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从边疆考古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2023年6月2日，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主要包括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并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
边疆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所涉地域范围和文化内涵而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中华文明是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和、升华的结果，边疆民族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几十年来，北部边疆考古的实践就从实证的角度，证实边疆民族在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在阐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中具有重要作用。
实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在世界四大文明中，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明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最后都有所中断，而中华文明却能够一直延续下来，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是中华文明的滥觞时期，独特的文化基因在此时已经凸显。
北方边疆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30余处，从旧石器时代中晚阶段到青铜时代有连续地层堆积的遗址仅有一处，即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金斯太遗址。2000年和200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等单位联合组队对金斯太遗址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多个文化层，在距今4.2万—1.2万年旧石器文化层中，发现了用火遗迹及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等文化遗物，特别是存在具有欧洲旧石器技术风格的勒瓦娄哇剥片技术的石器，将此类遗存在欧亚大陆的分布范围向东扩展了近2000公里，对理解旧石器时代古人类迁徙、技术扩散和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金斯太遗址作为中国北方地区距今5万年以来年代和文化序列最为完整的遗址，证实了早期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进入新石器时代，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西辽河流域和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流域以及环岱海—黄旗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两千余处。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黄旗海南岸的庙子沟遗址，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掘面积最大、遗迹保存最完整、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研究最为深入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年代距今约5500年至5000年。庙子沟遗址内房址成排分布，布局井然有序，窖穴散布其间，聚落延续发展有一定的时间性。该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庙子沟文化”。可见，黄河流域以北的黄旗海地区在仰韶晚期，已经进入了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阴山脚下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是中国北方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区域之一，在距今五千年前，也同中原地区一道跨入了中华文明的门槛。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早期中国文明的肇始和演变脉络，才能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从而更好地面对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
彰显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统一的国家框架决定了国家发展的前景，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逐步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始终牢固凝聚。
两汉时期，汉朝面对主要来自以匈奴为主的北方民族的威胁，特别重视北方边塞防御体系的构建，开始大规模地修筑长城。西北河西四郡以北的额济纳河流域居延一线不仅是防御匈奴的战略要地，而且可以占据有利地形来控制额济纳河的水资源，在额济纳河下游设立居延都尉府和肩水都尉府来统辖边塞防务，居延地区现存最多的遗迹就是汉代的城障亭燧遗址，目前存有3座城址、8座障城和100余座烽燧。1998—2002年，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领衔的联合考古队对居延遗址的调查、测绘及发掘工作，使得居延汉代塞防设施的面貌渐趋明朗。通过对居延都尉府辖区内两座城址的进一步调查和清理，特别是BJ2008的发现与研究，明晰了三座城址的修筑年代和主要功能；对亭燧障塞的考古调查与测绘，基本搞清楚了居延地区汉代城址和障城的具体分布，为进一步探讨烽燧功能提供了基础材料。
通过对居延汉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结合以往出土汉简，我们可以初步描绘出边塞戍卒轮流值戍、施烟示警的军旅场景，大致复原出边塞将士在气候恶劣的苦寒边关“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紧张艰苦的生活状态。
居延汉代遗址如今依然屹立在荒漠黄沙中，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让后人真切体会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豪迈与悲壮，牢牢树立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阐释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的中华文明里，包含很多通过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而发生创新性改变的传统文化。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碰撞和融合，一直是中国北方边疆历史的主旋律，同样也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和自我创新的重要推动力。
鲜卑是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是第一个把草原游牧区和北方农耕区置于同一政权统治之下的王朝。美国学者魏特夫认为鲜卑是许多北方民族建立“征服王朝”中的特例，属于“渗入王朝”。386年，拓跋珪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北方；494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进行汉化改革，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开凿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等一系列举措，推动了北魏的汉化进程和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内蒙古地区是4世纪以前鲜卑活动的主要地域。近年来，在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二连浩特市，乌兰察布市的商都县、察右前旗、察右中旗和兴和县，包头市的九原区、固阳县、土右旗和鄂尔多斯市的准格尔旗等地，陆续发现和发掘了100多座鲜卑墓葬，拓宽了对鲜卑考古学文化认识的视野。这些墓葬为建构早期鲜卑史、扩充鲜卑王朝史提供了翔实的考古资料，用新的考古材料阐释了鲜卑民族创造的灿烂文明。
周边各个民族不断融入，特别是北方民族的强势融入，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才使中华民族更新强大。北纬41度线造成了农牧差异，也造成了征战与融合。而征战和融合是中华民族不断强大，开创新历史的原动力，从而印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见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表现为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中华民族以其博大的胸怀对各种文明吸收扬弃，使得中华文明具有非凡的融合力和创造力。唐朝墩古城遗址从考古实证的角度，为这种包容性作出了生动注脚。
唐朝墩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是天山北麓东西交通要道上的一座城址，西距北庭故城约30千米。2018年至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围绕唐朝墩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基本厘清了城址的形制结构和建置沿革，确认了其即是唐代庭州蒲类县县治所在。唐朝墩古城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沿用于高昌回鹘、西辽和元代，14世纪察合台汗国时期废弃。城内中心略偏西北处发掘清理了一处唐代院落遗址，该院落采用减地法构筑，清理出元代、西辽、高昌回鹘和唐代叠压的地层堆积。城址中心夯土台基为一处佛寺遗址，与城址同时修筑，可见佛教在唐代的重要地位，佛寺遗址整体坐西朝东，平面呈长方形，包括围墙、回廊、塔基地宫、佛殿、前庭和前院六部分。城内东北部发掘出的浴场遗址规模较大，建筑规格较高，在形制布局、建筑技艺等方面具有浓郁的罗马风格，整体结构由中心部位的砖砌主体建筑、东侧相接的土坯建筑和北侧中心的灶址及左右两端的供水井、排水井等相关遗迹构成，推测其作为城内公共浴场的可能性较大。城内北部中央清理出一处完整的景教寺院遗址，主体建筑坐东朝西，寺院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建筑空间构成。
唐朝墩古城浴场遗址、佛寺遗址和景教寺院出土的生活器具和精美壁画，反映出东西方建筑传统和技术、佛教和景教宗教思想文化等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交流与融合，印证了新疆地区唐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生动而坚实的实物材料。
唐朝墩古城遗址作为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过程的一个生动例证，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体现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微观视角来看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要和谐，从宏观视角来看是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同的价值观念要和合共生，最终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草原都城元上都从宏观视角，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正蓝旗，地处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其地北依龙岗山，南临滦河，史籍赞其城为“龙岗蟠其阴，滦水迳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元上都始建于1256年，三年建成，初名开平府，后大都建成，1263年将开平府改名为上都，亦称上京、滦京等，这里便成为和元大都并列的“北控沙漠，南屏燕蓟”的草原都城。通过对元上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明晰了遗址内三重城垣的布局、各部分宫殿的构筑方式以及民居房址、周边墓葬和包括铁幡竿渠在内的水利工程遗迹等遗存的特点，揭示了元上都文化融合的特质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宫城正中的大安阁是将南宋汴京熙春阁拆卸后运至上都复建而成；大安阁西南角出土的汉白玉角柱雕刻的龙纹神态飘逸、技法纯熟，表现出典型的中原文化传统；大安阁作为上都最重要的宫殿，采用的是中原风格的建筑方式，可见蒙元王朝对中原文化的推崇。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对这座名闻遐迩的都城繁华景象有过详尽的描述。上都作为连接欧亚大陆各国的重要枢纽，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溢彩流光，其彰显的恰恰是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如今，这座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屹立在辽阔的金莲川草原之上，以其宏大的气派，反映着中华民族多元开放的时代格局，其底蕴正是中华文明包容宽厚的和平性。2012年，这座曾经高度繁荣的草原都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在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重要标识的同时，也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作出重要贡献。
随着边疆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的优势日益明显，为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证据，从边疆考古中可以充分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边疆考古工作者应拓宽国际视野，立足边疆地区的区位优势与文物资源特色，深入推动边疆考古研究，构建中国边疆考古研究三大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作出积极贡献。（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6月13日第A05版）