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北方地区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古代北方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在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长期从事该地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建立起了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体系，也逐步构建起北方民族考古研究的学术体系。近年来在探索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模式等理论问题的同时，也将主要精力放在考古学学术新人的培养上。“北方与民族”考古系列论文就是出自从事北方地区考古的青年学者之手，选题与所得结论皆有不同程度的创新性，代表着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北方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北方民族;学术传承

中国的北方地区在不同语境中的地理范围是不同的。我们这里所言北方地区主要是指以内蒙古中南部和东南部为核心区，连接陕晋冀北部地区的内蒙古高原和长城沿线地带。该地区地理位置特殊，自然条件比较复杂，尤其是随着商代晚期畜牧业的产生，这一区域逐渐变成农牧交错地带，以贺兰山一阴山一燕山山系为界，其北宜牧，其南宜农。阴山以南的黄河大回折周边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便属于农业文明区，相续兴起的白泥窑文化､庙子沟文化､阿善文化､老虎山文化､永兴店文化､朱开沟文化等，构成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完整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阴山以北地区在进入历史时期后属于草原文明区，相继出现的鬼方､土方､獯鬻､猃狁､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等北方民族不断南下，与中原华夏族系持续发生着碰撞与融合，有的甚至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为中华民族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自参加考古工作以来，我一直从事北方地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即便进入高校做考古教学工作后，在授课和研究生培养上也是以北方地区和北方民族考古为主要方向。本文拟将这些年我走过的研究之路和逐渐形成的治学理念做一简单归纳，同时对本栏目主要由我带过的研究生发表的“北方与民族”考古系列论文进行评述。

1982年，我自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到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内蒙古做了二十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这一段经历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1982年至1992年左右，主要从事内蒙古中南部的南流黄河两岸与黄旗海､岱海地区先秦考古学遗存的发掘与研究，主持发掘了凉城县的饮牛沟､崞县窑子，察右前旗的庙子沟､大坝沟，准格尔旗的二里半古城梁和二道梁､寨子塔､周家壕､白草塔､南壕､永兴店､高家坪､小庙､小沙湾､官地､鲁家坡､阳湾，清水河县的后城嘴､庄窝坪，丰镇市的八号地､黄土沟等遗址与墓地；此外，组织实施或参与了准格尔煤田黑岱沟露天矿区､阴山以北地区北魏时期城址和黄旗海南岸丘陵地带的考古调查；在庙子沟遗址和二里半遗址建立了野外工作站；在此基础上，随后出版了《庙子沟与大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等一批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和学术论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先后命名了该地区的庙子沟文化､永兴店文化､阿善文化和白泥窑文化等四个考古学文化，初步建立了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体系。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位于陕晋冀地区的仰韶文化区､辽西的红山文化区与陇东的马家窑文化区相交汇的三岔路口上，其文化来源具有多元性，但又不失自身的地域性文化传统，在史前考古学文化上面貌上自成一个区系。仰韶时代早中期阶段，白泥窑文化是内蒙古中南部主要的文化类型，与后冈一期､半坡和庙底沟等史前考古学文化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应是后冈一期文化由晋､冀北部北上再西向进入河套地区后，与由晋､陕地区溯黄河而来的半坡文化相碰撞，并受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影响而形成的。该区域的“石虎山类型”是与白泥窑文化并存的一种遗存，文化面貌主要继承了后冈一期文化的因素。进入仰韶时代晚期，在白泥窑文化的基础上，吸纳庙底沟､红山和马家窑等考古学文化因素后形成了庙子沟文化，此外，石虎山类型”的某些陶器因素也为庙子沟文化所接受。虽然庙子沟文化具有多元文化因素，但自身传统和形成的特征十分鲜明，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庙子沟文化因分布地域､文化传统和文化渊源等差异，又可划分为庙子沟､阿善二期和海生不浪三个地方类型，后两个类型发展为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过渡阶段的阿善文化，进而演变为龙山晚期的永兴店文化和夏商时期的朱开沟文化。庙子沟类型则与龙山早期的老虎山文化有一定源流关系，但两者之间仍存在缺环，且老虎山文化的去向目前还不十分清楚。 

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后，我感觉到在这一学术领域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交代，加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牧交融区和阴山以北草原地带考古工作的逐渐増多，使我倍感阴山以北草原地带考古工作的重要性和薄弱性，遂与文物部门领导商讨提出了内蒙古考古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即将阴山以南农业区域考古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北方草原地带来；将史前考古研究的重心转移到历史时期北方民族考古，特别是蒙兀时期考古上来。

我真正转向北方民族考古研究与一个偶然事件有关。1992年，元上都周边的羊群庙发生盗掘事件。我被派到现场做勘察和善后工作。在确定被盗的是几处元代祭祀遗址后，为了搞清楚与之相关问题，我去考察了附近的元上都遗址，当时就被这座古城雄浑壮阔的景象所震撼和吸引，通过翻阅相关资料发现前人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还没有人开展具体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还没能把元上都遗址所蕴含的价值和魅力发掘出来。或许出于一种担当意识，我义无反顾地转向了以元上都为中心的历史时期考古。从1992年至2004年，我所从事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到了草原大漠地带。这就是我在内蒙古工作的第二个阶段。

在此期间，我主持发掘了河套地区汉代墓葬､阴山以北鲜卑墓葬､金元时期城址与墓葬，调查和发掘了居延汉代城址及烽燧障塞､北魏城址与长城和金界壕等历史时期遗存。在对元上都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发掘的基础上，开展了元上都遗址的调查测绘，并逐步展开对城址及其周边墓葬遗存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此外，还开展了元上都遗址保护与申遗和居延大遗址保护规划等工作。同时也加快了整理研究工作，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报告､研究论著和文集，主要有：《额济纳汉简》《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元上都上､下》《元上都城址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二辑)等。

我对古代北方民族的考古研究实际上从我参加工作之初就已经开始了，可以说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初见端倪。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探索，大致可以分为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纵向上，我们尽量打通各时段的北方民族研究，揭示不同时期北方民族之间的源流关系。夏商周时期的“鬼方”“獯鬻”“猃狁”等部落集团，春秋战国时期的白狄､赤狄､林胡､楼烦与匈奴等牧猎部族，基本上都在我的研究视野内。其中以凉城崞县窑子墓地的发掘和研究为代表，通过墓葬反映的文化特征，对照文献资料，推测其可能是一处春秋末至战国阶段楼烦的遗存。在秦汉魏晋时期北方民族研究上，发掘了一批内蒙古中南部的秦汉墓葬，发现典型汉墓带有匈奴等北方民族的文化特征，而属于匈奴的文化遗存也会显示出汉文化因素，这应是农牧文明交融的结果。通过对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进行的发掘与研究，全面梳理了鲜卑早期历史，在分期､分区研究的基础上，在鲜卑文化面貌和鲜卑南迁路线及入主中原的过程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同时对北魏金陵､畿上塞围､北魏六镇与北魏长城等也做过深入研究。在唐代及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研究上，主要对唐代室韦遗存､金元时期注古部及景教遗存､蒙元城址与墓葬遗存等进行研究。此外，在专题研究上，主要作了包括长城沿线的秦汉至元明时期军事防御体系､新疆境内历史时期城址和北方地区畜牧业起源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横向上，我们打破地域与遗存类别的限制，努力探讨同一时期遗存之间的复杂联系。以蒙元遗存研究为例，元上都遗址是一个重要基点，它展现了上都城内与城郊的城市建置､功能分区和经济生活等历史场景；元上都周边发现的墓地与祭祀遗址，则通过其与上都城的距离､墓葬形制与出土物等，折射出多民族杂处与居民身份等社会信息；对大都等蒙元都城､集宁路等地方城址和汪古部遗存的研究，则是围绕元上都研究所做的延伸，试图构建更完整和宏大的蒙元时期社会生活画面。简言之，我在北方民族研究上是通过各种遗存在时空上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将草原文明整合起来，展现其形成､衍变与发展的全过程。通过这些努力，应该说初步构建了北方民族考古研究的学术体系。

调入人大工作后，我的相当一部分精力被筹建博物馆､考古学科建设和教学所占用，但仍拿出较多时间进行北方地区史前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研究，对此前尚未完结的研究课题进行收尾，并开始关注整个欧亚草原地带的文化遗存，扩展自己的学科领域，逐步出版与发表了一批新的学术论著。

近40年的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迄今为止我共主持了8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出版学术专著13部，发表研究报告和论文等150余篇，主编研究文集9部，创办《北方民族考古》已出版12辑。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上，尤其是对北方地区､北方民族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考古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是田野考古，只有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实物资料，才能进行区系类型的构建和古代历史的研究。但只进行调查和发掘是不够的，还要尽快､全面和客观地整理与发表资料。重视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刊布是我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工作原则。但只重视田野发掘和编写报告也还是不够，还必须依据更广泛意义上的考古学资料，不断推进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提高与创新。中国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反复实践和完善而逐渐确立的，是符合中国考古学实际情况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考古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这两种理论的运用是分不开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和文化因素分析法，更是中国考古学对实物遗存进行阐释的重要手段。中国考古学已有的理论与方法足够我们去解释物质文化史和分析､复原古代社会。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考古学可以固步自封，可以不去关注与学习新的考古学研究的手段，以及国外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近年来，我多次提倡大陆考古学界向张光直､许倬云､王明珂等海外华人学者学习，向欧美的考古学理论界学习，个人研究也开始从基础研究向学科理论探讨转变，例如我正在思考的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模式与理论的探讨等。总之，材料与理论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需要在夯实资料基础的同时，不断加强理论与方法的完善与提高。

其次，在阴山南北历史时期族群研究上，我一贯反对狭隘的民族观与历史观。在古代社会发展中，农业文明无疑是相对发达和占优势的，从而造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即轻视或诋毁发达程度较低的草原文明。实际上，不同生业方式的出现与自然地理因素密切相关，而与族群的优劣无关。纵观整部北方民族发展史，很多被蔑称为夷狄的少数民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北方民族一旦发展壮大就会南下冲击中原政权，造成王朝更迭､民族迁移和文化兴废，有的北方民族还建立了政权，有的政权统一了中国北方甚至整个中国。自东周以来，北方民族与中原华夏族系的征战与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强大源动力。所以，我们仅将古代中国华夏的历史当作中国历史是不符合实际的，应该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中原中心论”和“华夷之辩”，肯定北方民族在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否则我们就无法复原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中国。

再次，无论是对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还是对历史时期北方民族的研究，我都坚持一种整体性､系统性和贯通性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态度。在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上，一是要搞明白这一地区存在何种类型考古学文化的问题，一是要探索它们在时间上的发展脉络和在空间上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构建起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谱系。对于历史时期北方民族的研究，在时间上打通先秦至金元各时段的研究，勾勒各个族群兴起与更迭的基本线索，在空间上凿空阴山南北，探讨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开辟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开拓更恢弘的研究视野。

2004年6月，我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作为考古学科负责人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创建“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2005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成立，我任所长；同年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开始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2006年，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和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的田野考古实习启动。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正式建成，我任副馆长。2010年，考古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立，开始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2011年，考古学获教育部博士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同年新设“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并招生。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成为中国考古学会团体会员。2013年，考古学科获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资质证书”；同年新设考古学本科专业并招生，同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我任系主任。经过十七年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形成了完备的本､硕､博学科培养体系。

我所毕业的吉林大学是一所具有朴实无华气质和注重实践传统的髙等学府，当年身处其中的学习和生活，使我自然而然地感受并继承了这份气质和传统。在学术传承上，我师从张忠培和林沄等先生，他们为人处世的态度和踏实严谨的学风及治学理念等对我影响甚大。吉林大学考古学科重视田野发掘和学生实践能力的训练。在个人研究方向和学术倾向上，张先生擅长史前考古学研究，重视地层学､类型学和区系类型理论；林先生精通古文字和历史文献，长于考古资料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我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之路。

我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后，秉承几位业师的教学与治学理念，将其运用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上，并将之传递给我的学生，希望他们在学习和工作中能够将此继承下去。在教学上，遵循“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古训，将自我修养和教书育人结合起来，以培育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为根本，以传授学生文化知识为宗旨，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和挖掘学生的长处，给学生提出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同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自2006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专业本科生和考古专业本科生与研究生的田野考古实习从未间断，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实习需求，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先后在辽宁喀左和山西大同等地建立了考古实习基地，为培养真正符合社会需求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奠定了基础。

在人才引进和团队建设上，自2004年起，先后引进了马利青､张明东､王晓琨､张林虎､刘未､吕学明､曹斌､森谷一树､李梅田､陈晓露､丁山(James Williams)､仪明洁､陈胜前､魏离雅(Lia WEI)､韩建业､任冠､王子奇等中青年教师，形成了合理的人才梯次和科研布局。

在学术研究上，我们为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了“立足北方，重视西域，挺进中原，发展长江流域”的学科定位和“关注欧亚草原，开展一带一路考古”的研究思路。“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方向的提出，是为了在考古学科强势的老牌大学的重围中，寻找到适合人大考古的突破点和研究领域。北方民族考古并不局限于历史时期，上至史前时期的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下至历史时期的北方民族，都在研究范围内。“重视西域，挺进中原，发展长江流域”，则是随着人才梯次和科研布局的形成，人大考古在科研方向上需要逐步完善的发展方向。人大考古以北方民族考古为特色和主要研究方向，但研究范围与对象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对不同时段､不同地区的考古都有涉猎，并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欧亚草原､一带一路考古的新思路。在上述科研定位与思路的指引下，人大考古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各级别项目，以及教育部和北京社科联项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

17年来，在学校和学院几届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得到了长足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毕业生。截止2021年毕业季，我培养毕业的博士研究生有25人､硕士研究生近90人。他们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的已经成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考古文博单位的业务骨干，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中国北方地区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占有重要地位，从事该地区考古研究的人很多，也不乏名家。但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显然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需要不断地补充新生力量。在引导与训练学生从事北方地区与北方民族考古学研究上，我从来不限制学生对研究时段与研究对象的选择，鼓励他们按照个人兴趣，术业特长，各自发挥，自由选择史前与历史时期自己喜欢的研究课题与方向。这一指导思想充分体现在本刊“学术传薪”栏目此次发表的11篇有关北方地区与北方民族考古的论文中。

这11篇论文所涉及的时段较长，自史前新石器时代至宋元时期。涵盖的内容也较为广泛，既有早期器物､彩陶纹饰､岩画类型､墓葬壁画､石刻图案等形态､图像的研究，也有生业模式､军政体系与商业空间等对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探讨。

属于史前时段研究的论文有两篇。官士刚的《白泥窑文化火种炉及相关问题》，指出白泥窑文化三个区域类型的火种炉既存在明显的共性因素，也表现出装饰风格和数量上的差异，各有特色。由此指出白泥窑文化的火种炉是由仰韶文化东庄类型的火种器发展而来，充分说明了仰韶文化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影响。朱彦臻的《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演变述论》一文，指出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彩陶是受周边地区影响而产生的，虽然该地区彩陶纹饰并不具有复杂多变的因素，特征并不突出，但具有自身产生､发展､繁荣到衰落的完整过程，并且与周边地区存在持续的交往，有助于我们一窥该地区史前人群的生活图景。

冯宝的《内蒙古中南部先秦时期生业模式演变初探》和张文静的《锡林郭勒岩画的类型与区域特征研究》均试图打通史前至商周时段的研究，对某一特定问题和遗存类型进行整体性与贯通性的观察。冯文通过对内蒙古中南部先秦时期各考古学文化中动植物遗存和生产工具的系统梳理，重点探讨了该地区先秦时期生业经济的发展与演变，概括出“采猎并重”“耕猎互补”“种养结合”“农牧兼营”“牧猎为主”五个发展阶段，并探讨了该地区先秦时期的人地关系。张文通过对锡林郭勒地区岩画数据的统计､整理，以及对岩画类型的分析，对广泛分布在锡林郭勒的25处岩画地点进行了区系类型归纳，总结出各个区域的分布特征，呈现出了锡林郭勒岩画的整体文化面貌和其反映的生业形态。

属于先秦时期相关遗存研究的论文还有两篇。王晓琨､陈地成的《“器以藏礼”——战国中山国不同等级墓葬陶器探析》一文，依据墓主身份和墓室规模等，将出土陶器的中山国墓葬划分为王陵墓地､王族墓､王墓陪葬墓和一般中小型墓葬四个等级，认为不同等级的墓葬造成了随葬陶器上的差別，这种差别有利于揭示中山国墓随葬陶器的基本器用制度。李泽浩的《点分布建模和可视性分析在长城研究中的应用——以燕长城赤峰段为例》一文，利用点分布建模法探索了战国燕长城赤峰段的烽燧､障城等附属建筑在地形因素影响下的分布规律，探讨了遗址空间分布的层级性，还分析了烽燧的可视性问题，关注了烽燧信息的传输和控制范围，揭示出该段长城存在着较复杂的军事防御策略。

唐宋辽金元时期的研究论文有五篇。任冠的《唐代天山北麓军政体系的考古学观察》一文，将该地区军政体系归纳为四个层级：大型城址对应庭州(北庭都护府)，中型城址对应县､军和守捉，中小型城址对应守捉和镇､小型城址对应戍堡。各层级军政建置职能明确，由北向南形成了沿准噶尔盆地南缘､绿洲廊道中心､天山山谷和山前丘陵分布的三条东西向防线，由此实现了对天山北麓绿洲地带的管控。毕德广､乌云花的《论辽金墓壁画中髡发人物的性别》一文，在梳理国内对辽金墓壁画中髡发人物发现与认识过程的基础上，分析学术界在髡发人物性别辨识上存在的争议和误识，并提出了自己对辨识髡发人物性別的看法。郑玉的《阴山汪古景教十字架类型与等级研究》一文，将阴山汪古地区景教十字架分为墓碑十字架和墓顶石十字架两种，指出这两类墓葬石刻存在一定的等级划分，并从分布地域､碑文内容､工艺制作和出土数量等方面分析，认为墓碑等级较高，多用于王族墓葬，其余的墓葬则多使用墓顶石。李雨濛的《阿尔寨石窟壁画反映的历史文化变迁》一文，认为阿尔寨石窟壁画表现了藏传佛教从传入草原地区到成为全蒙古的民族性宗教的历程，认为阿尔寨石窟壁画包含了藏､蒙､汉等多种文化因素，以藏传佛教为核心并融合了传统的萨满教信仰，折射出多个历史时期的政教关系，是该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变迁的缩影。郝园林的《元代街市与商业空间的考古学观察》一文，指出元代城内街市多位于中央千道，少量位于城外，城外关城也是重要的商业空间；街市的形态结构较为简单，两侧店铺多里外间结构，临街一侧有招牌；元代街市的规模随城市等级不同，也呈现出一定层级性。

中国北方地区是一处东西狭长的区域，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两河流域”，即是在内蒙古东南部以西拉木伦河为中心的兴隆挂一赵宝沟一红山一小河沿一夏家店下层一夏家店上层考古学文化系列，文化面貌上完全区别于中原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在内蒙古中南部则是以南流黄河为中心的白泥窑一庙子沟一阿善一老虎山一永兴店一朱开沟文化系列为主，仰韶早中期还存在着石虎山类型，受到中原和关中等地区的影响，但有明显的自己地域特点，并逐渐呈现出崭新的文化面貌。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北方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进入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迭连兴起，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因此可以说，北方地区考古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前人在北方地区考古上已经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但是该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还大有可为，未来的研究需要交给年轻的学子们，相信在北方地区考古研究上一定能够薪火相传，代代相承。

文章来源：《南方文物》2021年第六期。因排版需要，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