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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钩沉
摘要: 居延钩沉 魏坚居延钩沉-西夏—元代黑城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在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的茫茫沙漠，额济纳河一路向北，冲积出额济纳三角绿洲，汇入金斯图淖尔（古居延泽），滋养着祖国北部边疆这片戈壁绿洲的万物生灵，为这颗大漠明珠输送着绿色的希望。这就是当年亭燧障塞相望，河渠阡陌相连，霍去病征战过，王维吟颂过，马可·波罗造访过，范长江游历过的边疆故 ...
居延钩沉 魏坚
居延钩沉-西夏—元代黑城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
在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的茫茫沙漠，额济纳河一路向北，冲积出额济纳三角绿洲，汇入金斯图淖尔（古居延泽），滋养着祖国北部边疆这片戈壁绿洲的万物生灵，为这颗大漠明珠输送着绿色的希望。这就是当年亭燧障塞相望，河渠阡陌相连，霍去病征战过，王维吟颂过，马可·波罗造访过，范长江游历过的边疆故塞，也是令当今诸多考古学者心生向往的地方——大漠居延。
斯文·赫定在1927—1934年随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到居延，发现了分布在额济纳河流域的亭燧障塞，并进行了发掘，获得万余枚汉简。这期间作为考古学家的贝格曼曾三次往返于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行程数万里，发现了300多处古遗址，并实地考察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而仅就内蒙古“居延汉简”和新疆“小河古墓”这两个成就，就使他名垂史册。1930年，贝格曼在内蒙古额济纳地区一居延边塞发现了总数上万枚的汉简，当时有人曾将这一成就与打开敦煌藏经洞并列为中国20世纪西北两大发现。
居延汉简，是目前除《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从20世纪30年代起，汉简研究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成果丰厚，影响颇大，成为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成功范例。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分别于1962—1963年、1982—1984年先后调查和发掘了黑城遗址，获取了部分文书、纸币等文物，对黑城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额济纳旗划归甘肃建制时，曾于1972—1976年对居延地区和汉代亭燧障塞进行了调查，并发掘了破城子和甲渠塞第四燧，获得汉简2万余枚。
1998—200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居延地区进行了复查和发掘，在对甲渠塞第七、九、十四、十六燧、察干川吉和绿城子的发掘中，获得汉简数百枚及一批珍贵文物。这些资料的获得，为居延地区的学术研究和遗址的保护规划、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居延遗址作为西汉时期汉王朝在西北地方的重要的军事防御体系，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这一区域内的青铜时代遗存、魏晋隋唐和西夏蒙元时期的遗存，也因风格独特，文化内涵异常丰富，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项目，归入居延遗址。2024年12月，居延遗址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居延——这部书写着祖国北部边疆历史，见证着多民族融合、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共存的厚重史书，正逐步通过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的发掘与解读，把隐藏在黄沙背后的真实的历史演变正确地传述于后代。
居延遗址位于额济纳河流域，其范围南起甘肃金塔县鼎新，北至额济纳旗苏古淖尔南端的宗间阿玛，全长300余千米，其中在额济纳旗境内分布约280千米，主要城址和重要遗存均位于额济纳河下游，西至纳林河，东到古居延泽宽约60—70千米的范围之内。在这一区域内，目前发现有青铜时代遗址2处；汉代至蒙元时期城址20座；汉代烽燧120余座；墓葬区6处；西夏至元代的庙宇10余处以及烽燧、大片屯田区和纵横曲折的河渠遗存等，是我国重要的大型古代遗址之一。星罗棋布的古代遗迹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证实了中原王朝对居延地区的有效管辖，也见证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融与发展。
位于今达来呼布镇东南约40千米处的巴彦陶来农场内，先民的炊烟曾穿透时空，在3600年前的晨曦中袅袅升起。这里遍布的具有四坝文化特征的夹砂红陶片和生产工具似乎在诉说着他们既往的历史。大约在此200年后，位于达来呼布镇吉日嘎朗图嘎查东南约26千米处，建起了一座夯筑的椭圆形绿城城址，遗址内出土的红陶直口鋬手鬲、小口鼓腹双耳大罐、敞口罐和灰陶小杯等，具有青铜时代四坝文化晚期的特征。它们彰显着居延祖先的智慧，展示着早期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绿城遗址
（刘鹏 拍摄）
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
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
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
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两汉之时，汉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匈奴，所以特别重视西北边塞的防务。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卫青收复河南地，重新修缮、加固了秦蒙恬长城。从集宁东南，大体沿北纬41°线，循阴山南麓而西，直达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此后于太初三年（前102）又在阴山以北筑长城，与此同时，汉武帝又“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以遮断匈奴入河西之路，史称“遮掳障”。当时的居延都尉府就坐落在居延泽西岸的绿洲上。因此居延一线是防御匈奴的战略要地。这里塞防工事向东与五原外城连接，向西南沿弱水（额济纳河—黑河）、疏勒河抵敦煌境内的玉门关，成为汉代最重要的防线。魏晋时期，沿用东汉末年在居延地区改置的西海郡建制。位于达来呼布镇东南16千米处戈壁上的温都格城（K749），是在一座汉代方形障城外加筑了夯土外墙的城址，从构筑方式及附近的西晋时期夯土高台墓群来看，应该属于西晋时期所筑的城址。
甲渠候官遗址
（赛音达来 拍摄）
居延城遗址（赛音达来 拍摄）
隋在此设同城镇，建大同城以防突厥侵扰。开皇三年（583），隋文帝下令废郡，以州统县，由西凉州管辖大同城。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置张掖郡，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大同城一带隶属张掖郡管辖。武周垂拱四年（688）前后，一度“以同城权置安北府”，代行安北都护府职责。约武周长寿二年（693），安北都护府撤离同城，大约在此后设立同城守捉。唐天宝二年（743），在同城置宁寇军以统领居延军务，“宁寇军，旧同城守捉，天宝二年五月五日遂置焉”。 今距达来呼布镇东南约21千米的“马圈”城即大同城旧址，城址回字形相套，现今内外两重城垣及东、西瓮城均有保留。内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80米，设南门；外城东西约216米，南北约180米，设东西两门和瓮城及马面。外城东门瓮城内存有一马面，据此可说明瓮城为马面修筑之后所增建，且马面修筑时间明显晚于城墙建造时间。城址建筑布局的变化和改建证实了大同城的军事与行政机构的级别变动。唐大历元年（766）之后，居延地区先后为吐蕃、回纥、契丹所占。
大同城遗址（居延文化研究中心 提供）
1036年7月，元昊率军攻占了肃（今甘肃省酒泉市）、瓜（今甘肃省安西市）、沙（今甘肃省敦煌市）三州，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至此，西夏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居延地区此时作为西夏王朝的北部边疆，成为西夏前期防御契丹、后期抵挡蒙古的一道重要屏障，故西夏在居延地区移民屯戍、建黑水镇燕军司。 西夏的黑水城城垣规模较小，长宽各约240米，基本为方形。城内除有官兵住所外，还建有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寺庙以及少量民居。原在城内西南角上的佛寺，元代仍在供奉，寺内后侧有三座并列的佛塔，成为后来元代城中心的标志点。
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在此置亦集乃路总管府，隶属甘肃行省。元代的亦集乃路故城是在西夏黑水城基础上扩建而成。城垣东西长438米，南北长347米，城墙用土筑成，高达10米，墙顶部残宽约2.5米。城内的四角有斜坡形蹬城的踏道，南墙正中也筑有斜坡形蹬道，蹬道都是双行道。城墙的东西两面开设城门，并加筑有瓮城。城墙外侧还加筑有马面，其中南北各6个，东西各4个；城外四角筑有高大的角台。元代扩筑的城垣，是延伸了黑水城的东、北两墙，增筑了南墙，扩大了城垣的西南部区域。原来的城垣范围就成了城内的东北区域。这样，城内的东北部分仍然是街市区域，西部和南部则是官署、寺庙和官员住宅区域。城内有三条东西向的大街，为城内主要街道，并辟有几条南北向的街巷，组成较为整齐的街区。自东城门进入的东街，直通至城中心有高台基的佛寺前，东街南面还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大街，称为“正街”。这两条大街的两旁分布着店铺、作坊和民居。自西门进入的大街为西街，街北为总管府所在的大院落，街南分布有驿站、清真寺、佛寺等建筑物。城内佛寺多达6座，占地面积广大，成为这座边陲小城的一大特色。同时，在城墙西北角上建有5座大小不等的佛塔，成为黑城的显著标志，北城墙上甚至还筑有一座小佛殿。此外，在城外也筑有佛寺和较多的佛塔。
黑城遗址（赛音达来 拍摄）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驻牧于伏尔加河卡尔梅克草原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因不堪忍受沙俄的统治，派其侄子阿拉布珠尔，陪同其母亲和妹妹率500人，赴西藏朝拜，此举得到了清廷的准允和优待，并在京师拜见了康熙皇帝，康熙四十三年（1704），诏封阿拉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赐牧色尔腾，后于雍正九年（1731）得额济纳河流域为驻牧地，1753年设置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居延地区再次恢复往日的生机。这次东归的壮举，就此拉开了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的序幕。
广袤无垠的巴丹吉林沙漠、波光粼粼的居延海、金涛浩荡的胡杨林，共同勾勒出额济纳雄浑而壮丽的画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共同孕育了底蕴深厚的多元民俗文化。
在额济纳旗，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互帮互助，携手应对严酷自然环境的挑战。面对风沙灾害，汉族、蒙古族、回族等各族群众通力协作，共同构筑生态屏障，守护家园安宁。他们联合开展植树造林，协力修建防风固沙设施，通过经验交流与技术共享，提升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一次次协同攻坚的经历，使各民族间的情谊不断深化，用汗水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用实干诠释命运与共的真谛。正是在这样的团结奋斗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春风化雨般深入人心，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局面日益巩固，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谱写了壮丽篇章。
大漠居延，这一承载着厚重历史底蕴、赓续着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地理单元，作为中华民族融合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见证者，以其独特的历史轨迹，演绎着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壮阔历程，谱写着各民族水乳交融、休戚与共的动人篇章。其跨越千年的文化积淀、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雄浑壮美的自然造化以及各族儿女勠力同心的奋斗史诗，深刻昭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真谛。
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居延大地上的各族儿女必将延续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精神纽带，如石榴籽般紧密相依，携手守护这片承载着千年文明的热土。以居延地区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篇章为镜鉴，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同大漠胡杨般根脉相连，似居延海般包容共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本文由 周赒、刘鑫 摘编自 额济纳旗文化旅游广电局、中国元史研究会、居延文化研究中心 编，魏坚、刘晓 主编：《居延钩沉 : 西夏—元代黑城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前言，内容有删节、调整。
居延钩沉-西夏—元代黑城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
在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的茫茫沙漠，额济纳河一路向北，冲积出额济纳三角绿洲，汇入金斯图淖尔（古居延泽），滋养着祖国北部边疆这片戈壁绿洲的万物生灵，为这颗大漠明珠输送着绿色的希望。这就是当年亭燧障塞相望，河渠阡陌相连，霍去病征战过，王维吟颂过，马可·波罗造访过，范长江游历过的边疆故塞，也是令当今诸多考古学者心生向往的地方——大漠居延。
斯文·赫定在1927—1934年随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到居延，发现了分布在额济纳河流域的亭燧障塞，并进行了发掘，获得万余枚汉简。这期间作为考古学家的贝格曼曾三次往返于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行程数万里，发现了300多处古遗址，并实地考察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而仅就内蒙古“居延汉简”和新疆“小河古墓”这两个成就，就使他名垂史册。1930年，贝格曼在内蒙古额济纳地区一居延边塞发现了总数上万枚的汉简，当时有人曾将这一成就与打开敦煌藏经洞并列为中国20世纪西北两大发现。
居延汉简，是目前除《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从20世纪30年代起，汉简研究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成果丰厚，影响颇大，成为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成功范例。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分别于1962—1963年、1982—1984年先后调查和发掘了黑城遗址，获取了部分文书、纸币等文物，对黑城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额济纳旗划归甘肃建制时，曾于1972—1976年对居延地区和汉代亭燧障塞进行了调查，并发掘了破城子和甲渠塞第四燧，获得汉简2万余枚。
1998—200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居延地区进行了复查和发掘，在对甲渠塞第七、九、十四、十六燧、察干川吉和绿城子的发掘中，获得汉简数百枚及一批珍贵文物。这些资料的获得，为居延地区的学术研究和遗址的保护规划、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居延遗址作为西汉时期汉王朝在西北地方的重要的军事防御体系，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这一区域内的青铜时代遗存、魏晋隋唐和西夏蒙元时期的遗存，也因风格独特，文化内涵异常丰富，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项目，归入居延遗址。2024年12月，居延遗址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居延——这部书写着祖国北部边疆历史，见证着多民族融合、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共存的厚重史书，正逐步通过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的发掘与解读，把隐藏在黄沙背后的真实的历史演变正确地传述于后代。
居延遗址位于额济纳河流域，其范围南起甘肃金塔县鼎新，北至额济纳旗苏古淖尔南端的宗间阿玛，全长300余千米，其中在额济纳旗境内分布约280千米，主要城址和重要遗存均位于额济纳河下游，西至纳林河，东到古居延泽宽约60—70千米的范围之内。在这一区域内，目前发现有青铜时代遗址2处；汉代至蒙元时期城址20座；汉代烽燧120余座；墓葬区6处；西夏至元代的庙宇10余处以及烽燧、大片屯田区和纵横曲折的河渠遗存等，是我国重要的大型古代遗址之一。星罗棋布的古代遗迹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证实了中原王朝对居延地区的有效管辖，也见证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融与发展。
位于今达来呼布镇东南约40千米处的巴彦陶来农场内，先民的炊烟曾穿透时空，在3600年前的晨曦中袅袅升起。这里遍布的具有四坝文化特征的夹砂红陶片和生产工具似乎在诉说着他们既往的历史。大约在此200年后，位于达来呼布镇吉日嘎朗图嘎查东南约26千米处，建起了一座夯筑的椭圆形绿城城址，遗址内出土的红陶直口鋬手鬲、小口鼓腹双耳大罐、敞口罐和灰陶小杯等，具有青铜时代四坝文化晚期的特征。它们彰显着居延祖先的智慧，展示着早期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绿城遗址
（刘鹏 拍摄）
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
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
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
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两汉之时，汉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匈奴，所以特别重视西北边塞的防务。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卫青收复河南地，重新修缮、加固了秦蒙恬长城。从集宁东南，大体沿北纬41°线，循阴山南麓而西，直达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此后于太初三年（前102）又在阴山以北筑长城，与此同时，汉武帝又“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以遮断匈奴入河西之路，史称“遮掳障”。当时的居延都尉府就坐落在居延泽西岸的绿洲上。因此居延一线是防御匈奴的战略要地。这里塞防工事向东与五原外城连接，向西南沿弱水（额济纳河—黑河）、疏勒河抵敦煌境内的玉门关，成为汉代最重要的防线。魏晋时期，沿用东汉末年在居延地区改置的西海郡建制。位于达来呼布镇东南16千米处戈壁上的温都格城（K749），是在一座汉代方形障城外加筑了夯土外墙的城址，从构筑方式及附近的西晋时期夯土高台墓群来看，应该属于西晋时期所筑的城址。
甲渠候官遗址
（赛音达来 拍摄）
居延城遗址（赛音达来 拍摄）
隋在此设同城镇，建大同城以防突厥侵扰。开皇三年（583），隋文帝下令废郡，以州统县，由西凉州管辖大同城。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置张掖郡，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大同城一带隶属张掖郡管辖。武周垂拱四年（688）前后，一度“以同城权置安北府”，代行安北都护府职责。约武周长寿二年（693），安北都护府撤离同城，大约在此后设立同城守捉。唐天宝二年（743），在同城置宁寇军以统领居延军务，“宁寇军，旧同城守捉，天宝二年五月五日遂置焉”。 今距达来呼布镇东南约21千米的“马圈”城即大同城旧址，城址回字形相套，现今内外两重城垣及东、西瓮城均有保留。内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80米，设南门；外城东西约216米，南北约180米，设东西两门和瓮城及马面。外城东门瓮城内存有一马面，据此可说明瓮城为马面修筑之后所增建，且马面修筑时间明显晚于城墙建造时间。城址建筑布局的变化和改建证实了大同城的军事与行政机构的级别变动。唐大历元年（766）之后，居延地区先后为吐蕃、回纥、契丹所占。
大同城遗址（居延文化研究中心 提供）
1036年7月，元昊率军攻占了肃（今甘肃省酒泉市）、瓜（今甘肃省安西市）、沙（今甘肃省敦煌市）三州，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至此，西夏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居延地区此时作为西夏王朝的北部边疆，成为西夏前期防御契丹、后期抵挡蒙古的一道重要屏障，故西夏在居延地区移民屯戍、建黑水镇燕军司。 西夏的黑水城城垣规模较小，长宽各约240米，基本为方形。城内除有官兵住所外，还建有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寺庙以及少量民居。原在城内西南角上的佛寺，元代仍在供奉，寺内后侧有三座并列的佛塔，成为后来元代城中心的标志点。
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在此置亦集乃路总管府，隶属甘肃行省。元代的亦集乃路故城是在西夏黑水城基础上扩建而成。城垣东西长438米，南北长347米，城墙用土筑成，高达10米，墙顶部残宽约2.5米。城内的四角有斜坡形蹬城的踏道，南墙正中也筑有斜坡形蹬道，蹬道都是双行道。城墙的东西两面开设城门，并加筑有瓮城。城墙外侧还加筑有马面，其中南北各6个，东西各4个；城外四角筑有高大的角台。元代扩筑的城垣，是延伸了黑水城的东、北两墙，增筑了南墙，扩大了城垣的西南部区域。原来的城垣范围就成了城内的东北区域。这样，城内的东北部分仍然是街市区域，西部和南部则是官署、寺庙和官员住宅区域。城内有三条东西向的大街，为城内主要街道，并辟有几条南北向的街巷，组成较为整齐的街区。自东城门进入的东街，直通至城中心有高台基的佛寺前，东街南面还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大街，称为“正街”。这两条大街的两旁分布着店铺、作坊和民居。自西门进入的大街为西街，街北为总管府所在的大院落，街南分布有驿站、清真寺、佛寺等建筑物。城内佛寺多达6座，占地面积广大，成为这座边陲小城的一大特色。同时，在城墙西北角上建有5座大小不等的佛塔，成为黑城的显著标志，北城墙上甚至还筑有一座小佛殿。此外，在城外也筑有佛寺和较多的佛塔。
黑城遗址（赛音达来 拍摄）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驻牧于伏尔加河卡尔梅克草原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因不堪忍受沙俄的统治，派其侄子阿拉布珠尔，陪同其母亲和妹妹率500人，赴西藏朝拜，此举得到了清廷的准允和优待，并在京师拜见了康熙皇帝，康熙四十三年（1704），诏封阿拉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赐牧色尔腾，后于雍正九年（1731）得额济纳河流域为驻牧地，1753年设置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居延地区再次恢复往日的生机。这次东归的壮举，就此拉开了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的序幕。
广袤无垠的巴丹吉林沙漠、波光粼粼的居延海、金涛浩荡的胡杨林，共同勾勒出额济纳雄浑而壮丽的画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共同孕育了底蕴深厚的多元民俗文化。
在额济纳旗，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互帮互助，携手应对严酷自然环境的挑战。面对风沙灾害，汉族、蒙古族、回族等各族群众通力协作，共同构筑生态屏障，守护家园安宁。他们联合开展植树造林，协力修建防风固沙设施，通过经验交流与技术共享，提升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一次次协同攻坚的经历，使各民族间的情谊不断深化，用汗水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用实干诠释命运与共的真谛。正是在这样的团结奋斗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春风化雨般深入人心，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局面日益巩固，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谱写了壮丽篇章。
大漠居延，这一承载着厚重历史底蕴、赓续着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地理单元，作为中华民族融合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见证者，以其独特的历史轨迹，演绎着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壮阔历程，谱写着各民族水乳交融、休戚与共的动人篇章。其跨越千年的文化积淀、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雄浑壮美的自然造化以及各族儿女勠力同心的奋斗史诗，深刻昭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真谛。
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居延大地上的各族儿女必将延续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精神纽带，如石榴籽般紧密相依，携手守护这片承载着千年文明的热土。以居延地区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篇章为镜鉴，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同大漠胡杨般根脉相连，似居延海般包容共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本文由 周赒、刘鑫 摘编自 额济纳旗文化旅游广电局、中国元史研究会、居延文化研究中心 编，魏坚、刘晓 主编：《居延钩沉 : 西夏—元代黑城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前言，内容有删节、调整。
属于 居延钩沉：西夏—元代黑城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合集还有等1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