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锁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安迪尔河处于塔里木盆地南道约中途位置，由地理及考古遗存上推测，此地相当于尼雅佉卢文书中所记的莎阇（Sacha）、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谓“覩货逻故国”及贾耽《皇华四达记》安西道上的勿遮水和兰城镇、兰城守捉所在。在河东岸分布有三座古城（道孜勒克、廷姆、方城）及一些佛塔、居址等遗迹。1901、1906年斯坦因曾两次探察和挖掘，以道孜勒克古城及其佛寺遗迹为重点，其时为古城弃置后首次被揭露，遗迹、遗物保存状况较佳。及至以后所做的几次调查，[1]在考古发现与研究资料的获得上颇为有限。由于这座城址的重要性，加上寺庙形制的独特及出土了丰富的文献等，而相关的研究未及开展，故本文主要依据斯坦因的发现来讨论佛寺遗址及其附属城址之年代、性质等问题，以求教方家。

一　寺庙的形制特征与各种遗物、题记

寺庙遗迹有两座，分布在道孜勒克古城中央（斯坦因编号E.I）和北部（E.II.ii），前者是一座独立庙宇，后者是在一栋排屋中辟出的一间。古城平面呈圆形，直径约128米（图1）。

图1　道孜勒克古城平面图及E.I寺庙遗迹（据AncientKhotan[2]）

1.E.I佛堂

形制方形，带围墙，木骨泥墙结构，门朝向东。佛堂内屋墙四角各立一尊硬泥塑像，约真人大小，残存覆莲座和腹以下部分（类似丹丹乌里克寺庙遗迹D.II[3]），东北、东南角塑像边各残存一尊较小塑像的莲座。堂中央为一座八面体形基座，与屋墙间形成一条阔约1.5米的回廊。基座的尺寸为2.9米×2.3米，残高0.8米，土坯砌筑，外壁用细泥批荡，每面宽1.2米，东、西二面较直，绘壁画（可辨者为西北面，为两排七幅坐佛像）。座上朝向四方残存三个莲花座，朝东方者因盗掘而毁坏。西、北二座上尚存双足、膝及袍衣下摆。由双足长约0.3米推测，其像为真人大小。从地面上堆积中保存的椭圆形背光塑像残块等来看，四像当是坐佛像。

像座周围出土了一批写本、纸画及丝、棉布制作的小幡，在墙壁上亦保存了若干汉、吐蕃文题记。写本共发现了四种，其出土位置分别是像座的东、北脚及周围。出自东脚的为梵文写本，保存了46叶，为“婆提”（Pothī）形式的梵文写卷，经霍恩雷（A.F. R.Hoernle）释读为7～8世纪的陀罗尼写本。在座北脚地面保存了两捆纸本写卷，似是从像座上跌落下的供奉物，经霍恩雷释读，其一是用斜体中亚婆罗迷字母（slantingCentral AsianBrāhmī）书写；另一捆是用粗体直体笈多字母书写，二者皆非梵语，霍恩雷倾向于认为是一种“原始吐蕃文”（‘proto-Tibetan’），可能是某种医药或巫术类文献。座下方地面及堂内四角立像莲座下方发现了大量保存良好的吐蕃文写卷，经复原为27叶，原属一套45.2厘米×7.2厘米长卷的一部分，旁有丝锦或棉布细带，经巴奈特（L.D.Barnett）释读为《稻芉经》（Śālistamba-sūtra）的残卷及祭仪类文献和两首宗教诗。[4]此外，还有2张可能是梵文的桦树皮经卷，以及在像座附近的3小片汉文纸公文（《唐典周玄福牒残片》等）。纸画上残存的有骆驼及人物画等（图2）。[5]1989年以来在遗址采集到的2件木雕立佛像，也应是出自该寺庙遗迹中（图3）。[6]

图2　佛堂（E.I）出土写卷（据AncientKhotan,Pl.CXVIII，等）

图3　可能出自道孜勒克古城佛寺的木雕立佛像

寺庙（E.I）西墙近西北角造像位置保存汉文题记一处，另于北墙近东北角处、南墙及南墙近西南角处存吐蕃文题记三处（图4）。汉文题记由沙畹（É.Chavannes）根据斯坦因提供的现场照片释读，今据《古代和田》刊布照相订正如下：

□□（大唐）开元七年记

至道[7]，闻其兵马使在[8]，及四镇、大蕃

□[9]，大蕃官、太常卿秦嘉兴归本道。[10]

这是开元七年（719）唐与吐蕃使臣一次会晤的记录，其问题后文再论。

北墙和南墙的吐蕃文题记，由巴奈特、弗兰克释读：

（北墙）Wuglgal（或Brugrgal）之手……

此系……供奉。各色丝帛及珍宝。

……各色供奉，（将）呈上年租作为祈愿（之供奉）。

（南墙及近西南角处）……Žiba谨致Roku[lha]之供奉并致礼。

……如若……Žiba谦卑……众僧侣、众男子及牛将无受害，且[滋活？]。

诸先驱。诸供奉牦牛于Roku odambro者，其人众、马匹将Slayul[之途中]不致损害。当其获致财富、食物及[其马群]之牧草，[彼等将重还]彼方之土地。[11]

这两处属供养题记，其施主分别是Wuglgal（或Brugrgal）和Žiba。受供养的Roku[lha]（Roku odambro）尚不明确。

图4　寺庙墙壁题记（据AncientKhotan,Pl.XI-XII）

2.E.II.ii禅室

这是E.II排房中的一间，形制为长方形，面积不大（2.4米×1.4米），门朝北。南墙壁残高约1.2米，上绘壁画：中心为真人大小的立佛像，残存双足、袈裟下摆、背光部分，背光上绘小坐佛像（皆蓝地红袈裟，淡绿色背光）；背光下方两侧各绘一幅跪姿人像，背后立一握剑人像，似乎是吐蕃官员及其侍从的供养像。东墙上有一排木楔，可能是一副木供案的残余。东南角出一件木板画（E.ii.1），绘四臂象头神（Gaṇeśa）或毗那夜迦天（Vināyaka）像（图5）。[12]

图5　毗那夜迦天木板画（据“国际敦煌项目”网站数据库）

二　古城的年代与性质

斯坦因曾根据道孜勒克古城及附近古城、窣堵婆遗迹、出土佉卢文木牍（N.661）等，将遗址区的遗存分为两个时期：较早期（约3～4世纪）的遗存（与尼雅遗址相当），及较晚期的唐代遗存（道孜勒克古城和佛寺等）；并据《大唐西域记》和寺庙墙壁汉文纪年题记及吐蕃文文献，推测古城的起始年代在玄奘经行的贞观十八年（644）之后，废弃于吐蕃占领后的8世纪中叶，寺庙的废弃年代在8世纪中叶。[13]

案圆形形制的土筑城址，另见于洛浦阿克斯匹尔古城、尉犁营盘古城等。根据斯坦因的勘察，道孜勒克古城城墙下部由跺泥构造，上方建有一道土坯筑女墙。[14]目前尚没有证据证明它们是不同时期的建筑。但在1906年再访时的发现却具有重要性：城门西侧的一段城墙建在了一座较早期的垃圾堆等之上，从垃圾堆里出土了丝、毛织品和1件佉卢文皮革文书。[15]这种情况表明了唐代城堡是利用了较早期的城址重修或重建而成，类似于若羌米兰吐蕃城堡可能利用了汉代伊循城的例子。

寺庙西墙上的汉字“开元七年”题记，是由唐朝某位使臣记录的开元七年唐与吐蕃的一次交际，似乎是来自唐廷的使臣太常寺卿秦嘉兴与吐蕃的使臣（“大蕃官”）约于安西四镇某地（可能是于阗）会谈，当使臣抵达后听闻“兵马使”（安西都知兵马使？）在本地；第三行起首、“大蕃”后的字，如果沙畹所释“和”字无误的话，则是说四镇和吐蕃在西域的军队谛和了，于是双方的使臣便各归本道。实际上，据《新唐书·玄宗纪》《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六年（718）冬十一月吐蕃已遣使奉表请和，至翌年再次请和，这一年唐廷还册封了突骑施的苏禄为忠顺可汗。[16]大约秦嘉兴的出使与这次约和有关。这些使臣曾下榻安迪尔河的道孜勒克古城，由此也显明此城的重要性。他们曾拜谒了寺庙。据此可以把寺庙和古城的兴建时间推定在开元七年之前某个时候，且与唐朝在于阗地区设置的于阗军镇驻防体系有关。

古城东部保存的一栋大型建筑（E.III），斯坦因推测是衙署，其中庭西侧一间屋墙上残存了著蓝袍的供养人壁画。[17]由此看也可能是一间小佛堂。中庭北侧的大厅东壁上亦存汉文及吐蕃文题记，而且有彼此打破的迹象，表明了其书写的时间差。汉文题记存多处痕迹，可辨者有“七”、“休”及“□国使辛利川”等[18]，分属两种字体，前者为吐蕃文题记摩去，后者又叠在吐蕃文上，且字体与寺庙中题记类似，似是同一人所题（图6）。吐蕃文题记写在一幅虎壁画旁，据巴奈特等释读：

此是rkyaṅ、猞猁、孔雀之像。

此题记下方：

五顶帽（？）遗失，曾见及，一切均安。

前述题记右侧汉文题记之右侧：

于上oTomLom州Pyagpag超过此军，获虎肉。[现下]食至你等肥硕之时。

此题记之第二行下：

征得石榴，[哦]Bap’yima！[19]

图6　道孜勒克古城E.III屋墙上的汉、吐蕃文题记（据AncientKhotan,Pl.XI）

“□国使辛利川”似指唐朝的使臣，与寺庙的汉文题记可能是同一次（开元七年）。吐蕃文题记像是涂鸦，是若干零乱的记录，比较重要的是汉文题记之右侧关于“上oTomLom州”的一行，这个地名现在尚未在吐蕃文书中寻及，也许是在于阗境域。“获虎肉”与虎壁画有关，这可能指发生在上oTomLom州的一次唐、蕃交战，而且吐蕃军可能获胜了，因此这幅壁画和题记可能是吐蕃军获胜的纪念。考虑到汉、吐蕃文题记的叠压情况，可大体还原这座城堡在唐与吐蕃之间几次易手的大略情形，最后的汉文题记是在开元七年。由此也可推理上oTomLom州的战役发生在开元七年之前。

以上都反映出这座官署及古城的性质不寻常，很可能是唐朝与吐蕃建于南道上的一座交通、军事重镇。考虑到安迪尔河所处的地理位置，循河谷向南越昆仑山的达坂即进入藏西北地区（吐蕃王朝时这一带分布着麻和羊同部落），并进一步可达到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地区（勃律），这是青藏高原与塔里木盆地的两条主要通道之一，另一条是循柴达木盆地进入罗布泊南岸的米兰、若羌绿洲并控扼沿孔雀河—铁门关的交通线。[20]唐代的藏西北与塔里木盆地南道的安迪尔、克里雅、达玛沟、和田河诸绿洲，是双方在西域争锋的重点地区。[21]

据《皇华四达记》记载的于阗至且末间各站及行程，于阗东300里为坎城镇，600里为兰城镇；而自且末城以西则经悉利支井、祆井、勿遮水，500里抵兰城守捉，再经移杜堡、彭怀堡300里抵达坎城守捉。[22]兰城镇和坎城镇皆是守捉驻地。案唐之守捉皆设于军事与交通要地，在南道则为防备吐蕃的要塞。结合以考古发现和地理，兰城守捉和兰城镇以安迪尔道孜勒克古城所在为合宜，至于坎城镇和坎城守捉则应在克里雅河至老达玛沟流域寻之。[23]从城址内佛寺及官署墙壁的吐蕃文题记看，此守捉城后来为吐蕃军所取得。据荣新江考证，长寿元年（692）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四镇后，唐朝将安西四镇升级为军镇体制，并完善了其下属的守捉、城、镇、戍、堡各级建制。[24]因此，兰城守捉的设置有可能在长寿元年后不久。这样，就可以推定道孜勒克古城的年代介于692年至吐蕃占据塔里木盆地的年代下限约840年之间。至于吐蕃征服并统治于阗的时间，《西藏通史》引《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赞普传记”，以为是赤松德赞（755～797）在位时的791～796年间。[25]这与根据丹丹乌里克等地出土的唐文书及钱币所推定的时间大致相同。

三　E.I寺庙与密宗的关系

E.I寺庙的形制以及出土的经卷等写本，显示出与密宗的关系。以下试做分析。

1.寺庙的形制

寺庙坐西朝东，形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建于庙中央的八面体形像座及其上的四尊造像（坐佛），其像大体布于四个正方向上。从塔里木盆地各地保存的地面佛寺遗迹来看，这种以佛像为中心的佛堂是从以窣堵婆为中心的“塔庙”发展而来，但一般都是在方形像座上塑一尊坐佛或立佛像，如丹丹乌里克遗址的D.II佛堂[26]和新发现的老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2号佛寺。[27]值得注意的是，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像殿的四角也保存了类似的莲座和塑像，这里也发现了与密宗相关的遗物：一是前厅北侧像台上的涂白色卧牛及其背上塑像，塑的可能是大自在天（摩醯首罗）；另外是粘土模制的“擦擦”和2件木板画，木板画上绘坐佛及众目（千眼）等，似是毗卢遮那佛像（图7）。[28]此像殿西侧可能是经堂的第3号遗迹，墙壁上出现了粟特文、吐蕃文、于阗文题记。[29]证明了佛寺一度处于吐蕃统治时期。

图7　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塑像与出土木板画等（陈代明供稿）

根据E.I寺庙八面体像座上朝向四方的四尊坐佛像，可复原为一座形制特殊的四方佛佛堂。关于四方佛造像，可以在北朝的四面体石造像及敦煌等地石窟的中心柱四面龛像和壁画等中，寻到相类似的造像范例。尤其是莫高窟，自北朝历隋唐至宋代，由中心柱四面龛像演变为四壁的说法佛像；至隋代流行覆斗形顶式方形窟，形成在窟顶四披上分绘四方佛的样式。一些窟中四方佛像的题名，与《观佛三昧海经》及《金光明经》所记类同，显示出图像与佛教义理及洞窟形制布局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大为流行的窟顶四披四方佛图式与密宗关系密切，一些藏密洞窟（第7、158、361号窟等）的四方佛和五方佛还构成了一种曼荼罗形式。[30]

2.吐蕃文《稻芉经》及经咒等

寺庙中所发现的用作供奉的三种语文写本皆属佛教文献，且以梵文的陀罗尼、吐蕃文《稻芉经》和仪轨及所谓“原始吐蕃文”的医药或巫术类文献为显著。虽然此寺址未发现于阗文文献，但和田及敦煌“藏经洞”所出于阗文、梵文佛教文献中颇多陀罗尼及金刚乘文献。[31]这有助说明这一类文献在敦煌和于阗等地的流传情形。

《稻芉经》是说弥勒应舍利弗之请，宣讲因缘生法，以稻秆之生化比喻十二因缘变化法则，存世的有汉、藏两种译本。汉译《稻芉经》原译者不详，《大正藏》有录，一卷，又译写为《稻秆经》。[32]此经之别译有东吴支谦译《了本生死经》，及唐开元密宗梵僧不空译《慈氏菩萨所说大乘缘生稻秆喻经》等。[33]莫高窟“藏经洞”的藏经中，有《佛说大乘稻芉经》及《大乘稻芉经随听疏》的汉文写本144号，《大乘稻芉经》据推测可能是法成的译本。[34]法成（chos-grud）是吐蕃廓西（Vgos）寺僧侣，通晓汉、蕃语言，据说当长发王赤祖德赞（815～836年在位）之后继位的吐蕃达磨王排佛时受迫害逃亡敦煌。敦煌写卷中保存有他所译或编集的《诸星母陀罗尼经》和《大乘稻芉经随听疏》等。[35]吐蕃时期的沙州写经坊，原承担着汉文和吐蕃文佛典的抄写甚至翻译任务。[36]在流行的吐蕃文密宗文献中，除了《稻芉经》，还有大量的陀罗尼。[37]道孜勒克古城佛寺发现的这部吐蕃文《稻芉经》和陀罗尼抄本，会不会就是在沙州的写经坊里由汉文翻译后并被某吐蕃信众携至西域供奉在此寺中呢？

斯坦因曾经将道孜勒克古城佛寺获得的吐蕃文文献交维也纳大学威斯纳（J.Wiesner）教授做了鉴定，结论是吐蕃文《稻芉经》的纸张系采用藏地工艺，其工艺特征是在书写面上上米浆（防晕染），这与同出的汉文、梵文纸张工艺不同，后者系于阗当地所沿用的纸张工艺。[38]这个研究中关于《稻芉经》使用了吐蕃造纸的结论，最近还得到了对古藏纸纸浆工艺的新研究的佐证。[39]威斯纳的鉴定并不过时。这一检测结果有助于我们推论，在道孜勒克古城佛寺发现的这批吐蕃文文献，其纸张有可能出自沙州的纸坊。

另一方面，由于不空和法成都是密宗大德，他们的翻译也使《稻芉经》具有了密宗色彩。显然，这部吐蕃文佛经连同一批陀罗尼甚至巫术文献，被吐蕃时期的一些西域寺院所行用。不仅如此，于阗本地也曾汉译过陀罗尼，这是从“藏经洞”藏卷中保存的《千眼陀罗尼经》（S.0231）及其尾题“西天竺伽梵达摩沙门于于阗译”上，得到反映的。[40]托普鲁克墩佛寺出土的千眼佛像木板画，与这部陀罗尼经有关。

3.象头神或毗那夜迦天木板画

顺带一提的是，寺庙北侧的小禅室发现的象头神或毗那夜迦天木板画，在和田地区其它几座同时期佛寺遗址中也有发现：在丹丹乌里克2号寺庙出土了一件象头神木板画（D.II.16），另外在斯编10号寺庙（D.X）的壁画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画像；[41]墨玉县库木拉巴特佛寺遗址出土过一件泥塑象头神残像。[42]另外，这种神像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及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也有发现，被认为与密宗有关。[43]柏孜克里克石窟德编第4窟的象头神壁画旁，还绘有一幅大自在天像。在托普鲁克墩佛寺的佛殿前厅北侧像台上，也保存了一尊站在白牛背上的大自在天像。此外，丹丹乌里克遗址10号（D.X）寺庙壁画中，也保存有可能是大自在天的画像，7号寺庙一件木板画中也表现了类似的大自在天像（D.VII.6）（图8）。[44]这些发现有助于说明西域地区同类画像的流传情形。

图8　丹丹乌里克遗址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象头神与大自在天像（据“国际敦煌项目”网站等）

以上从寺庙形制到经卷、图像几方面已知的证据，可推测E.I寺庙的密宗性质。我们知道它们属于这座寺庙中最后时间的遗存。但是，这座寺庙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成为密宗寺庙的呢？

由于寺庙及其所属城址尚未发现可资分期的考古证据，前文我们曾推定城址的年代介于约692年至840年间，就佛寺立于城址中央来说，寺庙似乎是在建城时即已规划了的。假设我们推定的城址为兰城守捉城不误的话，则寺庙似是在建城之初即已营建，可能是为兰城一带的于阗信众或丝路南道上的行旅所建。此时的寺庙可能尚是大乘显宗寺院，只是到约8世纪末吐蕃占领于阗时被改造成了一所密宗寺庙，对此演变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关的证据。固然，在吐蕃王朝统治西域之前，龟兹、高昌等地已有密宗流传，[45]在于阗本地可能也有密宗流传，吐蕃王朝的统治使西域密教中加入了藏密的成分。

当吐蕃王朝统治于阗等地之时，通常是利用了唐朝的城镇、馆、寺等设施，这是从道孜勒克古城、麻扎塔格神山馆遗址、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等的发现所揭示的。道孜勒克古城的佛寺遗存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与敦煌（沙州）之间的密切联系，当吐蕃王朝时期在寺庙形制、经卷、造像等方面的互动，对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度的检视和田、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的考古发现，以做出深入的阐释。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