斩山壁面尺度的测算，与文献对应，进一步确认了其为世宗所造三窟[24]，此点现已成为学界共识。80年代，宫大中注意到宾阳洞上方高处犹有斩山遗迹，认为那就是原始斩山地点[25]。

三洞自景明初始建至正光四年（523）停工，历时20余年，北魏时期只有中洞完成，南、北两洞未完成，现洞窟主尊及壁面龛像，多为隋唐时期补凿。中洞正壁，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式布局，两侧壁各雕一立佛、二菩萨，前壁分栏浅浮雕文殊维摩诘对坐、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十神王等图像，窟顶雕飞天帐幔，地面雕莲花，窟门甬道两侧壁各一天王，门外两侧各一力士，造像风格统一。因为是皇家工程，所以有详细的记录，这份记录很可能来自于“石窟署”的档案，这份档案截至于正光四年六月[26]。至于为什么会截止到正光四年六月，宾阳洞的开凿工程有可能受到刘腾在正光四年三月去世的影响；但结合文献云冈石窟的开凿“终乎正光”，所以也有可能是受到六镇起义的影响波及。

三、云冈模式

2000年宿白先生在云冈

宿白先生十分重视云冈石窟的研究，从上世纪40年代起，到2010年发表《试释云冈石窟的分期——<云冈石窟卷>画册读后》[27]，可以说云冈石窟的研究贯穿了他整个的学术生涯。他强调云冈石窟在早期石窟研究当中的重要性：

“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叶）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云冈石窟就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28]

云冈石窟是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了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的一处皇家石窟，从建都平城之年起，凡是从被北魏灭亡的各个政权区域内强制迁徙，或是从南北战场俘获的人口、财物，主要都集中到平城及其附近。宿白先生统计了在此过程中的移民数量后总结“集中的数字是庞大的，就人口而言，最保守的估计，也要在百万人以上；而被强制徙出的地点如山东六州、关中长安、河西凉州、东北和龙（即龙城）和东方的青齐，都是当时北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迁移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人才、伎巧的搜求。”[29]在此基础上兴建的云冈石窟，自然会产生出新的模式，“平城既具备充足的人力、物力和包括工巧在内的各种人才；又具有雄厚的佛事基础，包括建寺造像的丰富经验；还和早已流行佛教的西域诸国往还密切，包括佛像画迹的传来。有了这些条件，北魏皇室以其新兴民族的魄力，融合东西各方面的技艺，创造出新的石窟模式，应是理所当然的事。”[30]

龙门石窟是在云冈模式影响下开凿的石窟，《魏书·释老志》中明确的记述宾阳洞的开凿是想“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也就是继承了云冈石窟为二圣造像的传统开凿成组的双窟。后来在开凿的过程中，刘腾又为宣武帝祈福，增凿了一座洞窟，是为宾阳三洞，宾阳三洞的开凿过程对于我们理解云冈石窟的双窟和三窟也是有帮助的。

问题是“准代京灵岩寺石窟”开凿的宾阳洞，不论是洞窟形制和造像题材、造像风格，均与云冈石窟有比较大的差异，这就涉及“模式”的内涵。继宿白先生提出凉州模式、云冈模式的概念之后，不断有学者参与石窟兴造中模式与样式的讨论。什么是石窟兴造的模式？模式和样式有什么样的区别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31]。从现在发表的文章来看，宿白先生对于云冈模式的阐述也有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本文仅就宿白先生对于云冈模式的论述加以研读。

宿白先生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对“模式”进行了定义，强调了模式的讨论应该和洞窟的分期排年结合在一起考虑，云冈模式只是一个统称：

“本世纪初以来，研究者在调查其历史年代和艺术源流之次，逐渐研讨其排年分期和窟室类型。首先出现某些有代表性特征的类型，可暂称之为模式。云冈模式先后有显著的发展变化，它的出现与发展都应与分期问题联系起来。”[32]

1955年宿白先生（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2级同学在云冈实习

宿白先生、阎文儒先生在云冈石窟

2000年8月宿白先生考察云冈石窟

那么具体到云冈石窟的三期洞窟，与云冈模式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宿白先生在《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里也讨论了云冈模式的问题：

“迁洛以前，平城作为魏都已近百年(398~494)，当时平城及其附近集中了大量的财富和接近百万的人口，其中包含有来自中原北方各地的各种人才，北魏皇室权贵在云冈兴凿石窟之初，平城内外修建佛寺已继续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尽管其间经历了六七年的灭佛阶段。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平城的佛教建置已具有一定基础，如果说，我们对复法不久开凿的云冈第一期石窟完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抱有疑虑的话，那么，大批兴建的第二期石窟工程已完成’云冈模式’，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迁洛以后，云冈窟龛的雕造并未衰歇，大约到了公元515年孝明帝即位后，洛阳才大事兴修佛寺，中原北方地区才又可能出现一新的佛教建置的典型所在。以上说明，从460年以后，到6世纪初，出现可以作为东方石窟模式的地点，云冈最具条件。6世纪初以后，才又增加了一个洛阳。”[33]

在这里，宿白先生明确了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已经完成云冈模式，但是，对第一期石窟用了很委婉的表述，即“如果说，我们对复法不久开凿的云冈第一期石窟完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抱有疑虑的话”，也就是说宿白先生在此文中对云冈石窟第一期能不能称为已经具备了新的模式抱有保留的态度，但是在后来的文章中，他则肯定了云冈石窟第一期已经形成了新的模式，他说：

“在造型方面，云冈第一期大像所具有的广颐、短颈、宽肩、厚胸等造型特点，虽与葱岭东西乃至甘肃及其以东早期佛像多有接近处，但其雄健之姿尤为突出。所以研究者多联系《魏书·释老志》所记北魏佛教有天子即是当今如来的传统和文成帝即位后所造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的敕令，推测昙曜五窟的主要佛像有可能仿效北魏皇帝的形象。沿西方旧有佛像服饰的外观，模拟当今天子之容颜风貌，正是一种新型的佛像融合。总之，云冈第一期石窟，就整体观察，它应是参考前规，融以新意，有自己的显著特色，从而构成了第一期的云冈模式。”[34]

云冈石窟第一期形成了“参考前规，融以新意”的云冈模式，则第二期石窟又形成了属于第二期的云冈模式。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进行了许多改革与创新，“这个时期即云冈第二期。此期云冈开窟总的工程规模超过了第一期，它所呈现的如上所述的时代特点大异于第一期。这些时代特点综合起来即构成了云冈第二期模式。”[35]

1988年7~9月，国家文物局在云冈举办“第一届石窟考古培训班”宿白先生安排筹办并教学授课

1993年宿白先生在第3窟前庭考古现场观察遗迹现象

宿白先生为云冈石窟昙曜五窟题字

有意思的是，宿白先生在讨论云冈石窟第三期洞窟的时候，不是用的模式，而是“样式”（宿白先生在讨论龙门北朝洞窟的时候，用的也是龙门样式，而不是龙门模式：“多年来，我一直感到龙门北朝洞窟情况复杂，它不足以表明当时洛阳佛教盛况，却出现了所谓的’龙门样式’”[36]），措辞一向严谨的宿白先生区分“模式”和“样式”，应该是有特别的考虑：

“迁洛后，皇室在云冈的大型窟室工程中辍，而大批留居和夏来的亲贵、中下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技艺和资料，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窟室。云冈第一期无中小窟室，第二期为数也甚少，所以第三期盛行雕凿的大量中小窟室，即使起步于以前设计的基础上，也必然要有新的创造。同时，冬居洛阳的亲贵更深染华风，重视中原事物，所雕窟龛进一步汉化，亦是意中之事。因此，云冈第三期样式，自然又不同于第二期。值得注意的是，云冈第三期样式与洛阳地区北魏窟室的关系。“[37]

宿白先生很重视云冈石窟第三期的中小洞窟，并且认为云冈石窟“第三期工程并未衰落，和第一、二期相比，只是没有开凿大型窟室而已。值得注意的是此期窟室式样急剧变化，成为云冈窟室式样最繁杂的阶段。”[38]宿白先生还强调云冈石窟第三期的洞窟发展序列完整，这样一来就需要讨论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云冈和龙门之间的关系：

“《魏书·肃宗纪》记熙平二年(517)冬十月乙卯所下停止北京居民南迁之诏书中，特别标出：‘门才术艺应于时求者，自别征引，不在斯例’。这不仅说明当时洛阳兴建急需‘门才术艺’，更重要的是明确表明一直到熙平末年平城还有较多可供征引的‘门才术艺’。”[39]

按照一般的推理，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之后，龙门石窟的洞窟形制和造像样式可能会影响云冈石窟，但根据宿白先生的研究，他认为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洛阳地区开始兴建石窟，主要参考云冈。孝文、宣武时期开凿的龙门古阳洞模拟云冈第二期窟室。宣武以来开凿的宾阳洞，有明确记录的是‘准代京灵岩寺石窟’(《魏书·释老志》)，即云冈石窟，这都是一般所公认，但此后孝明时期开凿的大批中小窟室的渊源却少有论及。洛阳地区孝明时期开凿的中小窟室，主要有接近方形平面或方形平面的三壁设坛和三壁三龛两种形制，亦即云冈第三期的B型窟和C型c式窟。云冈这两种形制窟室的出现都比洛阳为早，而且在窟室形制、布局、佛像组合、形象造型以及细部装饰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云冈不仅早于洛阳，更重要的是，其演变程序完整、清楚，与洛阳颇多突然出现或消失的情况不同，这就更有力地说明了变化的来源，主要出自云冈，而不是云冈较多地接受了洛阳影响。“[40]

缪荃荪传抄

《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中《金碑》全文

那么，什么是宿白先生所说的“样式”呢？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宿白先生与日本学者长广敏雄专门论述了“样式论”：

“有关样式的问题，我们常用“类型”这一名词。考虑石窟的类型，一般要包括：一、石窟形制；二、主要形象和形象组合(布局与题材)；三、纹饰与器物；四、艺术造型与技法。例如探索云冈石窟的分期，我们就是从分析石窟的类型入手的。”[41]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模式和样式是有区别的，首先，模式的出现需要一些基础的条件。宿白先生在论述云冈模式的时候，就首先讨论了平城实力的集聚：

“最近在大同市北郊小石寺村大沙沟北发现的鹿野苑石窟主窟，在窟室形制、布局和造像形制方面，也具有类似的上述特征。鹿野苑石窟，据《魏书·显祖纪》记载“(皇兴)四年(470)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知建于献文帝时期。由此可知，流行这种样式是公元460年至公元470年间平城地区开凿石窟的式样。这种式样的石窟，就已知的资料，自南亚、中亚以迄我国新疆、甘肃地区，都还没有发现相似的先例。因此，我们认为它应是5世纪中期平城僧俗工匠在云冈创造出的新模式，现在需要我们考虑的是:公元470年以前的平城，有没有新创石窟模式的条件。“[42]

其次，模式应该具有广泛的传播性，而且这种传播，不仅仅是样式的传播，而且包括观念的传播。“帝京翼翼,四方之则”[43]。

云冈石窟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44]

宿白先生提出了凉州模式、云冈模式，但是没有提出敦煌模式、龙门模式。依笔者的愚见，敦煌作为“华戎交汇”的地方，集聚了来自多方的佛教文化，但是本身的洞窟形制、造像样式并不具有明显的扩张性。

[1] 魏收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十·第二十》. 中华书局. 1974年6月第1版. 第3043页.

[2]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三册》.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年第2版.第68页.

[3] 魏收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第一·孝文幽皇后冯氏》，中华书局. 1974年6月第1版. 第334页.

[4] 魏收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魏书·卷九十四·列传阉官第八十二·王质》，中华书局. 1974年6月第1版. 第2025页.

[5] 杨衒之撰, 周祖谟校释. 《洛阳伽蓝记校释·卷第一·城内》，中华书局. 2010年9月第2版. 第35-37页.

[6] 魏收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十·第二十》，中华书局. 1974年6月第1版, 第3038页.

[7] 道宣著.《广弘明集·卷二十四》 CBETA 2024.R1, T52, no. 2103, p. 272b15-24.

[8] “(太和)三年……八月壬申，诏羣臣直言尽规，靡有所隐。乙亥，幸方山，起思远佛寺。”《魏书·卷七上·高祖纪第七上》，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1版，第146-147页.

“太和元年二月，幸永宁寺设斋，赦死罪囚。三月……又于方山太祖营垒之处，建思远寺。”《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十·第二十》，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1版，第3039页.

[9] 郦道元着，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十三·㶟水》，中华书局，2007年7月第1版. 第313页.

[10][日]石松日奈子著, 姜捷译. 云冈中期石窟新论-沙门统昙曜的地位丧失和胡服供养人像的出现[J]. 考古与文物, 2004(05). 第81-92页.

[11] 宿白著.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 //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01. 第53-54页

[12] 魏收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魏书·卷九十四·列传阉官第八十二·王遇》，中华书局. 1974年6月第1版. 第2023页.

[13] 魏收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魏书·卷九十四·列传阉官第八十二·王遇》，中华书局. 1974年6月第1版. 第2024页.

[14] 郦道元著, 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十三·㶟水》.中华书局. 2007年7月第1版. 第314-315页.

[15] 赵一德. 晖福寺碑赏析(并注)[C]//云冈石窟研究院.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 文物出版社,2005. 第703-721页.

[16] 魏收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魏书·卷九十四·列传阉官第八十二·王遇》，中华书局. 1974年6月第1版. 第2024页.

[17] 魏收撰.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魏书·卷九十四·列传阉官第八十二·抱嶷》，中华书局. 1974年6月第1版. 第2021-2022页.

[18] “右后魏化政寺石窟铭。北史及魏书有宦者抱嶷传，云嶷终于泾州刺史，自言其先姓杞，后避祸改焉。今此碑题「泾州刺史杞嶷造」，疑后复改从其本姓尔。”赵明诚撰, 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第二十一·跋尾十一·后魏、东魏、梁·后魏化政寺石窟铭》，中华书局，2019年9月第1版，第413页.

[19] 甘肃省文物局. 《泾川王母宫石窟：云冈石窟第六窟的“升级版”》.微信公众号“甘肃省文物局”2022年9月27日推送文章.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yS2HQ2-JgorJ4XJNBOXAg.

[20] 张宝玺. 甘肃泾川王母宫石窟调查报告[J]. 考古, 1984,No.(07). 第622-626页.

[21] 《资治通鉴》记载：”魏景明之初，世宗命宦官白整为高祖及文昭高后凿二佛龛于龙门山，皆高百尺。永平中，刘腾复为世宗凿一龛，至是二十四年，凡用十八万二千余工而未成。”范子龙在《论龙门石窟宾阳三洞的雕刻用功》一文中对比两种用功量，认为《魏书·释老志》所记可信。参见范子龙. 论龙门石窟宾阳三洞的雕刻用功[J]. 中原文物, 2023(05). 第140-144页.

[22] 杨烈. 宝岩寺明代石窟[J]. 文物, 1961(12). 第42-47页.

[23] 杨宝顺. 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J]. 文物, 1988(04). 第1-14页.

[24] 刘汝醴. 关于龙门三窟[J]. 文物, 1959(12). 第17-18页.

[25] 宫大中. 龙门石窟艺术试探[J]. 文物, 1980(01). 第6-18页.

[26] 范子龙. 论龙门石窟宾阳三洞的雕刻用功[J]. 中原文物, 2023(05). 第140-144页.

[27] 宿白. 试释云冈石窟的分期——《云冈石窟卷》画册读后[J]. 文物, 2010(07). 第63-65页.

[28] 宿白.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 第162-163页.

[29] 宿白.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 第134页.

[30] 宿白.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第141-142页.

[31] 宿白先生提出石窟开凿的凉州模式、云冈模式之后，很多学者参与模式和样式的讨论，如：

<1>古正美.再谈宿白的凉州模式(摘要)[J].敦煌研究,1988(2)；<2>温玉成.公元1至3世纪中国的仙佛模式[J].敦煌研究,1999(1)；<3>刘锡涛.浅谈龟兹石窟艺术模式[J].丝绸之路.1999；<4>费泳.“青州模式”造像的源流[J].东南文化,2000(3)；<5>常青.略论唐代长安佛教造像艺术样式.//19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6>王建新.试论佛教造像的长安模式与盛唐风格.//慈善寺与麟溪桥:佛教造像窟龛调查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7>常青.浅谈石窟考古断代方法与样式研究[J].考古与文物.2003(5)；<8>仝涛.东汉“西王母+佛教图像”模式的初步考察[J].四川文物.2003(6)；<9>温玉成.用“仙佛模式”论说钱树老君[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10>于春.论佛教考古研究中的“模式”[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1>何利群.从北吴庄佛像埋藏坑论邺城造像的发展阶段与“邺城模式”[J].考古,2014(5)；<12>郑弌.论宿白“区域模式论”的生成[J].美术,2016(9)；<13>罗世平.图像与样式-佛教美术的两个常识概念[J].形象史学,2019(1):8；<14>李方芳.何谓佛教“模式”- 基于“凉州模式”立论逻辑对“秦州模式”立论的考辨[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23(01)。最新的研究为夏立栋对“高昌样式”的讨论，见《高昌石窟与高昌样式》，《考古》2024年第1期。

[32] 宿白.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第136页.

[33] 宿白. 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 //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第 349页.

[34] 宿白.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第142页.

[35] 宿白.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第155页.

[36] 宿白. 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 //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第181页.

[37] 宿白.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第161页.

[38] 宿白.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第155页.

[39] 宿白.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第160页.

[40] 宿白.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第161页.

[41] 宿白.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关于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 //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 第116页.

[42] 宿白.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第138页.

[43] 杨衒之撰, 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第二·城东》，中华书局，2010年9月第2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