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蒙古国境内突厥遗迹的调查

摘要: 蒙古国境内突厥遗迹的调查 刘文锁(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本文介绍2006年夏作者参加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发起和组织的“中蒙联合考古考察队”,与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n History)和蒙古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的学者合作,在乌兰巴托以西蒙古中、西部地区考察的突厥汗国至东突 ... ...

蒙古国境内突厥遗迹的调查

 

刘文锁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本文介绍2006年夏作者参加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发起和组织的“中蒙联合考古考察队”,与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n History)和蒙古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的学者合作,在乌兰巴托以西蒙古中、西部地区考察的突厥汗国至东突厥第二汗国时期的遗址、遗迹、墓地(葬)。这些遗存分布在杭爱山的腹地,从突厥、回鹘和蒙古帝国心脏的鄂尔浑河谷(Orkhun,前杭爱省Övörhangay),到塔米尔河流域(Tamir,后杭爱省Arhangay)、伊德尔河上游(Ider,扎布汗省Dzavhan),直至西杭爱的乌里雅苏台(Uliastay,扎布汗省Dzavhan)一带。因为这些遗存涉及到了突厥考古及突厥史若干问题,所以在文中也稍作讨论。

1. 阙特勤碑及遗址

碑址在鄂尔浑谷北部,河谷的东岸坡地,在额尔德尼召北40.3公里,西南距回鹘可汗城址19.26公里。其南偏东方向约1.8公里处为毗伽可汗陵址。二址之东北为和硕柴达木湖(Khoshoo Tsaidam)。湖为坡地上的一个洼地,面积不大,几干枯。此地已处在后杭爱省(Arhangay Aimag)哈沙特县(Hashaat Sum)境内。这里是一处独立的小环境,是鄂尔浑河谷东岸的一个小湾,西临低凹又宽阔的鄂尔浑河谷地,南、北、东都是低矮舒展的山岗。

地面上遗存的遗迹、遗物,包括阙特勤碑及其附近的建筑遗迹、遗物、“杀人石”(balbal)等。

(1)阙特勤碑

仍立于原址。碑为青灰色的大理石质1。它曾经倾倒过,宣统三年(1909)库伦使者三多观此碑,惜其破败,曾建碑亭护之2。原来的龟趺现移入附近的文物库房,它下面的方形石基座是三多修缮时所加。但碑目前的位置可能是被再次移动后的结果,它的正面据说原朝向东方,后来因雷击倾倒后重竖时有移位,现在的朝向是北偏东约25°。

碑基本保存完整,通高327厘米。碑额半圆形,通高103厘米,底边宽132厘米,按唐碑形制雕刻成弯曲成弧形的动物图案,通常都解释作山羊或母狼哺乳婴儿3。虽然因遭受到的侵蚀,上面的图案已经模糊,但仍可看出其构图与《哈喇巴勒哈逊碑》碑额的区别。

碑身部分呈长方体形,碑面宽132、厚45-46厘米。碑文皆阴刻,正面和两个侧面刻突厥如尼文(Turkic Runi),背面刻汉文。

汉文面的碑额底边中部是雕成圭形的榜题,阴刻楷书“故阙特勤之碑”六字。碑文正文隶书,首题“故阙特勤碑”。14行,满行约35字(下部残)。碑面左下部有一行正楷题记:    

    宣统三年库伦使者三多观并建亭护之

碑面上方(圭形碑题下)及左、右两侧边缘保存有缠枝花等装饰图案。在右侧“故阙特勤碑”下方,另刻有突厥文若干行,较为漫漶。(图1·1)

(2)建筑遗迹

现碑址的西北侧约50米处,地面上遗有一座房屋建筑的基址,大致呈方形,边长约5米。在基址上有一些方形花岗岩的础石。遗址地面上遗存下大量灰色的砖瓦,其形制、规格与九姓回鹘牙帐城址南郊的摩尼教寺址所见相似。(图1·2-4)


(3)巨型础石

在此建筑之北侧,另遗存了两块巨大的花岗岩石构件,虽已残断,但可看出是一种等边长的四方体形的构件,中心部位有一个直径30厘米的圆孔,可能是用来插木杆之类4。(图1·5)

(4)“杀人石”

碑址之东方,有“杀人石”遗存。即立于地上的条石,与毗伽可汗陵址地上保存的立石情况相似,应属同类性质的遗存。(图1·6)


关于阙特勤死后立碑和祠庙等的情况,据《旧唐书·突厥传》:

(开元)二十年,阙特勤死,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赉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仍立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5。

这个记载与《阙特勤碑》突厥文记载相同6。其中,汉文的《阙特勤碑》为玄宗皇帝御书。在三多等的碑拓之后,历经百年,现在我们在原址所见的《阙特勤碑》,其汉文部分的字迹已受到一定的损害。当年沈曾植、岑仲勉先生等据是碑拓片,在“故阙特勤碑”下有“御制御书”四字7;现在碑面上已失。三多所建的护碑之亭也已荡然。

碑址各种遗迹、遗物之性质,据《旧唐书》及突厥文碑刻所记,可以大略复原8。史乘与遗迹可大致相印证。开元二十年(732)所建祠庙,可能就是现碑址西北侧的建筑遗迹,据史乘可知,其四壁上曾绘画有表现阙特勤战功的壁画。其旁遗存的巨型础石,可能是突厥葬俗中的“于墓所立石建标”之标础9。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藏品中出自阙特勤碑址的石刻人头像,据认为是阙特勤及其妻石像的残存部分,或许就是这批唐廷工匠所雕刻的阙特勤像。(图1·8)

漠北鄂尔浑河畔阙特勤碑,元代文人著作中已有记录,如陈宜甫诗《和林城北唐阙特勒坟》,已咏此碑10。较为详尽的记录,是耶律铸在若干关于漠北生活的诗篇里提供的11。清代关于漠北的金石书里多录此碑,如李仲约(文田)《和林金石录》等。叶昌炽在《语石》里,对此碑的发现和碑拓的来历,有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另,清盛昱撰有《阙特勤碑跋》,引证两《唐书》等关于阙特勤的事迹,对此碑的汉文碑文所涉史实做了考证,并叙伯愚(志锐)访拓此名碑见赠之事12。据翁同龢《题志伯愚锐仲鲁钧兄弟同听秋声第二图》,翁氏当年亦曾获得阙碑的拓片13。可证此碑当时流传的情形。由于无突厥文的专家,清代以来我国学者都侧重于汉文部分的著录和考释,后来也开始注重突厥文的部分14。

2. 毗伽可汗碑及陵址

在阙特勤碑址东南1.8公里处,西南距回鹘牙帐城址18.5公里,额尔德尼召北36.8公里。东北方向约2公里为和硕柴达木湖。

陵址分两个部分:(1)墓室和祠庙;(2)神道“杀人石”阵。

(1)墓室和祠庙

现存的地面上部分,地势略高出周围地面,似乎是墓室和祠庙之类建筑的残余。自上世纪苏、蒙考古发掘后,今已面目全非。在地面上保存着一方方形的础石,保存完整,花岗岩质,形制与阙特勤碑址所存者相同而较大。边长240-244厘米,露出地面24厘米,中心有一个孔,直径86厘米。此种础石可能是用来插置木杆之类的设施,与突厥的葬俗有关15。

(2)“杀人石”阵

从陵址向东偏北10°方向,地面上还遗存着一列立石,一直延伸到和硕柴达木湖滨东南的山岗上。这个位置相当于唐墓(尤其帝陵)的神道,这些立石都是些条石,其中也有硅化木,间隔1.9米至数米不等。全部石阵长3100米,共存70块。靠近终端的岗顶一带,立石还大多树立于地面,但残破较严重,其中一块较完整者,出露地面上的部分高175厘米。但大多数石块都倾倒了,有些并为砂土和荆棘所埋没。

(3)“埋祭”坑

在此次调查之前的2001年,由蒙古与土耳其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毗伽可汗陵区内发掘出一个称作“毗伽可汗宝藏”(Treasure of Bilge Kagan)的坑,位置在础石的北侧,可能是所谓“埋祭”的祭祀坑,出土1800多件金银器。遗物收藏在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一批金器(如金冠、耳坠、手镯、带具、“胡瓶”和杯,等)16。此祭祀坑“埋祭”之珍宝,可能是毗伽可汗身后祭祀他时埋藏在了陵园中的某地。(图2)

毗伽可汗陵址北侧,由土耳其与蒙古国的合作项目MOTAP(Project of Turkic Monuments in Mongolia)所建的保护站仓库里,收藏了大量的出土遗物,出自毗、阙墓地等地。包括建筑材料的砖、瓦及石刻等几类。砖、瓦和石像、石椁板均为唐代形制,应系营建祠庙等时由唐廷工匠制造。现就调查所睹,对几种主要类型的遗物简介如下:

(1)砖瓦

灰色,分为大、小二型。长方形。素面。规格:

大型砖:33×21-6.8厘米;

小型砖:33×14-8厘米。

灰色。有些瓦表层有一层石灰。分为筒瓦、板瓦二型。筒瓦有大小两种规格。

板瓦:残宽21、厚2厘米;

筒瓦:a.宽15、厚2.5厘米;b.宽10.3、厚2厘米,用于套合的榫部长3厘米,瓦身长31厘米。(图2·8)

(2)石刻

包括石像和龟趺两种,均残破。除较完整可辨出形象者外,其余还有一些残块。

石像

用大理石雕刻而成。可分为人物和动物两种。人像有8尊,其中雕刻成立姿者5尊(3尊头部残;1尊存足部,1尊存上身),跪姿者3尊。立姿人像中,保存较完整的1尊(头部残)残高165.5厘米,是典型的唐石刻人像形制和风格。著紧身窄袖长袍,腰束带,双手举于胸前,左手执笏。其它立像中,有双手笼于腹前者。

跪姿人像损毁较严重。从残存部分看,人像双手也是笼在胸前。这种礼敬的姿势是唐神道石刻的模式化造型。

石刻动物像包括5尊绵羊及1尊狮子。羊呈跪姿,头部都受到了损坏。其中1尊石羊,通长79、残高78厘米,底座厚18厘米。石狮也是跪姿,通长90、通高58厘米。(图2·6~7)

龟趺

2座,花岗岩质,残破。1座是阙特勤碑的,1座属毗伽可汗碑。

(3)石椁板

此保护站所藏的石椁板,据云出自毗伽可汗墓。均已残破,可以看出它们在历史时期受到过的损坏情形。这些石椁板都是花岗岩质,长方形,有7块。其一面用线刻方式雕刻出图案,这一面应即椁板的正面。厚度在15厘米左右。各板的尺寸(残长×残宽):

椁板一:224×143厘米;

椁板二:169×138厘米;

椁板三:218×134厘米;

椁板四:203×123厘米;

椁板五:149×56厘米;

椁板六:115×114厘米;

椁板七:176×117厘米。

椁板上的图案,根据残迹看,是在长方形的石板上距板边留出十数厘米位置,刻出一个长方形的框,在框内雕刻团花和朱雀,在框边则刻装饰性的缠枝花。

团花:

椁板板面上的主要图案。在构图上,一个板面由几组团花组成,一幅团花以一朵四瓣花蕊为中心,周围配以两层八瓣花瓣,采取类似叠涩的形式构图。每一层都大致构成一个方形的花蕊图案。花的蓝本可能是菊花。

缠枝花:

雕刻于椁板的边缘部位,起装饰性的作用。是唐墓石椁和墓志等上最流行的装饰图案之一种。

朱雀:

在一块椁板上残存了一幅朱雀图案,占据了一块较完整的椁板的主要板面。是对面构图的形式。两只朱雀呈立姿,相向而立,左侧朱雀右足站立,左足跷起;右侧朱雀左足站立,右足跷起。在二雀的中间位置,上方雕刻一朵下垂的连茎花,中央刻一个桃形物,下方雕刻一朵上仰的连茎花。朱雀的身后是两幅装饰性的似花朵的图案,起填充空白的作用。(图3)


关于此石椁板上的对图案的问题,我们有理由推测这种大型鸟的形象就是朱雀:在北朝至唐代墓葬的墓门上额,常雕刻这种相同风格的图像,例如早年在陕西省长安县发掘的一座开元四年(716)墓葬,它的墓门门额就是这种对鸟图,而且与毗伽可汗陵所出者几如出自同一位工匠之手17。相同例子很多,尤其是唐墓。由于唐代墓葬的朝向都是南方,所以,雕刻在墓门上方的这种对鸟图,应该是对应于南方方位的朱雀。以此推论,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去世的毗伽可汗,除了玄宗仍遣宗正卿李佺吊唁致祭、“为立碑庙”外18,其陵墓之营建,也可能有唐廷之工匠参与,采用了唐的模式;而石椁板上的这种对鸟图,应该就是唐墓门额上传统的对朱雀图。

(4)毗伽可汗碑

大理石质,残损程度较阙特勤碑为甚。与阙碑一样,也是由碑额、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组成。自碑额至碑身高370厘米,碑身厚49.5、宽139厘米。

碑额为典型唐碑形制的半圆形,与阙特勤碑的形制相似,也采用半圆雕的形式雕刻出图像,按通常的解释,就是母狼哺乳婴儿的题材。在其底边中部,雕出一个梯形的镌刻碑题的框,类似于阙特勤碑的形制,但没有刻字。这个情况显示出毗碑的制作不若阙碑郑重19。正面、背面及两个侧面都阴刻突厥文,背面另刻有汉文碑记。字迹损毁严重,大多漫漶不清。

关于毗伽可汗陵之形制,据《旧唐书·突厥传》:

(毗伽可汗)既卒,国人立其子为伊然可汗。诏宗正卿李佺往申吊祭,并册立伊然,为立碑庙,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为其碑文20。

 

在突厥文《毗伽可汗碑》文里,在镌刻的可能是其子登利可汗的话中,也记录了李佺来吊祭的事,并提及“我父可汗(去世时),突厥官员和人民运来了重石和粗大木头”21,即应指营建祠庙(陵庙)和镌碑之事。此可汗昆仲前后去世,祠庙、碑及石像皆出自唐廷工匠,形制应无贰。

阙、毗二碑址存在的一个考古问题,是其遗址之性质,究为祠庙抑或墓葬?根据二址的选址和地面遗迹、遗物及出土遗物,并结合汉、突厥文文献等看,这处选择在和硕柴达木湖滨的遗址,应是其兄弟之墓地所在。据考古资料和突厥葬俗,突厥贵族的墓地形制,是包括茔院、祠庙、石像、祭祀后悬挂祭牲头颅的“标”(插置在础石中的木杆),以及在神道上的立石(“杀人石”)等组成。如做复原,结合杜特策乌赫(Dood Tsetsüükh)突厥墓等的情况(详后文),可能如下述情形:

(1)陵园

长方形,坐西朝东。陵园内的建制,包括一座封堆,封堆前方的祠庙及石碑,祠庙及碑的前方可能是仿唐陵的神道石刻(即库房中所藏的石像和石兽),可能是两两对面排列在神道两侧。祠庙的形制,从其出自唐廷工匠所营建可知,可能也是仿唐代祠庙的形制而简化之。

(2)“杀人石”阵

树立于封堆前方,从遗存情况看,是从陵园的东垣之外侧开始的。这个从封堆前方向东方延伸的中轴线,相当于唐陵的神道;沿着这条神道中轴线,是大致等距离树立的所谓“杀人石”(balbal),它们与唐陵上的神道石刻相似,当然也有青铜时代以来草原墓葬上立石的传统之影响。

毗陵的地下部分,可能是突厥传统墓葬的形制,即《周书·突厥传》所谓“坎而瘗之”22,即是传统的竖穴土圹墓。如阙特勤、毗伽可汗之陵园,虽由唐廷工匠建设,但葬俗上仍可能遵循突厥的传统,即地下的墓室仍是竖穴土圹结构,其丧礼与葬礼也循突厥惯习。考虑到碛北草原的地质情况,土质多砂石,极不宜建筑唐陵那种“山陵”,这也是我们推测突厥贵族墓葬地下结构为土圹竖穴的根据之一。

毗伽可汗陵出土的石椁板,较诸同时期唐代墓葬所出者而言,其形制显得简单,雕刻质量也逊色。从形状上看,也不是所谓“屋形椁”的形制,而可能是长方体形的围屏式椁。

阙特勤和毗伽可汗的园寝里还有石刻,应立在祠庙前方的中轴线两侧,包括石俑和动物雕像两种。这也是由唐廷派来的工匠雕刻的,其形制、风格与唐墓神道石刻一样。另据从毗伽可汗陵址出土的石椁板来看,至少毗陵的墓室形制和葬具是沿用了唐制,这些石椁板也是盛唐的形制,应是出自那同一批唐廷工匠之手。


3.泰哈尔巨石

泰哈尔巨石(Taihar Chuluu)在大塔米尔(Ih Tamir)县城东北4公里,塔米尔河源一带谷地中,周围地势平坦而开阔。为一座天然巨型立石,花岗岩,高约20米,周长57.5米,顶上有一座小型敖包(Oboo)。巨石突起于平地之上,十分惹目。岩面上有历代题记。北塔米尔河自巨石西侧流过,向北流去23。

石壁周遭布满文字,最早者是突厥和回鹘时代的如尼文(Runic),共有十来条,很简短;最晚的则是最近刚写上的西里尔(Cyrillic)字母蒙古文。此外,还有汉文、满文、藏文、老蒙文、俄文等。

巨石之东北,草地上遗有2座墓葬。距巨石较近者为1座石堆墓,地面上存石块若干。较远者为1座带石垣的石堆墓,石垣长方形,边长14.2×16.7米,东垣残;中部的石堆呈圆锥形,直径8.1米。

石面上的历代题记说明这块巨石自古以来在本地被视为神圣之石。其上各种文字的题记颇具历史价值。元王恽《玉堂嘉话》卷八载引张德辉《边堠纪行》曾记录过这座巨石,称之为“石堠”24。又,明代《秘阁元龟政要》卷十五亦摘引此遗迹25。对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来说,其根本信仰的历史萨满教,对于“灵石”的崇拜源远流长。此石位于塔米尔河上游河源地,且从平地上突兀而起,历史中受到游牧民的崇祀是很自然的。

4.布古特碑及遗址

突厥早期碑刻的布古特碑藏于扎亚班地达寺。该寺建于1586年(万历十四年),康熙十八年(1679)增葺,在后杭爱省省会车车尔勒格(Tsetserleg)郊区,现为后杭爱省博物馆。

布古特碑立于寺内庭院中。这是突厥早期的碑刻,以粟特文书写,在突厥学中是一件极重要的遗物。1956年蒙古学者策·道尔吉苏荣(Ts. Dorjsuren)在北塔米尔河的支流巴颜察干河(Bain Tsagaan Gol)河谷发现此碑,把它搬运到了省博物馆内保存。

碑系粗砂岩质,红色。除右上角残破外,其余部分完好。它由三部分组成:碑额、碑身和碑座,通高239厘米,碑额加碑身部分高195厘米。各部分形制、尺寸如下:

碑额

呈半圆形,残存部分是狼的前半身的雕刻,与阙、毗碑有差别。 

碑身

长方体形。宽72厘米,厚19-19.8厘米。正面和背面铭刻粟特文。正面19行,背面残甚,约22行,两个侧面各5行。字迹漫漶26。碑正面还有一小段婆罗米(Brahmī)字母梵文佛经。

碑座

龟趺形制。通高44、通长123厘米。龟的形制具有较早期特征,如龟背下方有一道凹槽,龟头较短缩,龟身较短。(图4·1)

出土布古特碑的遗址,位于大塔米尔县城北25.7公里,巴颜察干河(Bain Tsagaan Gol)河谷,地势开阔。这一带临近塔米尔河河源。

地面上遗有封堆和“杀人石”阵。封堆及其前方数十米范围内都被发掘过,不曾回填。从残迹看,这座封堆由石块和泥土堆筑,但不高大。在封堆前方南偏东62°,是一列石阵,在平坦的草原上很壮观。石阵长299.5米,共立石256块。大多数立石还保持原状,树立于地面上。其中在大约中间位置,即从第160米处(第101条“杀人石”)起,石阵向东方向转向,形成一个明显的转折,使之更接近东方。

布古特碑出土于封堆前方的位置。1956年策·道尔吉苏荣在巴颜察干河谷发现此碑时,以该遗址所面对的正东方向10公里以外布古特山(Bugut Uul)来命名此碑。碑移入车车尔勒格郊区扎亚班地达寺保存。在策·道尔吉苏荣之后,苏联学者克利雅什托尔内(Kljaštornyj)与里维施奇(Livšic)及莫斯科国家博物馆的Voytov(В. Е. Войтов)先后来此发掘。其中,Voytov的发掘规模最大,现在地表所见到的狼籍景象,就是他的发掘所遗留下来的。这个发掘相当草率,被移动的地表石块被随意堆放,墓穴或祭祀遗址也没有回填,原来地表的砖瓦碎片被移到东北角堆放。这些砖瓦表示当年在墓葬旁可能建有某种建筑。(图4·2~3)布古特碑址一带,分布着很密集的古代游牧民文化遗存,附近有很多鹿石及青铜时代石堆墓(Kurgan或Khirigsuurs)。


5.塔里亚特碑址

在后杭爱省塔利亚特县(Tariat)县城西,这一带仍处在北特欣河的北岸河谷平原上。地面保存有封堆及挖掘坑的痕迹。封堆及其周围曾被策·道尔吉苏荣(1957年)和克利雅什托尔内等人(1969年)发掘过,目的是专为获得其碑。现在地面上已见不到什么遗迹,只有一座微隆起似小丘的堆积,直径约36米。当年的发掘中,出土了特里亚特碑和龟趺。此碑有人称为磨延啜第二碑27。碑身早已断裂为4块,现存的3块和龟趺一起收藏在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最近正在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陈列。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墓葬或祭祀遗迹呈南北向分布,封堆在北方,南为石碑,在地面上也看不出有土或石垣的遗迹28。

6.策楚乌赫郭勒突厥墓

在陶松曾格勒县(Toson Tsengel Sum)县城东南53.9公里,地境属扎布汗省大乌拉县(Ikh Uul Sum)。墓葬在一条叫策楚乌赫郭勒(Tsetsüükh Gol)的河谷西岸台地上。此地已属于伊德尔河流域。

墓葬1座,为石堆墓,在地面上有石封堆和“杀人石”阵,石封堆呈方形,边长8.2×8.4米,用石块构筑,顶部高出地面约0.5米。

封堆朝向东偏北方向10°是“杀人石”阵。在封堆与石阵间(即墓葬前方位置),立有1方石块,花岗岩质,雕成四棱柱形,形制似鹿石而无刻划,边长25×30厘米,高出地面85厘米。石阵共长255米,凡65块。

另在石堆北侧距2.2米处有一座大致呈方形的石堆,边长2.1×2.5米。这座小石堆显与墓葬的祭祀有关,可能是一个祭祀坑,且与墓前的立石有关。(图5)

       7.杜特策乌赫突厥墓

在策楚乌赫郭勒墓地东北8.9公里,处在一片较开阔的河谷平地上。1976年苏联考古学者巴耶特夫(Boikov)发掘过。是一座突厥墓地。

地面上的遗迹,包括封堆、壕沟、碑址、土垣、“杀人石”阵等。

封堆,圆丘形(覆钵形),由石块堆成,直径16.1米,残高约0-1.2米。

封堆朝向东偏北7°方向是封堆前方的设置及“杀人石”阵。这些设置包括:

石碑:大致立于原址,尚存龟趺,遗留于距封堆6.8米处;

立石:在碑的前方(东方),2列,与“杀人石”阵平行,间距5米,至土垣处终止。有的石面上似有刻划。

土垣与壕沟:

呈长方形,围绕封堆、碑、两列平行立石,长55.4、宽30米。土垣宽约0.5米。其外侧是一条宽而浅的壕沟,最大深0.8、宽7.8米,可看出是当年营建时为堆土垣挖出的。

“杀人石”阵:

从土垣处起,在中轴线上排列,单列向东偏北7°方向延伸,共长314米,205块立石。

封堆前方的位置,即两列立石处,是当年Boikov发掘处。现在龟趺还遗留在那里。龟趺以花岗岩制作,龟头部分已残。残长92厘米。背部的长方形碑槽长44、宽23、深30厘米,自口部下20厘米处另凿出一个阶梯状的较小的槽。龟的形制与布古特碑具有相似的特征,即在龟背以下有一道宽的凹槽。

在封堆前方,地面遗存有灰色筒瓦和板瓦等建筑遗物,残破严重。(图6)

此突厥墓葬的地面遗迹保存较为完好。据此可对其墓葬形制的地面上部分做出复原,如下:

(1)封堆

在墓室上方位置用石块堆置一座圆丘形(覆钵形)封堆。这种形制显非定制(参照其附近的策楚乌赫郭勒突厥墓近方形的封堆)。

(2)碑

其原始位置,应是树立于封堆前方,即朝向“杀人石”阵的方向,并介于封堆与石阵间,在封堆正中与石阵所处的墓葬中轴线上。这也是因为石阵朝向一般都是东方(据调查的几座突厥墓看,都有一个偏北7°-10°的夹角),这座石碑的朝向便也应该是东方,即日出方向。立碑的位置,至少与唐墓的情形相似,如乾陵述圣记碑和无字碑,即是在陵台前方的神道上,介于石像阵与陵园门之间;另如尉迟敬德墓,其神道碑也是安置于封堆南49.5米处29。

突厥碑的形制,据毗、阙、布看,都是采用了北朝及唐碑的传统形制,即由半圆形碑额(雕刻出母狼哺乳婴儿或双龙交体)、长方体形碑身、龟趺碑座三部分组成。从此墓遗存之龟趺形制看,显系仿中国碑式或由汉人工匠所镌造,年代上可能与布古特碑相接近,具有较早期的特征,即可能在东突厥第二汗国时期(682~744)之前。

(3)祠庙

封堆前方、石碑所处位置,因为在地面上保存下砖、瓦的建筑材料遗物,故可推测此处原先可能建有房屋之类的建筑。遗憾的是砖、瓦较为残破,尚难以与毗陵所出者比较。这座建筑规模可能不大,位置在两列立石与封堆之间,也许就是《隋书·突厥传》所说的“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之屋(墓上祠堂)30。这是用来墓上祭祀和表彰死者战功的。案此所记,祠庙内四壁上尚绘画有壁画,题材为表彰墓主人之战功,——此点可与所立石碑上表彰战功的铭文内容相适配。

(4)茔院

围绕着封堆和碑及两列立石的长方形土垣,是当初在墓上营建的茔院的墙垣遗迹,是用外侧的土筑成的,同时在垣外形成了一道围绕的壕沟。这种墓上建制,既有中国陵园的特征,也有某种草原墓葬建筑的传统成分,即相当于青铜时代以来墓葬封堆外侧的石垣。像这种土垣茔院并带有石人、“杀人石”阵的形制,在塔里亚特南的达嘎呼硕特墓地也保存了下来31。

关于突厥墓葬形制的记录,《北史·突厥传》所说的“表为茔,立屋”32,及《隋书·突厥传》所说“表木为茔,立屋其中”33,此茔即应指由土垣构建的茔院,其垣中可能插置有树枝。垣外因掘壕形成的沟,同时也起到了护卫墓葬的作用。这种营建法式也与城垣相似。

(5)“杀人石”阵

自石碑和祠庙前至茔院的东垣之间的两列立石,与东垣外向东方延伸的单列石阵,应该都算是“杀人石”。这种双列平行排列且在茔院内的石阵,还是此次调查见到的唯一一例。它的设计,仍然与墓上的建制有关。它们排列在封堆前方的中轴线两侧,似乎模仿北朝、唐代墓葬神道石刻的设置。这些立石上似也有雕刻。

自封堆前方向着东方延伸的中轴线,相当于神道上分布的这些立石,就是所谓的“杀人石”(balbal)。这种建制的来源难以究明。一方面,它们与中国汉代以来的墓上神道石刻相似;另一方面,又与草原上传统的墓上立石相似。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草原传统墓上立石并不曾成列的排列,数量也不够多。很可能,突厥的这种墓上建制,是结合了两种的传统34。

根据杜特策乌赫的这座突厥墓,可以与阙、毗二墓及其它突厥墓做一比较。因阙、毗二墓年代较晚且明确,可以看出,同是突厥贵族墓葬,其间也存在一定建制上的差别,其中有身份、时间差及所受文化影响等因素在内。

8.于都斤山(图7)

乌里雅苏台东66公里,今扎布汗省鄂特冈县城(Otgon Sum)北方。这座山峰处在杭爱山西部的山区,为蒙古最高峰(4200米35),终年积雪。山峰周围群山环侍,山峰的形状很奇特,呈圆形,为白雪覆盖,似穹庐又似华盖,视觉庄严又神秘。这是自古至今游牧民视之为草原圣山的原因。峰之南侧坡地上建有大日如来神像等祭祀建筑,为现代恢复祭祀后所建。

9.于都斤山石堆墓群

于都斤山东及东南方向河谷里,有大型墓地分布,绵延数十公里。即经过乌里雅苏台城南偏东的查干海尔汗县城(Tsagaanhayrhan Sum)后,沿着扎布汗河上游的南部支流河谷(呈西南-东北走向,围绕着于都斤山),在河谷的西侧台地上,绵延分布着大片的墓地。

墓葬的规格大小不一,从地面上建筑形制看,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以上的基本类型:

(1)带石垣的石堆墓

中心部位的大石堆呈圆丘形,其中一座高达3-4米。石堆外围是用单列的石块建造的石垣,有圆形和方形两种,直径或边长有数十米。有些石堆墓的周围还分布有小型的石堆或石圈(或为殉马坑)等遗迹。可能是青铜时代的墓葬。

(2)石圈墓

数量较少。其形制为四方形的单列立石,围成一个石圈。此种形制与阿尔泰山区和新疆博尔塔拉等地所见的石圈墓相似。可能是突厥墓葬的一种形制。

这处超大型的围绕于都斤山分布的墓地,可能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明显地与此山的崇祀有关。

10.蒙古图·齐沙突厥石刻(图8)

蒙古图·奇沙(Möngütü Khisaa,意“银峰”)在乌里雅苏台城东南24公里,是一座灰褐色花岗岩山峦,高不足百米,壁立于博格达河(Bogd Gol)北岸。此河系扎布汗河(Dzavhan Gol)上游一条二级支流,发源于杭爱山西端的山地,在于都斤山(Otgon Tenger Uul)西方,自银峰至于都斤山下直线45公里。

银峰一带的河谷较为宽阔,呈现为一处小河湾。在峰下的河岸砾石滩涂上,矗立着一方石刻,花岗岩质,呈四棱截锥体形状,保存完整,系采自银峰的石材加工而成,正面很平整。据《银峰突厥石刻》一文的介绍,此石刻原先是倒伏在地上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Б·林钦先生路过此处时,和当地牧民一起将其树立起来36。在我们前来调查时(2006年7月),看到它在重竖时被朝向了东方(日出方向),原来的朝向不得而知。

石刻的正面,即雕刻人像的石面,高214-225厘米,宽60(下)-57(上)厘米,厚13-54厘米。

画面上一共有四幅人物画像,线刻,集中在石面的上方,上、下共两排,各两幅,布局很讲究。画像的下方,接近石刻底部的位置,有一个刻写的汉字“都”,其下方是一个未完成的字,只有一道竖笔划“I”。其字迹浅,颜色泛白,显系晚期的镌刻(或系清代所刻)。

画面上的四幅人像,很明显是从左上角开始,按着由左向右、由上向下的顺序排列。为了描述的方便,我们按着这个顺序将画像依次编为一~四号。

(1)一号画像

呈盘坐姿式的人物,男性,左侧四分之一像,保存基本完整。面部呈现蒙古人种特征,扁平,颧骨宽。上唇蓄“八”字须,披发,发端辫结(辫发式)。著“胡服”(翻领,紧身,窄袖,中开襟),束腰带。其袍长过膝,故于坐姿时遮住腿部,仅在袍下摆刻出双靴的形状。他应是取盘坐的姿式,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毯上。毯子带花边(在画像中用刻划线表示)。腰间左侧佩直刀。左手上举,由残存线条判断,可能是举一只杯;右手执一带短流、单柄的瓶,类似“胡瓶”形制。其形象大略如此。

尺寸:人物坐高23.5厘米(至足部),通高28厘米,辫发长18厘米,剑长18厘米。毯子长19、宽8.5厘米。

(2)二号画像

呈跪姿的人物,男性,右侧四分之一像。残损,面部、右手和前膝三个部分残缺。由残存线条看,系一面朝一号人物侍奉的形象。披发,著“胡服”(紧身,窄袖,中开襟)。左侧佩直刀,跪于毯上。

尺寸:通高22厘米,辫长16厘米,剑残长10厘米。

(3)三号画像

呈立姿的人物,男性,左侧四分之一像,保存完整。面部呈蒙古人种特征,宽而扁平,蓄“八”字须,披发辫结,在辫尾打结(辫发式)。著“胡服”(翻领,紧身,窄袖,中开襟),束腰带。其袍长过膝,下摆绣出花边。穿靴(可能是皮靴)。他的右手曲举于胸前,似攥一只小杯;左手背在身后。左侧腰间佩直刀。

尺寸:高41厘米,辫发长27厘米,佩剑长18厘米。

(4)四号画像

呈立姿的人物,男性,右侧四分之一像,保存完整。面部呈蒙古人种特征,宽而扁平,畜“八”字须,披发(辫发式)。著“胡服”(翻领,紧身,窄袖,中开襟),束腰带,左侧腰带上挂有小刀。其袍长过膝,下摆绣出褶边。穿靴(可能是皮靴)。右手执手杖,左手曲抬于腰间,身材较矮小。从整个特征看,是一位老者的形象。

尺寸:高29厘米,辫发长18厘米,手杖长12厘米。

蒙古图·奇沙石刻的人物形象特征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值得深思的。在《银峰突厥石刻》一文中,作者认为画面中人物属突厥人。过去,在内亚草原考古中所认识的突厥人形象,主要是根据史书所记的披发特征来辨识;但由于披发并非突厥人所仅有,所以在图像的释读上需要慎重。这方石刻除了记录了很多的形象信息外,又因为所处的位置(杭爱山西部于都斤山附近)等,对于研究突厥汗国等的历史来说,无疑也是一笔重要的资料。

 

补记:本文系作者等在蒙古国境内的考古调查资料。照相者除注明为尔冬强先生外,余者均为本文作者所摄。线图为本文作者所绘。有感于民国以来制约我国涉外学术发展的瓶颈,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问题。故本文虽为初级,但对于汉文考古资料的积累来说,也有少许的补益。故赘于此。



注释:

1罗新先生承告:在塔米尔河汇入鄂尔浑河河口西北,即三连城所在的Ulaan Tolgoy以东2公里的塔米尔河北岸,曾发现过一个古代采石场,出产大理石。遗址还有一块重约10吨的、已经离开原岩的石块。阙、毗等碑及其它石刻的原料,可能都采自此石场。

2三多:《阙特勤碑跋》(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951页):“是碑在土谢图汗、三音诺颜两盟交界处。庚戌驻节库伦,乘边之暇,搜获古金石数十种,此碑尤为瓌宝。可读者共四五百字。逾年重拓二百纸,又为风霜漫漶二字,于是建亭护之。”庚戌年即宣统二年。三多建造的亭子早已不存,但目前地面上遗存的砖瓦里,也应该包含有其当年的亭子材料在内。

3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115页。

4参见刘文锁:《突厥的墓上祭祀》,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36-59页。

5《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上》,5177页。阙特勤死于十九年,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432、830页。

6 参见《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120页。

7《突厥集史》,827-828页。

8 参见《突厥的墓上祭祀》,《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四辑,36-59页。

9《周书》卷五十《异域下·突厥》,910页:“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又以祭之羊马头,尽悬挂于标上。”《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突厥》:“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账号呼,以刀划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1864页)

10[元]陈宜甫:《秋岩诗集》卷下《和林城北唐阙特勒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取和林》等诗注(《双溪醉隐集》卷二)。

12[清]盛昱:《意园文略》卷一《阙特勤碑跋》(宣统二年杨钟羲金陵刻本)。另参[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一《宗室盛昱传》:“宗室盛昱,字伯熙,隶满洲镶白旗,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盛昱少慧,十岁时作诗用特勤字,据《唐阙特勤碑》证《新唐书》突厥纯特勒为特勤之误,繇是显名。”[民国]杨锺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七(民国求恕斋丛书本):“阙特勤碑,在三音诺颜之哲里梦。光绪丙申,他塔拉文贞公访拓寄伯熙,伯熙为之跋尾,自记其少时读《四库提要》即省识此碑,尝作诗送表兄鄂特萨尔巴咱尔郡王,用特勤字,周荟生见而诧之,余乃翻《提要》以示,云云。王文敏谓:仲约于《双溪醉隐集》笺引二句,误释两字,当为洋照本模胡所致。伯熙不复拈出,盖伤心仲约之亡也。黄仲弢前辈谓:《意园》跋尾精博,碑题云‘故阙特勤’,犹他碑之称故某官也;文云‘君讳阙特勤’者,沿常语书之,避不成词耳。曰:照丁氏刻,是跋于栘林馆以印本见诒,今文敏、文贞先后成仁,仲弢楚泽行吟,亦幸不及见辛亥之乱。当时视伯熙起草者,今惟沈乙盦及余在矣。”

13 [清]翁同龢:《瓶庐诗稿》卷六《题志伯愚锐仲鲁钧兄弟同听秋声第二图》(民国八年刻本)。

14早年曾由韩儒林据丹麦突厥语学家汤姆森(V.Thomsen)的释译,翻译成中文供学者研究。参见突厥Yolīj特勤撰、丹麦V.Thomsen译、德国H.H.Schaeder重译,韩儒林汉译并注:《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原载《禹贡》第6卷第7期(1936年12月)。1982年春经译者复校后收入林幹:《突厥与回纥史》下篇第十一章,284-325页。这个阶段之后,有了我国突厥语学家耿世民先生的释译(参见耿世民著《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115-147页)。

15《突厥的墓上祭祀》。

16参见王大方:《蒙古国突厥考古获重大新发现——毗伽可汗墓地出土大批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1期。

17参见王子云:《中国古代石刻画选集》,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图二一。

18《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5177页。另见[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中华书局,1956年,6809页。

19按突厥文阙特勤碑碑文所述,它是由毗伽可汗督造的,碑文也是以毗伽可汗的口气来叙述。但到了毗伽可汗本人被大臣毒死后,对他的安葬可能就会草率了。这一点,从其碑刻的镌造上可以看得出来。

20《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上》,5177页。另见《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下《突厥下》,6054页。

21《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166-167页。

22《周书》卷五十《异域下·突厥》,910页。

23 塔米尔河即《周书·突厥传》所记之“他人水”。参见《周书》卷五十《异域传下·突厥》:“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910页)“他人水”,可能原即“他民水”,避“民”讳,即Tamir河。[清]齐召南撰《水道提纲》卷二十三《西北阿尔泰山以南诸水·色楞格河·鄂尔浑及土喇为喀尔喀部内巨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塔密勒河”。又[清]何秋涛撰《朔方备乘》卷二十五考十九《色楞格河源流考叙·鄂尔坤河》(清光绪刻本)作“塔米尔河”。岑仲勉《跋突厥文阙特勤碑》以为突厥文《阙特勤碑》文所说的“圣泉Tamayi”即“他人水”即塔米尔河(岑仲勉《跋突厥文阙特勤碑》,《辅仁学志》第6卷第1、2期,1937年6月)。吉罗《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认为“Taihar”或“Tahar”是Tamir之音转([法]勒内·吉罗著、耿昇译《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骨咄禄、默啜和毗伽可汗执政年间(680~734年》,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4年,144-145页)。突厥祭天神所之他人水,如系碑铭所说的“塔米格圣泉”(Tamir ïduq bag),则可能是在塔米尔河上游河源一带的某处圣地,有泉水,或者可能就是这座巨石(岩面上残存有突厥文题记)。

24 [元]王恽:《玉堂嘉话》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记之属,第八六六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07页):“自马头山之阴转而复西南行,过呼兰齐勤,乃奉部曲民匠种艺之所,有水曰‘塔宻尔’,河注之东北。又经一驿,过石堠。石堠在驿道旁,髙五(十)尺许,下周四十余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遥望之若大堠然,由是名焉。”

25 [明]佚名:《秘阁元龟政要》卷十五(明钞本)。

26 碑文的粟特文在克利雅什托尔内(Kljaštornyj)与里维施奇(Livšic)于1971年首次解读以后(有俄文、英文和土耳其文等多个译本),到现在已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其中最新的是吉田丰的转写和翻译,其释本利用了长久以来逐渐从原碑址找到的多个残片,对于复原全碑具有重要意义。关于碑文考释,另见林梅村:《布古特出土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

27 磨延啜第一碑即Šine-Usu碑。磨延啜(Moyan Chor)为回鹘第二代可汗,即葛勒可汗。磨延啜第一碑即Šine-Usu碑的释文,参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193-205页。

28 罗新先生承告:与此不同的是,Šine-Usu碑遗址表现出向东的方向系统,并且有石垣环绕。

29 昭陵文物管理所:《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

30《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突厥》,1864页。

31 位于后杭爱省(Arhangay)塔里亚特(Tariat)至巴彦洪戈尔省(Bayan Hongor)扎尔嘎朗特(Zargalant)公路南、距塔里亚特29公里处的达嘎呼硕特墓地,是一处较特殊的突厥墓地,它由一道12×12米的平地及其外围的泥土围墙和壕沟构成,在墙垣内东南方的中部,有两座用大块石板建造的墓葬,2.4×2.4米,高出地面0.1米(实际是后来堆积的结果)。这两座墓分别被发掘过。石板墓室的东南侧都立有一尊石像,是常见的样式,右手握一种高足杯举在胸前的位置,左手按于左胯侧的佩刀上。这种著名的姿势实际是男性武士造像的标准。参见Ю.С.胡佳科夫:《蒙古地区的古突厥葬后遗存》,《蒙古学信息》1993年第1期。

32《北史·突厥列传》,3288页。

33《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突厥》,1864页。

34关于“杀人石”的讨论,参见《突厥的墓上祭祀》。

35 一说海拔3902米。

36据“МӨНГӨТ ХЯСААНЫ ХӨШӨӨ”。这篇简要的报导是北大中古史中心罗新教授找到后请人翻译了出来,并惠赐于我作为本文的参考。特此致谢。

 

编者案:本文原载《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58—174页。编辑有所改动,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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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文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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