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魏坚、潘晓暾:大漠考古话居延
迎着西沉的落日,穿过戈壁,吉普车越下最后一座山丘,眼前便赫然出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洲。这就是当年亭燧障塞相望,河渠阡陌相连,霍去病征战,王维吟颂,马可·波罗造访,范长江游历过的居延故塞,也是令当今诸多考古学者心生向往的地方。
一 居延遗址概况
居延遗址位于额济纳河流域,其地南起甘肃金塔县鼎新,北至内蒙古额济纳旗苏古淖尔南端的宗间阿玛,全长300馀千米。其中在额济纳旗境内分布约280千米,主要城址和重要遗存均位于额济纳河下游西至纳林河、东到居延泽宽约60千米的范围之内,在这一区域内,目前发现有青铜时代遗址二处,不同时期的城址十三座,墓葬区六处,汉代烽燧一百一十八座,西夏至元代的庙宇十馀处以及大片屯田区和纵横曲折的河渠遗存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1)。
▲ 图1 居延遗址主要遗迹分布示意图
居延地区先秦时称为“弱水流沙”,秦汉以后始称“居延”,据学者考证,“居延”为匈奴语,是“天池”或“幽隐”之意,《尚书·禹贡》记大禹治水,为疏通九浚大川,曾“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六《禹贡》,中华书局,1980,151页)。弱水即今日之额济纳河,流沙则为居延泽。
两汉之时,汉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匈奴,所以特别重视西北边塞的防务。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卫青收复河南地,重新修缮、加固了秦蒙恬长城(图2)。从集宁东南,大体沿北纬 41°线,循阴山南麓而西,直达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此后于太初三年(前102)又在阴山以北筑长城,“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今包头至巴盟地区)塞外列城”(〔宋〕吕祖谦《大事记》卷一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2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94页),称为“外城”(今达茂旗向西,经乌拉特后旗至中旗境内)。大致在北纬 42°线,西达额济纳旗苏古淖尔东北(图3)。与此同时,汉武帝又“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汉书·匈奴传上》),以遮断匈奴入河西之路,史称“遮掳障”。当时的居延都尉府就坐落在居延泽西岸的绿洲上。因此居延一线是防御匈奴的战略要地。这里塞防工事向东与五原外城连接,向西南沿弱水(额济纳河—黑河)、疏勒河抵敦煌境内的玉门关,成为汉代最重要的西北防线之一。
▲ 图2 乌拉特前旗小佘太秦汉长城
▲ 图3 乌拉特后旗乌力吉苏木汉外长城
唐代在此设同城镇,属凉州都督府管区,以“宁寇军”统领居延军务,以防突厥侵扰。垂拱四年(688)前后,一度“以同城权置安北府”。著名诗人王维曾作诗于此并广传于后世。
西夏至元代,是居延地区继两汉后的又一个发展时期。西夏王朝在居延设置黑水镇燕军司(黑水城),元代置亦集乃路总管府,其治所就是在西夏黑水城基础上扩建的黑城子遗址,蒙古语称作“哈拉浩特”。这一时期的农业相当发达,存留有较多的农田及河渠遗址。宗教也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各类佛教寺庙、古塔以及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随处可见。
二 居延地区以往的盗掘与调查发掘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使居延遗址如古丝绸之路上的罗布泊和楼兰古国一样闻名遐迩。由此,在二十世纪初,居延遗址即由于俄罗斯人科兹洛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的来华盗掘和瑞典人斯文·赫定、贝格曼等人的调查,而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居延遗址调查发掘报告》项目组《居延遗址发掘报告前言》)。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于1962年至1963年和1982年至 1984年先后调查和发掘了黑城遗址,获取了部分文书、纸币等文物,推进了黑城的研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额济纳旗划归甘肃建制时,曾于1972年至 1976年,对居延地区和汉代亭燧障塞进行了调查,并发掘了“甲渠候官”、“肩水金关”和甲渠塞“第四烽燧”。著名的甲渠候官治所破城子遗址,就以出土两万馀枚汉简而享誉中外。
1998年至2004年,由于居延大遗址保护规划的需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馆和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额济纳河流域从青铜时代至西夏、元代的遗址,分阶段地进行了考古调查测绘、试掘清理和制定保护规划的工作。2007年至2009年,为完成“利用卫星数据复原古灌溉渠网及古耕地遗迹并对其系谱进行分类”研究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牵头组成考察团,对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居延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察。这些资料的获得,为居延地区的学术研究和遗址保护规划、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三 近年来居延考古的收获
世纪之交以来在额济纳旗居延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是近百年来居延地区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之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确认两处青铜时期遗址。
(1)巴彦陶来遗址。该遗址位于达来呼布镇东南约 40千米处的巴彦陶来农场内,约 250米见方,因被几条流动沙梁隔断,呈片状分布,地表遍布红陶片,有很深的灰烬层。遗址内发现有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大量夹砂红陶和少量的灰陶片,存在较多绘带状黑彩的彩陶片,以及若干铜器残片和贝壳。地表还采集到人头骨、肢骨、股骨、脊椎骨和动物骨骼等。推测遗址应属青铜时代早期(图4)。
▲ 图4 巴彦陶来青铜时代遗址
(2)绿城遗址。绿城遗址位于额济纳旗所在地达来呼布镇东南 40千米处,是一处椭圆形的古城址,东西长435米,南北长345米。城墙以黄土夯筑,大部分地段经过汉代和西夏时期用不同的土坯修补(图5)。通过对城址内北部高阜之处进行发掘,清理出椭圆形石片砌筑底基的房址2座、灰坑1座和墓葬1座(图6)。根据房址和灰坑内出土的红陶直口扳手鬲、小口鼓腹大罐、敞口罐,墓葬形制以及地表采集到的铜簪、铜锥等青铜制品,判断其文化面貌应当属于青铜时代的晚期遗存。
▲ 图5 绿城遗址航拍图
▲ 图6 绿城遗址灰坑出土双耳红陶罐
2. 汉代城址和烽燧障塞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重大进展。
(1)基本搞清楚城址,特别是烽燧的分布规律及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坐落于不同地域和不同地形条件的烽燧障塞,是根据地形条件的不同而采取平地叠砌(图7)、夯土包砌(图8)和台地分砌(图9)三种不同的建造方式。史载,武帝“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额济纳河流域至居延泽一线的亭障设置,当是这一记载的直接印证。
▲ 图7 平地叠砌的红城子(F84)遗址
▲ 图8 夯土包砌的广地候官(A24)遗址
▲ 图9 台地分砌的卅井候官(P9)遗址
(2)经过对居延汉代烽燧线的调查发现,分布于伊肯河两岸的烽燧基本都建有坞墙,同时,在烽燧线的西侧,发现了宽约9米的“天田”。在甲渠候官第九燧的发掘中,还出土了记载各燧分管“天田”多少里的木牌。证明了戍卒“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 ”(《汉书·爰盎晁错传》),专司候望之职的真实性。
(3)在对几座不同结构的烽燧遗址发掘后,了解到烽燧内分为烽台和居室两大部分的基本布局。同时,通过烽燧上部堞墙和转射(图10)、弓弩、虎落、羊头石(图11)的配置和房屋中灶台、暖墙(图12)、多层粉刷的墙壁及生活用品的出土情况,可以复原当时守边戍卒屯垦边关,且耕且守的生活场景。
(4)在甲渠候官所在的烽燧线上,大部分烽燧是经过多次改建的。通过发掘现场的观察发现,许多烽燧在抹了草拌泥的原四周外壁上,再向外扩建了1—2米。而有些烽燧内部则仅在东侧靠近门道的地方留有一间小屋,其他各室均已封堵,并可以看出其逐步封堵废弃的过程。有的烽燧内,在重新使用原来废弃的房间时,并没有将废弃时的沙土清理完,就在沙土之上再作改建。说明了这些烽燧曾多次被废弃,而且规模越来越小(图13)。这同西汉中晚期势力较强,其后,从西汉末到新莽、东汉时,势力逐渐衰微的历史记载是相一致的。
▲ 图10 甲渠候官第九燧出土转射
▲ 图11 殄北候官遗址外的羊头石
▲ 图12 烽燧内部灶台和暖墙
▲ 图13 烽燧内部的收缩和封堵
(5)发掘的五座烽燧出土了五百馀枚汉简,其年代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图14),从中可以获取大量的有关汉代边关行政设置、军事调动、规章制度、边关生活、生态环境和居民生业等方面的信息,为深入研究汉代居延地区的历史,探讨当时的汉匈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 图14 烽燧出土简册
(6)调查发现了一处新的汉代城址,并根据发现时间将其命名为BJ2008。城址位于达来呼布镇东南30.2千米处的戈壁上,略呈方形,东西长约137米,南北宽约120米,四角存有角台,城门位于南墙正中,外侧似有瓮城痕迹。城墙分段夯筑,墙体地基处宽约5.65米,约合汉制二丈五尺(图15)。根据古城的建筑规模和构筑方式,以及采集到的绳纹泥质红陶和素面泥质灰陶残片,推断其修筑年代为汉代中期。这座在居延最早修筑的城址,可能因为位置不当及河流冲刷的缘故,在使用不久之后就被废弃了。
▲ 图15 风蚀严重的BJ2008汉代古城遗址西墙(南—北)
(7)发现一处汉代采矿冶铁遗址。遗址位于达来呼布镇东南金斯淖尔以南的戈壁沙漠之中。上世纪三十年代,贝格曼调查时编号为A10(图16),并将其所在地蒙语地名“巴彦桃来”,音译误记作“瓦因托尼”,认为是汉代军事防线上的瞭望哨所。2009年考察时发现,在山梁高处保存有一处土坯砌筑的房址,外侧以整齐的铁矿石块垒砌成墙体,周围亦可见到汉代的泥质灰陶片。房址向北约80米处东西向山梁上,遍布着大量的红褐色赤铁矿石,并采集到一件石锤;山梁上发现有东西向排列的五处炼铁遗址,地表发现较多炼渣及红烧土块(图17)。在房址西北方向约800米处的山梁下面,发现有南北相距约80米的两处铁矿石采集点。据上述发现推断,此处遗存应为汉代采矿、冶铁遗址,巴彦桃来(A10)的土坯居址,当是采矿和冶铁工人的居址。
▲ 图16 巴彦桃来(A10)遗址
▲ 图17 巴彦桃来(瓦因托尼)遗址冶炼遗迹
3.确认了两处魏晋时期的遗存。(1)确认绿城之南和城东两处共一百五十馀座夯土高台建筑遗迹为西晋时期的砖室墓。这批夯土高台在前人的记述中,几乎没有提及。高台多以河里的胶泥土分层夯筑,基本呈方形,边长3—7米左右,高约3—6米(图18)。在分别对绿城南和东部二座夯土高台遗存进行发掘后发现,这些夯土高台是墓葬的墓上建筑,高台下方为墓室。以绿城东清理的M1为例,墓室分前、中、后三室,总长10米,其中中室略呈方形,前、后室呈扁长方形,以大青砖直砌墓壁,墓地铺有长方形青砖地面。墓葬顶部以长方形大砖券顶,墓门南向,墓道长约10米,斜坡式。墓后室出土一件基本完整的半圆形陶灶。根据墓室结构和出土的陶灶,以及出土的西晋太康年简判断,这类墓葬当为西晋时期的砖室墓无疑。
▲ 图18 绿城东夯土高台墓葬
(2)温都格城(K749)。城址位于达来呼布镇东南16公里处的戈壁上,该城为内外相套的两重城垣,内城仅保留南墙和门道及东北角一部分,以夯土和土坯垒砌,略呈方形,边长约28米,应为一汉代障城。外城墙体夯筑,东墙和北墙东段保存较好,高约5.5米,北墙西段和西墙只有零星保留,南墙无存,城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66米(图19)。据城址内采集陶瓷片,参考周边发现的西晋时期夯土高台墓群,年代应为西晋时期。其内城则可能是汉代障城又为西晋时期沿用。
▲ 图19 温都格城航拍图
4.对居延地区的唐代遗存予以确认。唐代曾在居延筑大同城,以防突厥(图20)。大同城旧址即今距达来呼布镇东南约21千米的“马圈”城,城址回字形相套,现今内外两重城垣及东、西瓮城均有保留。内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80米,设南门;外城东西约216米,南北约180米,设东西两门和瓮城及马面。外城东门瓮城内存有一马面,据此可说明瓮城为马面修筑之后所增建,且马面修筑时间明显晚于城墙建造时间。唐代在居延先设同城守捉,后改同城镇,再一度短暂成为安北都护府治所所在,城址建筑布局的变化和改建证实了大同城的军事与行政机构的级别变动。
▲ 图20 大同城航拍图
5.对西夏时期房屋居址、庙宇、大型耕地遗址以及西夏黑水城—元代亦集乃路都取得了新的认识。
(1)调查发现西夏时期居住遗址二十馀处,以黑城和绿城为中心集中分布。房址一般3—5间为一个单元,多呈一排分布,个别分为前后两排,但相距一般较近,中间只留狭窄通道。房屋均建在高0.5—1米的夯土台基之上,地基上垫厚约10—20厘米的芨芨草,墙体由土坯垒砌,墙面抹草拌泥。房屋进深在4.4—7.3米之间,间宽约4—5米。个别房址内有火炕和灶台遗迹,院内常发现有饲草和较厚的家畜粪便。大部分房址四周建有围墙,墙基下亦常垫有一层厚约10—20厘米的芨芨草或红柳(图21)。
▲ 图21 查干川吉烽燧西南的西夏村落遗址
(2)西夏时期佛教盛行,居延地区现存多处佛教建筑遗址,包含有红庙、绿庙、五塔和二塔等。
200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馆和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红庙遗址进行了发掘(图22),明晰了红庙遗址的结构与布局。遗址位于达来呼布镇东南约20公里处,因内存有大量砖红色筒瓦和板瓦而得名。庙宇为前、后两进殿堂建筑,中间有回廊。前室南北进深4.8米,东西宽9米,地面平铺方砖,室内四壁绘有壁画。前室偏北侧靠近后室门外的两侧各置有莲花座佛像一尊。回廊分别位于后室的东、西、北三面,地面亦铺方砖。东回廊保存情况较好,南北进深6.3米,东西宽1.4米。后殿为主殿,平面呈正方形,边长为5米。门位于南墙正中,宽2.2米。后室内侧四壁均绘有壁画,内容以坐式佛像为主。殿内地面正中为突起的泥塑莲花座,直径约1.5米。殿内东西两侧的高台之上靠近门道处各有一尊睡佛像,东侧睡佛头北脚南,毁坏较严重,仅存双脚;西侧睡佛头南脚北,保存基本完整,高为1.7米,为力士佛像。庙址北侧紧贴后墙处建有两座佛塔,西侧一座尚保留大半塔身,东侧仅存塔基。庙址东侧夯土高台之上建有多间房舍,应为僧房所在。
▲ 图22 红庙遗址发掘现场
(3)额济纳旗西夏时期屯垦遗址主要分布在古居延绿洲中部,以绿城周围河渠耕地遗址保存较为完好。近年来,借助卫星影像图和实地考古调查发现的大量西夏时期农村灌溉和农田遗存(图23),特别是“区田法”耕作遗迹的发现(图24),为今后居延地区西夏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 图23 穿越绿城的灌溉渠道
▲ 图24 绿城东南区田法耕作区
(4)对西夏黑水城—元代亦集乃路取得新的认识。该城址位于达来呼布镇东南约25千米的荒漠戈壁上。为早、晚两座城址叠压在一起(图25)。外围大城是元代扩建的亦集乃路故城,即如今所见黑城的规模。小城位于大城内东北隅,东、北两面墙体在修筑大城时作为基础使用。
▲ 图25 黑城子(哈拉浩特)全景航拍图
西夏黑水城城垣规模较小,长宽各约240米,基本为方形。有东、西、南三座城门,东西两门对称分布。原东、北两面城墙,被包筑在元代延长的东、北两城墙内;残留的南城墙东段有一部分成为元代亦集乃城广积仓的北围墙;南城门及瓮城元代被改建成了关押囚犯的天牢。原在城内西南角上的佛寺,元代仍在供奉,寺内后侧有三座并列的佛塔,成为后来元代城中心的标志点。城内除官兵住所外,还建有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寺庙以及少量民居。由于佛教的盛行,城内外都分布有佛塔等建筑物。
元代亦集乃路故城城垣东西长438米,南北长347米,平面呈长方形。城墙以土筑成,高达10米。城内四角有斜坡形蹬城的踏道,南墙正中也筑有斜坡形蹬道,蹬道均为双行道。城墙东西两面开设城门,并加筑瓮城,东门位置正当原黑水城东墙正中,即亦集乃城东墙正中偏北处,系沿用原黑水城东门。西门依东门位置所在,建于西墙正中偏南处,形成东西两侧城门错对而开的形制。城墙外侧加筑有马面,城外四角筑有高大的角台。
元代扩筑的城垣,是延伸了黑水城的东、北两墙,增筑了南墙,即在原来城垣范围的基础上向西南扩大。因此,原来的城垣范围即亦集乃城的东北区域仍然是街市区域,城的西部和南部则为官署、寺庙和官员住宅区域。城内有三条东西向的大街,为城内主要街道,街道南北两侧僻有街巷,组成较为整齐的街区。自东城门进入的东街,直通至城中心有高台基的佛寺前,东街南面还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大街,称为正街。这两条大街的两旁分布着店铺、作坊和民居。自西门进入的大街为西街,街北为总管府所在的大院落,街南分布有驿站、清真寺、佛寺等建筑物。城内佛寺多达六座,占地面积广大,成为这座边陲小城的一大特色。北城墙上甚至还筑有一座小佛殿,在西北角城墙上建有大小不等的佛塔五座,最大的一座建在西北角台上,为土坯垒砌的覆钵式塔,高达13米,经数百年风沙侵袭,依然耸立云霄,远在数十里外就可看到这座雄伟的古塔,成为黑城的显著的标志。城外建有佛寺和许多佛塔,东关大片密集的民居住址依稀可见。
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居延地区,年平均降雨量不足40毫米,而年蒸发量却高达4000毫米,到处是枯死的胡杨和矗立的红柳沙包。常常上午还是微风拂面,过午便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恶劣的环境使考古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欣慰的是,从外国探险队的一次次盗掠,到有计划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从对文书与汉简的关注,到全面了解居延地区历史文化遗存,居延这部封存于戈壁荒漠之中的厚重史书,正逐渐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将其辉煌而又苍凉的面容展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