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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

摘要: 书名: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主要责任者:魏坚责任方式:编著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日期:1998.03 1997年夏,去内蒙古考察元上都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坚同志陪同指引。我是第一次到元上都,获益良多。参观之际,魏坚同志告我内蒙古发现之汉墓报告已杀青,主要是河套和呼和浩特地区的汉墓,出版在即,让我先睹为快。我慨然允之。仲秋之时,魏坚 ...

书名: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
主要责任者:魏坚
责任方式:编著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03

 1997年夏,去内蒙古考察元上都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坚同志陪同指引。我是第一次到元上都,获益良多。参观之际,魏坚同志告我内蒙古发现之汉墓报告已杀青,主要是河套和呼和浩特地区的汉墓,出版在即,让我先睹为快。我慨然允之。仲秋之时,魏坚同志送报告材料到北京。拜读之后,我深感此报告对研究汉代政府与匈奴间之关系,特别是汉代对河套地区的开发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个考古报告包括乌兰布和的磴口、包头南郊、乌海新地、鄂托克前旗、准格尔旗、呼和浩特八拜、托克托县古城附近、和林格尔、察右前旗等地的汉代墓葬。以古代地理的分布而言,皆在秦汉长城之内。这些汉墓的时代,据发掘的结果认定,大部分属西汉元帝至东汉光武帝时期,也就是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 至东汉建武十六年 (公元40年) 之间。
  在这个地区发现这么多汉墓,令人注意。我认为它反映着三个历史问题。第一,自秦始皇开始便对这个地区极其重视,但是,我们迄今为止并未发现秦墓,说明秦对这个地区的开发,虽有开创之功,然而,真正控制这个地区是在汉武帝以后。第二,自汉武帝以后,特别是昭帝、宣帝和元帝时期,此地设朔方郡十县,移民屯垦; 这些汉墓的发现便是汉代在朔方移民屯垦的见证。第三,这个地区到公元40年即东汉建武十六年以后,汉墓骤然减少,盖因建武二十六年 (公元50年) 东汉王朝撤回河套地区之移民。所以,在这个地区发现的东汉墓较少,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这个地区的汉墓,不论在墓葬形制,还是在随葬器物上,都与中原地区的汉墓相同。这说明中原地区的移民把其家乡的葬俗带到了北方。
  这个报告中所发表的汉墓,如果放在中原地区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它是发现在内蒙古河套和呼和浩特地区的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的墓葬,其历史意义则非同小可。它直接反映了两汉时期汉王朝与匈奴的历史关系,也反映着汉王朝对河套地区移民屯垦的史实。
  这个考古报告的历史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读这个考古报告后的最深刻的体会。魏坚同志嘱我为报告作序,因略陈敝见如上,以为序。

徐苹芳
  一九九七年十月廿四日于北京


所谓内蒙古中南部,是指北起阴山南麓,南抵晋陕,东接张北坝上草原,西迄鄂尔多斯高原西北的河套平原,行政区划上包括伊克昭盟和乌海市全境,以及巴彦淖尔盟、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和乌兰察布盟的阴山以南地区。近年来,随着这一地区汉代考古工作的逐步加强,获取的汉代考古资料,特别是汉墓的发掘材料不断增加,使我们对这一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面貌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从而有可能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年来新出土的大量汉墓发掘资料进行分析类比和整理研究,并结合文献史料,建立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体系,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而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互发生和冲击碰撞的地区,成为历史上中原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必争之地。商周之际,土方、鬼方和狁等北方民族的名字经常见诸甲骨文和金文。战国时期, 匈奴崛起于大漠, 不断南逾阴山,侵扰中原,形成 “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 的对峙局面。随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将赵国的势力拓展到阴山山脉大青山、乌拉山的山前地带,并在阴山脚下修筑长城,以御匈奴。秦时,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匈奴,夺取河南地 (今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阴山之南尽纳入秦的版图。为了进一步加强北方地区的军事防御,秦始皇在燕、赵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在内蒙古中南部境内,这段长城以石块垒砌,保存较好。长城蜿蜒于巴彦淖尔盟和包头市北部阴山山脉之狼山和什尔腾山北坡,向东经武川县南折入呼和浩特北部,与战国赵长城相交,再向东进入卓资县,经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兴和县东去。同时,秦还修筑自云阳 (今陕西淳化林光宫遗址) 至九原 (今包头南郊麻池古城北城) 的直道。经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楚汉战争,汉初中原王朝无暇北顾,匈奴乘势占领了蒙恬所夺河南地,并引兵南下。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亲自将兵迎击匈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之围”。之后,汉王朝被迫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西汉王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期,国力渐趋强盛,于是自元光二年 (前133年),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击败盘踞河南地的楼烦、白羊王,夺取河南地,汉在此立朔方和五原二郡,并移民屯边,穿渠引水,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建设。此后,武帝元狩二年 (前121年)及四年 (前119年),汉对匈奴又发动两次决定性的打击,匈奴大败,右地浑邪王率4万余人投汉,单于及左贤王亦皆遁走,河西走廊平定,从此 “漠南无王庭”。在汉武帝多次用兵追击下,匈奴只得往西北迁徙。此后,匈奴左部迁到余吾水 (今蒙古国土拉河),直对汉云中;右部迁到蒲类海 (今新疆哈密西北巴里坤湖),直对汉酒泉、敦煌。单于的主力直对五原至鸡鹿塞 (今狼山西段磴口县与乌拉特后旗交界的哈隆格乃沟) 一带。为了适应这一军事格局的变化,武帝太初三年 (前102年),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守。徐自为所筑之城称汉外长城,有南北两条。两条长城相距5~50公里,其中靠南的一条东起今武川县境内,经固阳县、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伸入蒙古国境内; 靠北的一条,东起武川县境内,经达茂联合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穿越蒙古国,再折向西南,与今额济纳旗境内的汉长城相接。汉初以来,北边地区烽火不绝,人民生活尚不十分安定。宣帝甘露二年 (前52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款塞称臣,以求和亲,汉王朝采取了怀柔政策,后宫良家女王昭君出塞和亲,终于结束了北边长期战争的局面,从此“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北方人民获得休养生息达60余年。到新莽时期,由于王莽对匈奴实行错误政策,加之十二部兵久屯不出,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北方人民安定的生活局面遭到破坏。东汉初,匈奴支持安定郡三水县 (今宁夏固原县北)的卢芳,“册封”他为 “汉帝”,使居九原,建立割据政权。卢芳控制着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尽在其掌握之中,直至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这一地区才回归汉王朝。建武二十四年 (公元48年),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附汉,先设庭帐 (南庭) 于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处,随后又入居云中郡,不久再迁至西河郡的美稷县 (今准格尔旗纳林镇古城)。同时,又列置诸部于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为汉捍边。从此,内蒙古中南部出现汉族与南匈奴杂居错处的局面。南匈奴内附之后,汉朝采取了一些措施,一面修补城垣,一面发给边民路费和粮食,令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八郡人民各还本土,北边经济才渐趋恢复。为彻底解决北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东汉王朝于和帝永元元年 (公元89年),开始了征伐北匈奴的战争。经过连续三年的出击,北匈奴政权彻底瓦解,匈奴从此退出漠北地区,鲜卑代之逐渐成为大漠南北最为活跃的民族。到东汉末年,缘边郡县内徙,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尽为鲜卑及融入鲜卑的匈奴余部所居。
  盛极一时的汉王朝,在抵御匈奴、屯垦戍边的三四百年间,于阴山以南广大地区置郡县,修障塞,留下了诸多的古城和墓葬遗存。当时涉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边郡有朔方、五原、云中、西河、定襄和雁门诸郡,在这些郡治及所辖的各县,如临戎、窳浑、三封、五原、云中、定襄等古城周围,都发现了大量的汉代墓葬。而对于这些墓葬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一直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汉代考古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汉墓的调查和发掘清理工作,早在50年代便已开始,当时的内蒙古文物工作组做了大量的工作。此后,从60年代至9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及现今的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 (所)、巴彦淖尔盟文物工作站、鄂尔多斯博物馆、乌兰察布博物馆、呼和浩特市文物管理处等,都陆续做了较多的工作。以往经发掘清理或调查的汉代墓葬的地点有:临河市黄羊木头[1]、五原县乌登云圪旦[2],乌拉特前旗公庙子[3]、三顶帐房[4]、朝阳乡[5],磴口县包尔陶勒盖[7],包头市召湾[8]、麻池[9]、西壕口[10]、孟家梁[11]、上窝尔吐壕[12]、古城湾村北[13],杭锦旗哈劳柴登[14]、乌兰陶勒盖[15]、扎尔庙[16],伊金霍洛旗红庆河[17],东胜市漫赖[18],达拉特旗哈庆壕[19]、敖楞陶勒亥[20],准格尔旗古城村[21]、敖包梁[22],托克托县闵氏墓[23],和林格尔县东汉壁画墓[24]、王墓梁[((25])),呼和浩特市格尔图[26]、讨思浩[27]、塔布陶勒亥[28]、“昭君墓”[29],凉城县北营子[30]和丰镇市西官村[31]等。这次公布的主要是近几年来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的主要资料,计有: 1992年至1993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巴彦淖尔盟文物工作站联合发掘的乌兰布和沙漠中磴口县的纳林套海、包尔陶勒盖、沙金套海和补隆淖四批墓葬;包头市文物管理处(所)自80年代以来在包头市南郊召湾、张龙圪旦、召潭、观音庙、上窝尔吐壕和下窝尔吐壕陆续清理的一批墓葬,以及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发掘的包头市召湾90~97号墓葬; 鄂尔多斯博物馆1988~1992年清理的鄂托克前旗三段地墓葬和1990、1992年清理的鄂托克旗凤凰山墓葬;1989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乌海市文物工作站发掘的乌海新地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1993年发掘的准格尔旗鲁家坡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1995年清理的呼和浩特八拜墓葬和托克托县古城村墓葬; 乌兰察布博物馆1991年发掘的和林格尔县城麻沟墓葬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1995年发掘的察右前旗呼和乌素墓葬。
  此次公布的墓葬材料,还不够系统,就其分布地域来看,还不能全面反映整个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汉代墓葬的文化面貌,但结合汉代古城、长城的研究成果以及以往发表的墓葬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我们还是可以基本复原这一地区两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图景,并初步建立起内蒙古中南部汉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体系。故而不揣冒昧,将此尚不成熟的成果公诸于世,以就教于学术界前辈与同仁。
  
注释
  
[1] 张郁: 《临河县黄羊木头汉墓》,《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
  
[2] 张郁: 《五原县乌登云圪旦汉墓》,《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
  
[3] 李逸友: 《乌拉特前旗公庙子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4期。
  
[4] [5] 巴彦淖尔盟文物工作站普查资料。
  
[6] [7] 巴彦淖尔盟文物工作站调查清理,未刊。
  
[8] 李逸友:《包头市郊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0期;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包头郊区召湾汉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1年创刊号。
  
[9] [10] 李逸友: 《包头市郊汉墓》,《文物参考资料》 1955年10期。
  
[11] 李逸友: 《包头市孟家梁汉墓》,《文物参考资料》 1956年8期。
  
[12] 李逸友: 《包头市窝尔吐壕汉墓》,《文物》 1960年2期。
  
[13] 陆思贤: 《包头郊区古城湾古城、墓葬》,《包头文物资料选辑》第一辑。
  
[14] 鄂尔多斯博物馆调查清理,未刊。
  
[15]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杭锦旗乌兰陶勒盖汉墓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1年1期。
  
[16] ~ [22] 鄂尔多斯博物馆普查资料。
  
[23] 《托克托县东汉闵氏墓》,《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
  
[24]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等: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
  
[25] 和林格尔县文物管理所普查资料。
  
[26] 内蒙古博物馆: 《格尔图汉墓》,《文物》 1997年4期。
  
[27] 1996年,公路部门在秋季施工时将部分墓葬破坏,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员清理。
  
[28] 李逸友: 《内蒙古文化局调查土默特旗境内的文物古迹》,《文物参考资料》 1955年9期。
  
[29] 李逸友: 《呼和浩特市昭君墓》,《文物参考资料》 1955年9期。
  
[30]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凉城县北营子汉墓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1年1期。
  
[31] 1997年因挖菜窖破坏一墓,乌兰察布博物馆派员清理,文物现存乌兰察布博物馆。
本书目录
第一编 巴彦淖尔汉墓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纳林套海墓葬

第三章 包尔陶勒盖墓葬

第四章 沙金套海墓葬

第五章 补隆淖墓葬

第二编 鄂尔多斯汉墓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三段地墓葬

第三章 凤凰山墓葬

第四章 鲁家坡墓葬

第五章 新地墓葬

第三编 包头汉墓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召湾51号墓葬

第三章 召湾59~89号墓葬

第四章 召湾90~97号墓葬

第五章 张龙圪旦墓葬

第六章 召潭墓葬

第七章 观音庙墓葬

第八章 下窝尔吐壕墓葬

第九章 上窝尔吐壕墓葬

第四编 呼和浩特汉墓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八拜墓葬

第三章 古城村墓葬

第四章 土城子墓葬

第五章 城麻沟墓葬

第五编 乌兰察布汉墓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呼和乌素墓葬

文化特征与编年
结论
  在内蒙古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之始,便经常接触到一些两汉的考古资料,其中又以阴山以南的内蒙古中南部的汉墓资料较为丰富。也许是无形中受“古不考三代以下”遗风的影响,也许是内蒙古地区汉、唐以后的辽代墓葬考古更使人感到绚丽多彩,而使汉代考古,特别是两汉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始终不为大多数考古工作者所重视。虽然前辈考古学者也做了一些发掘和研究工作,但与其他各段考古相比,仍属薄弱环节。殊不知,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大一统帝国的形成,乃始于秦王朝; 而由于秦王朝的迅速瓦解,中国北部疆域的确定,又是由继之而起的强大的汉王朝完成的。正由于有汉一代阴山以北的几大战役、阴山以南的戍边屯垦,才使汉匈关系逐渐由战争到和平、由抄掠寇边到入塞和亲。汉王朝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感于此,在内蒙古中南部从事了多年的原始文化研究之后,总想将这一地区的汉代墓葬资料,先做一个粗浅的整理研究,以期建立起内蒙古中南部这一特殊区域的汉代考古学编年体系。正值此时,国家为建立商品粮油基地,开始实施开发第二个河套的经济战略。为配合经济建设,并打击盗墓之风的蔓延,近年来,我们有计划地在河套及其以东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发掘清理工作,获得了一批较为系统的汉墓资料,方使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
  在这本专题报告即将面世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他在百忙中欣然为本书作序,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我们感谢内蒙古文化厅及有关盟、市的业务主管部门的鼎力相助,感谢巴彦淖尔盟文物工作站、包头市文物管理处、乌海市文物工作站、鄂尔多斯博物馆、呼和浩特市博物馆、呼和浩特市文物管理处和乌兰察布博物馆,没有他们的积极支持配合和友情帮助,这本专题报告是无法完成的。特别是巴彦淖尔盟文物工作站,在野外发掘和资料整理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其对事业的奉献精神,令人难以忘怀。
  这本报告的完成,是参加发掘的许多年轻同志集体合作的结晶。虽然她可能失之粗疏、稚嫩,甚至于漏洞百出,但这毕竟是许多人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一个成果。本书每一编的各章,都是由参加发掘工作的同志分头整理并参于编写的,现分列于后。前言: 魏坚、张海斌; 第一编: 魏坚、胡延春、张海斌、连吉林、赵占魁、王德荣; 第二编: 杨泽蒙、尹春雷、张海斌、魏坚、连吉林、王志浩、包青川;第三编:张海斌、魏坚、李虹、李彩霞;第四编: 魏坚、曹建恩、连吉林、胡晓农、赵杰、李兴盛; 第五编:魏坚、曹建恩、李兴盛;第六编: 魏坚; 结论: 魏坚。最后,由魏坚统纂定稿。本书的器物底图和墨线图主要由田丽、李宁、刘园同志绘制,郝晓菲、刘建华、李彩萍同志也参加了部分配图的绘制工作。器物摄影梁京明、董永军、杨泽蒙。拓片李威、赵占魁、杨君、石碧霞、李三、史庆玲等。
  本书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因参于资料整理工作的人员较多,又难以集中工作,故而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给予斧正。

编者
  1997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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