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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敦煌学”的一部“大家小书”——读郝春文教授《敦煌学随笔》
摘要: 刘进宝丨关于“敦煌学”的一部“大家小书”——读郝春文教授《敦煌学随笔》中华读书报西北学2025年03月26日 22:12四川丝绸之路 (纯音乐),喜多郎作者简介刘进宝，1961年生，甘肃兰州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民委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丝路文明》主编。兼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 ...
刘进宝丨关于“敦煌学”的一部“大家小书”——读郝春文教授《敦煌学随笔》中华读书报 西北学 2025年03月26日 22:12 四川丝绸之路 (纯音乐),喜多郎
作者简介
刘进宝，1961年生，甘肃兰州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民委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丝路文明》主编。兼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研究，著有《敦煌学通论》《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经济》《西北史地与丝路文明》等；主编有《转型期的敦煌学》《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作为著名敦煌学家的郝春文教授，是从敦煌社邑研究起步的，他与导师宁可教授合作完成的《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是敦煌社邑文书整理与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他的单篇论文则于2003年结集为《中古时期社邑研究》，于2006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由于此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但对多数大陆学者来说，购买台湾版的图书仍感不便，所以201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新版本。
郝春文教授不是一位单纯的敦煌学家，还是中国敦煌学的领军人，他于2001年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是季羡林先生，副会长是樊锦诗、姜伯勤、项楚、陈国灿等。由于季羡林会长的身体原因，这一阶段基本上在医院疗养治疗，各位副会长年龄都比较大，可以说和郝老师属于两代人，所以学会的许多事务都是郝春文副会长和柴剑虹秘书长承担的。2009年季羡林会长去世后，学会于2010年选举郝春文教授担任会长，一直到2020年才卸任后转为名誉会长。
正因为郝春文教授担任学会的领导工作，他在自己的研究之外，还要考虑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并从学者和学术领导人的双重视角撰写发表了一批面向大众，从宏观上宣传和普及敦煌学的文章，现在他将部分学术性的短文结集为《敦煌学随笔》，纳入浙江古籍出版社的“问学”丛书于2024年8月出版。
收入《敦煌学随笔》的学术短文，虽然是面向大众的普及文章，但却包含着郝老师的所思所想和研究心得，它不仅仅是一本敦煌学的入门书，许多内容对敦煌学研究者也有参考价值。
一、敦煌与敦煌学
在1998年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中，首条长达一万五千多字的“敦煌”词条，就是郝老师执笔撰写的。收入本书中的《敦煌：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最耀眼的明珠》，对敦煌的特殊地位作了提炼概括。指出汉武帝开发河西，移民敦煌，由于”来到敦煌的移民和戍卒多为汉人，其数量已超过原留居的少数民族，成为主体民族。”正是由于中原来的汉族移民和戍卒，在敦煌的生产生活，“使敦煌从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生活方式转变为以农耕为主，逐渐成为繁荣的农业区和粮食基地。”（《敦煌学随笔》第2页，以下仅注明页码）也是由于汉族成为敦煌的主体民族，所以汉文化始终在敦煌占据着主导、支配地位。作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边陲重镇敦煌，汉唐王朝都十分重视其经济和文化建设，这样就使敦煌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基本与内地相当。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是最先接触外来文化的窗口。“由于敦煌能够及时从中原和西方两个方面吸收新鲜营养，所以，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其艺术成就足以代表唐代”。（第24页）
这样就点明了敦煌的特点、地位，尤其是汉唐时期敦煌的文化水平与内地相当及其原因，可谓言简意赅，论述精当。
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是否存在？其特点是什么？郝老师提出了“交叉学科”的观点。早在2008年，我在组编“百年敦煌学”时，郝老师就提交了《交叉学科研究——敦煌学新的增长点》一文，提出利用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开展对敦煌学的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并会成为21世纪敦煌学的一个新的重要增长点。随后，郝老师又多次强调敦煌学的交叉性。2011年在《论敦煌学》中，又专门从交叉学科的视角阐述了敦煌学的概念，“即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第44页）。认为敦煌学“至今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第33页）。虽然敦煌学所涉及的学科很多，但它不是这些学科的简单综合，也不能将其全部包揽，变成一个多学科的联合体，它“是由与敦煌有关的诸多学科的相关部分组成的集合体。”（第34页）在2019年发表的《关于敦煌学之命名、内涵、性质及定义的探索历程》一文中，又从学理层面进一步探讨了敦煌学的交叉学科特性，认为“交叉性恰恰是敦煌学带有根本性的特点。”（第62页）
关于敦煌学史的时代划分，郝老师在长期思考的基础上，吸收了已有的成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1909—1949为第一阶段，并以1930年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的发表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49—1978年是第二个阶段，又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为第三阶段，郝老师称为新时期的敦煌学；2001年至2019年为第四阶段，郝老师将其定为转型期的敦煌学。收入本书中的《改革开放前中国敦煌学的成就与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敦煌遗书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敦煌学史概说》等文，都涉及到了敦煌学史的划分。更细致和翔实的论述，可参考郝春文、宋雪春、武绍卫合著的《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这样的时代划分，可能还有不完善之处，但比起以前的敦煌学史分期，应该更符合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脉络和时代特点。
敦煌、敦煌学、敦煌学史的阶段划分，都是敦煌学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学习和研究敦煌学无法绕开的。郝老师的意见虽然不能说是定论，但都包含其深思熟虑，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二、中国敦煌学的研究现状
从敦煌学的发展史出发，郝老师认为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敦煌学的成绩反映在三个方面，即已经有了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开拓了新的课题和研究领域、有一些领域和专题开始得到学术界关注。进而指出：“推出一个领域带总结性的成果，等于给这个领域树立一座里程碑，后来者要在这一领域继续前进，必须要瞻仰它，也就是绕不过去它。开创某一领域或专题研究的学者实际上是拓荒者和奠基人，通过披荆斩棘，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最早关注某一领域或专题的学者则是学术上的先行者和引路人，为后人的研究指明了路径。对当代学术繁荣来说，第一类最重要，是这些带有总结性的论著构建起了当代的学术大厦。但对学术的发展和进步而言，后两者更重要，因为它们昭示了学术的未来。”（第110页）
与所有的学科一样，敦煌学也十分需要学术领域的拓荒者、奠基人，或者说是学术先行者和领路人。但如何成为这样的学术领导人？郝老师通过对敦煌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的个体考察，提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意见：具有国际视野、查阅敦煌文献原件、学术视野相对比较宽、有比较深厚的学术基础。
在敦煌学术史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或日本）”是无法绕开的，这一说法曾激励着中国敦煌学者奋发图强，努力改变中国敦煌学的落后面貌。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到了世纪之交，“不仅在敦煌学的各主要领域都取得了国际领先的业绩，也逐渐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第122页）现在，在国际敦煌学界，我国的敦煌学在石窟艺术、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科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在梵文、于阗文、回鹘文、吐蕃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与国外学者尚有差距。即使在我们占有优势的研究领域，国外学者的理论、研究方法和选题视角等方面，仍然能给我们启示，提供我们更深入地思考。
回望百多年的敦煌学研究史，尤其是伴随着1978年“科学的春天”和改革开放的到来，与其他的人文学科相比，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能够取得巨大的成绩，能够和世界各国的学者平等对话并逐渐掌握国际话语权，其主要的动力就是爱国主义的激励。当时的老先生有精气神，有宽广的胸怀。年轻的一代则将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力争为国家科技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尤其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传言，更是激励着我们努力奋发，力争“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可以说，爱国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的最强音。正是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我国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决心要通过自己的研究业绩改变中国敦煌学落后的局面，提高中国敦煌学在国际上的地位，为国争光。也正是由于一大批中国敦煌学者坚韧不拔的不懈努力，才逐渐改变了中国敦煌学的落后状态。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三、敦煌学的国际化
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文献发现后，大部分被劫掠到世界各地，英、法、俄、日等国因拥有敦煌文献而进行整理与研究，从而占有了先机。我国早期的敦煌学研究者，是以“搜宝式”的方式到各国查阅、抄录敦煌文献的。改革开放后，通过国际合作，我们用拍照的方式将英、法、俄各国所藏敦煌文献影印出版，便利了我国学者使用，也使我国敦煌学者与国外学者站在了同一平台。进入21世纪后，中国敦煌学界积极致力于敦煌学的国际化，其主要的标志，就是几乎每年都会在我国举行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学者参加。同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还与国际敦煌学界合作，联合在世界各国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以前不同的是，新世纪以来在国外举行的敦煌学国际会议，工作语言都有汉语，这就使我国的敦煌学者和世界各国的学者有了共同的话题和对话平台，这样我们就和外国的敦煌学者处在同一平台和同一话语体系中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毫无疑问，这些国际会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敦煌学者走向国际学术界，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了中国的声音。”（第123页）“而不是像中国古代的某些断代史研究那样，实际未能进入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的研究者和西方的研究者实际是在两个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中进行自说自话的研究。”（第124页）
对中国敦煌学的国际化，郝老师记述了自己参加2004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37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的见闻和感想，即日本学者对参加国际东方学家大会非常积极，“特别是青年学者，参加大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们变成东方学家的入门券。”（第205页）如参加第37届大会的日本学者，虽然都被安排在一个小组，“发言者和参加者都以日本人为主，但全体参加者自始至终都坚持用英语发言、提问和回答。”据郝老师观察，他们不少人的英语并不好，“但他们坚持说英语，有时听不懂英语的提问，就请在场的朋友把英语译成日语，然后再尽量用英语回答。”（第207页）从这些细微之处，就可看到日本学者融入国际学界的迫切心情。由此也可理解，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学者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与日本学者的成果各有千秋，“但我们都知道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果对西方学者的影响更大一些，被引用的更多一些。”（第206页）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学者比较注意把他们的成果介绍给英语世界的同行。从更远或更宏观的视角考虑，“近代以来，日本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都比我们快，参与世界的意识比我们强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第207—208页）
通过考察中国敦煌学的国际化历程，郝老师认为，在中国古代史的某些领域，“即使中国学者的水平最高，如果游离于国际学术圈之外，影响也会被大大地淡化和弱化。”（第208页）而要实现国际化，首先要有广阔的胸怀和世界眼光。其次，要和世界上最顶尖的学校和最好的学者保持友好的密切联系。再次，注意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中国学者群体的良好形象。另外，融入世界还要讲究策略和方式。
在谈到敦煌学的国际化时，郝老师特别提醒：“所谓国际化实际上就是我们融入国际秩序体系中。首先应该处理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国际规则和惯例。当今的国际规则和惯例包括学术规则和惯例都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基本上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或约定俗成的，基本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价值、认识、习惯、风俗和惯例。毋庸讳言，这些规则和惯例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有此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不利。对于‘后国际化’的国家来说，我以为最优的路径是先承认和遵循这些惯例和规则，等到我们融入其中之后，我们的声音足够大了，再逐渐把中国的元素加进去。”（第141页）这些论述，都堪称中肯，值得学界倾听。
以上仅仅从对我有启发的三个方面阐述了《敦煌学随笔》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实际上，本书的内容比较丰富，涉及的方面比较广，如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的联系与区别、敦煌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如何正确释录敦煌文书上的手写文字等，都有精彩的阐述，这就需要读者诸君自己去感受和体悟。
文章来源
原刊于《中华读书报》2025年3月19日，发表时有删节。特此备注！
作者简介
刘进宝，1961年生，甘肃兰州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民委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丝路文明》主编。兼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研究，著有《敦煌学通论》《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经济》《西北史地与丝路文明》等；主编有《转型期的敦煌学》《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作为著名敦煌学家的郝春文教授，是从敦煌社邑研究起步的，他与导师宁可教授合作完成的《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是敦煌社邑文书整理与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他的单篇论文则于2003年结集为《中古时期社邑研究》，于2006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由于此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但对多数大陆学者来说，购买台湾版的图书仍感不便，所以201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新版本。
郝春文教授不是一位单纯的敦煌学家，还是中国敦煌学的领军人，他于2001年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是季羡林先生，副会长是樊锦诗、姜伯勤、项楚、陈国灿等。由于季羡林会长的身体原因，这一阶段基本上在医院疗养治疗，各位副会长年龄都比较大，可以说和郝老师属于两代人，所以学会的许多事务都是郝春文副会长和柴剑虹秘书长承担的。2009年季羡林会长去世后，学会于2010年选举郝春文教授担任会长，一直到2020年才卸任后转为名誉会长。
正因为郝春文教授担任学会的领导工作，他在自己的研究之外，还要考虑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并从学者和学术领导人的双重视角撰写发表了一批面向大众，从宏观上宣传和普及敦煌学的文章，现在他将部分学术性的短文结集为《敦煌学随笔》，纳入浙江古籍出版社的“问学”丛书于2024年8月出版。
收入《敦煌学随笔》的学术短文，虽然是面向大众的普及文章，但却包含着郝老师的所思所想和研究心得，它不仅仅是一本敦煌学的入门书，许多内容对敦煌学研究者也有参考价值。
一、敦煌与敦煌学
在1998年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中，首条长达一万五千多字的“敦煌”词条，就是郝老师执笔撰写的。收入本书中的《敦煌：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最耀眼的明珠》，对敦煌的特殊地位作了提炼概括。指出汉武帝开发河西，移民敦煌，由于”来到敦煌的移民和戍卒多为汉人，其数量已超过原留居的少数民族，成为主体民族。”正是由于中原来的汉族移民和戍卒，在敦煌的生产生活，“使敦煌从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生活方式转变为以农耕为主，逐渐成为繁荣的农业区和粮食基地。”（《敦煌学随笔》第2页，以下仅注明页码）也是由于汉族成为敦煌的主体民族，所以汉文化始终在敦煌占据着主导、支配地位。作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边陲重镇敦煌，汉唐王朝都十分重视其经济和文化建设，这样就使敦煌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基本与内地相当。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是最先接触外来文化的窗口。“由于敦煌能够及时从中原和西方两个方面吸收新鲜营养，所以，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其艺术成就足以代表唐代”。（第24页）
这样就点明了敦煌的特点、地位，尤其是汉唐时期敦煌的文化水平与内地相当及其原因，可谓言简意赅，论述精当。
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是否存在？其特点是什么？郝老师提出了“交叉学科”的观点。早在2008年，我在组编“百年敦煌学”时，郝老师就提交了《交叉学科研究——敦煌学新的增长点》一文，提出利用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开展对敦煌学的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并会成为21世纪敦煌学的一个新的重要增长点。随后，郝老师又多次强调敦煌学的交叉性。2011年在《论敦煌学》中，又专门从交叉学科的视角阐述了敦煌学的概念，“即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第44页）。认为敦煌学“至今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第33页）。虽然敦煌学所涉及的学科很多，但它不是这些学科的简单综合，也不能将其全部包揽，变成一个多学科的联合体，它“是由与敦煌有关的诸多学科的相关部分组成的集合体。”（第34页）在2019年发表的《关于敦煌学之命名、内涵、性质及定义的探索历程》一文中，又从学理层面进一步探讨了敦煌学的交叉学科特性，认为“交叉性恰恰是敦煌学带有根本性的特点。”（第62页）
关于敦煌学史的时代划分，郝老师在长期思考的基础上，吸收了已有的成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1909—1949为第一阶段，并以1930年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的发表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49—1978年是第二个阶段，又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为第三阶段，郝老师称为新时期的敦煌学；2001年至2019年为第四阶段，郝老师将其定为转型期的敦煌学。收入本书中的《改革开放前中国敦煌学的成就与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敦煌遗书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敦煌学史概说》等文，都涉及到了敦煌学史的划分。更细致和翔实的论述，可参考郝春文、宋雪春、武绍卫合著的《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这样的时代划分，可能还有不完善之处，但比起以前的敦煌学史分期，应该更符合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脉络和时代特点。
敦煌、敦煌学、敦煌学史的阶段划分，都是敦煌学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学习和研究敦煌学无法绕开的。郝老师的意见虽然不能说是定论，但都包含其深思熟虑，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二、中国敦煌学的研究现状
从敦煌学的发展史出发，郝老师认为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敦煌学的成绩反映在三个方面，即已经有了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开拓了新的课题和研究领域、有一些领域和专题开始得到学术界关注。进而指出：“推出一个领域带总结性的成果，等于给这个领域树立一座里程碑，后来者要在这一领域继续前进，必须要瞻仰它，也就是绕不过去它。开创某一领域或专题研究的学者实际上是拓荒者和奠基人，通过披荆斩棘，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最早关注某一领域或专题的学者则是学术上的先行者和引路人，为后人的研究指明了路径。对当代学术繁荣来说，第一类最重要，是这些带有总结性的论著构建起了当代的学术大厦。但对学术的发展和进步而言，后两者更重要，因为它们昭示了学术的未来。”（第110页）
与所有的学科一样，敦煌学也十分需要学术领域的拓荒者、奠基人，或者说是学术先行者和领路人。但如何成为这样的学术领导人？郝老师通过对敦煌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的个体考察，提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意见：具有国际视野、查阅敦煌文献原件、学术视野相对比较宽、有比较深厚的学术基础。
在敦煌学术史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或日本）”是无法绕开的，这一说法曾激励着中国敦煌学者奋发图强，努力改变中国敦煌学的落后面貌。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到了世纪之交，“不仅在敦煌学的各主要领域都取得了国际领先的业绩，也逐渐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第122页）现在，在国际敦煌学界，我国的敦煌学在石窟艺术、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科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在梵文、于阗文、回鹘文、吐蕃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与国外学者尚有差距。即使在我们占有优势的研究领域，国外学者的理论、研究方法和选题视角等方面，仍然能给我们启示，提供我们更深入地思考。
回望百多年的敦煌学研究史，尤其是伴随着1978年“科学的春天”和改革开放的到来，与其他的人文学科相比，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能够取得巨大的成绩，能够和世界各国的学者平等对话并逐渐掌握国际话语权，其主要的动力就是爱国主义的激励。当时的老先生有精气神，有宽广的胸怀。年轻的一代则将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力争为国家科技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尤其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传言，更是激励着我们努力奋发，力争“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可以说，爱国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的最强音。正是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我国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决心要通过自己的研究业绩改变中国敦煌学落后的局面，提高中国敦煌学在国际上的地位，为国争光。也正是由于一大批中国敦煌学者坚韧不拔的不懈努力，才逐渐改变了中国敦煌学的落后状态。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三、敦煌学的国际化
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文献发现后，大部分被劫掠到世界各地，英、法、俄、日等国因拥有敦煌文献而进行整理与研究，从而占有了先机。我国早期的敦煌学研究者，是以“搜宝式”的方式到各国查阅、抄录敦煌文献的。改革开放后，通过国际合作，我们用拍照的方式将英、法、俄各国所藏敦煌文献影印出版，便利了我国学者使用，也使我国敦煌学者与国外学者站在了同一平台。进入21世纪后，中国敦煌学界积极致力于敦煌学的国际化，其主要的标志，就是几乎每年都会在我国举行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学者参加。同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还与国际敦煌学界合作，联合在世界各国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以前不同的是，新世纪以来在国外举行的敦煌学国际会议，工作语言都有汉语，这就使我国的敦煌学者和世界各国的学者有了共同的话题和对话平台，这样我们就和外国的敦煌学者处在同一平台和同一话语体系中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毫无疑问，这些国际会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敦煌学者走向国际学术界，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了中国的声音。”（第123页）“而不是像中国古代的某些断代史研究那样，实际未能进入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的研究者和西方的研究者实际是在两个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中进行自说自话的研究。”（第124页）
对中国敦煌学的国际化，郝老师记述了自己参加2004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37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的见闻和感想，即日本学者对参加国际东方学家大会非常积极，“特别是青年学者，参加大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们变成东方学家的入门券。”（第205页）如参加第37届大会的日本学者，虽然都被安排在一个小组，“发言者和参加者都以日本人为主，但全体参加者自始至终都坚持用英语发言、提问和回答。”据郝老师观察，他们不少人的英语并不好，“但他们坚持说英语，有时听不懂英语的提问，就请在场的朋友把英语译成日语，然后再尽量用英语回答。”（第207页）从这些细微之处，就可看到日本学者融入国际学界的迫切心情。由此也可理解，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学者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与日本学者的成果各有千秋，“但我们都知道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果对西方学者的影响更大一些，被引用的更多一些。”（第206页）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学者比较注意把他们的成果介绍给英语世界的同行。从更远或更宏观的视角考虑，“近代以来，日本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都比我们快，参与世界的意识比我们强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第207—208页）
通过考察中国敦煌学的国际化历程，郝老师认为，在中国古代史的某些领域，“即使中国学者的水平最高，如果游离于国际学术圈之外，影响也会被大大地淡化和弱化。”（第208页）而要实现国际化，首先要有广阔的胸怀和世界眼光。其次，要和世界上最顶尖的学校和最好的学者保持友好的密切联系。再次，注意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中国学者群体的良好形象。另外，融入世界还要讲究策略和方式。
在谈到敦煌学的国际化时，郝老师特别提醒：“所谓国际化实际上就是我们融入国际秩序体系中。首先应该处理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国际规则和惯例。当今的国际规则和惯例包括学术规则和惯例都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基本上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或约定俗成的，基本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价值、认识、习惯、风俗和惯例。毋庸讳言，这些规则和惯例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有此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不利。对于‘后国际化’的国家来说，我以为最优的路径是先承认和遵循这些惯例和规则，等到我们融入其中之后，我们的声音足够大了，再逐渐把中国的元素加进去。”（第141页）这些论述，都堪称中肯，值得学界倾听。
以上仅仅从对我有启发的三个方面阐述了《敦煌学随笔》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实际上，本书的内容比较丰富，涉及的方面比较广，如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的联系与区别、敦煌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如何正确释录敦煌文书上的手写文字等，都有精彩的阐述，这就需要读者诸君自己去感受和体悟。
文章来源
原刊于《中华读书报》2025年3月19日，发表时有删节。特此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