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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子沟与大坝沟
摘要: 庙子沟与大坝沟书名：庙子沟与大坝沟主要责任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坚责任方式：编著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日期：2003.10近30余年来内蒙中南部的先秦考古工作,至少应当提及以下三人。 田广金于上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对朱开沟遗址的发掘,当是考古学者对内蒙中南部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社会形态和环境研究开创新局面、进入新 ...
庙子沟与大坝沟
书名：庙子沟与大坝沟
主要责任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坚
责任方式：编著
出版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0
近30余年来内蒙中南部的先秦考古工作,至少应当提及以下三人。
田广金于上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对朱开沟遗址的发掘,当是考古学者对内蒙中南部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社会形态和环境研究开创新局面、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进入80年代后,田广金先仍在河套内的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后转到岱海地区开展考古工作; 崔璿先在清水河县发掘白泥窑子,后将精力集中于包头市区的阿善和西园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魏坚是一位有能力而又善于抓得机遇的人。他在大学中学得的知识较为扎实,能识别不少文化或类型的陶片,在田野考古方面受过严格的训练。1982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到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后,最初跟随田广金在内蒙古中南部做考古工作,1983年起开始独立主持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先是发掘庙子沟与大坝沟等遗址,后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主持配合准格尔煤田建设的考古发掘。田广金、崔璿、魏坚在内蒙古中南部考古工作中,是彼此互补的一个整体。他们三人的努力,基本上为搞清楚内蒙古中南部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序列与谱系,以及为探索其社会形态和自然环境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并提出了引起学界重视的颇为系统的见解,从而使内蒙古中南部的考古工作实现了新的飞跃,搭建了新的平台。
这是为魏坚主笔的 《庙子沟与大坝沟》写的序文。关于魏坚,除了上面提到的话外,还得说几句。他参加考古工作21年,从未离开过田野考古,显示了自身价值,可喜的是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这主要是: 一是在河套内补充了田广金于朱开沟发掘未见的一些空白,这主要是提出了永兴店文化的命名; 二是填补了黄旗海的空白,重要的是命名了庙子沟文化。本文开头就说过魏坚是一位有能力而又善于抓得住机遇的人,这里应补充的是,他对已抓得的机遇,有的似乎又抓得不紧,例如,他在准格尔的工作是较为系统的,可是,除发了一些不太成熟的简报外,至今仍缺乏系统的报告。丰产了却没有转化成丰收,令人遗憾。这个意见,我不只一次地当面向魏坚提过。其所以在此又一次提出这个意见,是我见到了他主笔的这份报告,又一次燃起了我对他系统整理准格尔发掘资料的期望。
《庙子沟与大坝沟》这本报告,除以文字、插图和照片按遗址、按单位公布了发掘所见资料外,还公布了涉及留存遗存的主人、石制品原料、动物遗骸与环境的九个附录,又对遗存分期、年代、文化命名和聚落形态及文化源流诸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无疑是一份全面、详细而又客观地发表了资料的报告,又是一个具有个人分析意见的报告。总之,这本报告为研究庙子沟及大坝沟遗存和庙子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提供较为充分的论据,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我看了这报告的文字及插图目录和前言、第四章、第五章及六个附表之后,我觉得还有以下的问题需在这篇序言中作些简短的讨论。
其一,报告从遗存的典型层位关系出发,以及遗迹及其内涵器物的形态,对遗迹进行了分期,但没有说明同期的遗迹是否原本属于同一层位,由于据类型学认识的期别所跨的年代,往往长于窖穴以及由草、木及泥土构成的房子的使用年代,例如殷墟商文化平均约70年一期,能说那里的窖穴,以及那里的草、木和泥土结构的房子,可耐得上70年的使用期吗? 按文化速度递增的原理,早于殷墟商文化约两千年的庙子沟文化为期别所跨的年代,当远远超过70年,因此,同属一期的诸单位,很可能不是同期使用的单位。这样,在没有认定庙子沟及大坝沟同期诸房屋及窖穴原本属于同一层位、同一使用年代的情况下,我们自然难以直接依据它们的期属,去讨论房屋的布局、室外窖穴与房屋的关系及其相关的诸问题。
其二,报告基本上没有对遗迹及遗物,尤其是未对陶器进行分类、分型和编式,这样处理材料的方式,是近年来发表的几本报告的通例。据有些人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客观地表述材料。其实,这样处理材料的方法也未必能超然主观,因为,人们对遗存的发掘、整理及至编写报告,就是一个主观能动的实践过程,即使是看来能直白客体的绘图与照相,如果要客观地表白客体特征的话,也超然不了对客体的主观的正确认识,可见,忌讳主观,实际上是忌讳不了的,因此,需要避免的当是那些不能反映客体真实的主观,坚持追求正确地表述客体的主观认识。忌讳对包括陶器在内的遗存的分类、分型和编式的研究,最终的结果或者直白地来说,就是忌讳类型学。没有考古类型学,又如何界定遗存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类别与同一考古学文化的期别。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是靠类型学来确定的。这类分期,不仅包含层位学能确定的遗存相对早晚的涵义,更重要的是还表述着所研究的考古学文化的部分质变,而且无遗存的分类、分型与编式,则无法界定和表述考古学文化的分期。问题的关键不是为了更客观地表述材料而忌讳对遗存进行分类、分型和分式的类型学研究,而是要在这类研究中摒弃主观随意性,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的表述客体的科学的类型学研究。有人说这不是摒弃类型学的问题,我们主张的仅要求考古报告原样地发表原始资料,以使研究者能更客观地对这些原始资料进行类型学研究。这种想法未免天真,且不说考古报告的文字,甚至其插图和照片都避免不了主观性,试问在同等学力持同样客观心态的学人,是面对遗存,还是面对表述遗存的文字、图及照片更能作出贴近客体真实的认识! 因此,我们不能为了倒掉洗澡盆中的脏水,也将这盆中的孩子倒掉了,即为了避免主观随意性,而在考古报告中放弃对遗存的实事求是的类型学研究。
其三,庙子沟文化,无疑是在西阴文化统一局面解体后,而于内蒙古中南部兴起的具有显著地域性特征的强势文化,它基本和半山文化、以菜园子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泉护二期文化、义井文化、秦王寨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雪山一期文化、小河沿文化、屈家岭文化及良渚文化同时。在文化关系方面,庙子沟文化同半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义井文化及雪山一期文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它处在中国文化重组和社会变革的文明形成的时代,同时,庙子沟文化的出现,既是长城地带文化沟通并形成文化交流带的标志,也是其文化碰撞、交流及融合的结果。
庙子沟文化的渊源,无疑可追溯到当地的西阴文化,但其间在年代上还不直接衔接,且目前在内蒙古中南部发现的考古材料中,也基本上缺乏连接西阴文化及庙子沟文化,即和半坡四期文化及马家窑文化年代相当的遗存,这是内蒙古中南部考古今后应注意的问题。关于这一个阶段遗存的发现与研究,目前已出现了若干线索,例如崔璿在 《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L点发掘简报》发表的H6:1陶刀①。这件陶刀是由彩陶片改制而成的,其上的纹饰,同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纹饰。在崔璿的这一简报中,未公布该陶刀所在单位H6与这陶刀共生的其它遗物,也未发表这单位的层位,因此,依据如此公布材料的情况实难以说明它是否是一独立阶段遗存的代表,以及它所在单位的年代早晚。然而,当崔璿将这件陶刀归入被他称之为 “白泥窑子第二种文化遗存”,即庙子沟文化时,我们则可以清楚地看到其纹饰的风格,迥异于 “白泥窑子第二种文化遗存”的BLG1:17及BLT7④:17这两件彩陶的纹饰。魏坚在这本 《庙子沟与大坝沟》报告的 《海生不浪类型分期图》 中,他将BLG1:17及BLT7④:17定为这类型的一期。庙子沟文化这类彩陶纹饰,尤其是其中的三角网纹、棱形网纹和锯齿纹等这些纹饰元素,和半山文化同类纹饰的相似程度,令人认为它们当源于半山文化。这是将庙子沟文化和半山文化定为同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证据。依据马家窑文化早于半山文化的事实,亦该推定马家窑文化早于庙子沟文化。据此,一是难于将H6:1陶刀及其所在单位归入庙子沟文化或这文化之后的遗存; 二是即使归入庙子沟文化,也当将其视为是这一文化保存的文化传统。无论这两种之一的任何一种情况,H6:1陶刀及其所在单位存在于白泥窑子的事实,都得被视为是内蒙古中南部存在着与马家窑文化同时的遗存的征兆或证据,又是留存这一遗存的主人同马家窑文化居民进行了文化交流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总之,我相信内蒙古中南部未来的考古,定将发现相当于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遗存。至于这一遗存的文化属性,自然只能待今后揭示的事实才能进行研究。
在这一 《报告》 中,魏坚将他命名的庙子沟文化分为庙子沟、阿善二期和海生不浪三个类型。这说明他既见到这三个类型的同一性,又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海生不浪类型”保留了使用小口尖底瓶的传统,它和庙子沟及阿善二期的区别,似乎大于庙子沟和阿善二期之间的区别。同时,这些类型的未来命运也是不同的: “阿善二期类型” 演变为阿善三期,“海生不浪类型” 蜕化为以小沙湾遗存为代表的文化,目前虽未发现 “庙子沟类型” 的直接后裔,但依据“阿善二期类型” 和 “海生不浪类型” 演化成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以及 《报告》关于 “庙子沟类型” 和 “老虎山文化” 存在着源流关系的论证的逻辑,则未发现的 “庙子沟类型” 的直接后裔,也当是一种考古学文化了。如此这般,我们在此见到了考古学文化演变的一种图景: 一个包含三个类型的文化,其中的三个类型进而演化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至于庙子沟文化的三个类型,为什么只是 “类型”,而未被认为是三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这是一个对考古学遗存如何分类的复杂问题,我在此就不讨论了。需说明的,虽基本同意魏坚的观点,但也认为对这一具体问题的讨论,仍存在着不小的空间。
如前所说,在黄旗海及岱海周围地区,迄今仍未发现年代上与阿善三期或小沙湾遗存为代表的文化相当的遗存,即未见到 “庙子沟类型” 的直接后裔,仅揭示出被认为和 “庙子沟类型” 有一定源流关系而晚于阿善三期,或小沙湾遗存所代表文化的 “老虎山文化”。这虽可从 “庙子沟类型”和 “老虎山文化”的比较中,揣测出 “庙子沟类型”直接后裔的某些文化特征,但一是揣测终究仍是揣测,二是在 “阿善二期类型” 和 “海生不浪类型” 分布区内,由于未发现与 “老虎山文化”年代相当的文化,而难以在相邻的同期文化的比较中清楚地观察出 “老虎山文化” 的自身特征,故进一步制约了对 “庙子沟类型” 直接后裔的文化特征揣测的准确性。因此,为了搞清楚内蒙古中南部自庙子沟文化之后的谱系关系,还必须在黄旗海及岱海地区揭示出与小沙湾遗存为代表的文化,或与阿善三期同期的遗存,以及在 “阿善二期类型”及 “海生不浪类型”区域内发现与 “老虎山文化”年代相同的遗存。这又是内蒙古中南部考古今后必须填补的缺环。
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祝贺 《庙子沟与大坝沟》即将出版。也急切地盼望有关同仁对以往发掘的内蒙古中南部其它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出版报告,这是推进内蒙古中南部考古研究的必须,更是保护文物的必须,为了这两个必须,我们还需奋进!
注释:
① 崔璿 《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L点发掘简报》图五之8。《考古》 1988年第2期。
田广金于上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对朱开沟遗址的发掘,当是考古学者对内蒙中南部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社会形态和环境研究开创新局面、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进入80年代后,田广金先仍在河套内的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后转到岱海地区开展考古工作; 崔璿先在清水河县发掘白泥窑子,后将精力集中于包头市区的阿善和西园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魏坚是一位有能力而又善于抓得机遇的人。他在大学中学得的知识较为扎实,能识别不少文化或类型的陶片,在田野考古方面受过严格的训练。1982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到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后,最初跟随田广金在内蒙古中南部做考古工作,1983年起开始独立主持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先是发掘庙子沟与大坝沟等遗址,后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主持配合准格尔煤田建设的考古发掘。田广金、崔璿、魏坚在内蒙古中南部考古工作中,是彼此互补的一个整体。他们三人的努力,基本上为搞清楚内蒙古中南部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序列与谱系,以及为探索其社会形态和自然环境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并提出了引起学界重视的颇为系统的见解,从而使内蒙古中南部的考古工作实现了新的飞跃,搭建了新的平台。
这是为魏坚主笔的 《庙子沟与大坝沟》写的序文。关于魏坚,除了上面提到的话外,还得说几句。他参加考古工作21年,从未离开过田野考古,显示了自身价值,可喜的是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这主要是: 一是在河套内补充了田广金于朱开沟发掘未见的一些空白,这主要是提出了永兴店文化的命名; 二是填补了黄旗海的空白,重要的是命名了庙子沟文化。本文开头就说过魏坚是一位有能力而又善于抓得住机遇的人,这里应补充的是,他对已抓得的机遇,有的似乎又抓得不紧,例如,他在准格尔的工作是较为系统的,可是,除发了一些不太成熟的简报外,至今仍缺乏系统的报告。丰产了却没有转化成丰收,令人遗憾。这个意见,我不只一次地当面向魏坚提过。其所以在此又一次提出这个意见,是我见到了他主笔的这份报告,又一次燃起了我对他系统整理准格尔发掘资料的期望。
《庙子沟与大坝沟》这本报告,除以文字、插图和照片按遗址、按单位公布了发掘所见资料外,还公布了涉及留存遗存的主人、石制品原料、动物遗骸与环境的九个附录,又对遗存分期、年代、文化命名和聚落形态及文化源流诸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无疑是一份全面、详细而又客观地发表了资料的报告,又是一个具有个人分析意见的报告。总之,这本报告为研究庙子沟及大坝沟遗存和庙子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提供较为充分的论据,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我看了这报告的文字及插图目录和前言、第四章、第五章及六个附表之后,我觉得还有以下的问题需在这篇序言中作些简短的讨论。
其一,报告从遗存的典型层位关系出发,以及遗迹及其内涵器物的形态,对遗迹进行了分期,但没有说明同期的遗迹是否原本属于同一层位,由于据类型学认识的期别所跨的年代,往往长于窖穴以及由草、木及泥土构成的房子的使用年代,例如殷墟商文化平均约70年一期,能说那里的窖穴,以及那里的草、木和泥土结构的房子,可耐得上70年的使用期吗? 按文化速度递增的原理,早于殷墟商文化约两千年的庙子沟文化为期别所跨的年代,当远远超过70年,因此,同属一期的诸单位,很可能不是同期使用的单位。这样,在没有认定庙子沟及大坝沟同期诸房屋及窖穴原本属于同一层位、同一使用年代的情况下,我们自然难以直接依据它们的期属,去讨论房屋的布局、室外窖穴与房屋的关系及其相关的诸问题。
其二,报告基本上没有对遗迹及遗物,尤其是未对陶器进行分类、分型和编式,这样处理材料的方式,是近年来发表的几本报告的通例。据有些人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客观地表述材料。其实,这样处理材料的方法也未必能超然主观,因为,人们对遗存的发掘、整理及至编写报告,就是一个主观能动的实践过程,即使是看来能直白客体的绘图与照相,如果要客观地表白客体特征的话,也超然不了对客体的主观的正确认识,可见,忌讳主观,实际上是忌讳不了的,因此,需要避免的当是那些不能反映客体真实的主观,坚持追求正确地表述客体的主观认识。忌讳对包括陶器在内的遗存的分类、分型和编式的研究,最终的结果或者直白地来说,就是忌讳类型学。没有考古类型学,又如何界定遗存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类别与同一考古学文化的期别。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是靠类型学来确定的。这类分期,不仅包含层位学能确定的遗存相对早晚的涵义,更重要的是还表述着所研究的考古学文化的部分质变,而且无遗存的分类、分型与编式,则无法界定和表述考古学文化的分期。问题的关键不是为了更客观地表述材料而忌讳对遗存进行分类、分型和分式的类型学研究,而是要在这类研究中摒弃主观随意性,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的表述客体的科学的类型学研究。有人说这不是摒弃类型学的问题,我们主张的仅要求考古报告原样地发表原始资料,以使研究者能更客观地对这些原始资料进行类型学研究。这种想法未免天真,且不说考古报告的文字,甚至其插图和照片都避免不了主观性,试问在同等学力持同样客观心态的学人,是面对遗存,还是面对表述遗存的文字、图及照片更能作出贴近客体真实的认识! 因此,我们不能为了倒掉洗澡盆中的脏水,也将这盆中的孩子倒掉了,即为了避免主观随意性,而在考古报告中放弃对遗存的实事求是的类型学研究。
其三,庙子沟文化,无疑是在西阴文化统一局面解体后,而于内蒙古中南部兴起的具有显著地域性特征的强势文化,它基本和半山文化、以菜园子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泉护二期文化、义井文化、秦王寨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雪山一期文化、小河沿文化、屈家岭文化及良渚文化同时。在文化关系方面,庙子沟文化同半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义井文化及雪山一期文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它处在中国文化重组和社会变革的文明形成的时代,同时,庙子沟文化的出现,既是长城地带文化沟通并形成文化交流带的标志,也是其文化碰撞、交流及融合的结果。
庙子沟文化的渊源,无疑可追溯到当地的西阴文化,但其间在年代上还不直接衔接,且目前在内蒙古中南部发现的考古材料中,也基本上缺乏连接西阴文化及庙子沟文化,即和半坡四期文化及马家窑文化年代相当的遗存,这是内蒙古中南部考古今后应注意的问题。关于这一个阶段遗存的发现与研究,目前已出现了若干线索,例如崔璿在 《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L点发掘简报》发表的H6:1陶刀①。这件陶刀是由彩陶片改制而成的,其上的纹饰,同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纹饰。在崔璿的这一简报中,未公布该陶刀所在单位H6与这陶刀共生的其它遗物,也未发表这单位的层位,因此,依据如此公布材料的情况实难以说明它是否是一独立阶段遗存的代表,以及它所在单位的年代早晚。然而,当崔璿将这件陶刀归入被他称之为 “白泥窑子第二种文化遗存”,即庙子沟文化时,我们则可以清楚地看到其纹饰的风格,迥异于 “白泥窑子第二种文化遗存”的BLG1:17及BLT7④:17这两件彩陶的纹饰。魏坚在这本 《庙子沟与大坝沟》报告的 《海生不浪类型分期图》 中,他将BLG1:17及BLT7④:17定为这类型的一期。庙子沟文化这类彩陶纹饰,尤其是其中的三角网纹、棱形网纹和锯齿纹等这些纹饰元素,和半山文化同类纹饰的相似程度,令人认为它们当源于半山文化。这是将庙子沟文化和半山文化定为同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证据。依据马家窑文化早于半山文化的事实,亦该推定马家窑文化早于庙子沟文化。据此,一是难于将H6:1陶刀及其所在单位归入庙子沟文化或这文化之后的遗存; 二是即使归入庙子沟文化,也当将其视为是这一文化保存的文化传统。无论这两种之一的任何一种情况,H6:1陶刀及其所在单位存在于白泥窑子的事实,都得被视为是内蒙古中南部存在着与马家窑文化同时的遗存的征兆或证据,又是留存这一遗存的主人同马家窑文化居民进行了文化交流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总之,我相信内蒙古中南部未来的考古,定将发现相当于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遗存。至于这一遗存的文化属性,自然只能待今后揭示的事实才能进行研究。
在这一 《报告》 中,魏坚将他命名的庙子沟文化分为庙子沟、阿善二期和海生不浪三个类型。这说明他既见到这三个类型的同一性,又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海生不浪类型”保留了使用小口尖底瓶的传统,它和庙子沟及阿善二期的区别,似乎大于庙子沟和阿善二期之间的区别。同时,这些类型的未来命运也是不同的: “阿善二期类型” 演变为阿善三期,“海生不浪类型” 蜕化为以小沙湾遗存为代表的文化,目前虽未发现 “庙子沟类型” 的直接后裔,但依据“阿善二期类型” 和 “海生不浪类型” 演化成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以及 《报告》关于 “庙子沟类型” 和 “老虎山文化” 存在着源流关系的论证的逻辑,则未发现的 “庙子沟类型” 的直接后裔,也当是一种考古学文化了。如此这般,我们在此见到了考古学文化演变的一种图景: 一个包含三个类型的文化,其中的三个类型进而演化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至于庙子沟文化的三个类型,为什么只是 “类型”,而未被认为是三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这是一个对考古学遗存如何分类的复杂问题,我在此就不讨论了。需说明的,虽基本同意魏坚的观点,但也认为对这一具体问题的讨论,仍存在着不小的空间。
如前所说,在黄旗海及岱海周围地区,迄今仍未发现年代上与阿善三期或小沙湾遗存为代表的文化相当的遗存,即未见到 “庙子沟类型” 的直接后裔,仅揭示出被认为和 “庙子沟类型” 有一定源流关系而晚于阿善三期,或小沙湾遗存所代表文化的 “老虎山文化”。这虽可从 “庙子沟类型”和 “老虎山文化”的比较中,揣测出 “庙子沟类型”直接后裔的某些文化特征,但一是揣测终究仍是揣测,二是在 “阿善二期类型” 和 “海生不浪类型” 分布区内,由于未发现与 “老虎山文化”年代相当的文化,而难以在相邻的同期文化的比较中清楚地观察出 “老虎山文化” 的自身特征,故进一步制约了对 “庙子沟类型” 直接后裔的文化特征揣测的准确性。因此,为了搞清楚内蒙古中南部自庙子沟文化之后的谱系关系,还必须在黄旗海及岱海地区揭示出与小沙湾遗存为代表的文化,或与阿善三期同期的遗存,以及在 “阿善二期类型”及 “海生不浪类型”区域内发现与 “老虎山文化”年代相同的遗存。这又是内蒙古中南部考古今后必须填补的缺环。
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祝贺 《庙子沟与大坝沟》即将出版。也急切地盼望有关同仁对以往发掘的内蒙古中南部其它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出版报告,这是推进内蒙古中南部考古研究的必须,更是保护文物的必须,为了这两个必须,我们还需奋进!
张忠培
成稿于2003年2月14日下午
注释:
① 崔璿 《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L点发掘简报》图五之8。《考古》 1988年第2期。
本书目录
- 前言
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
第二节 发现与发掘概述
- 第一章 庙子沟遗址
第一节 遗址综述
第二节 房址形制及出土遗物
第三节 灰坑形制及出土遗物
第四节 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
- 第二章 大坝沟遗址Ⅰ区
第一节 遗址综述
第二节 房址形制及出土遗物
第三节 灰坑形制及出土遗物
第四节 围沟形制及出土遗物
- 第三章 大坝沟遗址Ⅱ区
第一节 遗址综述
第二节 房址形制及出土遗物
第三节 灰坑形制及出土遗物
第四节 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
- 第四章 遗存分期和年代及文化命名
第一节 文化特征与分期
第二节 内蒙古中南部同类遗存的关系及年代
第三节 关于庙子沟文化的命名
- 第五章 聚落形态及文化源流诸相关问题的探讨
第一节 聚落内部组织结构及社会发展阶段
第二节 聚落经济形态
第三节 庙子沟遗址废弃原因的推断
第四节 庙子沟文化源流探索
- 结语
自1985年第一次发掘庙子沟遗址,至今已经整整18年了。到1992年结束第二次大坝沟遗址的发掘后,整理一部完整的发掘报告的责任就像重负一样,一直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其实,庙子沟和大坝沟遗址资料的整理和陶器的修复工作,在连续几年的发掘中,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因为这两地三处遗址出土的遗物众多,涉及到各种标本的测试和鉴定; 1989年后又在庙子沟遗址建立了野外工作站,旁及周边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致使报告的编写工作延误了下来。当然,自己对这一类文化遗存认识的浮浅,也是造成我迟迟不能动笔的重要原因之一。
时至今日,当这部厚厚的报告集即将付梓之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要深深地感谢那些和我同舟共济、同甘共苦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们,特别是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事,是他们在十几年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中,始终如一地支持和帮助我,使我即便在遇到困难时,也能持之以恒的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忘不了李全喜厅长冒雨考察庙子沟,满怀激情地为我题写的诗句; 忘不了焦学岱厅长正月十五赶赴工作站,和庙子沟村民共渡元宵节的情景; 忘不了苏俊处长不知多少次到庙子沟,给予我老大哥般的关怀和鼓励; 忘不了治中师兄及众多师友在庙子沟酣畅把酒,赋予我的太多的激情和重托。我始终忘不了,在庙子沟发掘之初,我带领的技工张清秀、杨春文、王庆华、李连顺和张晓云,为了流水作业般的修复陶器,做到兴致处,经常工作到天亮,还有驾驶员那义忠、那玮父子,十几年来几乎与我终日相伴,饱尝了辛劳却从无怨言,他们是我20年考古生涯最主要的帮手; 我始终忘不了乌盟文化局、博物馆和察右前旗文化局、文管所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在遗址的发掘保护和工作站的建立过程中,努力创造条件,用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真挚的友情,温暖了我们这些工作第一线的考古人的心肠,庙子沟遗址200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们功不可没。
庙子沟与大坝沟遗址的人骨、动物骨骼、石器石料的鉴定,古生态环境地理学的考察,以及绘图、照相等资料整理方面的工作,得到了众多师友的鼎力相助。1989年7月,吉林大学朱泓先生即对庙子沟出土的人骨材料作了鉴定,并由林雪川为庙子沟的古代居民作了头像复原; 1990年4月,北京大学黄蕴平老师对庙子沟和大坝沟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作了鉴定,又在2001年6月补充完成了大坝沟1992年出土的动物骨骼鉴定; 1991年10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李夏庭先生完成了庙子沟和大坝沟1988年出土的完整陶器及部分小件标本的绘图; 1999年5月,北京大学莫多闻教授在环黄旗海地区作了环境调查和取样; 2001年5月,敖汉旗博物馆刘海文完成了大坝沟遗址1992年出土陶器,以及庙子沟和大坝沟遗址大量小件的绘图; 2001年和2002年春,吉林大学李言老师和汤卓炜老师分别完成了器物摄影和石器及软体动物的鉴定工作。至此,庙子沟与大坝沟遗址发掘报告中相关学科的标本鉴定工作和资料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在此,我对他们不辞辛劳的工作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谢!
2000年冬,由我主持发掘报告的具体编写工作。首先确定了报告的编写体例并完成了编写大纲,由鄂尔多斯博物馆的杨泽蒙负责遗迹记录的复审和编写,乌兰察布博物馆的李兴盛负责遗物的核对和文字编写,郝晓菲负责陶器标本的绘图和遗迹、遗物墨线图的绘制。李兴盛和郝晓菲完成了遗迹墨线图版的制作,杨泽蒙完成了遗物墨线图版的制作并复核了遗物描述和文中插图。其余各章节的编写和图版制作由我完成,并最后审核校对全文。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发掘报告集的最后完成,如果没有上述三位挚友的全力相助,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杨泽蒙日常工作繁忙,大量的文字稿和遗物墨线图版是靠晚上和节假日输入电脑和拼贴出来的,兢兢业业,勤恳至极; 李兴盛和郝晓菲经常抽时间忙碌在庙子沟工作站,昼夜加班,任劳任怨,做了许多繁杂细碎而又必不可少的工作。还有庙子沟工作站的技工杨春文、陈爱旺、王庆华、王灯亮和徐小凤,他们作了大量核对、拣选、统计、后勤等事务性的工作。因此可以说,这部报告集是众多师友共同劳动的结晶。
感谢恩师张忠培先生百忙中拨冗为这部报告集作序。
英文提要由张中伏翻译。
本报告集的出版得到国家文物局的资助。
时至今日,当这部厚厚的报告集即将付梓之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要深深地感谢那些和我同舟共济、同甘共苦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们,特别是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事,是他们在十几年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中,始终如一地支持和帮助我,使我即便在遇到困难时,也能持之以恒的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忘不了李全喜厅长冒雨考察庙子沟,满怀激情地为我题写的诗句; 忘不了焦学岱厅长正月十五赶赴工作站,和庙子沟村民共渡元宵节的情景; 忘不了苏俊处长不知多少次到庙子沟,给予我老大哥般的关怀和鼓励; 忘不了治中师兄及众多师友在庙子沟酣畅把酒,赋予我的太多的激情和重托。我始终忘不了,在庙子沟发掘之初,我带领的技工张清秀、杨春文、王庆华、李连顺和张晓云,为了流水作业般的修复陶器,做到兴致处,经常工作到天亮,还有驾驶员那义忠、那玮父子,十几年来几乎与我终日相伴,饱尝了辛劳却从无怨言,他们是我20年考古生涯最主要的帮手; 我始终忘不了乌盟文化局、博物馆和察右前旗文化局、文管所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在遗址的发掘保护和工作站的建立过程中,努力创造条件,用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真挚的友情,温暖了我们这些工作第一线的考古人的心肠,庙子沟遗址200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们功不可没。
庙子沟与大坝沟遗址的人骨、动物骨骼、石器石料的鉴定,古生态环境地理学的考察,以及绘图、照相等资料整理方面的工作,得到了众多师友的鼎力相助。1989年7月,吉林大学朱泓先生即对庙子沟出土的人骨材料作了鉴定,并由林雪川为庙子沟的古代居民作了头像复原; 1990年4月,北京大学黄蕴平老师对庙子沟和大坝沟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作了鉴定,又在2001年6月补充完成了大坝沟1992年出土的动物骨骼鉴定; 1991年10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李夏庭先生完成了庙子沟和大坝沟1988年出土的完整陶器及部分小件标本的绘图; 1999年5月,北京大学莫多闻教授在环黄旗海地区作了环境调查和取样; 2001年5月,敖汉旗博物馆刘海文完成了大坝沟遗址1992年出土陶器,以及庙子沟和大坝沟遗址大量小件的绘图; 2001年和2002年春,吉林大学李言老师和汤卓炜老师分别完成了器物摄影和石器及软体动物的鉴定工作。至此,庙子沟与大坝沟遗址发掘报告中相关学科的标本鉴定工作和资料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在此,我对他们不辞辛劳的工作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谢!
2000年冬,由我主持发掘报告的具体编写工作。首先确定了报告的编写体例并完成了编写大纲,由鄂尔多斯博物馆的杨泽蒙负责遗迹记录的复审和编写,乌兰察布博物馆的李兴盛负责遗物的核对和文字编写,郝晓菲负责陶器标本的绘图和遗迹、遗物墨线图的绘制。李兴盛和郝晓菲完成了遗迹墨线图版的制作,杨泽蒙完成了遗物墨线图版的制作并复核了遗物描述和文中插图。其余各章节的编写和图版制作由我完成,并最后审核校对全文。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发掘报告集的最后完成,如果没有上述三位挚友的全力相助,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杨泽蒙日常工作繁忙,大量的文字稿和遗物墨线图版是靠晚上和节假日输入电脑和拼贴出来的,兢兢业业,勤恳至极; 李兴盛和郝晓菲经常抽时间忙碌在庙子沟工作站,昼夜加班,任劳任怨,做了许多繁杂细碎而又必不可少的工作。还有庙子沟工作站的技工杨春文、陈爱旺、王庆华、王灯亮和徐小凤,他们作了大量核对、拣选、统计、后勤等事务性的工作。因此可以说,这部报告集是众多师友共同劳动的结晶。
感谢恩师张忠培先生百忙中拨冗为这部报告集作序。
英文提要由张中伏翻译。
本报告集的出版得到国家文物局的资助。
魏 坚
2002年11月于庙子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